畫像1 畫像2

遊民畫家泊仔送的畫像,在左圖中白鳥的右下方,就是他自己。

  我想我是一個認真的人,有時候到了嚴肅的地步。還記得剛入小學的第一課就是ㄅㄆㄇㄈ,老師說下週要考,可是一週過去了,我還沒全學會,急得不得了,回家就發燒了,媽媽還得幫我惡補。下星期老師竟然完全忘了考試這回事!而我至今餘悸猶存。
  最近一位好友退休,她在嚴肅這件事上比我更勝一籌,在我們為她舉行的餐會中一絲不苟地討論未來生活的意義,我勸她不必急,不妨先混一混。李豐(寫《我賺了四十年》的那位台大醫師)在電話上聽了我的轉述,大笑道:「你混得怎樣?」我說:「不錯啊!」她卻不以為然:「我聽妳聲音就知道妳還是那樣,說話太快了!」幾十年來她一直勸我慢下來。慢才能品味生活,才能靜攬人生,才能修鍊身心。
  不僅需要調整步調,我也想改變自己的寫作風格,輕鬆一點,閒適一點,更多一點生活,多一點感覺。渴望有自己的部落格,不被字數、時尚、市場、刊物風格、主編好惡綁住。大部分是為自己寫吧,也為了分享,至於未來,就交給上天了。 email: yenlinku@mail2000.com.tw
 

2009-12-27

誰在養成笨蛋?回應王建瑄的笨蛋說

顧燕翎 聯合報民意論壇 2009/12/26

  監察院長王建瑄說:公務員裡有一大堆笨蛋,只會講問題不能解決問題,就是笨蛋;有很多問題能解決就是幹才,不能解決問題就下台。

  像很多其他行業一樣,公務員裡面的確不是沒有笨蛋,但也不是沒有幹才。以目前公務員考選之嚴格,應當是人才多於笨蛋,但以結果論,為什麼有那麼多令人沮喪的問題無法解決,而且越滾越多?難道是人才進入公務體系之後變成笨蛋了嗎?或者說人才並沒有或還沒有變成笨蛋,但必須扮成笨蛋的樣子,為了存活。但扮演久了,也不知不覺變成笨蛋了?

  把人才變成笨蛋的催化劑不只一種,以我的公務經驗,監察院絶對是其中之一。當我滿懷熱情初入公務體系時,就有資深幹練的公務員提醒我:監察院可是不罰不做事,只罰做錯事,以致養成大家不做不錯、小做小錯、大做大錯的不敢做事的心理。後來真的身歴其境,感慨萬千。

  當我擔任部門主管時,很注意開源節流,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歲入,於是拿一小部分來整修年久失修的學員宿舍。通常的作法是要換天花板或地板就整層樓都換,不管有壞沒壞。不幸同仁受了我的影響,精打細算,決定局部修繕,節省公帑,也可因此用同樣的經費做較大面積的修理。

  我們正慶幸宿舍煥然一新,可以因此增加公庫收入時,卻遭到了監察院的糾舉。因為如果整層樓換新,很容易丈量面積,也容易核對,偏偏我們局部修理,雖然省錢,卻因需要每一小片都丈量,很難非常精確,而不管金額大小,監察院都要求同樣的準確度。所以若更新一千坪可以容許十坪的誤差,一百坪就只容許一坪誤差,結果是我們單位的同仁和監察院花了好幾個月反覆丈量和計算那總共一兩百坪的天花板和走廊修繕工程,公文更不知往返多少回,花在調查上的人事費用早已超過了工程費用,士氣打擊更不在話下。當時我就想,雙方的公務員都很認真,監察院的調查人員更是鐵面無私,一絲不苟,為什麼不去查些真正有弊端的大案子呢?是否監察院的績效和考核制度出了問題?

  寄語王院長,請檢討監察院的查弊績效,積極防弊除弊而非僅紙上作業,同時也請在揭弊之外思考如何鼓勵、獎賞勇於任事、努力創新的人才,將公務體系變成人才養成所,而非不斷製造挫折的笨蛋孵育場。

2009-12-17

委員會治國:專業參與?卸責工具?

廖元豪 台灣法律網

當前台灣的公部門,有個奇怪的現象:任何有爭議的事情,妳很難找到一個官員清清楚楚地說:「這件事我決定!」更不容易聽到那個人說:「我負責,我說了算!」

我們通常稱這種說詞叫「卸責」。然而,也沒有一個官員會傻到明目張膽地說「不敢負責」。因此近年來,各政府機關已經發展出許多典型「不用負責」的決策模式。其中最流行的,就是委員會。

現在政府機關「委員會」之多,簡直到了「委員會治國」的地步。主管機關經常邀請機關外的專家學者,就各種事務組成委員會,最後決定都由委員會決議行之。筆者不才,也受邀擔任了好幾個機關的「委員」。其中有些委員會有法定地位,作成的決議對機關有拘束力(如:公投審議委員會);有些則屬諮詢性質(如: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節目廣告諮詢委員會)。

委員會到底是真的廣諮眾意,還是假專業之名行推託之實?

回憶一下,2005年行政院新聞局惹起軒然大波的衛星電視「撤照」(其實是「拒絕換照」)事件,面對輿論「濫權」的批評,口口聲聲說「這是委員會的決議」「我們尊重專業」。但嗣後另一案件,新聞局錯解法條,以外資為由裁罰電視台一百萬元。媒體詢問:「為何不召開委員會?」新聞局長說:「此事件很清楚,不用召開法規會。」

可見,主管機關有堅定立場時,這種不具法定地位的委員會,根本無法改變、阻擋既有立場,但卻能發揮「掩飾責任」的效果:既然並非法定程序,要不要召開委員會,僅在主管機關一念之間。

進一步問題是:誰來擔任委員?台灣社會如此多元,機關外的專家學者、民間團體意見想法五花八門,為什麼政府機關找了甲乙丙丁,卻不找子丑寅卯?這裡頭的學問當然很大。

如果主管機關真的禮賢下士,想要聽聽各方不同聲音,那必然會找些「異議者」或「反對派」進來。然而,另一種常見的情況是:主管機關盡找一票與自己「關係良好」的人進來背書。所謂的「關係良好」,上焉者是理念相符,方向一致;等而下之者是共同分贓,每個委員都接了這個機關一大堆標案或研究計畫。

更結構性的問題是:機關外的委員,幾乎都另有正職。不是在大學任教,拼「頂尖大學」;就是在民間團體,為公益奮鬥。人人在自己的本業上日理萬機、焚膏繼晷。每次出席不過領個二千元的出席費算是貢獻社會。他們有多少精力與時間來研究思索這些重大政策?

尤其主管機關經常一週前,甚至二、三天前才把大疊大疊的資料送給專業委員。這些「打零工」的委員,要如何在短短時間內消化並提出建議?譬如:像「蘇花高環評」這麼重大的案件,這麼複雜的問題,請問一個教授(即便她是工程、環保,或生態的學者)要花多少時間、多少力氣去準備,才能提出有意義的建議?

最理想的情況下,受邀的專家會不計代價,擱下自己手頭的「正事」,無怨無悔地研究這份「外務」。不過坦白說,期待每個委員在每個案子都這麼公忠體國、犧牲奉獻,恐怕太過樂觀。在多數的情況下,比較可能的狀況是,專家們只能大致瞄一下資料,看看主管機關「草擬」的建議是否太過離譜。只要大致看得過去,專家們就會尊重主管機關的擬議—畢竟,臨時插手的外人,憑什麼推翻幕僚與執行人員辛苦準備半天的東西?加上許多專家與機關首長都關係良好,頗有交情,連唱反調都不好意思。結果其實就是「背書」!

除了「背書」外,還有另一種情況:主管機關的確對相關爭議,尚無定見。外界的專家學者「委員」們,在此時的確有實質的決策地位。主管機關幾乎完全接受專家們的表決結果。

然而,這種決策方式看來禮賢下士,「民主」之至,其實卻大大有違責任政治。除非是百分之百的專業技術問題(這種情形極少),要不然任何公部門決定都一定有含有選擇、裁量,或判斷。「專業」或許可以告訴我們進口美國牛肉,得到狂牛症的風險機率,甚至可能幫助我們分析成本效益。但台灣到底要不要承受這種(或許極小的)風險,願不願意付出如此的成本,仍然是個政治問題。政務官捨政治判斷不為,卻單純依據不負政治責任之專家群「投票結果」來決定,豈不荒謬?重大的公共政策應該是有意識的「抉擇」,不能只是一堆多元意見專家,隨機組合之結果!

決策結果令民眾不滿,官員固然可以拿「委員會決議」當擋箭牌,但這真的可以了事?此種規避政治抉擇,躲避政治責任的決策模式,難道不是粗糙決策之由來?偶爾參與又不領酬勞的外界委員,當然不用負責;政治首長則說政策源自委員會的專業判斷;立法院、輿論,法院要追究,都不知道要找誰!「委員會治國」居然造成民主政治下的官員們,從決策的一開始就不想負責!

「委員會治國」已經是尾大不掉的現象,短期內似乎也很難全盤刪除。要取「委員會」之善而避其害,或許最根本也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認清委員會的真相:除少數具有法定地位的委員會外,委員會不管找了多少專家,性質上都只能提供「建議」、「諮詢」,最後無論是否採納委員會意見,都由主管機關「決策」並「負責」!

部長大人在面對立委質詢、在法院答辯,乃至對媒體說明時,都不能再拿「專家委員會」當藉口,而要提出實質的理由,勇敢地為自己辯護。進口美國牛肉?「我說了算!」否決蘇花高?「我裁示的!」這種敢承擔、能負責的官員,才可能引導台灣穿過重重危機,走出新的局面!

2009-11-19

流蘇 • 歲月

顧裕光 2009/11/17聯合副刊


和大姊燕翎《 三十歲的老太太

  我的童年是很快樂的, 根本不知道我們的物質生活是多麼困乏。打開外婆的針線盒, 光是那些五顏六色的鈕扣就讓我開心, 彷彿滿手捧著的是無價的珠寶。我記不真確了, 好像婆婆有一小片織物, 綴滿了盤花的珍珠米, 大概是逃難前從某ㄧ件有紀念性的服飾上匆匆剪下來的。

   1937年, 婆婆帶著媽媽逃日本人的難。外公那時在電信局工作, 已隨中央政府遷往四川, 囑咐婆婆跟上。鄰居樊家央求婆婆讓他們ㄧ路同行。樊先生是個老式書生, 不知該如何應付動盪的局勢。 ㄧ生崇拜女英雄秋瑾, 婆婆當然不能拒絕。於是一個年僅三十、「解放腳」的家庭主婦, 帶著她十二歲的女兒、樊家夫婦、和他們七八個孩子, 由南京出發前往重慶。

   媽媽記得, 婆婆要求樊老先生教她古文, 還拖著媽媽和與她同齡的樊家老七陪讀。這樣充滿書香的逃難, 在今天是無法想像的。

   1949年, 大陸動盪, 在空軍任職的父親要隨政府到台灣。大姊還不到一歲, 媽媽央求婆婆跟她到台灣, 幫助她設立她的小家庭。那時的想法是: 對日抗戰一共八年, 現在國共內戰, 都是自己人, 大概兩三年就會過去了。誰也想不到這樣的別離是婆婆和外公的永別。

   在岡山二高自力村的生活是艱苦的。媽媽那時在空軍子弟小學任教, 有了父母的雙薪, 我們的生活比鄰居好了許多, 但是照顧孩子和一日三餐的責任, 落在婆婆的肩上。

   住在竹肋黃泥搭的棚屋裡, 沒有自來水, 沒有「衛生設備」, 沒有她的伴侶。婆婆有的、是四個蘿蔔頭, 幾本線裝書, 和她對生命與知識的熱切嚮往。

   我不記得婆婆的流蘇或藍紗的蝴蝶貼片。我記得婆婆在家事之餘, 喜歡翻弄她的詩詞簿子, 偶爾試著創作。大概我十歲吧, 婆婆吟了一首詩, 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見證詩的創作。婆婆吟道:

   一團火輪下西山
   點點星光雲裡埋
   明月黯然憐遊子
   清風為我掃濁懷

   那點點星光, 與那密密盤花的珍珠米, 閃閃爍爍的道出婆婆的心事。一個年輕浪漫、悠遊的生命, 滿心情願的讓給她的孫輩。

   婆婆在六十歲歸依基督。在她九十二歲中風初期, 尚能勉強言語。她說: 順服上帝太難了。

  七八十年前, 在那青春歡樂的年華, 一個漂亮的少女, 穿着鑲了珍珠米、流蘇、藍紗蝴蝶貼片的華麗衣飾, 足登三吋高跟鞋盪秋千。盪着, 盪着, 一點也不知道前面的歲月。

2009-10-31

女書傳人鄭至慧

范情 顧燕翎 2009/10/31聯合副刊

一九八0年代婦運中的鄭至慧
  
  隨著七0年代留美潮負笈美國,至慧在新英格蘭地區待了六年,主修比較文學,廣泛涉獵音樂、藝術,也被當時正綻放的女性主義電到。她熱愛文字,渴望回到中文的寫作環境,七八年與唸數學的張海潮結婚後,一起回到台北,先後成為張任飛旗下《綜合月刋》及《婦女雜誌》的主編。《綜合月刋》很受知識份子重視,除了時論評析,也刊登報導文學,主編至慧更關懷弱勢,當時就報導了雛妓、亞美混血兒、城市中的貧民窟等社會邊緣人的議題。

  至慧是台灣婦女運動界重要的領導人,可是她從來不爭台前風采,雲淡風輕;台下卻頭腦清析,常常一語中的。八0年代初期,朋友們聚會探討婦女議題,常以至慧家為據點,婦女新知雜誌決定成立的歷史性聚會也在她基隆路三段的家中。婦女新知雜誌結合社會運動與出版,引入西方女性主義思想,直接衝撞父權體制,解構宰制與附庸的權力關係。當時婦女新知深受激進女性主義影響,嘗試集體決策,去除個人色彩,例如《鳳凰群像》和《拒絕做第二性的女人》都是集體合作,以編輯小組的名義出版。

  一九八五年鄭至慧與顧燕翎一起到菲律賓達沃參加亞洲婦女會議,那是亞洲各國婦女運動團體經驗交流和合作的開端。達沃是菲律賓南方大省民達那峨的主要城市,當時民達那峨為叛軍盤踞,會後一位曾在台灣工作多年的美國修女聽說有來自台灣的人,便自動來訪,問要不要去看她的教會,那也是叛軍占領的地方,兩人就跟去了。雖是白天,街道上空蕩蕩,所有的門窗都緊閉著,似乎後面就是監視的眼睛或槍桿,修女說如果不跟著她的話,也許就沒命了。鄭至慧一直有這種闖蕩異域無畏的勇氣。

《女書──世界唯一的女性文字》

  一九九0年顧燕翎邀至慧一同去河南鄭州參加第一屆中國婦女研究學術研討會。中南民族學院副教授宮哲兵會後來找顧燕翎和至慧,他在尋找瑤族傳說中的聖地千家峒時,無意間在湖南江永山區發現只有女人之間才使用的特殊文字,當地稱為女書,以有別於男字。他的發現在大陸沒有引起太大注意,四處尋找出版機會,乏人問津,甚至婦女研究者也認為使用女書的都是未受教育的鄉下老婦,作品毫無文學價值。顧、鄭兩人卻發現了婦女文化的瑰寶!這是完全沒有受到男性文化污染的素樸、原始的女人心聲。會後,大家整裝歸去,至慧一人改變行程,跟宮哲兵到武漢,仔細檢視女書原始資料,帶回台灣由婦女新知出版。書中女書和男字翻譯並列,並有女書字編,引發了全球婦女研究者對女書的關注,而有後續的研究與出版品。

  至慧親自到江永去學習女書文字,探訪碩果僅存的女書傳人,追查文字起源。一九九0年代初期,湖南山區尚屬管制區,從來沒有外人進去過,需要經過特別的申請,打通重重關節。一個單身女人,揹著背包,坐簡陋的長途客運車,輾轉到遙遠的山區,克服種種困難,只為了尋訪那即將失傳的女性文化。她說,曾經為了減少下車找廁所的問題而整天不喝水。也曾經於傍晚到了一個地圖上找不到的小鎮,在車站旁的小旅店落腳,全世界沒有一個人知道她在哪裡。她身上常帶著香煙,為了和客運司機搏感情,她上車時總會先敬煙。有一次,她說:“來根煙。”司機正在抽煙,沒有接受,她神來一筆地說:“留根煙。”司機接了插在耳後,也接受了她的情誼。

  女書是一種菱形的音節文字,與方塊象形的漢字屬於截然不同的文字系統,因為無法排版,至慧訓練了一群志工,動手抄寫,然後以照相方式印刷。朋友們雖然興緻勃勃,終究缺乏練習,寫出來的女書在她這種行家看來大約是慘不忍睹,她只好自己重寫。

女書店與女性文化地標

  女書店的介紹中有六個字:“女有、女治、女享”。維吉尼亞吳爾夫說過,女人渴望擁有“自己的屋子”,發表自己的聲音和想法。如果依賴大書局,得處處受制於人,所以要自己擁有,自己經營,女人共享,希望讓女人像回家一樣,感到輕鬆、愉悅、豐富。為了生存必須要懂得經營管理,雖然困難重重,但還是得往前邁進。女書店的構思和決定成立都是在至慧家進行的。至慧去世前最惦記的也是她正在編寫的新書《好事記》。

  女書店的諸多文化創意起始於至慧,在眾人腦力激盪下完成。例如范情曾參與寫作的《女人屐痕》,至慧覺得我們曾經重寫歷史,重新說女人的故事,現在也可以從橫切面著手,透過地點來說故事,加入地圖或者旅行的概念,找到地理和女人的關聯。她的創意,加上婦運界好朋友的執行,找來資源,才會產生這本書及女性文化地標這件事。

  至慧是個突破常規,不落窠臼,不人云亦云的人,很多地方讓人覺得前衛,但有時卻出人意料地「傳統」。譬如在《女人屐痕》,她寫大甲的貞節牌坊,講到林春,一般以為由女性主義者來寫貞節牌坊,一定會主訴女人在父權社會中如何受壓迫,如何痛苦,痛陳貞節牌坊的不人道。但她不然,她透過貞節牌坊看到林春的有情有義,她寫林春和千萬女性一樣,她們的守寡「守」的不是一種「自閉」,她不以夫貴、不以子貴,而是百折不撓、積極求生,在艱苦的際遇中,用智慧、才幹與行動創造生存與綿延子孫的條件。她的寫作和思考往往超越當下流行思潮,撥開雜草,剷除藩籬,去發現女人的珍貴和價值,這個部份讓人驚豔和敬佩。

迷人的女性主義者

  至慧是一個獨特而自足的人,像她的服裝一樣,總有自己的風格和搭配。她在任何場合都安閒自在,經常揹一個大背包,騎腳踏車穿梭市區。她喜歡旅行,但不是提著大皮箱,而是一個背包、一個水壺,水壺裡有時還灌一點酒,大街小巷,山林海邊,來去自如。她說自己是個雜食的閱讀者,愛書,什麼書都看,和她一起外出,花、草、樹、果子、鳥都叫得出名字。她家陽台上種滿了各種植物,隨手摘一點,都可以變成佳餚,廚房邊的小桌是她寫稿的工作檯,也在這裡和朋友聊天、分享巧思。她也喜歡音樂,彈得一手好琴,寫音樂文章,在家和朋友開音樂會。

  朋友們都不忘至慧的灑脫自在,但她也是一個非常孝順和嚴謹的人。一九八二年她和先生海潮到美國進修,聽到父親生病立刻回台照顧。多年後她母親生病,住在美國,她又花了一兩年時間陪伴母親。當母親意識不清,住進護理之家後,她和哥哥輪流,一天十二小時,坐在床邊沙發上陪伴,情深義厚。她在學術研究和文字工作上嚴謹,力求正確,精準無誤。在《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中,她負責寫「存在主義女性主義」這一章,西蒙波娃和法國存在主義的大部頭著作,她讀得清楚,寫得詳實流暢。翻譯《合肥四姐妹》也是一絲不苟,歷盡艱辛查證,做到比原文還精確。

  她住院做檢查,已經確知患了食道癌,范情和朋友去看她,她和平常一樣一派從容,在陽光下看報紙,正好起身,看到朋友,很高興的招呼。她非常的定,反而是朋友們擔心、驚慌。她談到還有很多事情想要做,計劃著出院後的復健,卻未料如此匆促離去,留給朋友們無限思念,只有從她已經做的和曾經寫的中間去尋找力量,接續她的努力了。

夢想、餐桌和那些好日子 ──和至慧一起的時候

2009-10-30 中國時報 鄭美里

 我相信至慧就像她為《誠品閱讀》「飛行」專輯所寫的:「終於能夠脫離地表了。」她是輕盈的,她正在「閱讀飛行並且飛起來讀。」只不過這次閱讀的是生命的大題目,而她也用秘密的方式飛起來跟我微笑告別了。

