波濤洶湧的海葬政治：與蘇貞昌相遇

顧燕翎

　　在我的生命中，曾經有八年的時間進入台北市政府做官。做官這件事從來不在我的人生規劃之中，成長於充滿反抗與革命精神的1960和70年代，我的座右銘是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而女性主義更堅定了我體制外批判者的自我定位。可是對於想做大事的人，體制內改革畢竟亦有其吸引力，於是有一天，我終於選擇了投筆從戎。

　　體制內改革聽起來浪漫，做起來卻像攀爬阻礙重重的高山，首先得克服體制本身的抗拒，其次是體制內外關係人的切身利害，再者必須面對眾多的監督者，包括議會、媒體，以及無數伺機而動的競爭者，如覬覦權位的人、政權的競爭對象等等。我沒有加入政黨，不但是女人，又是可疑的女性主義者，雖因此心靈自由，背包較輕，卻也因而缺乏靠山或奧援，得時時獨自面臨險境。

政治鬥爭下的殯葬改革

　　2003年，我在馬英九市長任內的社會局工作，當時的總統是陳水扁。民進黨主政下的中央政府對台北市採取打壓手段，一點也不手軟。許多法律規定得明明白白應當由中央政府補助的社會福利，像中低收入戶老人生活津貼、低收入戶家庭生活補助等，都中途叫停，就是不撥款，導致市政府預算大失血。殯葬部分也一樣，內政部慷慨給了台北縣兩千五百萬元在新店設立多元化葬法示範區，台北市再怎麼申請卻全給打了回票，一分錢也不給。

　　雖然零預算，我在台北市推動樹葬、灑葬還算成功，畢竟生態保育觀念在台灣已逐漸成熟，願意選擇較為自然而又節約的方式回歸天地，不再迷戀風水的，大有人在。海葬，在不少人的想像中，則是更為浪漫的歸返源頭的途徑，馬市長也公開這麼表示，同仁們受到了樹、灑葬成功的鼓勵，便積極開始規劃海葬作業。

　　僱一條船駛出港口，到海上拋灑骨灰並不是創舉，早在法令公布之前，很多人只要財力許可，都已經私下做了，1953年吳稚暉先生的海葬不只公開舉行，且是國家大事。但是在民主時代由政府單位主辦則又不同，必須在法律上站得住腳。台北市政府辦海葬還有一點實質上的困難：除了關渡之外，台北市並不鄰海。但關渡港做為海港有一個致命的缺點：水淺。若由關渡出海，船隻可能擱淺。因而假道台北縣是比較合理的選擇。但當時台北縣是不同政黨的蘇貞昌執政，困難多大？

娛樂漁船變身為政治鬥爭工具

　　社會局七科林科長活力充沛，充滿創意，也擁有律師執照，是資深的法律人，早已有所準備。他捧出厚厚的卷宗，都是近兩年來和內政部、海巡署、環保署、農委會、交通部、台北縣等相關單位往來的公文和會議紀錄。我從頭讀到尾，忍不住笑出聲來，真是官僚的經典之作。所有機關都大打太極拳，推稱劃定海葬區域不屬自己的權限，與己無關。直到“殯葬管理條例施行細則”出爐，提出了負面表列，凡是距離陸地、港口6000公尺(3海浬)以外，避開漁場、國軍射擊區及海上交通要道，以及不妨礙國防、交通、漁業等原則的海域，都可以是海葬場地，才給了我們可以遵循的法律依據。然而公務員早已被磨得凡事小心，為免後患，我們決定舉辦海葬之前，再度邀請各單位協商。只有台北縣沒有派人來，但這次也不再推卻責任，提出了書面意見，而且顯然很慎重地翻過法條，指出海葬使用娛樂漁船合法性有問題。

　　民間租船出海有兩種選擇：一種是向農委會漁業署登記的娛樂漁船，另外一種則是向交通部登記的客船。客船體積較小，價格較便宜；娛樂漁船船體較大，設備新穎，較為安全，價格也較高。在國民黨主政期間，內政部曾經召開過海葬會議，當時與會的農委會建議採用娛樂漁船出海，理由是船身大，比較安全。不過娛樂漁船的管理辦法是在海葬合法化之前就己經制定的，用途採取條列式，其中沒有明文規定可以做為海葬用，但也沒有規定不可以用做海葬；客船的規定則比較籠統，沒有限定用途。社會局原本基於安全考量，已經租用了娛樂漁船做為試辦海葬的交通工具，現在台北縣反對，按照公務體系向上請示的慣例，只好再請農委會漁業署解釋。這時中央已經換了民進黨主政，漁業署態度一百八十度轉變，推翻了自己早先的意見，表示娛樂漁船不符合規定。為了不節外生枝，我們只好在出發前兩天臨時變更交通工具為客船，也很快取得了交通部的許可。由於客船停靠在淡水漁人碼頭，乃決定由漁人碼頭出發。