 那個最後的星期天,學妹騎摩托車載我趕往女書店上寫作課,途中,不知怎的,至慧的臉清晰地浮現眼前、從高處對著我笑,那笑容很燦爛、很甜蜜,她的臉色豐潤,白裡透紅全無病容,也沒有白髮。更奇怪的是,明明身在風馳電掣的車流噪音當中,我的口舌頰顎間卻不斷湧出一股熟悉的味道,那是我向至慧分租小房間、兼做食客那幾年,經常得她餵養的家常菜的氣味。

 後來報上寫至慧是婦運的「俠女」,也有姊妹形容她是「現代女巫」。若說至慧是俠女,那麼我何其有幸,不只跟她一起行走江湖,見識其獨門功夫,還得以親炙俠女柔情的一面,參與了她的家庭生活,跟她交換彼此的私密心情;若說至慧是女巫,我又是哪裡來的福氣,有機會一再品嚐這女巫親手調製的七味湯,而在家中廚房、餐桌,罔顧公筷母匙的禮節,想必也嘗了不少她的口水。就像原住民部落聚會共飲,船形飲器一一傳遞,一人啜一口,藉著沾飲智者的口水,相信也能傳承到秘密的智慧和能力,可惜只怕我口水吃了不少,至慧的聰慧和學養卻沒能習得半分。

 女性主義運動裡講「個人的即政治的」,我和至慧也有我們「個人即政治的」方式,從編輯室到路邊攤,從遊行抗議到桌邊對酌,從早晨開工的第一杯茶到沒完沒了的閒談(另一種腦力激盪!)……。這樣的情緣對我來講是獨一無二的,對至慧則未必,在她身邊,二三十年以上的老同學、老同事真不少,有些還一起幫做美編、寫手,有些則與工作無涉,純粹吃飯喝酒相聚關懷,至慧的念舊、重情是我見過的第一人!我不知這是她身為女性主義者的身體力行,還是她屬於「老派文人」的作風使然,她從不吝嗇開放家中廚房,往往一邊聊著談著,不一會兒菜已上桌,而她家客廳更大方提供給大家開會之用,可說是婦運集結、發想的重要據點。

 ●

 我與至慧結識是在一九八九年我大學畢業時。彼時,解嚴後媒體百花齊放,很多同學進到不同報社工作,我因大三、大四起有些反叛主流的思想,畢業後因緣際會進到婦運陣營──「婦女新知」基金會負責雜誌主編,當時她是出版主任、我的上司(我還有另一位上司,是基金會秘書長彭婉如),所以說至慧是我在編輯實務上第一個老師,也是我進入社會闖蕩的第一個師父。彼時電腦仍未普及,做雜誌還得送打字行、美編還是手工完稿的年代,每改一個錯字要費老大功夫,重打、割版、貼字,很折騰人,特別是雜誌部門就我一人,往往忙得焦頭爛額,可是送印前一定要讓至慧過目總校,那也是我最緊張的時刻。至慧張著她的火眼金睛,總能準確指出幾個錯字。

 有時不是太顯眼的錯誤,我掂量出刊時間,求她可否睜一眼閉一眼稍稍放水,但這時的她跟平常的模樣截然不同,不說話,臉上也看不出表情,顯得特別嚴肅,完全沒得商量。於是,我只得咬著牙再跑一趟打字行,是真的跑,從三樓拔腿往樓梯衝,一直跑到隔街的打字行,喘著大氣央求打字小姐幫忙補打幾個字。然後,再跑回辦公室,拿起美工刀割割貼貼一陣忙亂。待我這主編兼苦力貼好稿子,至慧再看一次,然後她點點頭、微微笑一下,算是過關了。印刷廠姚先生取了完稿,轉身急走趕去送印。彼時我還很生嫩但也求好心切,經過這一番折磨,用「驚魂甫定」四字差可形容,但這時,至慧嚴肅的「假面」不見了,又變回了平時那位溫暖、促膝談心的好朋友。她偕我喝茶,我與她便盡釋前嫌,又和好了。

 至慧有時會跟我聊起「張任飛時代」,講她在張先生領軍的《綜合月刊》和《婦女雜誌》時的盛況,描述這位前輩的認真、眼界和嚴謹。至慧在媒體工作是受那樣的訓練出來的,我既身受其害也蒙受其利,送印前的緊張、壓迫到出刊那一刻便得到了報償,化成了安慰的微笑,心中暗暗感激至慧的鐵面無私。而至慧對編輯工作的錙銖必較,也教我在耳濡目染間受到影響,日後在報社、雜誌社,我陸續又受到其他前輩的教導,但至慧教給我的第一課卻讓我終生受用無窮。

 ●

 至慧作為出版人、作家,對編輯校對的高標準幾乎到達文字潔癖的程度,而且日後我確知她絕非刻意刁難我這菜鳥,她自己對文字的錘鍊與堅持,只怕更有過之,我想這也是她出版著作不多、只有兩本散文的一大原因。在現今人人出名三、五分鐘的喧囂時代,她算是old fashioned,無關年紀,而是對品質的在乎。鎮日在書房裡讀書寫字、耕耘不輟的她,寧可安靜地隱身在她所喜愛的文學作品後面,從事辛苦而不討好的翻譯,固然因她閱讀廣、眼界高,不隨意出手,但我覺得也跟她有「成人之美」的編輯性格脫不了關係!至慧凡事不居功,寧願扮演幕後黑手,默默推動女性的文化運動,就我曾見證到的就包括:

 一九九○年,促成婦女新知和誠品藝文空間合辦的「第一屆女性藝術節」。那年代,女性主義思想未普及,大多數女作家、女藝術家都不愛被冠上「女性」兩字,感覺彷彿矮了一截。經至慧幕後籌畫、聯繫,終於在當時台北文化藝術圈的時髦據點展出女性藝術家的畫作、裝置展,還有系列講座。印象深刻的是藝評家陸蓉之剛回國,剪了一個前衛的「陰陽頭」;而畫家嚴明惠也還未潛心修佛,正是在她思考男女關係的階段,說起話來慷慨激昂又充滿了天問,我最喜歡;還有吳瑪悧也是那時我才認識,大家都說她和至慧兩人長得最像。

 一九九四年,女書店剛開幕,我們在家裡的餐桌邊喝茶飲酒,又聊出了「第一屆女性音樂節」,算是女書店開幕後的第一個系列活動;同年的秋天,有一天誠品經理廖美立走進編輯室聊天,說起近來同性戀書賣得不錯,至慧看我一眼,後來我們在《誠品閱讀》第十七期製作了「同性戀」專題,也因此我在地下協助的《女朋友》雜誌有機會和《誠品閱讀》交換廣告,打開了創刊的知名度,這專題更催生了誠品藝文空間找王墨林的身體氣象館舉辦了「男男女女新文化」系列活動,包含講座、劇場、舞會……等,可說是文化界和性別運動界的前衛盛事。

 ●

 至慧是很會作夢那一型的,她做了夢還會將夢記在日記裡、寫進詩裡,有時也在早茶時說給我聽。但她一人作夢還不夠,還愛偕人一同作夢,婦女新知雜誌、女書店都是她跟眾家姊妹作夢的產物,「台灣女性文化地標」的概念到《女人屐痕》一書的出版也是,乃至她病中還念茲在茲的《好日誌──女性文化年曆》都是,更甭提大大小小的活動企畫、雜誌專題,乃至家庭音樂會了。我和至慧密切相處那幾年,許多構想、點子都是就著餐桌,在吃喝間聊出來的。所謂心想事成的秘密,至慧早就教給我了。

 之後,我到報社工作,也不住至慧家了,我們維持著編輯和作家的邀稿關係,也常為女書店的活動一起盪點子,算是股東兼義工。此外,我們還不時相偕出遊,她與老友的聚會也都算我一份。記得有一回晚報下班的午後,我們找至慧遊逛植物園,走到荷花池畔就聊到荷葉蒸飯的美味,其時天色將暗,「坐而言,不如起而行」,我央求起毛拔了一支荷葉,於是我們有了一頓芬芳的荷葉晚餐;我又常聽至慧說起花草如何入菜,有一年四月木棉花盛放,我眼見一朵朵大大的木棉花在我眼前砰然掉落,見獵心喜,立刻捧了幾朵帶回至慧家,那是我初次嚐到木棉花炒雞肉的滋味,淡淡的甜、淡淡的酸。

 我第一次出國也是跟至慧,一九九二年,剛考上研究所時在閒晃,她興沖沖拿了一份剪報給我看:「怎麼樣?」於是我們就到了泉州欣賞了江南各省「天下第一團」戲劇匯演,除了精彩的地方戲曲,我最記得我們在泉州的第一天傍晚,她在地攤上挑內褲,讓我大感意外,原來旅行可以這樣地「生活」!我們還逛書店,至慧大肆採購,多到我們得去郵局郵寄回台,那時我還不大看簡體字,只閒閒挑了幾本,還買了一些絲絹、手巾當禮物,她微微苦笑說了句:「旅遊而不必買書的人,真讓人羨慕!」至慧愛書成癡,也連帶吃了苦頭,她不惜「鉅資」買下杭州南路的老房子,原因當然是要有一間「自己的屋子」,用以讀書寫作,但有一大半理由其實是為了收藏從小到大累積的龐大藏書啊!

 ●

 一九九八年,我和起毛到美國舊金山,也跟至慧相約在那兒,她推薦我們一定要趁機多吃櫻桃,那時台灣大型超市還未進口整箱櫻桃,櫻桃很貴不易吃到,只記得起毛開車,我們和九歌陳素芳一路吃櫻桃吃到痛快;至慧還教我們吃薊菜,朝鮮薊那種,直接蒸來吃,她露出幸福的表情形容有多鮮美,於是我們在加州旅遊不忘去逛超市,回到旅館後商借得廚房將朝鮮薊蒸熟,至今那清甜鮮美的滋味依然在我舌下,那青綠和鵝黃的顏色也從此成為我最愛的色彩。

 二○○四年夏天,我將飛往俄羅斯旅行一個月,起飛前在機場接到至慧電話,要我接任女書出版的主編工作。「若有更合適的人選,不必等我。」至慧回答:「就是你了。」那話裡的意思其實是:「這苦差事也不好勞煩別人!」就像她出版第一本書《她鄉女紀》時找我這無名小卒寫序,我受寵若驚問她原因所得到的答案。此後兩年,我們為了女書店的出版和生存,再次並肩打仗。後因我個人學業遲未完成,不得不再度暫別女書店,但至慧則自始至終與女書店同在。

 九月初,到至慧家探病的那一晚,告辭後,陪我一起的學妹跟我說:「至慧看你的眼神裡有一種疼愛。」我感到驚訝:「是嗎?」當局者迷,學妹第一次見到至慧,且她平日裡即有巫師般的敏銳直覺,我信她說的。我只知至慧對我好,卻沒想過是疼愛。那一晚我將至慧拉到房間,躺在榻榻米上做些助眠的運動,說好等她第一階段化療結束,就要開始鍛鍊氣功的,誰知……。

 雖然至慧的離去讓婦運姊妹和文壇友人百般不捨,但我相信至慧就像她為《誠品閱讀》「飛行」專輯所寫的:「終於能夠脫離地表了。」她是輕盈的,她正在「閱讀飛行並且飛起來讀。」只不過這次閱讀的是生命的大題目,而她也用秘密的方式飛起來跟我微笑告別了。

2009-10-25

梁實秋散文獎得獎感言


顧燕翎
  
  文學和我始終若即若離。
  
  未滿十七歲,第一次從南台灣獨自負笈北上,參加暑期戰鬥文藝營。班上的風流人物,如季季、喻麗清、馬以南等,都已是閃亮的文藝青年。自己,一個憂時憂民的小書呆子,一點不起眼,也不文學。

  第一志願考上台大外文系,卻花了四年時間琢磨,是否唸對了系。出國留學,換了兩次主修,拒絕了博士學位,直到發現尚未成形的婦女研究,才終於安頓了自己。

  奔走於婦運、婦研,投入政府改造,數十寒暑,寫論文、寫評論、研究和執行政策,忙得不亦樂乎,離文學愈遠。

  但心中的火燄終究要尋找出口,生命渴望傾訴。感謝梁實秋文學獎,給了我勇氣回到文學路上,吹起再出發的號角。

生命的縫隙

中華日報副刋2009.10/12梁實秋散文獎得獎作品

顧燕翎

  生命循著既定的軌跡往前轉動,一切看似理所當然,直到有一天,環環相扣間出現了縫隙,光線透進來,照射出新的可能…。

  早上九點,天色灰濛濛的,太陽尚未露臉,台北初冬如一貫陰鬱。我提著簡單的行囊,走出公寓大門,馬路對面停著灰色的休旅車,友人們已經辦好了來台北的事,順道接我回南庄小住。暫別這個熟悉的城市,或者,嘗試任何一件新鮮事,似乎都可以讓我從健檢陰霾中暫且脫身。

  離開台北,一路南行,雲層漸開。在頭份下了高速公路,迤邐穿越三灣小鎮,過中港溪大橋,左轉駛入田間細徑。稻作剛收成,尚未翻土,休耕的田裡長滿了紅、白、粉色的波斯菊,間或夾雜著大片黃色向日葵、紫色霍香薊。彩色花浪隨風翻轉搖曳,恣意拍打著疏落其間的紅瓦屋。重疊深淺的藍色山脈,在遙遠的盡頭橫觀靜臥,不為所動。上帝的畫筆潑灑出生命的自然美好,將水泥叢林中的隆隆戰鼓隔絕於天地之外。

  休旅車在綠蔭覆蓋的泥徑上跳躍前進,山路漸行漸窄,幾經轉折後,四隻毛色發亮,黃的、黑的、花的的狗兒,又跳又叫,從四面山壁奔竄而下。W熟練地彎過一個長長的上坡,車子駛入綠蔭密布的庭院,我的山居生活就此開始了。

  居停主人W的先生曾是血癌末期病患,西醫已不抱希望,他卻相信大自然的療育力量,嚮往山林生活,“死也要死在山上”,賣掉所有,遷居南庄,終於重拾健康。夫妻兩人一切從頭學起,種植蔬果,建造生態溝、卵石坡坎,把滿地煤渣、寸草不生的谷地打造成鳥語花香的生機農園。W原本是時髦的都會上班族,留著蓬鬆的法拉頭,自此不僅剪掉長髪,脫下高跟鞋,揹起打草機,打理內外,也因先生生病而練就了開車的本事,成為家中的駕駛。

  我的身體一向不錯,作息正常,飲食節制,朋友們戲稱為健康寶寶,每年健康檢查都輕鬆過關。這年做完例行健檢,照舊束諸腦後,不疑有他。不料我的胸部X光片發動了小小的叛變,出現了一個可疑的陰影,只好再做電腦斷層掃瞄,醫師從黑影那張牙舞爪的鋸齒形狀和成長的速度(與去年的檢查相比)判斷是惡性腫瘤。我接到電話,雖略感沮喪,卻也懵懂,照樣繼續熬夜開會,繼續處理公務,繼續哈啦。多年公務生涯的訓練,讓人永遠上緊發條,不輕易放鬆。

  即使有工作為屏障,腫瘤的陰影卻揮之不去,至少有一個月的時間,一片輕薄的電腦CD主導了我的生活。醫生未見過我,根據CD判定病情,立即安排住院,預備一系列侵入性檢查。我不願太快將命運交給一個電腦影像,決定換一家醫院,聽聽其他意見,也期望醫病之間更密切的互動。身體是我自己的,豈能早早放棄自主權,聽命於人!

  第二家醫院採取個案管理和團隊決策模式,符合我的管理理念。醫師鼓勵我和陪同的友人發問,他耐心講解,態度輕鬆,減輕了不安的氣氛。他沒有用腫瘤這個名詞,而稱之為結節,也少了威脅感;他說,結節很小,即使是惡性,也屬初期,可以用內視鏡處理,不必開刀。也因為小,所以暫時不必做支氣管鏡檢查,但仍需做穿刺,門診即可。取出組織後,若化驗是惡性,再進一步做正子掃瞄,檢查有無轉移他處。我接受了他的建議,掛好了下次門診。但心底卻有個聲音輕輕說,在命運的判決來到之前,應該先給自己放個小假,去過兩天渴望已久的山林生活。即使被送進屠宰場,也要再看一眼藍天!

  未料,上山之後,醫師會議根據那片CD綜合判斷,決定延後穿刺時間,我得以在山上多待了一陣子,生命因而峰迴路轉。

  今天在台灣,肺癌已躍居女性癌症頭號殺手。肺結節不論是否惡性,都可能毫無症狀,卻因肺部血流充沛,轉移快速,等到出現不適,往往已是肺癌末期了。女性患者人數比男性增加快,而且年齡下降,原因不明。我的肉體未有病痛,卻因為科技發達變成了病人,排山倒海的資訊和關懷更提早把我推進患者的情境:要去那家醫院?要不要安排輔助治療?如何安頓以後的生活?女人長期背負著照顧家人的重責,無從盼望被照顧,一旦生病,每一天的生活現實成了比治病更迫在眉睫的問題。其次是父母年事已高,不想讓他們憂心,但也不希望他們毫無心理準備。種種即將來臨的轉變和有待安排的生活細節使得生病這件事變得越來越真實,心情逐漸沉重。人生不斷面臨抉擇和承擔後果,至今到了生死關頭,卻仍不免要問,怎樣才能做正確的決定,又從何知道所做的決定終究是正確的?

  不過,到了關鍵時刻,生命的優先次序自然顯現,許多過去以為重要的資訊和價值倏地失去了優位。白天我閱讀討論生命和健康的書,幫主人做家事、拔草,追著陽光練功和走山路,唯恐太陽晒得不夠,收音機裡販賣美白的廣告聽起來顯得分外荒謬。和W一起在廚房煮食,她一聲令下我便拿起盆子到園中去摘取肥美健碩的有機菜葉,就著庭院的水槽清洗,任水排放到花叢,濕潤土壤。冬天山中日照短,下午四點左右天色開始暗下來,三點就要收回晾晒的衣物,到了晚上八、九點,除了一、兩聲虫鳴,天地漆黑靜寂,人與動物都早早安眠了。

  山中歲月讓我感受到放下一切的輕鬆。風在吹拂,鳥在鳴叫,花草各展芳華,所有的生命都如此奮力活著,我的生命力也跟著自動綻放,生病這件事變得遙遠、無足輕重了。

  然而,我的滯留不歸卻急壞了山下的親友,沒有人認同我的決定,科技掛帥的今日,生病就該看醫生,相信專業判斷,及早治療,癌症尤其不該拖延。先生從新竹開車過來,苦口婆心勸我回台北,方便就醫。我拉著他走上心愛的屋頂陽台,想與他分享對面象山頂上綿延的原始林,和林中山羌與飛鼠的秘密騷動,他卻頭也不願抬,看也不願看。大概在心底更加確定他妻子行徑荒誕,本末倒置,到此時刻,居然看樹林不看醫生!兩人各自擁抱自己的信念,無法說服對方,只好含淚道別,他獨自下山而去。

  我留在陽台,望著近在咫尺的原始林,開始懺悔過去,同時也就記憶所及,在心中將今世的一切恩怨放下。宇宙浩瀚,個人渺小如沙,但人體的精妙何嘗不是宇宙的縮影。佛就是我,我就是佛,那麼所謂冤親債主是否也不在天上地下,而是自己那執著的心念呢?從身體觀之,當我們不知善待身體,細胞因缺氧而扭曲變形,從支持生命的"好細胞"變成奪命的"壞細胞",不就成了冤親債主嗎?我彷彿聽到體內的細胞因長久被忽略而哭泣。對著太陽和樹林採氣時,我觀想細胞,讓陽光和能量源源注入,細胞個個圓潤活潑,生機勃發。上天創造精微奧妙的人體,必然也賦予它自我修復的能力。山林間那些自開自滅的野花,兀自蔓延的芒草,上下奔躍的狗,不都活得淋漓自在?一天我看見小黃狗正在嘔吐,滿地綠色汁液,想牠一定病得不輕,急著去找W,她卻輕鬆地說,牠大概是吃壞了肚子,自己去找了草藥吃,吐完就沒事了。看牠舒展前肢、大大伸個懶腰的從容模樣,我不禁笑了出來,是啊,何必杞人憂天!也終於學會了完全放下,置生死於度外,讓生命隨著花開花落,潮起潮滅,自己找尋出路吧。 

  都市的夜晚往往比白日還躁動,閃爍的燈光、推陳出新的聲色活動和不停的手機鈴聲,讓靈魂靜不下來。我剛到山上不久,一天傍晚獨自坐在小木屋中,等到關了門想要回到主屋時,發現夜早已在不知不覺中降臨了,山和樹失去了身影,咶噪的竹鷄、愛吹口哨的畫眉、總是唱著進行曲的紅嘴黑鵯、嬌聲細語的綠繡眼也都沉默不語。W夫婦外出未歸,庭園內外沒有一點燈火、一息聲響。雖然屋子近在咫尺,在無光無聲的夜裡,失去了座標,卻一步也踏不出去。我在台階上坐下,伸出手來,凑近眼睛,卻看不見手的存在,再往下看,身體也消失不見了。一切都靜止下來,失去重力和速度,只有黑夜無邊無際地默默延伸。我被黑暗環抱著,靈魂在虛空中飄移,彷彿已沒有了自我,又彷彿已與萬物合一,感到前所未有的空無寧靜,喜樂自在由然升起,直到主人夜歸的車燈再度勾勒出現實的幻影。

  獨自面對青山,我清楚意識到,生命的品質與長短若必須二者擇一,我寧選前者;心情上自始即抗拒侵入性治療。歸根就底,不論開刀與否,我都需要從本質上強化自己的免疫系統。然而面對親情敦促,卻也不忍放棄合乎常識的努力,於是我又捧著那張CD到了第三家醫院。這是一家著名的教學醫院,醫師極富聲望,仔細端詳片子後,他認為惡性的成份居多,判斷是肺腺癌,而且可能已經擴散了,於是立刻安排住院穿刺。但大醫院一床難求,仍然等候了一個多星期。
 
  最後終於到了進行穿刺的時候,先生和同事陪著我,護工推著活動病床,一起乘電梯下樓。因為結節靠近血管,穿刺後可能會有氣胸和咳血,必須靜躺六小時,那張床就是院方為我預備的。穿刺之前需要再做電腦斷層掃描確定結節位置,之後才局部麻醉。我側躺在掃瞄器的大圓筒內,將自己完全交給醫生,順從地吸氣閉氣,什麼也不想。幾個回合之後,醫生的聲音傳過來:“顧女士,你的那個地方跟上次相比,明顯變小了,顏色也變淡了。我們再換個機器做做看。”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也不敢太高興,換到另一個房間,改為平躺,再照一次,情況同樣令人喜出望外。於是放射科醫師決定暫時不需做穿刺,在眾人驚訝目光中,我走回病房。後來聽說,護工逛了一圏,回到檢查室,準備推我回病房時,發現床是空的,病人不見了,大為驚慌,以為自己竟然弄丟了病人。

  可是我仍不能出院,主治醫師不放心,第二天還要做支氣管鏡檢查或正子掃描。正子掃描很貴,需自費,而且會出現偽陰性或偽陽性的問題,醫師說,只要是陽性,因為無法判斷真偽,就得開刀。支氣管鏡則是經由鼻腔伸入支氣管病灶,鈎取組織,進行化驗。二者的正確率都不是百分之百,無論做何種選擇,都有可能錯誤的風險,因此對我而言都如同一場有科學根據的賭博。我從來都不是賭徒,這次好運到了極點,得到了所能祈求的最好結果,還要再賭下去嗎?於是向醫生請求,可不可以兩者都不做,給我一個月的時間,再來追踪檢查。他沉思了一會,同意了。

  我迫不及待地辦好出院手續,在密不透氣的醫院住下去,聞著刺鼻的消毒藥水,看著爬來爬去的蟑螂,聽到廣播說,後天病房要進行粉刷,我感到自己真的要生病了。住院醫師叮囑我千萬別忘了定期回來檢查,然後交給我一小包安眠藥,因為他記得,每天晚上十一點,我都會到護理站,可憐兮兮地說:“我睡不著,可以給我一顆安眠藥嗎?”

  打包離開的時候,鄰床的老太太正要被送去開刀,她一路哀求不要去,卻沒有人真正和她對話,在她開口前,似乎所有的決定都早已替她做好了。

  一個月後,我回醫院照了X光,醫生坐在椅子上審視電腦螢幕,接著站了起來,傾著身子,左看右看,最後告訴我陰影不見了。幾個月後,又照了一次X光和電腦斷層,與前幾月個相比,肺部明顯乾淨了許多,結節也消失得無影無踪。那麼,倒底那猙獰的影像曾經是什麼?他說:發炎。可是,若是慢性發炎,為什麼這麼快就好?若是急性,為什麼沒有症狀?若最初的電腦斷層掃瞄延後幾週,是否這一切曲折就不會發生了?儘管種種問題盤旋腦中,答案卻已無關緊要了。 

 生活的斷裂處或許正是生命的起始點。

 

2009-10-24

「公務人員服務誓言網路徵選」活動

顧燕翎於2009/09/13聯合報發表之文章”上書”,已受到人事行政局正面回應,而舉辦公務員誓詞有獎徵選活動,如下:

  我國公務人員服務誓言訂定於民國76年,內容略偏於消極防弊,與當前民眾要求公務員勇於任事,積極開創,為國家、社會、人民謀求最大福祉的殷切期盼有所落差。

  為研擬合乎時代需要與人民期待的公務人員服務誓言,竭誠歡迎您參與本有獎徵選活動(請參閱活動計畫),提供您對修正公務人員服務誓言的具體文字,以作為政府研修公務人員服務誓言的參考。

提醒您以下參與本活動的注意事項:



(一) 請以40至80字(含標點符號)的文字,寫下對公務人員服務誓言內容之具體文字建議。

(二) 每人以提1則為原則。

(三) 本局將邀請各相關機關代表及學者專家進行評選,擇優錄取3名(不分名次),每人頒給新臺幣20,000元獎金,獲獎作品將再辦理網路票選。

(四) 為利獲獎通知,煩請填寫個人真實姓名、聯絡電話、地址、教育程度、職業及年齡等基本資料。

(五) 獲獎作品本局保有酌修文字加以運用、公布的權利。

(六) 提供部分國家公務員服務誓詞,請參考。


2009-10-22

【老年 女性 照顧 】

顧燕翎  發言摘要

  以目前的人口結構和性別分工來看,老年女性人數多於男性,主要照顧責任都是由女性來負擔,不論家庭內或是家庭外。此外,因為我們現在很多的急性病都可以得到很好的醫療,所以能夠活到老年的機率非常大,而且老年人患多重慢性病比率很高,所以需要很大量的照顧,而照顧者往往是女性。
  
  家人可能直接負擔起照顧的工作,或者是僱用外人來照顧,不論家人是否親自照顧,至少要要負擔管理的責任,選擇醫院、醫生、訂定治療計劃、決定是否轉院、決定照顧方式等。以長期慢性病而言,剛開始可能是居家照顧或社區照顧,失能情形越來越嚴重之後,可能就要進入養護機構或是護理機構。這些不同層次照顧服務的銜接,都需要大量的知識做支撐以及管理決策,這個管理工作在任何家庭都需要有人去做。現在家庭人口少,如果完全由女人做,男人都不想費心,那麼當女人生病的時候,無人照顧,處境堪憂。

  根據據經建會的資料,2008年服務人員評估,照顧服務員的供給量是17,561人,但同年外籍看護人數高達165,898人,可見我們需要的量非常大,有17萬實際的需要量,但是我們可以提供的本地看護才1萬多人,差別太大,政府在規劃政策時,應當看到人民實際的需要。以下我提出幾點建議:

1. 政府應給照顧者(家人+受雇之直接照顧者)更多保護和指導,讓他們了解病人心理、具備照顧技巧,同時也需要發展輔具,減輕照顧者受傷。不論本勞外勞,應提供合理的工作條件。同時一定要檢討外勞政策,因為實際上我們的供給量是如此不足,如果不用外勞的話,要如何去彌補這樣的人力,勞工政策必須慎重考量。

2. 改變性別文化、性別分工,如果只是讓女人來做照顧者,另一半人口不去參與這樣的工作,或者輕視這種工作,我們的照顧品質一定會很差,人力也必定不足。所以要重新檢討性別文化及性別分工,讓男性也願意分擔家人照顧,而且從事職業性的照顧工作。

3. 政府應採取各種措施,積極鼓勵健康管理、預防保健、運動養生,發展活力老年,縮短失能年月。

4. 給予個人醫療選擇,可以尊嚴地活,尊嚴地死去,也可以因而減少醫療資源的浪費,以及病人與家人的痛苦。許多國家都允許個人簽署生存意願書,個人在健康的時候就可以選擇,萬一有一天,醫學治療已經不能挽回健康,也無法減緩症狀,而只是延長生命而已,那麼個人可以選擇停止治療,包括不使用鼻胃管、抗生素、洗腎、化療、放療等。我們的政府也應當讓我們有自由的選擇。



聯合國重要議題系列論壇:「性別與高齡化」

Ø 日期:2009年9月29日(星期二)9:30~12:30

Ø 地點:台灣國家婦女館會議室(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15號9樓)

Ø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Ø 協辦單位: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台灣女人連線、財團法人婦女新知基金會

2009-10-15

妳是我所有的回憶

朱恩伶

  至慧,妳即將遠行的九月二十七日清晨,台北的天空烏雲密佈,大屯山和觀音山籠罩在迷濛厚重的雲層裡,濕重的低氣壓緊緊揪著我的心口,壓得我脫垂的二尖瓣喘不過氣來。可是,我的心情比我的心口更沉重。前一天晚上,秀英在電話那頭傳來妳病情惡化的消息,我們久久不能言語。「真的要見最後一面了嗎?」沒人敢提這句話。

  清晨的捷運匆匆向天色陰暗的台北奔馳,淡水河也倏簌向後隱退,嗚咽的流向河口。我想學秀英向觀音祈求奇蹟出現,奈何觀音依然隱身在陰鬱的雲端。

  車過關渡,窗外颳起一陣強風,雨絲斜斜打在車窗上。忽然想起,去年在你家舉行的家庭音樂會,我們合唱了李泰祥膾炙人口的作品〈你是我所有回憶〉:

雨在風中,風在雨裡,你的影子在我腦海搖曳。
雨下不停風,風吹不斷雨。
風靜雨停,仍揮不去想念的你。
看小雨搖曳,看不到你的身影。
聽微風低吟,聽不到你的聲音。
眼睛不看,耳朵不聽,你是我所有的回憶。


  多麼懊悔啊,當初怎麼會選中這首歌!如今,妳就將要成為眾家姊妹的回憶了嗎?

  秀英、范情、素芳和我,與妳相識將近三十年的好姊妹,相約從四面八方趕來見妳最後一面。我們在明德站會合,都帶著貓熊的黑眼圈,只因為大家都輾轉反側,一夜難眠。在滂沱大雨中,我們共乘一輛計程車,心急如焚的向振興醫院奔去。

 「至慧,妳可要等等我們啊!」
 
  週日的上午,加護病房門口擠滿了探病的家屬。我們聽說,昨天主治醫師要海潮簽了洗腎同意書,可是敗血症使妳的血小板難以凝固,醫生遲遲不敢為妳洗腎。但不洗腎,妳又已經全身水腫。

  海潮和曼靜率先進去看妳。不久,曼靜就哭著出來:「姑姑的臉怎麼變成紫色的啊!真不忍心見她受苦啊!」我們輪流進去見妳一面,妳的耳朵上果真浮現一朵又一朵的紫色斑點,而且全身浮腫。我們最愛的女書店的紫色,怎麼會幻化成悲傷的花朵,開在妳花白的鬢角呢? 

  三天前,我才跟燕翎一起來給妳加油打氣,一邊幫你按摩,一邊聊著妳尚未完成的心願。妳不是要我們幫妳找個場地,好為親朋好友開一場鋼琴獨奏會嗎?鄭媽媽離開人世後,妳想念母親,經常彈奏她送給妳的鋼琴,這幾年又把早年精湛的琴藝練回來了。燕翎已經在師大附近找好了場地,就等妳出院啊!
可是,那一天,神志還清醒的妳,卻苦笑的張著無奈插管的嘴,流下一滴淚來。妳是想告訴我們,這個心願恐怕無法實現了嗎?我拿起枕邊的毛巾,輕輕的為妳拭去那一滴淚珠,不忍讓海潮看見。

  三天後,我們再來看妳,妳卻已陷入昏迷。這回,我們已不忍心再求妳繼續撐下去了。

  會客時間結束時,海潮在加護病房門口向我們幾個點個頭,說聲:「大家辛苦了!」便急急率領家人上山去祭拜鄭伯伯和鄭媽媽。

  後來,我們才聽說,醫生已經請海潮簽字,放棄急救。更後來,我們又聽說,那天中午,海潮抱著墓碑痛哭,求鄭媽媽把妳接走,不要再讓妳受苦了。

  正午時分,我們四個姊妹茫然的走出醫院,大雨已經停歇。我們不自覺的走向一個月前妳帶我們去吃飯的江浙餐廳,菜色依舊,但心情全非。八月底,藍天白雲,陽光燦爛,秀英、范情和我來探病,妳十分開心,胃口大開。妳好端端的走進醫院抗癌,怎麼半個月就被化療折磨成敗血症而不治了呢?

  飯後,秀英和范情趕高鐵回台中,我獨自上路回淡水。素芳接到海潮的電話,留在醫院守候。

  回淡水的捷運上,烏雲散去,藍天漸漸露臉,天邊掛著幾朵白雲,適合遠行。

  至慧,風靜雨停了,我卻滿腦子都是妳的影子,交錯重疊,模糊了我的眼。

  那是一九八一年,我們在《綜合月刊》辦公室,妳左手捻菸右手持筆改稿。在那個仍用剪刀和漿糊剪貼改稿的手工年代,妳教我編輯、寫稿、翻譯,我們一起聽羅大佑和李泰祥,追尋李雙澤的歌到哪兒去了?為何廣電處不准齊豫在電視上唱〈橄欖樹〉?

  後來《綜合》停刊,我們又跟秀英一起轉到張任飛先生旗下的《婦女雜誌》工作,妳跟秀英合寫〈數一數婦女運動的腳步〉,又跟元貞創辦《婦女新知》,就此開始了一生的婦運工作。
一九八九年初,我在德州讀書,寒假去波士頓拜訪妳和海潮。妳帶我去逛那兒的女書店,後來我回奧斯汀也找到了一家Book Woman。我興奮的打電話告訴妳,妳說台北也應該開一家。幾年後,妳果真跟友人在台大旁邊開了「女書店」。

  一九九五年,妳找我去幫妳編《誠品閱讀》。相識三十年,幾度共事,妳總是帶著我一起讀書、一起翻譯……一起在台北街頭遊行、一起去台大校園賞花散步……妳親手教我做辣椒釀肉、做木棉花炒肉片……教我種花、陪我唱歌……沏一壺花香鐵觀音,交換心事……回憶多得數不清。老朋友都曉得,有至慧在的地方就有美食、好茶、美酒。妳總是用好茶和美食解我們的飢渴,用妳優美的琴音撫慰我們的心情,用妳的智慧、妳的生花妙筆滋潤我們的心靈……。

  傍晚,夕陽露臉,我在廚房準備晚餐,腦海中還是妳瀟灑的影子。宜武在客廳彈吉他陪我,那是我最喜愛的〈Somewhere in Time〉,琴音哀戚絕美,餘音裊裊,可以不斷迴旋,永無止盡。是的,至慧,somewhere in time,我們曾經一起好好活過。如果物理學家說對了,宇宙是個球體,如果時間是個圓,不管我們向何方出發,終究還會再回到相識的原點。如果宗教家是對的,我們終究會在天上重聚。


  夕陽落海前,電話鈴響,秀英說妳走了。她要大家唸阿彌陀佛送妳一程。我通知了燕翎、瑞香和真慧。那一夜,我在夢中依然念著佛號,惦記著要將功德迴向給妳。

  至慧,那一天的風雨早已停息。可是,滂沱大雨依然下在我的眼底我的心底。這些日子以來,妳是我所有的回憶,也是所有好姊妹共同的美好回憶。有生之年,妳都活在我們心裡。

2009-10-05

女書店負責人鄭至慧辭世

鄭至慧雖是台灣婦運重要領導人,台前不爭風采,雲淡風輕,台下頭腦清晰,銳氣不掩;定靜溫和,從容灑脫,溫柔豪氣, 獨特魅力常使朋友、後輩心儀,感覺溫暖,喜歡親近。

「女書店」負責人鄭至慧八月檢查發現罹患食道癌,在接受放療與化療過程中引發敗血症,不幸於九月二十七日黃昏辭世,先生台大數學系教授張海潮與姪女等家人隨侍在側。

鄭至慧(1950~2009)是國內第一個婦運團體「婦女新知」的婦運健將,也是華文世界唯一女性主義出版社「女書店」負責人。一九九0年多次遠赴湖南江永,採集世界唯一的女性文字田野資料,走訪幾位僅餘的女書傳人高銀仙、義年華等,由婦女新知基金會將唯一的女性文字首度出版成《女書》,引起世界婦女研究界重視。

她是資深編輯,曾主編深受八O年代知識分子重視的《綜合月刊》及知名的《婦女雜誌》;亦為早期《誠品閱讀》的主編。

一九八二年參與創刊編輯婦運刊物《婦女新知》雜誌;一九九九年與婦運先進顧燕翎合編《女性主義經典》,該書為現今大專院校相關課程主要用書;二00六年與婦運界友人合作編輯出版她構思的《女人屐痕-台灣女性文化地標》,記錄早期台灣女性重要活動的遺跡;二00八年編著別出心裁的女性年曆《好日誌》。

鄭至慧也是文壇健筆,著有《菜場門口遇見馬》、《她鄉女紀──閱讀女人的創作版圖》,譯有《瓶中美人》、《內在革命》、《白色旅店》、《卡蜜兒》、《夢迴藻海》、《合肥四姐妹》等書;今年底將出版剛完成的新作《好事記── 女人文化年曆》。

鄭至慧雖是台灣婦運重要領導人,台前不爭風采,雲淡風輕,台下頭腦清晰,銳氣不掩;定靜溫和,從容灑脫,溫柔豪氣, 獨特魅力常使朋友、後輩心儀,感覺溫暖,喜歡親近。

女書店為了感懷追念她,除了將她的作品闢出專區,讓讀友親炙外,也將籌劃閱讀鄭至慧的特別活動。

剪貼鄭至慧

病人能不能上去演奏呢?
2009-08-23 16:04:12

还没有一偿去医院作义工弹琴的心愿,反倒生病住进了医院。奔波于各检查室之间的时候,分明看见一台闪闪发亮的三角琴,墙上还贴有演出时间,今天却怎么也找不到那位置了。

病人能不能上去演奏呢?我还不知道。


收了新的钢琴学生(搞笑篇)
2009-04-11 19:11:10

我们家族有了新成员,四个月大了。

一时冲动,夸下海口:帮忙带孩子,我是不干的。不过,以后我可以教她弹钢琴。

可怜天下父母心,她老妈已经把这句话牢牢记住。

前几天,她妈问我要CD,从现在起就要给娃娃听古典音乐。

来我这儿玩的时候,总不忘记抱她在钢琴前坐一坐。我是个好客的人,接过小客人,拉她的手去摁琴,没反应;我弹琴给她听,她面色凝重,看样子再 “趣味高尚”下去,她就要哭出来了。

老师说过,钢琴启蒙,最重要的就是让孩子去探索钢琴,任凭他用身体的哪一部份去触动钢琴发出声音,即使是用屁股,都不要阻止。

我没辄了,抱起她往琴键上放,小小屁股,发出的声音并不大,可是她好像已经大惊失色,作势欲哭。

“不哭,不哭,学琴好难,慢慢来。”我说。

第一课到此结束。



扭伤了脚会影响练琴吗?

2009-03-03 23:50:34

右脚,时不时要踩踏板的。如果扭伤了,弹琴会受影响吗?