從淡水流浪到關渡　　

　　台北縣政府雖然沒有出席協調會，卻暗中緊盯著我們的一舉一動，效率奇高。出發前一天下午，以傳真通知台北市社會局，表示搭乘娛樂漁船不符合規定，（實際上我們效率更高，早已放棄漁船，改用客船了，）而且台北縣尚未制定相關法規，台北市不宜辦理海葬。這樣的理由實在牽強了一點，縣政府自知理虧，於是出了一記狠招，同時直接向船東施壓，脅迫其不得開船。因為事出突然，那天晚上，從七點到十一點，我整整打了四個小時電話，聯繫協調，並且用我蹩腳的閩南語和主管漁人碼頭的台北縣農業局長委婉溝通。局長正好是社會局一位同仁的近親，表現很大的善意。取得他的同意後，我們改由台北市的關渡碼頭出發，避開台北縣管轄的漁人碼頭，時間則從上午十點改到下午兩點，因為關渡水淺，必須算準下午的漲潮時間，乘著潮水出海。

　　第二天中午，同仁們陪同喪家捧著骨灰盒到達了關渡碼頭，船東卻突然接到了一通神秘電話，警告他若是出航，以後就別想停靠淡水漁人碼頭，他嚇得不敢開船。同仁打電話回社會局，我感到雖然我們一再忍讓妥協，也站穩了所有的法律立場，簽了合約，卻不得不顧及船東的生計，只得宣佈取消海葬。

風水師的愛

　　固然我們從頭到尾小心謹慎，竭盡全力，但畢竟仍覺得愧對那些信賴我們的人民。對於有錢人，海葬易如反掌；但升斗小民無權無勢，便得仰賴政府的公權力。自從發佈海葬消息之後，滿懷希望，遠自高雄和其他縣市來報名的大有人在。想到那些懷抱著骨灰盒，等待開船的　民眾，特別是來自高雄港，嚮往大海的父子的一家人，還有桃園的風水師的一家人，我就覺得做得還不夠。風水師篤信佛法，發願海葬，“佈施魚群，也為地小人稠的台灣盡最後一份心力”。他的家人表示：

　先父看盡許多喪親家屬為了找尋所謂的“好風水”安置先人骨灰，不惜耗費巨資，甚至到處濫墾濫葬，　　造成台灣整體環境的大破壞。他常感嘆，所謂的好風水是奠基於個人的好德性，如果不能體諒別人，沒有倫　　理，即使葬在“龍穴”也無法使子孫發達。

　　得知台北市政府試辦海葬，他們欣喜莫名，認為這是巧妙的因緣，出殯前日，他們到中藥房買了研磨藥材的缽子，全家人從大到小漏夜將火化後的骨塊磨成粉末，（台北市的火葬場其實有研磨機），和上嬰兒米粉和麵粉，搓成丸子，放在社會局專程送上的環保盒內，等待施行老人家最後一次也是最大一次的佈施。未料凌晨接到社會局電話說要改地點，後來又要延期，心情十分悲憤。

　　我身為社會局長，目標顯著，雖然很想親自主持首次海葬，但顧慮台北縣政府的反應，取消了陪同出海的計畫，由同仁代表前往，儘量低調，避免挑動縣市競爭的敏感神經。到了下午，陪同家屬的社工焦急地打電話回來說，骨灰丸子快要變酸了，無論如何也要出海，於是我們決定一方面宣布放棄，一方面完全委託民間葬儀社出面，以家屬名義僱船出海。

緊急封港
　　接下來上演了一場類似警匪片的追逐戰，只不過警匪雙方都換成了政府官員，加上瘋狂的媒體工者者，真是台灣奇景。為了分散注意，家屬和社工員分批驅車從關渡前往漁人碼頭，找到了有同情心的船家，正要啟航，卻因為媒體緊追不捨，驚動了守候在現場的縣府官員。他們立刻拿起手機向上級報告，頃刻間碼頭所有的船隻都收到了禁止出海的命令，形同封港。不得已之下，大夥只好再度飛車離開漁人碼頭，分批轉進他處，擺脫媒體。此時夜幕己垂，海風更大，但縣府的無理打壓已激起了船家們的義憤，北縣某地船東自願出海。家屬們終於在社工陪伴下上了船，在海上繞行，經過誦經、默哀等儀式後，拋灑骨灰、花瓣。有的家屬選擇直接拋撒骨灰，隨風飄揚入海；也有的將骨灰放在環保盒內，直接放入海中，目送骨灰隨著浪花消逝，在現場巡航十分鐘後回航。我們確定家屬平安回來以後，才鬆了口氣，宣佈消息。

不能忍受的「好代誌」

　　事後中時晚報記者全光輝訪問台北縣民政局長，局長表示：大台北地區週邊海域，常有基隆港、台北商港的大型商船來往，加上出入的漁船，骨灰拋撒的海域是否會影響航道安全、漁業資源等等問題，還有待相關單位協商討論，不能草率辦理海葬，忽視海葬人員與船舶安全。但他同時也說：台北縣預計在次年三月可完成相關樹葬、海葬準備工作，提供民眾更好的服務。同一天縣長蘇貞昌則對聯合報記者蔡政欣說：海葬是「好代誌」，也是趨勢，雖然現行法令不夠完備，但不能漠視。台北縣政府願意和台北市合作，協助落實海葬政策。看來蘇縣長不能忍受的不是海葬，而是台北市領先辦理海葬。

　　政客利用公共資源、公權力進行政治惡鬥，不在乎耗損國家競爭力，不在乎人民需求，甚至連往生者也不放過，真是台灣民主最大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