从来没想过这问题,但今天碰到了。

用来调酒的伏特加喝完了,骑车去较远的超市补货。下车时,右脚踩到路边微微高起的路面,角度太巧妙了,正好扭到,当场痛彻心扉,差点弃守,连人带车一起摔倒。勉强稳住,站定了默默咀嚼那痛。

运动员的训练让我知道先压,再冰敷。不过脚背还是肿了。一跳一跳地回到琴边,试着踩踩踏板,幸好,用到的部位与扭伤处无关。

可是啊,夜渐深,组织液持续渗出,肿胀更甚,已经不能走路了。

需要拐杖,没有拐杖,扫把也可以。


偷懒即兴伴奏法
2009-02-21 13:38:03

我练过一点即兴伴奏,知道想要练好,很花时间,目前负担不起。

可有时候,帮临时起意要一展歌喉的人伴奏是一种见义勇为之举,总不能在大家气氛正high的时候说:等我练一下再唱。

后来我买了个很简单,只比玩具略胜一筹的电子琴,开始是给我妈妈玩的,后来却变成我即兴伴奏的利器。它的构造虽然简单,音色也不好,但也有约百种乐器、节奏可选择,再加上只要弹和弦根音就能配上和弦的装置(可以配大三、小三、属七和弦),Voilà!手到擒来。

最近一次和朋友开家庭音乐会,有些人临时起意要唱披头四,有些人要唱张洪量、萧煌奇,哪有什么问题,随你挑好了。

不过,如果是罗大佑,或李泰祥的橄榄树什么的,我还是倾向先拿到作者原版的伴奏谱,好好练一下。李泰祥是正统音乐科班出来的,他的伴奏不容易用视奏弹好。

至慧的部落格:
artichoke的個人空間

2009-10-04

給至慧

顧燕翎

  不記得是什麼時候,在什麼情況下認識你的,大約是1982年婦女新知成立前後吧?你總是如此沉靜,如此不爭台前風釆,卻在不知不覺間吸引人靠近。

  我們幾乎同時唸台大外文系,你比我低一屆,但外文系太大,我們無緣認識。留學美國期間,你在東岸,我在西岸和中西部,卻同時深受當時正在集結的婦女運動影響,被女性主義牽引。回台後,女性主義尚是備受質疑的外來思想,差不多等同於洪水猛獸,我們各自在自己的天地奮鬥,在共同的聚會中互相取暖、夢想改變世界。前前後後,促成了婦女新知基金會、協會、女性學研究中心(後發展為女學會)、女書店…的成立發展。其間我們還曾携手共赴菲律賓Davao,以及河南鄭州,展開婦運新頁的探索;與瑞香、扶育以末路狂花的豪情飛車環台;在家庭音樂會欣賞你的琴藝和眾好友的歌聲。

  數十年來,我一直以為自己堅定地選擇了女性主義和婦運的道路。直到那天,你突然離去,我才發現,如果沒有你,和其他國內外好友,我大概不會如此始終如一吧?有些朋友是在關鍵時刻出現,有些相伴走了一程,而你,總是在電話的距離,在你那小廚房的一角,了解我的每一聲嘆息,每一個狂想。現在,也帶走了我所有的心情故事。

  我需要重新適應一個沒有你的世界。

2009-10-03

檜木的眼淚


李思慧中醫風情話

  前些日子去了一趟阿里山,這是我從小到大第一次去阿里山吔,因為是非假日,偌大的森林步道散布著疏落的人群,偶爾遇到一票喧閙的遊客,必定是大陸來的觀光客,還好一下子也就走遠了,又恢復了森林原本的氛圍和節奏。尤其是神木步道,竟然可以聞到帶著檜木芳香的芬多精,真是太令人感動了。連著兩天去走了兩次,深深被神木的靈氣所折服,原來台灣有這麼棒的地方。

 回到旅館經過販賣部,精巧的紀念品讓我忍不住走了進去,自然而然地被一個檜木甕吸引了,它圓潤的形狀剛好可以雙手捧著,和諧的木紋和淡雅的檜木味,提醒了我剛剛享受過的森林浴,打開蓋子,濃郁的香氣撲鼻而來,映入眼簾的是未經打磨的原始刻痕和許多紅斑。小姐特別解釋:檜木製品的好壞就是在於紅斑的多寡,愈好的檜木放久了會出現愈多的紅斑,一樣的價格,當然要選買紅斑多的甕。而且檜木甕放在辦公桌或書桌上,可以招集好運氣,還可以在甕裏擺些喜歡的東西。

  有點心動但也很猶豫,一會兒又去樹林逛了一圈,才發現神木旁的解說牌寫著:早在民國24年,大片的檜木林就被日本人砍伐刣盡,因為日本人非常喜歡檜木製品。而且放眼望去,森林中的檜木在遊客伸手可及的部份,樹皮也大量剝離了,可能是遊客貪戀檜木的香味,想帶點樹皮回家也好。

  原來這就是人性中的貪念,因為喜歡所以想要佔為己有,可是卻因此害了你所喜歡的人事物呢。我想起了甕裏的紅斑,檜木真有靈,必然極度思念在森林裏的日子,而流出一滴滴的眼淚啊。

  我還是會存錢,安排一趟愉快的行程,找機會去親近喜歡的森林,而不是想把森林帶回家,我不想讓檜木甕在書桌上掉眼淚。

  生活簡單就是幸福。

2009-10-02

鏡子:懷念至慧

顧燕翎

  總是在朋友臉上發現人生的第一線縐紋,髮際發現第一根銀絲。並非駐顏有術,反倒因為我是一個沒有梳妝台的女人,甚少攬鏡,待仔細端詳,發現自己和友人原來同步老去,朋友其實是我的一面鏡子。

  數年前因健康檢查被幾家醫院懷疑得了癌症,且可能己擴散。在住院切片之前,我清除了不少個人所有物,也簡單交待了後事,深怕將來成為別人的負擔。住院前一天,去象山走了一圈,心想,或許此生再也無力走上這些石階了。當時以為自己會成為朋友群中第一個告別者,結果卻逃過了一劫,在切片之前。

  萬萬沒料到,印象中從不生病、充滿活力的至慧竟成為無常的第一面鏡子。她接受食道癌的事實,勇敢面對,當時我在國外,打電話回來,她坦然自若地敍述病情和治療計畫,我叮囑她不要抽煙,要早睡早起,要練功,她笑著說,早就做到了,現在天天跟著海潮在醫院旁的小公園打太極拳,還反過來問我,你一天練多久,換成我不好意思回答了。

  至慧一向思路清晰、擅長分析,絶不情緒用事,朋友們為壞消息惶惑惘然,她仍是那股靜定的力量。每次打電話去醫院,她都談笑一如往常。最初治療效果不錯,腫瘤變小,組織也鬆散了。但連續的強勢藥物顯然毒害了身體器官,她說,白血球一直下降,所以要暫停療程。治療告一段落後,她打算到山上找個地方靜養,因我曾有短暫的山居復育經驗,要我替她規劃,我們討論了幾個可能性,她冷靜分析,一點也不遺漏細節。

  我和恩伶約好了一起去看她,尚未成行,至慧已住進加護病房。我們趕到加護病房,一左一右,為她加油打氣,期望喚起她堅持下去的意志力,因為我們還有那麼多尚未完成的共同願望,包括那場紙上談兵已久的音樂會。至慧顯然聽到了,卻已無力回答,只落下一滴眼淚。

  看到她全身插滿管子,裹在白被單裡,無法呼吸,不能言語,我與恩伶聲聲呼喚,想喚回豪氣自在的至慧,再聽她說話,看她微笑,一起扮末路狂花;心中也有另一個聲音,不如早日結束苦難吧。

  還來不及再去看她,恩伶就打電話來說至慧走了,秀英要我們唸佛號,迴向給她,祈求她早日投胎。我悄悄改了祝願:至慧,喜歡去那就去那,去探索那無限可能的未知吧。你總是走在我們前面,最勇敢、最好奇、最不畏艱險,揹了背包就可以上路的。

  而我們,暫時留在後面的,即使失去了至慧,失去了按下電話鍵就可接通的力量,也得好好想想,要如何活得無憾,死得尊嚴,才算不虛此行?

至慧的部落格:
artichoke的個人空間

2009-09-13

走過從前--王鼎鈞回憶錄之四「文學江湖」讀後

本文發表於星島日報副刋

顧美翎

(之一) 夜半廣播

  從小,我們比別家的孩子多了一位疼愛我們的外婆,因此倍受羨慕。對我們來說,外公只是外婆手中那僅有的一張一寸的小照,直到有一天,一位鄰居悄悄的來告訴父母,他昨夜聽到了外公在對臺廣播中報出我父母的名字,一番心戰喊話之後,要求母親寄一斤豬油給他。從此,外公在我們腦中有了比較具體的影像。從此,我們也因為是能被信任的共犯,而覺得自已突然之間長大了。

  當年偷聽中共對臺廣播,若被人檢舉告發戴上通匪的帽子,是很嚴重的一件事。但是鄰居、朋友之間,仍悄悄的交換著夜半不寐聽來的對岸親人消息,以解兩地懸念。

  多年後,兩岸解禁,與大陸的親人聚首,才知道原來他們當年沒啃過草根樹皮,我們也不是只有香蕉皮可吃。


(之二) 身旁的特務

  童年時,我們從牆上的標語、官方的文宣中,懞憧的學到了「匪諜就在你身邊」「檢舉匪諜人人有責」。然後,從父母和鄰居的耳語和警告中,記住了「特務就在你身邊」「小孩有耳無口」。

  我們的床邊故事不僅是西遊記、水滸傳、白雪公主、安徒生童話,還包括抗日逃難、躲避空襲、渡海來臺。童稚的心靈已略知國難家愁,也懂得多言招禍的嚴重性。年紀稍長,得知一向笑呵呵的鄰居某伯伯已派赴敵後工作,伯母日夜擔驚受怕,原來,他一直是特工。也曾有同學悄悄告訴我,她父親是工作單位裏的安全人員。她那清癯斯文、曾是青年軍、畫得一手好畫的父親,在年節時還為書店手繪中式賀卡貼補家用,怎麼看也無法與陰森的特務聯想到一起。我只見到一個愛護子女、為生活而操勞的慈父,無從得知他是否曾告密?為國鋤奸?或入人於罪?

  進入社會工作後,我大致能認出那些安插在機構內的安全人員。經過數十年杯弓蛇影的統治,民主意識已日益抬頭,以忠貞自許的他們,也知道大勢已是強弩之末,多半時間是沉默的,暇時鋪幾張報紙、靜靜的練字。就像是荒謬劇中的一群龍套,不知何時布幕終將落下。原來,他們也只是卑微的卒子,聽命於人。

(之三) 文藝青年

  大姊高中時醉心文藝,參加了暑期文藝營後更覺不足,又報名加入中國文藝函授學校,不時收到函校黎中天老師批改習作的信件,讓弟妹羨慕又敬佩。我至今仍記得印在密密書寫的十行紙上端的「麗日中天」四個大字,如此的明朗浩蕩,傳遞出他對文藝青年的鼓勵與提攜。我們濡慕那麗日春風,又怎知黎老師當年卻是生活在背陽的那一面,因堅持風骨而備受打壓‧艱苦度日。

  歲月流轉,繞過半個地球、走過數+寒暑,才從書中得知原來黎老師和王老師鼎公曾是肝膽相照的至友。而我在邁入天凉好個秋的季節,終於抓住機緣,報名加入了文藝中年的行列。

(之四) 有生之年

  曾幾何時,「反攻大陸解救同胞」的呼聲日漸稀落、低沉、終至匿跡。隱隱之中,總覺得在我們小一輩有生之年,應該有機會踏上故土。沒想到這一天來得那麼快,快得在外婆有生之年都可以不止一次回大陸探親。

  第二次是我陪她回去的。外公當年留在大陸,外婆陪著父母和襁褓中的大姊赴臺,原以為幫小家庭安頓好之後就回大陸。誰知道鐵幕很快就落下,從此分隔兩地。

  在外公有生之年,兩岸雖未開放,我們姊妹先後趁著在外遊學的機會和他通了音訊、寄了照片。說是探親,其實是探墳。外公的墓地在鄉下農家後面陡峭的小山崗上,人跡罕至,攀爬不易。他再婚後所生的子女帶領著我,手腳並用、披荊爬山才能來到他墳前,外婆和「姨婆」留在山腳下等我們,攜手話家常。假如外婆當年赴臺後轉回大陸,他們的人生不知是何光景?假如外公當年不因「二二八臺變」而拒絕工作單位來臺接收的派任,我們的人生又不知是何光景?

  探親的下一站是探訪外婆的外甥。從他子女身上,可以很明顯的看出文革在青年人命運上劃出的鴻溝。長子的年輕歲月被全然的浪費了,無一技之長,常年待業。較年幼的弟妹在文革後有機會受教育,趕上改革開放、向錢看的機運,都有不錯的工作,其中一個兒子在正職之外還在市中心開了一家飯店,由打扮時髦的媳婦主持店務。她看到我一身輕便的牛仔褲、運動衫,狐疑的問:在美國的人都是這樣穿的嗎?我看著自己的一身土氣,想著外婆和無數同輩人颠沛困顿、浪擲大半人生的憾恨,不禁覺得歷史是多麼荒謬的在嘲笑著我們。

誓詞--上書2

    本文刪節版發表於2009/09/13聯合報民意論壇

顧燕翎

  1998年底選舉過後,我進入台北市政府,成為政務官,接觸的第一份文件就是宣誓書。在市政府大廳,新市長領著新官員,一起舉右手,大聲宣讀誓詞:

    余誓以至誠,恪遵國家法令,報效國家,不妄費公帑,不濫用人員,不營私舞弊,不受授賄賂。如違誓言,
    願受最嚴厲之處罰,謹誓。 
 

懷著婦女運動的熱情和理想踏入公門,渴望有所建樹,沒想到公務系統是以如此肅殺的氣氛來迎接政務官,這是官場的下馬威嗎?我暗忖。守法盡職是公務員的本份,犯罪者理應受罰。若觸犯法令,即使不宣誓,也得受罰;即使宣誓,也不會加重判刑吧?

  因為在政府的訓練部門工作,有機會接觸到新加坡的文官體系,對他們的紀律、效能、積極進取印象深刻,及至讀到部長誓詞,恍悟兩個政府組織文化大相逕庭。新加坡的政府領導人上任時的誓詞如下:

     余誓以至誠,隨時隨地,竭盡所知所能,無懼無私,無偏無惡,執行法律所賦職責。

  兩相比較,新加坡政府期望官員勇於任事,創新求進步;而我們卻處處以防盜之心提防政務官徇私舞弊。在行政稽查、司法檢調之外,加上監察、考試等監督體系,還不放心,一上任就得指天誓地,深恐警戒不足。結果新加坡官員的清廉和效率卻遠遠超過我國,在國際排名也長居於前五名,與北歐各國並列。顯然消極防弊絕對不夠,政府更應積極鼓勵公務員不畏艱難,創新求進。

  我查了一下歷史,政務官的宣誓條例是1930年制定的,那時北伐剛完成,時局動亂,貪污舞弊是常態,所以不得不以嚴厲的語句時時警惕。七十多年以來,國內外情勢歷經巨變,政府組織幾經調整,宣誓條例也修改過十次,唯獨誓詞仍停留在訓政時期,一字未變。
  
  於是我上書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從企業型政府的角度建議修改誓詞,鼓勵公務員積極作為,創新改革。得到的回音是存查參考,大約就是束之高閣的官方說法吧。

  十個年頭隨歲月流逝,措辭嚴厲的誓詞又經過上千人次一再捧讀,字字如昔。然而涉入弊案的官員層級越來越高,金額越來越巨,政府清廉度的國際排名一路下滑。

  問題豈僅是誓詞,豈僅是上書。

2009-09-11

上書

顧燕翎

  很多很多年以前,我還在C大教書,同事間流傳著一個故事。

  有位學生家長,不滿意老師對兒子的處置,氣得上書教育部長。那封信不知是否曾上到部長的辦公桌,就被送到高教司,司長也不知曾否過目,便發下給C大,校長室的祕書一看,這事和某系有關,轉到了系上。歷經輾轉,這封蓋滿了收發章的文書最後到了教授手上,他無人可推,只得回信。到底他回了信沒有,時間過了這麼久,已不可考,反正他已調往更知名的T大了。如何處理此事,早就成了他和家長之間私人的恩怨情仇。

  我雖然記得這個故事,卻不幸忘了故事的教訓,今年初竟然想到上書行政院長。寫信給院長倒不是有任何事件,純粹是制度考量。行政院有一個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委員沒經過提名和選舉,完全由院長指定,卻位高權重,開會時與部長平起平坐,不受任何人或單位監督,並且直接參與部會的性別決策。而所謂性別政策就是與人相關的所有事務。我的建議是:行政院婦權會開放成為意見平台,接受婦女團體及個人申請旁聽以及提案,以提升其代表性和民主性。議會和立法院不都開放旁聽?

  物可換,星可移,行政院總辭過不知多少回合,十行書早已變成了電子郵件,政府內的某些鐵律卻仍屹立如山。我的電子信雖然很快登入院長信箱,卻仍是循例一層層交下來,最後我收到內政部一位基層官員的回信。信中說,婦女要提案,可以,但得委由婦權會委員代辦。這不是回到原點,什麼也沒說嗎?過了半個月,我找到了總統的電子信箱,提高了上書層級。誰知道,(或早就知道?)我收到了同一位官員的同一封信,只是這次增加了一份(網路上也有的)委員名單。看來有決策權的不回信,說不定也懶得看信,回信的沒決策權,夫復何言!再搞下去,這件事就要變成我和這位官員之間的恩怨情仇了。

  後來,和朋友聊起此事,他聽了大笑說,這位官員若回答yes,不但會把自己忙死,得不到任何獎勵,還可能多做多錯,犯得著嗎?若回答no,到那裡去找理由?不回的話,如何應付上面的追蹤管考?在當今官場,剩下的唯一安全途徑就是不置可否,描述現狀。 
 
  夜半轉側,想到很多年以前,阿扁剛當上台北市長,幾位助選有功的婦女團體代表去市長室看他,他當場允諾數千萬。當然這筆錢必須經過政府單位撥出,而且政府預算有延續性,於是主管部門每年平白多出大筆預算。後來政府財政困難,預算年年七折八扣,大家哀哀叫窮,這個部門根基獨厚,成為眾單位垂涎的對象。就連台北市首創的婦權會,不也是阿扁一句話定江山嗎?看來當年「押寶」阿扁的婦運人士,不僅有理想,也是聰明的政治精算師。

  如今,大風吹起,行政院又重組了,親愛的,您會上書嗎?

2009-09-10

性別平等專責機制之研析

行政院研考會已完成研究
計畫名稱: 性別平等專責機制之研析
計畫年度: 97年
研究機構: 財團法人婦女新知基金會
研究主持人: 顧燕翎顧問
結案報告: 電子檔

http://www.rdec.gov.tw/ct.asp?xItem=4172027&ctNode=11978&mp=100

2009-08-30

栓緊螺絲? (未完篇 歡迎接力)

顧燕翎

   莫拉克過後,媒體又掀起了一波口水潮,紛紛擾擾,各說其是,最後沒有結論的結論往往是:政府的螺絲鬆了,得立刻栓緊螺絲,或者是增加新的螺絲釘。

  政府這一台機器鬆散、無效能,似乎大家都已看出。但原因是螺絲不夠緊?不夠多?還是有可能因為轉得過緊,以致螺紋磨損,螺絲釘失去功能?甚或是機器沒經用心設計?一旦出了問題,便一味增加螺絲釘,以致數量過多,反倒妨害了安全和性能?如果機器設計得當,螺絲數量恰到好處,選用安全螺帽,加以品質控管,或許可以不必到了大災大難時才急著去當眾表演栓緊螺絲的劇碼?

  問題是當人民仍是沉默的大多數時,誰真正在乎機器的性能?誰又真正擁有發言權呢?

  看啊!在鎂光燈照耀下,那些躍登政治舞台的,正在反對者指指點點之下,賣力栓緊螺絲釘。這戲劇性十足的演出,是媒體和觀眾的最愛,政治人物樂此不疲,反對者也緊盯不放。雖然有人因演技不佳而民調陡跌,卻也不乏因符合觀眾期待而身價倍增、成為英雄的人物。只是,在救災後台待過的恐怕都難以忘卻鎂光燈暗處曾經有多少欲哭無淚、多少資源虛擲、多少熱情熄滅!多少螺絲釘掉了一地!

  終於,有一天新的災難將證實新的或更多的螺絲釘並非真正解藥,無奈政府和官員都快速更替,過去的決策已成昨日黃花,無人可以究責,媒體也不再緊盯,早已去追逐問題螺絲創造的新舞台、新演出和新演員。

  我們可以期望誰呢?

  可以期望領導者將眼光放大到選票之外、政客和名嘴不再口沫橫飛,而以眾生為念嗎?可以期待政府組織改造,變得創新、彈性、有應變力嗎?這個起自蕭萬長院長時代的夢想,至今仍在沉睡中,政府部門有增無減,沒有功能的機關依然屹立、官僚系統依然龐大而缺乏效能。政客、名嘴依然燈蛾般撲向鎂光燈,災難救災的魔咒照舊循環。

(未完,歡迎接力,期待快樂結局)

2009-08-08

用理想和熱情去影響周圍的人:顧燕翎教授訪談

本文為2009年5月4日中華女子學院兩位老師魏開瓊及馬亞萍於西安訪談顧燕翎的節錄版,全文將刋於”中華女子學院學報”2010年第1期

魏開瓊 馬亞萍


顧燕翎教授,臺灣大學外國文學系畢業,1970年留學美國,先後學習語言學和教育工學(instructional systems technology),5年後回到臺灣,任教於新竹交通大學,並參與婦女運動,從事婦女研究。1985年第一個在大學開設婦女研究課程,參與成立臺灣第一家婦女研究室。1998年底離開學校到政府中任職,曾任社會局局長,8年後再次回到學校和婦運團體中。30多年來親歷並見證了臺灣本土的婦女運動與婦女研究的發展以及性別平等機制的推進過程,身體力行女性主義宣導的批判、反省、參與的行動準則,對婦女運動、婦女研究與政府改造三者在促進性別平等過程中的關係有深刻的反省。2009年4月26日至5月6日來西安參加“法律與政策社會性別理論與分析方法”工作坊,在大陸學者講課的過程中,始終認真聽講。借此機會我們有幸對顧燕翎教授進行了訪談,希望更多的人可以分享她的觀點和看法,加深我們對女性主義理論與行動的理解。

一、Empowerment與推進性別平等

魏開瓊 馬亞萍

魏:在推進性別平等機制建立的過程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Empowerment”,但大家對這個詞的中文翻譯存在很大的分歧,我們比較常見的是譯成“賦權”,在臺灣翻譯成“充能”與“充權”,如何理解這個詞會更接近它在產生的語境中的含義?


顧:Empowerment這個名詞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詮釋。我將Empowerment翻譯成”增強權力”或是“提高權力”,有時候也會譯成“充權”,但我不會用賦權。賦權是賦予權利,涉及到誰給誰權利,更接近delegation。在管理學裏頭我們常常用delegation,就是授權的意思,指我指示你去做,但給你發揮的空間,不會一步步盯著你如何做。但是Empowerment則是釋放更多的權力,包括做決定的權力。從管理學上說,Empowerment的步驟是先建立共同的理念,確立共同的願景,在這個共同的願景下,討論我們的任務是什麼,再由每個人分別在自己的位置上一起朝向共同的方向努力,以我的工作經驗,這樣的團隊可以創造意想不到的好成績。就個人來說,當我們有共同的願景後,你獲得了更大的空間,就可以自發性地做一些事情,個人潛力得到更大的發揮,享受共創成果的滿足。在組織的層次,即使是基層的組織也可以獲得決策權,發揮創意。

魏:那麼empowerment這個概念是如何用到婦女運動中來的?

顧:剛才我們是從組織的角度來說的,就個人角度來說,Empowerment就是讓女人有更多的自主性和能動性。婦女運動早期,女人不太敢要權利(Rights),權利是18、19世紀以來自由主義的一個基本主張,指人人都有基本的生存、尊嚴、自由、免於恐懼、不受傷害的權利,這是社會要給予個人的基本保障。在婦運中,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從十八世紀末期就將人權的觀念從男人延伸到女人,所以強調女權,女人和男人享有同樣的基本人權。到了二十世紀60、70年代婦女運動還是在爭取女權。90年代後,在婦運陣營中,權力(Power)的正當性才出現。女人有了更多自主性和能量之後,不但想要避免傷害,更進一步的,還想要參與決策,想要改變男人所創的社會。這是女人一步步覺醒後的必然發展。

魏:這是婦運的自然發展過程,這種覺醒是全球性的。

顧:是的,婦運的發展,女人越來越累積力量,期望會越來越升高,慢慢地訴求也會升高。婦運要有全球的眼光,如果沒有全球性的聯結,地方性和個別性的改變是非常困難的,阻力必然很大,特別是在比較不發達的地區。西方國家的民間組織在推動權力意識覺醒的過程中對全球婦運起了很大的作用。

魏:有一種說法認為,在大陸的語境下,我們缺少西方意義上的人文革命和婦女運動的傳統,對權利不是很瞭解,對權力也不是很敢去公開追尋。

顧:台灣也有類似的文化背景,婦運初期避談權利。在傳統觀念中,女人應該是服務、犧牲的角色。比如臺灣每年選拔模範母親,選拔的標準往往是誰的犧牲最大,誰的兒女最有成就。80年代我們才開始要求基本權利,我們不要權力,因為要權力是違反父權規範下的女人形象的。90年代以後之所以敢有更多主張,也是累積了力量,累積了自信,也有了論述能力,才開始爭取更多的參與決策和分配。

魏:Empowerment的表現形態可不可以說就體現在性別平等機制的建立中,體現在性別主流化的過程中。

顧:性別平等機制的建立其實是80年代之後才慢慢普遍化的,最早從澳洲開始,他們1975年把自己的經驗帶到聯合國婦女大會去,影響了其他國家。性別平等機制是婦女運動階段性的一個訴求,也只是追求平等過程的眾多手段之一,另外的手段還有“保障名額”,這邊叫配額制,中華民國憲法1946年就有配額制了。世界性婦運談配額制也是80年代以後開始的,從北歐的政黨提名一定 比例的婦女開始,有些國家則是在憲法中保障婦女的當選名額。另外就是性別主流化,1995年北京世婦會提出,指在所有政策當中加入性別的考量。配額制、性別平等機制立與性別主流化都是推進性別平等的手段。

Empowerment是二十世紀90年代後出現的,在此之前,全球婦運重點放在爭取平等權利,一步一步往前推進。最初以男性社會的人權觀念為準則,在過程中,從女人的經驗角度逐漸理解和轉換權利的內容。以教育權為例,十九世紀末第一波婦女運動爭取教育權,提出女人也要受教育,但女人受教育的內容仍是和男人不一樣的,女人接受的是賢妻良母式的教育,讀的書不一樣,學校不一樣,修業的年限也不一樣。爭取教育權的第二步是接受與男子同樣的教育,同樣的內容、學校、年限等,比如醫學院以前不讓女生進的,現在我要跟男生一樣念醫學。接下來發現,當我們受同樣的教育了,但教材的內容卻充滿了父權思想,因此教材本身要修改;而且課程設計應消弭性別差異,比如在臺灣,過去家政課只給女生開,我們後來要求男生也上。

爭取權利只是消極的避免被剝奪原本應有的保障。在一個公平合理的社會,占半數人口的女性應進一步參與決策和分配,也就是分享權力。雖然在社會發展的階段中,有時候達成共識說女人有這樣的權力,但如果不變成法律、不形成制度化、不內化成文化,也隨時會因社會條件變化而改變,成果未必會保持。

我們看婦運的發展,一直有階段性的內容和表現形式。最初只是觀念的提倡,到了追求權利階段,開始主張法律改變和制度建立。在追求權力分享階段,我們就要求進入到體制內。現行的國家制度中,畢竟政府是最有權力的,它可以分配資源,如果不進去的話,沒有什麼辦法得到資源的分配權,如前所述,80年代以後,婦女運動採取三種手段爭取國家權力:一個是配額制;一個是性別平等機制,設立機關;一個性別主流化,檢討施政的步驟。

這裏指的是公權力的分配,在個人層面上,則是讓女人有更多的自主性,有更多的自主空間,有獨立的思想,有自己的選擇權。

(顧燕翎 節錄)

二.婦女運動的目標與手段:從體制外到體制內

魏開瓊 馬亞萍

魏:您以臺灣為例談到追求平等過程中的所使用的階段性的策略和手段,那麼從您的角度觀察,您眼中的大陸處於什麼樣的階段中?


顧:大陸太大了,很難一言概括。以澳洲和美國為例,兩國都是聯邦制,高度實行地方分權,中央只是提供一些原則性的規範,比如美國法律各州是不一樣的。就是荷蘭這樣小的國家,也是高度分權,各地方政府有很大的自主權。我們這邊的城鄉差別太大了,很難一以貫之的定出統一的政策,這是我很強烈的一個感覺。

馬:您談到這個層面時,我個人的感覺是更多的要有地域的概念在裏頭。從國家的層面上我們也有些是原則性的東西,比如說男女平等,至於說更細的部分,要顧及到各地方的不同的狀況和需要,不同的階段性的發展。

魏:我們有些權利法律已經保障了。一方面我們要努力實現它,內容和形式上都要實現它。與此同時,我們加入國際潮流,我們也在做,做的過程也是先從基層做起。比如各省婦聯,先和學者一起做,因為婦聯有很好的組織系統,慢慢形成合力,再慢慢改變。跟您描述的從上往下或從下往下都不太一樣,是從中間進入的。您提到臺灣,先做草根,影響權利的實現,後來進入體制內,以您為代表,進入到體制中也起到了作用。

顧:我們也是由中間切入的,我們自稱草根婦女團體,事實上我們並不是很草根。從事社會運動需要時間和金錢投入,全球性婦女運動受到批判說是中產階級的,發動第一波和第二波的世界性的婦運的全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白人女性,要不根本就沒有機會。

魏:您在談到性別平等機制建立時,提到了被主流同化的風險,在臺灣有沒有這樣的經驗,如何來避免這種風險?

顧:既存的體制有它既有的遊戲規則,你進入體制分享權力時,要不要以及如何遵守它的規則,需要拿捏。首先,你可能會成為主流中的一棵棋子,成為少數的象徵意義,比如增加幾個女人的席次,你只是點綴。另外,你進入之後,你的思維可能會改變,權力是一種誘惑,你可能為了保有權力而認同體制內既有的價值觀。舉例來說,官僚體制的一個特色是不斷自我保存和擴張,臺灣政府內的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雖是因應婦運團體要求而成立,卻非任務導向,觀察其歷史可發現,組織走向體制化和自我保存,拒絕縮編,規模越來越大,表現得也越來越像體制內的機構。

魏:那如何來應對?

顧:所以要提醒大家達到平等不應該只有一種手段和方法,性別平等機制只是歷史進程中的一個手段,它不是唯一的和所有的。除了性別主流化和設立性平機制之外,還有很多事情要做。少數人進入體制後,如果外面沒有強大的婦女運動做為後援和監督的力量,你是沒有辦法真正發揮影響的。因為政府的決策過程受到許多來自各方力量的左右,其他各種團體和勢力都想要影響決策,在各種力量的角逐下,如果沒有強大的婦女運動為後盾,性別平等的主張在競爭上還是沒有優勢的。性別主流化不是最終目標,而是追求平等的手段之一。若我們把它當成目標,會有危險。

魏:那麼,作為個體,在體制內意識到有可能被同化時,怎麼來應對呢?

顧:我覺得價值觀很重要,在一生中,你到底最想要要做什麼?為什麼要做?對你來說最重要的是官位還是婦運的理想?如果我的著眼點是我的官位,我想在體制內往上攀升,我很快就會被吸納進去。我需要迎合和討好領導,如果我有更重要的目標的話,我需要不斷檢討和取捨。當然後者面臨更大的考驗。

魏:那婦女運動達到性別平等的目標的話,有哪些因素會影響到議題的選擇?

顧:在婦女運動議題的選擇上,我們會談到政治機會。比如在臺灣,1980年代,我們曾經想推動性騷擾防治,但當時社會反應冷淡,到了 2000年左右時,社會的性別意識有進步,其他國家也發生了幾件轟動一時的大案子,再推的時候,阻力會比較小,因此,看政治機會,看時機。

魏:從臺灣的經驗看,確定議題有沒有什麼要避免的傾向。為什麼有的議題得不到支持,剛才提到社會文化背景,這是一個因素,有沒有其他因素的影響會影響到議題的確立?還有沒有可能你確定的議題不代表大部分婦女的訴求,有沒有這樣的經驗和教訓。

顧:選擇議題時,我還會強調婦女運動全球性的現象,很多議題在國際婦女會議上都會出現,比如北京世婦會就選擇了很多議題,聯合國的婦女地位委員會每年都有年度主題,我們常討論婦女議題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推動,其實還有由外而內的現象。大的國際背景下確立的議題,有些跨國基金會就會贊助,那也是一個政治機會的考量。另外,領導的政治決心很重要,如果國家領導人知道性別平等是國家進步的指標,如果領導對國際趨勢很看重的話,那就可以借力使力,我們需要借力使力,即使很好的東西,時機不對,或者使用方法不當,效果就會比較差。目標當然不能變,不能只為了說有這個機會,誰給錢就做,確定議題時要有自己清楚的、核心的理想和目標。如果自己很確定,再看到外在環境的趨勢,兩個比較相合,就會比較容易做,成功的可能性就會很大。

不過做婦運本來就是逆水行舟的事,要有高度的理想性,必須努力克服困難。比如陝西省婦女博物館,從零開始,從無出發,1989年我剛認識李小江時,可行性很低,是很有困難的,但也不是說不能做,現在看到在屈雅君的繼續努力下,有這麼大的成果,我真是泫然欲涕。所以究竟做何種選擇,政治機會和可行性可以是一個參考點,個人的理想和熱情也很重要,那是一個選擇和拿捏的過程。

魏:在這個過程中,會不會忽視底層婦女的權利和需要。

顧:這是我們一直需要努力關注的,要考慮到沒辦法說話的人的需要,我們這些知識分子至少還是有話語權,很多人是沒有的,如何看到他們的需要很重要。在聯合國的決策中,也沒有忽略這一塊,主要是方法的問題,如何去看到基層的需要。我們這邊婦聯組織是很不錯的管道,一層一層的組織,可以接觸到底層的婦女。我在1990年到鄭州參加全國婦女研究會議時,就特別要求去參訪鄉下在地的婦聯,看到那些老幹部的活力還是相當感動。

魏:看到問題是一回事,但是將它轉換成議題又是另一回事。在臺灣有沒有純粹從底層的婦女需求出發,將議題拿出來,讓體制內的人關注它的?

顧:我們有人從事社區運動。有些女權團體,到山地或比較鄉下的地方去做社區工作,直接接觸社區的民眾。更需要發展的可能是方法。我們在臺灣做決策時,會採用公聽會的形式,任何的法律制定或重大決策時,政府會採取公聽會的形式來搜集民意,但公聽會邀請的物件是有限的,並沒有把消息傳遞到所有的人手中,即使以民主的形式來看是開公聽會了,但參與者的代表性還是有限的,這是問題。如何突破公聽會收集意見的形式,還是很重要的。有一種討論形式叫世界咖啡館(World Coffee),先擬定議題,分小組討論,一組可能有十幾個人,然後再重新組合小組,經過幾個回合,由此凝聚共識,他們已經出書了,可以看一看。在臺灣有人在推開放空間(Open Space Technology),這也是收集意見的模式。我看World Coffee,他們是從很基層的地方做起,非常有效。我覺得重要的是發展出一些工具,大陸在這方面應該有好的經驗。

還有就是行動研究,應該也是很好的。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一起來參加,這是女性主義研究不同于傳統研究的方法,互為主體,並不只是說一切由研究者來掌控。行動研究要花時間,受經費和時間的約束比較多,臺灣也會有這種困惑,那只能慢慢來。

魏:您曾經提到大陸現在處在一個特別好的時期,您指的是什麼?

顧:以性別主流化來說,主要在政府體制內推動,講性別平等機制,也是在政府體制內建立一套系統。現在這套系統在這裏已經有了,問題是如何真正發揮功效。所有政策的推展,最上層的政治決心(Political will)很重要,就是說要不要真正去做。我看到十七大的報告時非常興奮,裏邊提到“服務型政府,以人為本和男女平等”的理念,如果這個目標能確定,整套運作機制也存在,我以為政治決心是清楚的,那麼條件很好,接下來就是怎麼讓它真正動起來,真正的實踐起來。在臺灣,我們的政策方向不夠清楚明確,我也希望能標舉服務、人本和平等,並真正落實。
還有,社會主義有很多理想和女性主義是非常契合的,它也影響到女性主義的發展。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產生於資本主義社會,之後受到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的的影響,有很多改變,比如托兒公共化。我覺得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上加入女性主義的元素,條件是滿不錯的。

2009-08-02

三、婦女運動與婦女研究在臺灣

魏開瓊 馬亞萍

魏:在臺灣的經驗中,性別平等機制的建立以及性別主流化的過程是和婦女運動緊聯繫在一起的。在臺灣的婦運的表現形態是什麼樣子的,現在有沒有面臨著挑戰或者新的機會。


顧:社會運動主要指由人民自發組織起來,用各種方式來表達它的訴求,發揮影響力,採用的方法有的是在體制內,比如國會遊說;有的是在體制外,比如遊行示威、組織小團體。在臺灣這些形式都有。
臺灣婦運跟世界性的婦運比起來,影響還是很大的,特別是在立法和修法方面。婦運在早期衝撞體制時阻力比較大,但婦運本身理念的一致性比較強,處理了一些重大的不平等現象。但當很多法律確立後,婦女本身壯大後,個人比較充權後,團體內部的多樣性、分化性就出來了。我覺得現在婦運本身內部的多元歧異性是個需要處理的問題。

魏:不管怎樣婦運最終的價值指向應該是一致的,最終所追求的那個東西應該是一致的吧?它的分歧和多元性表現在什麼地方呢?

顧:我認為應該是一致的。分歧和多元性主要表現在,比如同樣的議題會有不同的主張,象我們談論墮胎合法化。之前大家共同追求墮胎合法化,認為女人要有自己身體的自主權。但是去年有另外一些婦女,他們是宗教信仰比較強的婦女,特別是天主教徒婦女,她們認為墮胎是傷害生命,他們不能接受,因此組織起來要求修改這個法。

魏:那這些宗教團體的活動也屬於婦運的一部分嗎?

顧:那看如何定義婦運了。她們也是婦女,也有自發性組織和自己的訴求。這是個很有趣的問題。女性主義和反女性主義都是婦女運動,比如美國推憲法平權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最強大的阻力也來自婦女團體,它也從婦女的立場,提出不同、甚至相反的主張。我們說社會運動成功與否,其中一個重要的指標就是看有沒有人反對。如果你大聲疾呼,根本沒有人理睬,便無法形成運動風潮。你影響越大,越引人注意,就會有不同的聲音。有的人說反對的聲音越大,表示你越成功,越引人注意。

魏:但是美國的憲法平權修正案,同意和反對的應該是兩派,它們最終的追求應該是不一樣的,難道反對的也是為了男女平等嗎。

顧:它不贊成男女平等,它認為平等就是男人跟女人一樣,他們不願意失去女人原有的一些法律保障。比如原本法律說,丈夫有賺錢養家的義務,如果離婚的話,妻子有權要求贍養費。反對派認為,如果男女完全平等的話,妻子的贍養費就不能有保證了。它是從利益的觀點看,認為平等就是要女人變得和男人一樣,這對女人是不利的。
臺灣婦運在共識性強(例如家暴和性侵害防治)的問題處理後,更為細緻的問題(例如性工作、代理孕母等)就出現了分歧。因為團體更有力量,個人也更有力量了,大家都有很強的主見時,就會容易發生衝突。

魏:這樣對推動性別平等越來越有利吧?

顧:可是作為集體與政府談判的力量就會削弱。國外研究也發現,性別主流化的成功與失敗,婦女團體之間主張的一致性很重要,團體要一致去對政府提出要求,如果本身都不一致的話,談判的力量也就削弱了。

魏:我很喜歡您說的“婦運、婦研與政府改造的迴圈檢驗”這個提法,從女性主義的角度看,這三者是不可分割的。現在回到婦研的主題上,以我的經驗觀察,學術界普遍對婦女研究持不信任的態度。在臺灣大家對婦女研究持什麼樣的看法。

(顧燕翎 節錄)

四.婦女研究與女性主義

魏開瓊 馬亞萍

魏:我很喜歡您說的“婦運、婦研與政府改造的迴圈檢驗”這個提法,從女性主義的角度看,這三者是不可分割的。現在回到婦研的主題上,以我的經驗觀察,學術界普遍對婦女研究持不信任的態度。在臺灣大家對婦女研究持什麼樣的看法。

顧:也是缺乏信任和資源,被主流的領域排擠。我想這是全世界婦女研究的共同處境,因為它是新生學科。在臺灣,婦女研究最初也很艱難,受到很多排擠,後來變成顯學,大家都覺得不能忽視。婦女研究現在甚至影響到主流的學科領域,它的影響是在擴散的。

魏:這種狀況是自然的,以平常心去面對就可以了。

顧:但也不能太放輕鬆,還是要不斷檢討,要不斷看清它的定位,定位也不斷需要加以調整。一方面婦女研究被接受,另一方面它也面臨其他學科的競爭,比如要不要把婦女研究或者性別研究作為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始終在受到挑戰。

魏:現在有沒有一個一致的觀點?

顧:我自己的觀點,未必有定論啦!婦女研究在開始就是一個跨領域的學科,它會出現也是它試圖去解釋其他學術領域無法解釋的社會現象和個人經驗。因為從婦運出發,它有野心要整合不同領域的知識和經驗,結合理論與實踐,發展成獨立的學門。它並沒有特殊或固定的研究方法和主題,但是它的關切焦點在性別,著重於實踐。

魏:提到定位,您說過台大婦女研究室曾經面臨著三個爭論,我覺得它是婦女研究的一個縮影。
鏈結:台大婦女研究室曾經面臨定位的問題:一.應追求學術地位及認可,從事客觀、中立的“學術”研究,抑或應採納女性主義觀點從事研究和運動,改造父權社會?二.應否以性別研究取代婦女研究,包容男性學者的參與和兼顧以男性為物件的研究?三.婦女研究應否保持超然的學術性,切斷與婦女運動的關係?這些問題也成為之後十年婦女研究界不斷爭辯的焦點,直到1995年婦女研究室十周年慶的研討會中,才終於達成共識,不再有人質疑女性主義觀點的正當性。

顧:婦女研究變成一個學科的需要是因為女性主義的視角的問題,我們問的問題不一樣,我們想問的是傳統學科所不問的問題。對我個人,或者對一些女性主義者來說,會不會有婦女研究這樣一個獨立的學科,與它是否有沒有女性主義視角是有很大關係的。在這之前也不是沒有所謂的傳統的婦女研究,也就是說把婦女作為一個研究課題。我們設一個特別的學門,是希望用不同的視角來看這個問題。但這樣的主張,在1985年前後,臺灣的學術界引發爭議,被認為不符合科學和客觀的原則,所以受到反對。不過台灣的學術界生活在世界潮流的影響下。如果只是內部爭論的話,那絕對是沒有辦法以理服人,幸而有整個世界婦女運動發展的趨勢和先進國家的類似的經驗,提供了助力。到1995年,婦女研究室十周年時,大家正式和解,很多人開始承認自己是女性主義者。在80年代之前,公開承認自己是女性主義者,是要背負很多的社會歧視的,會受到類型化和汙名化。

魏:那就是說婦女研究肯定是有價值取向。

顧:對我來說肯定是有的。

魏:那對性別研究取代婦女研究的看法呢?

顧:我不覺得這是一個互相排斥或互相取代的問題,我想婦女研究完全沒有必要排斥性別研究,因為性別研究是延續女性主義觀點的研究的,性別研究它會豐富和擴張了婦女研究。只是在臺灣太強調政治正確,衍生出性別研究排斥婦女研究的現象,那才是問題。比如,我曾經目睹做婦女研究的學者在會議場合被公開指責,被批判說沒有性別意識,被迫道歉。

魏:婦研與婦運的關係不應該切斷,第三個問題與第一個問題是一脈相承的,婦女研究就是有其價值取向的。我瞭解到,女性學現在在臺灣有三個機構招收碩士,拿的學位是“性別研究”。現在招生規模不大吧?會不會存在就業的問題?

顧:現在畢業生還很少,但已可預見就業問題。我建議性別研究所應注意就業市場的開拓,比如政府在招收公務員時,在列舉的專業項目中沒有“性別研究”,我建議說要去跟他們溝通一下,加上“性別研究”這個新的學術領域,只要去做,應該是比較容易解決的,因為不涉及修改法律,只要行政命令就可以了。

魏:回到我關於學科的問題上。從傳統意義上,一門學科的建立,要有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獨特的研究主題,怎麼理解女性學獨特的研究方法和研究主題?

顧:所有的跨學科領域都有這個問題,比如亞洲研究在美國也是頒發學位的,它是整合性學科、實務導向、更具前瞻精神、問題意識和單一性的學科也是不一樣的,它問的問題不一樣。整合性學門並沒有專屬的研究方法,或侷限於某一種研究方法。從事性別研究面臨的挑戰是需要熟悉更多理論和方法,以便靈活選擇運用,但也因此得以跳脫學科的限制,對研究主題做更深入的探討。

魏:您對這個問題的理解是不是消解了傳統意義上對學科的定義。強調女性學的跨學科,研究方法和研究主題都是跨學科的,這樣也可以保證它的合法性。

顧:這的確是一個挑戰。這樣的話,研究者可以游走於更大的空間,在題目、理論和方法上都不受某一個傳統學科的束縛。換個角度來看,每個傳統學科都有自己的學術地盤、方法和理論、勢力範圍,這樣有它的好處,它擁有這些可分配的資源,但同時也是一種畫地自限。新興的整合性學科追求更大的自由和彈性,企圖跨越不只一個傳統學科的知識,卻也在資源分享上居於劣勢。

魏:對女性學的要求是不是更大了,要做歷史女性學的話,要瞭解傳統歷史學的方法和主題,在此基礎上才能對話,要不寫的東西就是自說自話,導致雙方更大的誤解。

顧:所以它要形成自己的學術領域,它要有自己特別的關心重點和對話模式。各個學術領域的壁壘太分明,常常失去了它的實用價值,或者沒有辦法轉化成一般的語言,如果只是學術的產物,而無法轉和應用,那還是很有局限性。
而婦女研究之興起,是研究者想要進行跨領域的整合,將學術語言轉換成一般人可以理解的知識,發展成行動,達到改變父權體制和文化的目的。它常常會探索一些比較屬於實踐的問題。所以行動研究很適合婦女研究。

魏:在大陸,之前是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理論影響我們的研究,90年代以後女性主義理論對我們有些影響,但過了一段時間以後,學界開始反思,關於本土化的問題,有一些疑問的聲音出來了。在臺灣有沒有關於女性主義本土化的爭論。因為女性主義理論產生于英法美的文化環境中,雖然有一定的解釋力度,但它必竟與我們的經驗有一定的距離。

顧:以我的理解,臺灣這個問題不嚴重,我們一直受西方影響比較大,我們其他的學科都是採用西方的理論,接受的都是西方的訓練,我們缺乏這方面的省思,就是關於理論的本土化。
不過,雖然很多東西都是從西方來的,但是它的策略和分析模式還是可以用在我們的經驗中。以臺灣來說,我們的政治制度也是深受西方的影響,所以不會覺得有很大的衝突,因而缺乏較深刻的反省。臺灣太小,一直在西方的邊錘,有很多東西都受西方影響。

魏:女性主義理論流派之間差別是很大的,但是我們現在講社會性別理論是女性主義理論中的核心部分,好象看不到各種流派的差別了。

顧:社會性別這個概念的形成就是女性主義的產物,性別不是天生的,社會性別是形成的,源自於西蒙波娃的存在主義女性主義,和基(激)進女性主義對“個人的即政治的”各種分析。除非你是本質論,女性主義各種理論本身也都是在分析為什麼會有社會性別的差異。

魏:但在強調社會性別的分析力度時,過去所討論的幾大理論好象不太受關注了,更多的關注社會性別,用社會性別去解構、去分析各種社會現象。

顧:我覺得學術界也有所謂流行和時尚的問題,包括問題的選擇和理論的使用。也許現在大家不太去使用了,或者大家現在因為不熟悉,或缺乏訓練了,而較少使用某些理論所以不太去用了,但我還是覺得女性主義的各種理論還是有分析能力的,只是看使用者是否會善用這些工具。比如在臺灣婦運界曾經爭論一項政策:東京地鐵在運量高峰期有女性車廂,臺灣要不要也有女性車廂?這個討論牽涉到女人專屬空間的問題,若能夠從激進女性主義的分離主義的角度來討論的話,論述可以更為完整。最近有關性產業的爭論,各方的論述也清晰反映出各種女性主義的立場,很有意思。

(顧燕翎節錄)

五、女性主義與女性主義者

魏開瓊 馬亞萍

魏:這個例子很有說服力。還有,在我們的生活中,經常會有人問,什麼叫女性主義,您要是遇到了會如何回答?如何回答會更好地傳達出對女性主義的理解?

顧:我已經很久不需要回答這個問題了。我聽過有人回答就是男女平等主義。或是從女性的經驗和角度出發重新來思考傳統的學術和制度。

魏:但如果強調女性的經驗和角度的話,也會有問題,有人會說是不是要以女性的經驗和角度來取代男性的經驗和角度。

顧:之所以有女性主義,是對男性統領下的世界的一個反抗和反思。女性主義常被批判說反對男權,是要用女權來取代男權,批判父權就是要母權來取代它。我們其實是對男權下的權力結構進行探討和解構,形成完全不同形式的對權力的理解,在新的權力結構下,沒有所謂的男權、父權或者母權,不是以母權取代父權,而是建構更完全平等尊重的新關係,是一種新的思維、新的價值。
魏:我想要是有一個更有力量的回答,讓大家一下子就覺得這個女性主義真的很有意思。

顧:的確這個非常重要,尤其是到基層去普及女性主義時。或者我們可以說,女性主義就是尋找達到男女平等的更有效的辦法。的確,從行銷的角度,我們需要更簡潔和動人的口號。

魏:另一個問題,現在會有年輕一代的姑娘認為他們沒有受到歧視,在臺灣也會有這種現象嗎?

顧:會,一方面是她們還沒有真正進入權力關係,另一方面是她們的確是在享受前人的成果上。她今天有這樣的一個平等的經驗,是過去很多世代人的努力,婦運是一波接一波承傳下來的,但如果後繼無人的話,成果不見得會永遠保存。還有就是要體驗生活,象我們年輕時也沒有覺得受到歧視啊。

魏:您說到經驗,有人講了這樣的一個現象,在美國的一個現象,媽媽是家庭主婦,卻是堅定的女性主義者,女兒是職業女性,但堅決否認自己是女性主義者,您怎麼看這個現象?

顧:有可能女性主義已經變成女兒的生活了,她很自然地去實踐;也可能是社會的條件讓她不需要抗爭。是不是女性主義者其實是個人主觀的認定。

魏:母親的身份也是很奇怪的,我們印象中家庭主婦和女權主義者兩種身份好象並不能吻合在一起。

顧:不一定啊,在那種處境下可能更容易發展出女性主義的觀點,更能看到權力問題,這主要看她個人有沒有反省能力。在任何位置上都可能是和不是女性主義者。還有就是個人主觀的承認。現在說她不是,未來也可能是。

魏:這和女權主義者有沒有汙名化有關嗎?

顧:現在還有汙名化嗎?在臺灣已經不怎麼汙名化了。我們以前爭執的對 象現在也自認是女性主義者,也會去演講女性主義;以前反對女性主義的,現在也成了“性別專家”。

魏:那臺灣普通人怎麼看女性主義者的身份。

顧:臺灣有很大變化,以我30年經驗來看,以前是被汙名化和受到排斥的。現在好很多,至少在公開場合,表面上沒有人敢排斥,但他們還是會有一點區隔,覺得你們這種女人和別的女人不一樣,會有一些顧忌,男同事們講黃色笑話時,也會有一些顧忌,怕自己講錯話。

魏:普通人也會接受女性主義者的身份?

顧:看什麼樣的人。我們城鄉差別還是很大的,知識份子之間比較不會有問題。

魏:那和您的環境有關吧,大家在一起彼此認同度很高。

顧:我覺得女性主義的影響還算是滿深入的。好多年前,我在新竹一個小菜場買菜,一位中年女菜販對另一位大談大男人主義什麼的,我聽了很高興。

魏:也許他們跟您是一樣的身份。

顧:不,他們都是擺攤賣菜的,他們這麼講表示30年來,很多觀念已經深入人心了。

魏:您曾經提到要用“熱情和理想去影響周圍的人”,您作為三重身份的複合體,一個研究者、女性主義者、曾經的政府官員,有沒有想對能看到這篇訪談的人說點什麼。

顧:永遠保持夢想,不要輕易放棄,世界會更好!至少說因為有我的努力世界會變得更好是有希望的。

(顧燕翎節錄)

2009-06-16

樹影四篇

本文已發表於6月15日世界副刋

顧裕光

《第一篇》

   在我很小的時候, 鄰居鄭氏夫婦認我作乾兒子。 我大概太小了, 這些情節一點也不記得。

  幾年之後, 他們由二高自力村搬到臨近岡山鎮前峰里, 住在前峰國小對面的日式住宅區。乾爹在省岡中教國文, 乾媽在岡山國小任教。乾爹的年齡接近外婆, 他出生於安徽世家, 國學基礎深厚。 乾媽是廣東人, 在北京長大, 一口爽亮的京片子。據說乾媽年輕時是個大美人, 冬天到公園滑冰會引起不小的騷動。他們的姻緣一定是很風光的。


  他們自己的兒子已經很大了, 對我格外寵愛, 喜歡接我到他們家去玩, 有時也會留我過夜。

    乾爹的日式房子相當老舊, 但與我們自力村的簡陋棚屋相比, 實在太好了。我喜歡那「踩高蹺」、挑高的地板。進門一個小玄關 , 脫了鞋上到客廳, 左手是餐廳和廚房, 右手邊隔了個紙拉門是臥室, 簡簡單單的格局。我最喜歡的是臥室的窗台, 像是個長板凳。窗子從牆上突出去, 如果裝個簾子, 這窗台很可以做我的臥房。

   我常在窗台上午睡, 窗外的棕櫚樹遮去大部分的陽光。自力村彷彿只有木麻黃, 小學裡有榕樹和竹子。乾爹門前的棕櫚對我是非常新奇的。當然在我的字彙裡還沒有「熱帶浪漫風情」這樣的說詞。

    躺在窗台上, 那穿過棕櫚葉、帶著點綠色的陽光, 不願讓我睡去。棕櫚樹掛著一串串的小果子, 像是乾媽的綠琉璃練子, 在我眼前搖著、晃著。敵不過這樣的催眠, 我還是睡去了。


《第二篇》

  讀小學的時候, 我的成績一直很好, 畢業後順利考上第一志願省岡中初中部, 之後考取「台灣第一高中」建中。但是這樣的光彩不久留, 數理化三科讓我嘗到失敗的滋味。在那些課堂裡, 我如聽天書的坐著, 完全不知道老師在說些什麼。

  高二那年我参加課後補習, 希望「勤能補拙」。相反的, 我的失望與焦慮更深。大部份參加補習的學生成績都很好, 來這裡是為了課業更上一層樓, 老師的教材也相應的艱深。

  下課後, 我身心疲憊的搭公車回家。

  站在人行道上等公車, 我靠在站牌上, 看街燈下的樹。是槐樹、還是菩提? 有什麼關係, 聯考不考這個。一夜夜, 這不知名的樹陪我站著等公車, 一點也不介意我不知道它的名字。


《第三篇》

  在芝加哥的最後七八年, 我們住在青山街。這是我一輩子第一個獨門獨院的房子, 誇張一點, 也可以叫它花園洋房。這個小小的房子是1918年蓋的, 屬荷蘭殖民式 (Dutch Colonial), 明顯的特徵是它的兩段式屋頂, 第二段 ( 下半段) 的屋頂陡峭得近於垂直, 好處是冬雪不至淤積而壓壞屋頂。但是它實在不好看, 越看越像穀倉。 1918年, 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 又有一個超級流感襲捲全球, 景氣不振, 這時候蓋的房子, 與今天的豪宅相比, 實在顯得寒傖。無論如何, 家總是家, 擁有自己的房子是「美國夢 」。

  這個小房子有兩層, 加一個全底的地下室。樓上兩個臥室加浴室。樓下是客廳、餐廳、廚房和衛生間。客廳旁一個小臥室, 我們把它改為書房, 並把它與客廳之間的牆改短為半牆, 把兩個盒子似的小房間開放出來。餐廳和廚房後面有個増建的廊檐, 我們通常在這兒用餐、看電視, 極少使用客廳或餐廳。

  但是春分和秋分時節, 太陽的角度改變 (芝加哥的高緯度對此尤為敏感), 傍晚的陽光透過向西的窗子, 把人行道旁的樹投影到客廳的牆上。這是芝加哥極普遍的行道樹, 細細碎碎的葉片像是鳳凰木, 疏疏密密的在牆上畫潑墨。

  暮色漸濃, 樹影終將沒去。我靜靜坐著, 夜一寸寸爬上牆頭。


《第四篇》


  五十二歲的我, 越發覺得自己空虛得可憎。日子一天天逝去, 歲月從手指縫中流過, 我越來越不信任自己。你怎麼能相信一個不能哭的人。不能哭, 是因為生命中已經沒有真摯的感動, 唯一擁有的是一天又一天又一天.....。

  這一天早上, 吃過早飯之後,我覺得好累,一點勁也沒有。量量體溫,高到近四十度。兩天之後, 高燒持續不退, 進了醫院急診室。醫師診斷是得了肺炎。在急診室我還逞強的對醫生說 (我大概是高燒燒昏了頭), 給我抗生素, 讓我回家自己休養。醫生說, 你得簽字負責這個決定, 而且保險公司不會付急診室費用。

  我乖乖的住進醫院。

  肺炎不是郊遊野餐。照了X光和電腦斷層掃描, 我的膀子上吊了點滴, 鼻子罩上氧氣罩, 護士每兩小時來騷擾一番: 量體溫,測血液含氧度,五顏六色的藥丸。幸運的是六樓的病房中沒有室友, 不幸的是隔壁的病人一夜號哭, 我怎麼能閉眼。清晨三四點, 我站在窗前, 看下面那空空蕩蕩的停車場。佛羅里達的十一月還是很溫暖, 外面大概是攝氏二十一 、二度。停車場裡的椰子樹間雜著昏黃的路燈, 在暖風 (想必是暖風) 裡搖曳。我從來不喜歡椰子樹, 總覺得它光禿禿的, 近乎野蠻。

  突然之間, 一種深沈的寂寞籠罩淹沒了我。不是「前不見古人, 後不見來者」那樣的風雅, 而是椰子樹般的赤裸, 無所隱藏。站在毫無美感的停車場, 站在廉價的昏黃的街燈下, 站在十一月底的佛羅里達的慵懶的風裡, 站在深夜與凌晨之間。不置一語。

2009-05-26

從《歐普拉》到兩隻雞腿: KFC Spectaculum

從《歐普拉》到兩隻雞腿: KFC Spectaculum
顧裕光

  Last week (May 5th, to be exact) our friend Richard emailed to tell us that Oprah 歐普拉, the number one TV talk show host, announced on her show that she was offering a free meal at KFC (Kentucky Fried Chicken) for every American. Just log on to her web site, click to the free meal offer to get the coupon.

2009-04-16

追趕

顧美翎

   隆冬的清晨,我一腳高一腳低跋涉在芝加哥的風雪中,設法追上二姊矯健的步伐,搭捷運去商展會場。自從我中年創業、四出展銷自己的品牌,二姊就把她大部份的休假時間用來支援我短絀的人力。


   猶記得剛上小學,背著書包興奮的跟在二姊後面去學校。她的腳步急促,往往我得小跑步才跟得上。尾隨在兩位優秀的姊姊之後就讀同一所小學、中學,既沾光、又有壓力,總覺得望塵莫及。

  二姊初中畢業後,自小鎮北上考取北一女,開始在外住讀,然後以優異的成績免試保送進入清華大學,只在寒暑假時回家。在我成長的歲月中,與她相處的時間並不多,對她既崇拜,更覺遙不可及。

  家人和師長曾期許她成為優秀的科學家、諾貝爾獎得主,然而在歷經步履緊湊的留學、成家、生兒育女之路、第三個孩子即將報到時,她無可避免的面臨抉擇,就像許多女留學生一樣,決定暫停學業,留在家裏作全職母親。除了摸索學習養育三個稚齡孩子,她更以一貫的速度與效率學會了用縫紉機縫製衣物,做各種麵食,並與其他留學生太太們切磋廚藝。

  孩子漸長,她盼望能重拾學業時,母親伸出了援手,提早退休幫她照顧子女,她的婆婆也犧牲在台北悠閒的生活,與母親輪流赴美半年支援二姊,使她能無後顧之憂作半職學生,終於完成了博士學位。

   歷經學術生涯的頓挫轉折、與教養子女在時間與財務規劃上的優先考量,她有了不同的就業選擇,「錢多、事少、離家近」成了姊妹淘之間自嘲的最高就業指導原則。工作之餘,除了照顧自己的小家庭與日漸年邁的雙親與公婆之外,她還為城裏貧民區的孩子作義務課後輔導,並參與紅十字會義工活動。當朋友的親戚由外地來到鎮上的教學醫院作化療,食難下嚥,匆促之間找不到幫手改善病人飲食,她義不容辭地在緊湊的日程之外,每日烹煮羹湯並送到醫院給素未謀面的病友。她以樸實的愛心、劍及履及的行動,溫暖了周遭的人,為她虔誠的宗教信仰作了最佳的見證,而不是徒托空言。

  原本無意留學深造的我,晃盪蹉跎多年後,終於在紐約落腳,再度拉近了與二姊之間的距離,分享她嫁女、娶媳、升格作外婆的喜悅。雖然我更加無從追趕上她那快節奏的人生腳步,但她已從光耀門楣的希望之星,蛻化成親和平易的賢妻良母、與我並肩參展的伙伴和分享生活考驗的益友。

給行政院劉兆玄院長的信: 婦權會提案權

顧燕翎

今天在世新性別所上課時,發現可以給政府一些建議,婦權會應是一管道,但我們沒一人是委員,於是想到婦權
會做為一個溝通平台,應更開放接受提案,才能落實民主.回來後立後上網寫信給婦權會主委劉院長, 如 下.



請求列席行政院婦權會以便提案
  
  行政院婦權會設立的目的若是為了深入了解婦女同胞的需求和心聲,那麼目前婦權會的組織型態和組成方式似乎難以達成此目標.

  建議院長在現有委員之外,開放婦權會給民間女性列席,旁聽或提案,真正落實性別議題的民主討論.

  若要確保提案品質,不妨建立研究機制,先做合理性和可行性研究,但委員提案亦應以同權嚴謹標準加以控管,以免浪費我等納稅者之公帑.

2009-04-02

行政院研考會委託性別平等專責機制之研析:寫後心得

顧燕翎

  范情和我因婦運結識,也因長久在婦女新知基金會和女書店擔任義工而成為好友。有關性別平等機制的討論和性別主流化的推動在行政院婦權會進行了數年,我們雖然關心,卻總覺得遙不可及。可是在政府工作中和參與各種委員會活動中雖感受到國家女性主義日益高漲的影響力,卻也發現不少問題。去年底有機會參加行政院研考會的系列座談,實際參與相關討論,發現大部分仍停留在概念層次,因此當研考會提出研究案的委託時,雖然正逢歲末,時間只有三個月,我們還是接了下來。制度化是大部分社會運動的目標和發展進程,而性別主流化在國際間已有十幾年歷史,我們很想藉此機會了解全球婦運趨勢,同時檢討國內的發展,檢驗我們個人在行動中累積的經驗和敏感度。


  所有的工作我們全部自己動手:書籍、網站、國際電子信件、電話、政府文件和公文、訪談、書寫、改寫…,期間我有幸遠赴聯合國參加第53屆婦女地位委員會的會議,獲得最新的資料。我很慶幸能和范情一起完成這個計畫,在過程中不斷互相驗證我們的發現和分享彼此的感受,或者形成新的策略,常常到深夜還在通電話或寫電子信。而每一次訪談,不論對象是婦運姐妹或者業務相關的公務員,都讓我們受益良多,而感到快樂。其中特別要感謝長玲和淑玲提供韓國的資料,炳珍替我們打電話到韓國直接查詢最新資訊,安妮特地從淡水開車到女書店接受訪談。范情住台中,我住新竹,所以每一次訪談對我們來說都是長途跋涉,從早工作到晚,身體十分疲累,但精神上是亢奮的。原本我們預計訪問更多人,還做了問卷,也打算到中南東部訪談婦女團體,但終因時間不夠而未能如願。

  我們很用心做這個計畫,也期望能形成對話,產生好的政策和有效能的組織設計,催生優質的性別文化。目前研究報告仍在研考會審查中,定稿後的書面版本希望能放在女書店供索取。當下部落格版尚無法完整呈現表格和註解,是美中不足之處。

2009-04-01

性別平等專責機制之研析:報告初稿

顧燕翎 范 情

摘 要


  本案係接受行政院研考會委託,以三個月時間檢視瑞典、澳洲、紐西蘭、英國、韓國中央政府性別平等機制之發展與現況、我國政府性別平等機制之現況與問題,並就當前行政院組織改造中性平機制提出具體建議。

建議如下:

一.國家領導者必須公開展現實踐性別平等的政治決心,執行者必須有性別/婦女研究專業素養、國際視野、管理知能和溝通協商能力、政治影響力、並且願意無私無我從事文化深耕的志業。

二.行政院內部的性平處採取矩陣管理模式,由專精性別議題的政務委員代 表院長任專案經理人,以院長的高度協調監督各部會性別政策,將平等理念紥根於所有部會。

三.性平處應在地方設點,深入城鄉,關注基層,與行政院婦權會和婦基會配合,做好評估、監督工作,以獎勵的方式引導地方政府和民間自發性地發展性平方案,並開放申訴管道。

四.行政院婦權會發展成為民意平台,扮演監督、評估和諮商角色。

五.婦權基金會發展成智庫,從事政策研究規劃,確保婦權會提案品質和可行性。

六.部會設定工作目標(agenda setting),由有能力的民間代表與官員組成任務導向(task-oriented)的專案工作小組。


Summary

  Commissioned by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Commission of the Executive Yuan, the authors spent three months examining the national gender equality machineries of Sweden, Australia, New Zealand, the UK, and Republic of Korea as well as the status and functions of such devices in Taiwan. We came up with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1. In order for gender equality to become a widely accepted social value, both the President and the Premier have to demonstrate in public strong political will of their support. And they have to carefully select the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minister without portfolio responsible for gender/women’s affairs) to make sure that she has expertise, global perspective, managerial skills, political influence and commitment to feminist ideals.

2. To maximize effectiveness, the matrix management model could be applied, in which the minister acts as the project manager of the Gender Equality Department to negotiate gender/women policies across departments and agencies in the executive branch of the government.

3. The Gender Equality Department should consider setting up sub-national branches or representatives to make sure that the needs of grassroots women are heeded. The Department should also work closely with the Commiss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Women’s Rights an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Women’s Rights in evaluating and monitoring implementation of gender equality within the government.

4. The Commiss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Women’s Rights could be developed into a platform to relay the views and needs of community women into the policy making process.

5. The Found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Women’s Rights could be developed into a thinktank to respond convincingly to most women’s demands and dedicate to policy research.

6. Task-oriented commissions, composed of gender/women’s studies experts and/or representatives of women’s groups, could be organized in government agencies for specific agenda and their implementation.


前 言

  性別平等和人權一樣,已經成為現代社會的普世價值。二次戰後,在聯合國(UN)、歐盟(EU)、世界銀行(World Bank)、APEC等國際組織和亞洲協會(Asia Foundation)、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等美國援外機構大力促導之下,性別平等一直是國際社會關注的議題之一,並且隨著國際政經情勢的變化,以不同的語言,結合不同的策略,由外往內,給予各國政府壓力和誘因,將性別平等建制化;同時也提供資金及論述,刺激和引導了在地婦女運動的發展。1946年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成立之後,以聯合國為主的國際組織曾先後以提升婦女地位或促進性別平等為目標,要求各國政府設立婦女地位委員會(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發展婦女參與國家發展方案(women in development)、設置婦女政策機制(women’s policy machinery)或性別平等機制(gender equality machinery),均廣為各國政府遵從,2004年165個國家都因而設有某種提倡兩性平等的政府機制,1995年北京世界婦女大會提出性別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做為全球性策略之後,十餘年間也蔚為國際風潮,甚至成為國家進步的指標。

  在全球婦女運動中,我國雖未居領導地位,卻並不落後,1946年聯合國創立之初,共有四位女性代表力主於人權委員會之外設立獨立的婦女地位委員會,其中便有中華民國的代表伍貽芳。退出聯合國以後,我國菁英婦女持續以非政府組織(NGO)代表身份和婦女/性別研究學者身份參與聯合國和其他跨國交流活動,引進國際潮流以及各種運動論述,創造本地婦女運動的多元面貌。1990年代中期,部分女性主義者因為長期與在野的民進黨互動良好,在協助陳水扁當選台北市長後,根據國家女性主義的思考邏輯,從台北市政府開始,企圖透過國家機器,由上而下,藉執政優勢來推動婦女運動,於1996年1月23日設立「台北市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簡稱台北市婦權會)。其後婦權會的組織型態複製至中央及地方各級政府。行政院除了婦權會之外,尚由內政部捐資成立「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與民間婦女交流。

  然而,行政院婦權會仍因人力及預算有限,但業務涉及所有部會,委員們感到無法以兼職身份督導所有部會的性別相關業務,同時亦受到國際性別主流化潮流感染,乃有專設機構之議,透過婦女新知基金會、女性學學會及全國婦女聯合會的推動,提出了在行政院下設立一級機關「性別平等委員會」的構想,2003年8 月為當時的行政院院長游錫堃接受,併入行政院組織再造方案。2008年新政府上任後,重新審視此案,務求在設計上更有效能,更符合社會期待。

  數十年來,各國政府的治理模式、性別思考、性別平等建制都歷經改變,國內外相關研究也逐漸累積,對於我國當下的組織再造具有可貴的參考價值。本研究將根據國內外相關的文獻與研究、官方網站、與國外機構的直接通訊、對國內婦女團體領導人的問卷、行政院研考會的三次焦點座談會議紀錄、對婦運人士、政府相關機構性別業務負責人及公行學者專家的深度訪談、婦權會及婦權基金會的公文及書面資料等,分析國外政府(瑞典、澳洲、紐西蘭、英國、韓國)行政體系中性別平等推動機制之走向與現況,檢視我國政府性別平等推動機制之現況與問題,考量行政資源公平有效分配的前提下,提出我國中央政府性別平等推動機制應具備之職能建議,及有效發揮該職能之最適組織設計 。

瑞典等五國之發展與現況

顧燕翎 范情

1. 瑞典等五國之發展與現況


表一:瑞典等五國國家級性別平等機制現況
國家 機構     職掌 成立 人數 註
瑞典 族群融合及性別平等部(Ministry of Integration and Gender Equality)


瑞典平等監察官(The Swedish Equality Ombudsman)
公民權、消費者事務、民主議題、歧視議題、性別平等、人權、族群整合、都市發展、非政府組織及青少年政策

確保歧視不在任何時地發生,以及促進平等權利與機會 2007




2009 122* *相等於全職人數(full time equivalents)

附設於族群及性平部,在個別事件上獨立決策
澳洲 家庭、住宅、社區服務與原住民事務部(FaHCSIA, Department of Families, Housing, Community Services, and Indigenous Affairs)
下設
婦女辦公室(Australian Government Office for Women)




影響政策、內閣、預算的決定,以保障婦女權益,並代表政府出席國際婦女活動 2007




2004 3054




60
紐西蘭 婦女事務部(Ministry of Women’s Affairs) 1.對各部會提供有利於婦女的政策諮商和建議;2.向公部門各委員會提供符合資格的女性委員名單;3.代表國家參與國際婦女事務。 1984 32.69*

英國 就業與年金部(Department for Work and Pensions)
下設
政府平等辦公室(Government Equalities Office)

平等與人權委員會(Equality and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


婦女全國委員會( Women’s National Commission)


研究、推動、跨部會協調有關種族、性別、人權等相關的平等事務

消除歧視、追求平等(性別、性傾向、種族、身心障礙、年齡、宗教…)、保護人權。接受申訴、從事倡議、教育、諮商。

代表全國婦女團體向政府發聲


2007


2007
 



1969 113,000*

88


委員10-15人


委員15
人,開放會員制






經費來自政府,獨立運作



經費來自政府,獨立運作
韓國 性別平等部 ( Ministry of Gender Equality) (韓文稱婦女部 )

韓國女性開發院 (KWDI, Korean Women’s Development Institute)
發展執行性別相關政策,提升婦女地位

研究訓練機構,政府智庫角色 2001


1983 100人


89人 經費來自政府

2005年改隸國家經濟人文社會科學委員會,半自主性


1.1. 瑞 典
1.1.1. 瑞典性平機制演變

  瑞典是一個公私部門的決策階層互動頻繁、共識高、統合度強的國家,早在1960年代主要的政治領袖們便無異議同意施政的重點之一是鼓勵已婚婦女進入就業市場,以滿足僱主的人力需求,60至90年代西方民主國家致力於發展社會福利,瑞典政府此時大力推動公共托兒、就業父母(working parents)保險、開徴個人稅等等,同時發放照顧津貼、提倡就業父母部分工時等。長久以來,托兒和婦女就業訓練被當做主要的社會福利政策,托兒政策最初是為了活絡勞力市場,之後是為了兒童教育,一直都不是性別議題 (Lindvert 2007: 238- 243) 。 婦女就業訓練則被視為具有性別平等的象徵意義,也符合擴充勞力市場的原則,只是成效不彰(240)。在其他國家位居核心的性別議題,如性別歧視和性暴力,因為被認為和工作或資源重分配的關聯度不高,90年代以前在瑞典並未受到各方面重視 (250) 。

  Lindvert (241-242)指出,瑞典的性別政策邏輯十分務實,借用根植人心的階級平等概念發展出中性的性別平等概念,而其內涵則由各不同利益團體自我詮釋。1972年在首相辦公室設立了一個性別平等小組(unit for gender equality between women and men),然而,此小組卻不是政策的主要推動者,性別相關政策仍是循傳統政策管道,由政黨、政府的勞工、社會部門、婦女團體、工會等共同協商。

  1976年瑞典政府設立不管部會的性別平等部長(Minister without Portfolio for Gender Equality),來彰顯性別議題的重要,1982年設置性別平等處(Gender Equality Division)來協助部長做政策協調、立法、推動性別平等、參與國際活動。最初性別平等處設於勞動市場事務部(Ministry of Labor Market Affairs),之後隨著不管部會的部長職務變動而置於不同的部會之下。同時,為部長提供政策諮商另設有性別平等委員會(Gender Equality Council),一年和部長開會四次,最初成員只邀請婦女團體代表,1982年擴及政黨和其他團體代表。除此常設委員會之外尚有因應特殊議題而設的臨時顧問團,如爸爸團、低收入婦女團等。(Bergqvist, Blandy and Sainsbury 2007: 227-229)

  1990年代初,受到社福政策緊縮、對加入歐盟存疑、1991年大選女性當選人減少等因素刺激,婦女運動活力大增,醞釀組織婦女黨,也帶動性別議題的討論。1990年代中期,性暴力和性侵害成為新的焦點議題,也因而導致防止暴力和禁止買春的立法。1994年國會選舉,女性議員席次由34%增至40%。在此選舉中,社會民主黨(Swedish Social Democratic Party)以性別平等做為主要訴求,允諾未來政府中新任用的官員將有半數為女性,爭取女性選票,阻擋婦女組黨;自由黨(Liberal People’s Party )也在性別議題上與之競爭。自此之後瑞典政府任用的官員女性便一直居半數左右。也在同一年,政府各部門都加入推動性別平等,各地方政府也分別設立各自的性別平等官(gender equality officer)。1995年聯合國世界婦女大會的北京宣言和1997年歐盟的阿姆斯特丹宣言使得性別主流化成為瑞典的官方用語。(233-235)

  瑞典政府曾於2005至2007年間成立任務編組的性別主流化支援委員會(SGMSC, Swedish Gender Mainstreaming Support Committee),為期兩年,負責研究和訓練,並編撰了兩本實用的手冊《性別主流化手冊》(Gender Mainstreaming Manual)及《公共服務性別平等》(Gender Equality in Public Services),因此瑞典的性別主流化進行得相當澈底,首先所有內閣成員都得接受訓練,每個部會各自訂定執行計畫,並設置聯絡人。2005/06年的性別成果分析指定了50個目標(goals),數個指標(indicators),以及60項必須向部會提出性別平等活動報告的指令(directives)(234-235)。不過,婦運陣營對性別主流化褒貶不一,贊成者認為不只可以將婦女議題從邊緣位置推向中心,成為重要的政策,也因為暴露傳統組織和文化的男性中心思想,而具有改造社會的巨大潛能。反對者則認為性別主流化已演變成技術和工具,成為既存權力結構的一環,因此不具改造社會潛力。而且若性別主流化涉及所有人、所有業務、所有政策,就變成無人負責,也沒有優先次序了 (241-242) 。

  兩份獨立的評鑑報告都指出政府在指揮監督性別平等的施政上缺乏一致性和連貫性。部分婦運人士和女性主義官員指出,既然性別平等業務涉及所有部會,理應設立一個中央級的行政單位,倡導最力的是女性主義倡議黨(Feminist Initiative),該黨還主張除了行政機關以外,國會也應成立性別平等委員會,不過該黨並不支持性別主流化的形式性作法,而是將女性主義的平等、包容、關懷、分享等核心價值落實於施政 (241) 。性別平等法雖於2006年通過,其中有關中央級性別平等專責機構的設立卻未獲國會支持 (241-243) 。

1.1.2. 瑞典性平機制現狀

  瑞典政府於2007年成立族群融合及性別平等部(Ministry of Integration and Gender Equality),主管的事務包括公民權、消費者事務、民主議題、歧視議題、性別平等、人權、族群整合、都市發展、非政府組織及青少年政策,在決策層級之下設有執行業務的處、室及祕書處(divisions, offices and secretariats),性別業務屬性平處(Division for Gender Equality)(Divis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Women 2009)。現任部長Nyamko Sabuni為出生於東非蒲隆地的新移民女性(Ministry of Integration and Gender Equality 2009 website)。2007年1月1日改組後的中央政府設有總理辦公室、12部及一個行政辦公室(Office for Administrative Affairs),相當於全時工作者(full time equivalents)的官員總數4,639人,其中族群融合及性別平等部有122人 (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08: 52)。(以上數字不包括附設於該部的agencies, 如下段所述之委員會。)

  2006年瑞典的反歧視委員會(Commission on Discrimination)檢視整合各種反歧視法律並結合歐盟的反歧視指令時,建議整合所有相關法律,並合併四個反歧視監察官辦公室:平等機會監察官(Equal Opportunities Ombudsman)以及反種族歧視、反失能歧視和反性傾向歧視監察官,後三者都贊同此議,唯獨前後任的平等機會監察官辦公室都反對合併,理由是女性群體並非因為是少數而被歧視,因此歧視的性質和處理模式不同於其他形式的歧視,而需要獨立的辦公室。反對合併的有左派黨(Left Party)、新的女性主義政黨、女性主義倡議黨以及兩個最大的工會(The Swedish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 and The Swedish Confederation for Professional Employees), 其他大多數的政黨都以效率和較易處理多重歧視為理由贊成整合(Bergqvist, Blandy and Sainsbury 2007:239-240)。2008年新的反歧視法通過後,2009年1月1日四個辦公室已正式合併為瑞典平等監察官(The Swedish Equality Ombudsman),(The Office of the Ombudsman against Discrimination on Grounds of Sexual Orientation website).其主要任務為確保歧視不在任何時地發生,以及促進平等權利與機會,涵蓋領域包括性別(sex)、跨性別認同和表現(transgender identity or expression)、種族、信仰、失能、性傾向、年齡 (Act concerning the Equality Ombudsman 2008)。平等監察官附設於族群融合及性別平等部,與其他七個同設於該部的agencies一樣,接受部長任命,並服從該部的法令與政策指示,但在個別事件的決策上保持獨立運作(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08: 36)。

1.2. 澳 洲
1.2.1. 澳洲性平機制演變

  澳洲政府屬於聯邦體制,中央與地方分權,(但二者權限界線不清,而時常導致政策爭議),不若瑞典之權力集中。多元競爭的政治環境反映在遊說團體與民間組織競相爭取政治影響力之上。二次大戰後澳洲的自由市場經濟至1970年代朝向社會自由(social liberal)主義發展,至1980年代則是新自由主義經濟當道(Eisenstein 1996; Lindvert 2007),外在政經情勢的轉變左右了婦女運動與政府的互動。1950及60年代在UN及國際婦女團體影響下,澳洲婦女團體長期努力爭取在勞工部(Department of Labour and National Service)下設立婦女局(Women’s Bureau),爭取平等工作權,終於在1968年如願以償(Russell and Sawer 1999: 374-375),是澳洲政府最早的性平機制。1960年代末,第二波世界性婦女運動在澳洲跟從者眾,70年代初組成了兩大團體:女性解放(the Women’s Liberation)和婦女選舉遊說團(WEL, the Women’s Electoral Lobby)。此時工黨(Labor Party)領袖Gough Whitlam以改革開放為號召,得到女性主義者支持,獲得政權。1973年,Whitlam在總理府(Department of Prime Minister and Cabinet)設婦女議題顧問(adviser on women’s issues),任命Elizabeth Reid為首任顧問,(1974年擴編為婦女事務辦公室(Office of Women’s Affairs);1977年改稱婦女地位辦公室(Office of the Status of Women)(Office of the Status of Women website)。由於設在總理府之內,政府各部門的提案都需透過性別角度來檢視其對女性的影響,因而大量女性主義者進入政府部門,推動性別平等政策(Eisenstein 1996; Lindvert 2007),大量女性主義官員參與政策制定的現象催生了新的英文字”femocrat”。幾年之內,在WEL、女性主義官員、女性解放運動、工黨女黨員、工會運動女性成員通力合作下,陸續推動對女性友善的政策,如全國性托兒方案、平等就業機會方案、稅制改革等(Eisenstein 1996)。Reid將這些成果帶到墨西哥市聯合國婦女大會報告(1975年),備受推崇,成為樣版,以致產生了世界行動方案(World Plan of Action),聯合國也因而要求各國政府成立國家級提升婦女地位的機制(national machinery to advance the status of women)。澳洲發明的性別預算(women’s budget statements)也於此際成為重要的性別平等衡量工具(Sawer 2007: 21-22)。

  1970年代至1980年代中期可謂澳洲女性主義與政府合作的全盛時期,之後便跌入谷底,僅少數地方除外 (如South Australia and Australian Capital Territory)。1980年代後期政府預算因經濟衰退、財政困難而削減,影響到政策執行,即使工黨執政,也不得不採行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緊縮政府部門,加強外包,強調競爭。1995年自由黨(Australian Liberal Party)領袖John Howard 提出主流統治(governing for the mainstream)口號,贏得選舉(Sawer: 24),政策趨於保守。而澳洲婦女團體,甚至女性主義團體之間各自運作,意見不統一,其多元分化的文化傳統也使得她們不贊成成立一個中央領導團體,加上澳洲一向支持弱勢發聲,政府資助新團體成立,同時,因為受到稅捐單位強制徵收離婚父親子女養育費的刺激,男權團體興起,眾聲紛紜之下,多元歧異的立場削弱了婦運的單一性和政治影響力。

1.2.2. 澳洲性平機制現狀

  Howard政府幾乎瓦解了澳洲的婦女政策機制,從削減人權、婦女部門預算開始,並利用性別主流化的口號關閉政府部門內和部門間的性別小組,包括極具象徵義意的婦女局(1997),而著重於某些特殊方案,如性暴力防治。2004年婦女地位辦公室移出了總理府,改名為婦女辦公室(Australian Government Office for Women),下放在家庭與社區服務部(Department of Family and Community Services),失去了部會協調的功能,也不再做性別統計和性別分析(Outshoorn and Kantola 2007: 275)。2006年尚有50名工作人員(Sawer: 28-30)。2007年工黨勝出後,仍維持原制,只是將該部改組為家庭、住宅、社區服務與原住民事務部(FaHCSIA, Department of Families, Housing, Community Services, and Indigenous Affairs),共有三位部長,其中一位負責住宅與婦女地位。婦女辦公室的主要任務在影響政策、內閣、預算的決定,以保障婦女權益,並代表政府出席國際婦女活動(Office for Women website)。家庭、住宅、社區服務與原住民事務部共有3054名人員(Australian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 2008) ,澳洲政府因公共服務法受僱的公務員(不包括軍方、國營企業等)2008年6月共147,598人(APSC statistics 2008)。

1.1. 紐西蘭
1.3.1 紐西蘭性平機制

  紐西蘭的性別平等機制在組織型態上數十年維持不變,與其他國家的不斷調整大不相同。婦女事務部(Ministry of Women’s Affairs)成立於1984年工黨(Labor Party)主政期間,當時全體成員僅20人,二十多年來,歷經左右兩黨,逐漸增至2009年的37人(相當於全時工作者32.67) ,(2008年6月紐西蘭公務人員共45,934人,相當於全時工作者43,569人,其中約18,500服務於中央政府(State Services Commission 2008; Career Services website).主要任務包括:一、對各部會提供有利於婦女的政策諮商和建議;二、向公部門各委員會提供符合資格的女性委員名單;三、代表國家參與國際婦女事務。2008年底紐西蘭大選後,保守偏右的國家黨(National Party)取得政權,婦女部向新任部長 提出報告書,其建言摘要如下:

  政府應保障人民安全、健康、受教育、具備工作技能,可以充分發揮潛能,自立自足。目前紐西蘭婦女的集體潛能尚未得到充分開發,因此政府應以兩性平等為目標,消除男女實現個人潛力的差距,給予個人生活更多元選擇和彈性。但方法上應有別於過去的女性主義手段,而更重視家庭、男性對女性生活的影響,著重於改善兩性關係、發展(對兩性而言)平衡家庭照顧和工作的環境、減少職業(性別)區隔、賦予女性集中行業更公平的價值(不要低估女性工作的價值)、降低家暴、性侵害、提高高品質托育之可近用性(accessibility)等。

  婦女部應與其他部會、民間組織、社區、個人發展更多合作關係,而不應以立法或性別影響評估等強制性的方式介入其他政府單位的行政。

  根據女性主義政治學者Teghtsoonia(2004: 267-284)的研究,紐西蘭政府於1980年代開始,同時推動政府再造和性別分析主流化(gender analysis mainstreaming),歷經20年,經過左右兩黨執政,政府再造獲得相當成功,性別分析卻始終無法深入政府各部門獲得廣泛接受,一部分原因是政府再造所重視的成本效益、公平客觀與固有的工作價值若合符節,容易被公務員認同,而性別分析主流化則一方面因為挑戰客觀背後所隱藏的固有性別歧視,受到抗拒;同時由於公務員普遍欠缺性別方面的專業訓練,問題意識不夠,無法辨識也無法針對問題提出解決方案。除非性別分析主流化被列為最優先施政目標,得到政府內主要政治和行政領袖大力支持,否則婦女部雖有重要的象徵意義,終難促成政府內部政策分析方法上重大及持久的改變。

  Teghtsoonia(271)分析,1984年婦女部首任主管(permanent secretary) Mary O’Regan從體制外進入政府,堅守女性主義原則,無意宦途升遷,與社區婦女團體保持密切合作,保現良好,卻於1988年仍是工黨執政時被替換 。繼任者Judith Aitken大力支持政府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減少與社區婦女互動,轉而向婦女部部長效忠。這種與基層保持距離的作法也可能是保持婦女部在政府部門精簡中不被裁併的主因。

1.4. 英 國
1.4.1. 英國性平機制演變

  英國政府最早設立的平權機構是成立於1965年的種族關係委員會(Race Relations Board),之後便是1969年的婦女全國委員會(WNC, Women’s National Commission),WNC的經費完全來自政府,卻獨立運作,代表全國婦女團體向政府發聲。會員(稱為合夥人partners)包括民間團體與個人,入會資格採取開放報名。WNC設主任委員一名,委員15名,由政府任命(Women’s National Commission website),並配置少數公務員。1998年搬到內閣辦公室(cabinet office),與婦女小組(Women’s Unit)(後詳)聯合辦公。之後便隨著婦女小組在不同時期於不同部會辦公。由於WNC代表眾多團體和個人,各有不同的宗教、經濟、政治主張,以致WNC雖然自稱代表非主流團體(WNC website),在性別議題上卻表現得十分保守,在諸如墮胎、性工作等議題上不敢表態,而迫使運動團體在這些議題上必須轉與女性主義國會議員合作 (Lovenduski 2007: 149) 。

  平等機會委員會(EOC, 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成立於1976年,是因應1975年性別歧視法(Sex Discrimination Act)所設置的監督機構,與WNC相同,其委員由政府任命,卻是獨立於政府的半官方機構。2007年與婦女小組一同併入平等與人權委員會(Equality and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149-150; Wikipedia: 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 。

婦女小組成立於1997年工黨(Labour Party)執政期間,工黨因為曾經在野18年,與民間倡議團體發展出較密切的互動,政治態度較為開放,想藉此機構將女性觀點注入政府各部門的政策。四年之間,工作重點放在托兒、婦女就業以及人身安全,可惜成效不彰,因為編制太小、沒有效能、不受重視,而且隨著所屬部長(minister)在不同部會轉移,最早設在社會安全部(Department of Social Security, 後改名為就業與養老金部Department of Work and Pensions)。2002年改制為婦女與平等小組(Women and Equality Unit),預算及編制都擴大,重點工作放在經濟議題上,如男女工資落差。小組工作人員63人,大部分是調自其他部門的公務員。行政主管Angela Mason為同志運動健將,關心性傾向歧視(sexuality discrimination)大於性別歧視。在2007年改組併入平等與人權委員會之前,小組亦是隨著主責的部長而屬於不同部會,前後歷經貿易與工業部(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文化部(Secretary of State for Culture)以及社區及地方政府部(Department for Community and Local Government),小組的表現隨領導者的能力和見識而異 (Lovenduski 2007: 154-155) 。

1.4.2. 英國性平機制現狀

  根據2006年通過的平等法(Equality Act),平等與人權委員會(EHRC, Equality and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整合了種族、身心障礙、平等機會等委員會,於2007年10月1日成立。整合的理由是一個人可能同時具有多重身份,同時受到多種歧視,應協助其解決整體問題。EHRC是一個接受政府預算的獨立機構(non-departmental public body), 以消除歧視、追求平等(涵蓋性別、性傾向、種族、身心障礙、年齡、宗教……)、保護人權為目標。委員(commissioner) 10至15人,由平等事務大臣(Secretary of State for Equality)任命(Equality Act 2006: 10)。除了接受申訴之外,並從事倡議、教育、諮商,對象有政府機構,也有民間團體(教導他們如何和政府交涉)(EHRC website)。1969年成立的婦女全國委員會(WNC)至今仍存。

  政府內部與性別平等高度相關的部門則是2007年10月12日成立的政府平等辦公室(GEO, Government Equalities Office),成員共88人,負責研究、推動、跨部會協調有關種族、性別、人權等相關的平等事務(equality issues)。特別是支援家庭功能(老、幼、失能者的照顧)、減少婦女所受的暴力、改進犯罪婦女的處遇、培植少數族裔婦女以強化社區凝聚力等。同時GEO也是婦女全國委員會(WNC)和平等與人權委員會(EHRC)在政府內的支援機構(GEO 2009)。GEO附屬於就業與年金部(Department for Work and Pensions), 該部屬於服務輸送單位,公務員占全國25%, 工作人員相當於全時者113,000人(不包含附屬之agencies)。

1.5. 韓 國
1.5.1. 韓國性平機制演變

  與許多國家類似,韓國的婦運團體在聯合國推動婦女十年(1976-1985)時開始要求成立國家婦女機構,到金泳三總統上任為1995 北京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準備,才發揮政策影響力,但其運作近來飽受批評。
全斗煥政府於1983年設立的韓國女性開發院 (KWDI, Korean Women’s Development Institute)在保健與社會福祉部(Ministry of Health & Social Welfair)之下,屬於研究訓練機構,研究婦女地位、提供政策建議、評估 及婦女領導訓練,後來隨著韓國婦女事務機制改變而移轉,1989年移轉到總統府第二政治局 (MPA 2, Ministry of Political Affairs No.2),1998年隸屬大統領辦公室社會科學與人文委員會(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ies Council) ,成為半自主性的政府智庫,2005年改隸國家經濟人文社會科學委員會(the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for Economic,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至今仍存在。

  開發院早期不僅是象徵性櫥窗,且資源充沛,1983年有16位研究員,1998年組織重組,因經濟危機及許多民間團體也要求參與政府計畫,該院人員縮減為91人,政府資金由全額降至70%,開始仰賴接案。雖然只是研究機構,其研究成果對之後的改革仍有助益(2003:301 ),如婦女參政比例、全球化與婦女發展計畫的十項婦女優先政策、全國性別態度調查等,尤其是針對性別法律改革、評估婦女福利相關政策,如:托育設施、單親媽媽、暴力庇護所及老年婦女照顧。但婦女團體卻批判其早期(1987年以前) 無法保障政策能被接受或執行,且研究仍根植於「發展」及「人力資源運用」概念,不提「平等」,提升婦女地位的目的是為了經濟發展而非改變兩性權力關係(Nicola 301),且礙於政策建議的角色,研究傾向政治可行性,因此對政策改變相對有限,也因研究者需與其他政府部門人員保持良好關係,而未積極批評既有政策。特別是1998年資源縮減後,仰賴接案,重點放在保證短期的政治可行性,以及不威脅與政府內資料提供者的關係。2007年6月除了性別平等研究,新增兩個部門;性別主流化研究、工作與家庭政策研究,後者主要著重工作與家庭生活調和及婦女人力資源發展。雖然被婦女團體質疑無須像一般民間團體努力募款,長期坐擁政府資源,及其御用特質或未被充分運用,但仍是有潛在重要性的政府機制(Nicola 2003:302)。

  1988年盧泰愚政府兌現選前對婦女團體成立中央及永久單位的承諾,將原本處理奧運事務的總統府第二政務局 (MPA2, Ministry of Political Affairs No.2)改為負責婦女與家庭事務。但只有員額20人及有限經費,充其量是一個小部會,無法提案,只能在內閣會議對婦女相關事務提建議。原本業務包括婦女、老人、幼兒事務,1990年集中於婦女事務,主責各部會婦女相關部門、政黨及地方政府的政策協調,與婦團合作促進婦女社會參與、人力資源培訓。被批評過於著重宣傳,性別平等象徵意義多於實質內涵,強調許多「第一」,如「第一個」女性事務部門,而開放培訓婦女機會也只是呼應聯合國婦女發展(Women in Development)的要求。

  1995年金泳三政府時期,MPA2員額增至59人,且因應全球化策略及北京論壇性別主流化要求,規劃十項性別優先政策,MPA2官員趁機草擬並通過婦女基本發展法 (WBDA , Women’s Basic Development Act),使中央及地方政府依法必須執行相關婦女政策,也提供MPA2較穩固的法律地位,並成立婦女發展基金,著重提升婦女社會、經濟及政治地位的計畫及婦女非政府組織的活動。雖然發展法被認為是韓國婦女機制運作的重要轉捩點,整體而言因MPA2層級不及部會,資源短缺,雖為協調單位,但無法要求總理對其他部會施壓,效能不彰,政策創制角色微弱。兩位總理的婦女政策皆從個人政治利益考量,所任命的幾位負責人雖也具女性主義背景並對婦女運動親善,大部分卻無性別專業和婦女運動經驗,MPA2如其名成為政治人物動員婦女選票或尋求政治利益的機制 (304-305 )。

  1998年金大中總統宣示性別平權為國家發展重要目標也有意願提供資源(307),但在度過經濟危機的前提及「小而強的政府」的口號下,進行國家機制的縮減和重組,違反婦團長期要求強化MPA2為成婦女事務部的要求,反而設立一個相對弱勢的大統領直屬女性事務委員會 (PCWA, Presidential Commission on Women’s Affairs)。PCWA層級較MPA2低,也不能獨立提案,員額51人,但因認知婦女議題業務獨特及橫跨各部會的本質,搭配六個與婦女政策相關的重要部會分別設置六位婦女政策官聯絡人 (women’s focal points):教育、健康與福利、勞工、家庭與政府事務(Home and Government Affairs)、法務 (Justice)及農林。這個輪軸式設計以直屬總統辦公室的委員會為軸心及協調機制,希望更有效地將性別考量廣及一向性別盲的政策領域。

  Stetson and Mazur (1995) 曾指出中央跨部會( centralized cross-sectoral approaches)是最有助於促進性別政策的安排。儘管PCWA讓一些婦團失望,也不符金大中政府對性別平等的承諾,但金大中的確努力開放政府機制,建立與民間合作關係,邀請外界專家及婦運人士擔任婦女政策官(WFP),也讓運動團體更正面了解PCWA(Nicola ,311,312) 。且PCWA附設之Council of Commissioners(由六位相關部會副部長、七位民間專家和PCWA主席組成)每月開會,有權對PCWA提出的議案及執行表達贊同或要求修正,也保障更多民間意見參與政策發展。這個體系讓婦女團體和市民更能參與國家政策,輪軸系統讓政府政策逐漸從婦女「發展」的範疇轉向追求「平等」。在鮮有女性位居決策層級的韓國政府,任命婦女政策官也是一大成就。雖然婦女政策官辦公室在部會中居邊緣地位,只有五、六位工作人員,且權力有限,但可以重新檢驗每一個部門內相關的法律和政策,也漸漸改變男性同事對性別議題和女性官員能力的態度 (申蕙秀 2003;Nicola 2003:310 ) 。

  PCWA 主責政策協調,但1999 年通過反性別歧視法(GDPRA, Gender Discrimination Prevention and Relief Act)後,2000年PCWA成立性別歧視投訴中心,有權調查及執行反歧視方案,強調婦女人權。中心接收許多投訴,使得PCWA更接近大眾尤其是婦女日常生活,使性騷擾、性別歧視成為韓國公眾日常詞彙。(Nicola 2003:312;申蕙秀 2003)另一項成就為通過支援女性企業法(Act on the Support of Women-owned Enterprises),保障女性公平機會。

  1999年韓國的模式被UNIFEM(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Fund for Women)遴選為執行CEDAW最佳的方式之一(申蕙秀 2003)。理論上,PCWA因直屬總統,比其前身MPA2更有權力。但因為PCWA非部會層級,委員會的主席只有部長地位,卻不是一個部長,她可以參與內閣會議,但是沒有提案的權力,PCWA也沒有充分權力對性別相關業務閣員施壓,也不見得了解各部會實際業務,更沒有精力和資源與各別部會一起進入政策推動細節,因此PCWA 與各婦女政策官之間的連結比較著重於建立個人網絡以及表達支持,更甚於具體政策倡議(Nicola 312)。

  然而女性主義官員與婦團長期不滿意PCWA 的層級設計,自1998年夏天開始討論、舉辦公聽會等,尋求最佳的安排機制。

2001 年2月金大中總統在婦團壓力及個人動機驅使(如取悅他的女性主義妻子、和長期競爭對手前總統金泳三較量、提振個人及黨下滑的支持度) (Nicola 2003:314 )之下,宣佈成立性別平等部(MOGE , Ministry of Gender Equality),韓文稱婦女部 ,韓國成為少數設立婦女部會的國家,也是韓國內部一項里程碑。

婦女部有權提法案、設立時有102員額及更多預算,保留六位婦女政策官,地方政府設有相應的性別平等局。原PCWA 所屬Council of Committee 改稱促進性別平等委員會(the Committee of Gender Equality Promotion), 集中關注性別歧視議題,審議、調解、強制執行性別歧視的案件,對有關反歧視的法律和政策提出修改建議。而政策改由另一個諮詢委員會(advisory)提供建議。

  婦女部主責性別主流化、監督婦女發展基本法執行及協調各部會婦女政策官,特別著重防止婦女受暴及就業議題。2003年,韓國成立了直屬於總理的婦女政策協調委員會,負責性別平等政策的制定和修訂,總理擔任主席,性別平等部部長擔任副主席,成員來自12個相關部門。原只設立在六個部門的婦女政策單位升級為總裁主管(director-general),並擴大在每個部門設立婦女政策單位。

1.5.2. 韓國性平機制現狀
MOGE 的前兩任部長為長期全職婦運領袖韓明淑(2001~2002)、池銀姬(2003~2005),她們受婦女界尊重,且善用婦女團體之力推動政策如通過防止娼妓法案和取消家戶長制度,也顯示金大中政府對此議題重視。然而2005年盧武炫政府重組婦女部為「婦女與家庭事務部」,婦女部政策轉向家庭與托兒,下設政策管理與公共關係辦公室、婦女政策局、家庭政策局、孩童照顧政策局、婦女權益促進局。2008年李明博就任後本要改為保健福祉與家庭事務部,因婦團抗議而保留,回復為原名「性別平等部」(婦女部),幼兒照護業務又回到保健福祉部,但六位婦女政策官僅保留法務部一位 。

婦女部這些年被批評執行力差,無法調動其他部會,大量仰賴民間婦女團體,與官僚體系對抗,引起官僚體不滿(Won 2007 );沒有業務,因此承作托兒業務,但面臨外界對此議題想像為產業競爭問題,婦團內部則認為是公共化問題,且未能提供地方政府足夠誘因一起合作,導致執行不力必須退回預算,池銀姬或也因此下台 (Kyounghee Kim, Seung-Kyung Kim,2008:205) 。爭議事件還包括性產業政策,婦女部反對性產業,制訂與瑞典相同的罰嫖不罰娼法律,也引起婦女團體內部爭議,認為無法真正解決問題。婦女部繼任的部長皆與婦運團體保持距離。
 
  許多研究顯示,政治人物並非真心推動性別平等,迫於全球化趨勢,設置由上到下的婦女機制,短期可能有明顯效果,長期卻發現「正式」地位和是否能實際發生功能有差距(Won 262)。MOGE被認為是 結構性弱勢的組織 (institutionalized powerlessness),結構邊緣化及政府內外有形無形的抵制,也造成工作人員的缺乏投入熱情(commitment) (Won 2007 ) 。

  資深官員認為婦女事務散佈於各個部會,不可能集中到一個部會,婦女部可以處理偶發單一事件或計畫,卻無法執行實際婦女業務。同時,婦女部的責任是規劃及協調全政府的相關政策,但政策協調涉及複雜的各團體、部門利益及觀點,女性主義官員認為,除非婦女部升級,例如直達大統領的PCWA或高於部會層級,才可能有實質影響力,讓政策及於各部門,否則很難協調地位相同的其他部會,只有被邊緣化,無法發揮領導角色(266)。

  這樣的部會結構也導致婦女部缺乏資源,由於政策不被重視、部門無權力,預算相對被忽視,專職員額從2001年成立時102人(多於PCWA 的49人),最多在2005年婦女家庭部時176人,2008年回復婦女部員額為100人,是最小的超迷你部會(其他部會人員從295-14,000),結果工作人員疲憊卻只獲得抱怨、責難和忽視(268)。

  此外,由於在政府機制中的不力處境及性別議題的政治性,使婦女部更須仰賴政府外婦女團體的支援。但資深公務員多抱怨婦團意見不切實際,且婦團內部意見及利益常衝突分歧,而來自婦運背景的女性主義官僚則在平衡與婦運和與官僚體系的關係時,感覺裡外不是人,被官僚體系認為代表婦團使命或是政府中的一個婦女團體,卻被昔日戰友質疑出賣、妥協或不能挑戰父權體制(270)。

  這樣結構性的弱勢處境也導致部會中的工作人員心理的弱勢,興起不如求去之心,遑論這樣的政治性議題所需的承諾、打拚的使命感(273)。

1.6. 綜合討論
  根據晚近的研究,我們發現,若以政府對婦運訴求的接受程度以及婦女對於政府決策的影響力做為成功的指標,婦運的力量及其內部對各議題的共識程度、執政目標與婦運目標的相合程度、機構本身的執行能力、主管的領導能力和政治影響力都是成功的重要因素。至於何種組織型態最為有利,則迄無定論,而且各議題為不同政府接受的程度也差異甚大,例如,實行新自由主義市場制的國家願意提高婦女參政比例,卻不願全面公托(Squire 2007: 67; Kantola and Squires 2008);瑞典在1990年代以前將托兒當做主要的社會福利政策,大力推展,卻不重視性別歧視和性暴力。至今性別平等的原則在大多數國家已廣為接受,成為主流論述,但議題、策略選擇和執行模式卻仍具爭議,而各國的選擇因其政治、社會、文化之歷史差異而有所不同。近十餘年來,新治理模式、新公共管理的盛行改變了政府與民間團體的互動方式 ,加上婦運本身因全球連線而多元發展,主張歧異,都增加了組織設計的變動性。當下許多歐洲國家(如瑞典、芬蘭、挪威、英國、德國等)都朝向統合性的單一平等機構的方向發展,將性別、種族、失能、性傾向等的平等與保障融於同一機構,以增強服務的統整與效率。以瑞典為例,瑞典政府一方面整合反歧視的法律和機構,另一方面將性別更細分為生理性別(sex)、跨性別認同和表現(transgender identity or expression)、性傾向,並將三者與種族、信仰、失能等並列,似乎是更尊重差異,也同時避免語言混淆的務實作法。但也有婦運人士擔心統整各種歧視會因此削弱婦運的能見度,而持反對意見。(Squire 2007: 160)

  本文所研究的五國中,瑞典和英國設置的都是統合性的單一平等機構,瑞典是部會級,英國則是置於龐大的就業與年金部之下。此外兩國都還有在政府部門之外獨立運作的平等機制,瑞典的平等監察官設於族群融合與性別平等部之內,但在個案上獨立運作。英國的婦女全國委員會和平等與人權委員會則是接受政府預算,但完全獨立運作。1970年代的澳洲領先群倫,婦女事務辦公室設在總理府內,之後每下愈況,目前已移至家庭、住宅、社區服務與原住民事務部內。紐西蘭則始終維持一個小規模的婦女部。韓國經過數次改變之後,目前保持一個小規模的婦女部,再加上負責研究和訓練的韓國女性開發院以及國會內的婦女組織。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Global Economic Forum)所做的全球性別差距指數(global gender gap index) ,瑞典一向領先,直到去年以極小的差距落後同屬北歐的挪威和芬蘭,三年來,英國從第九名、十一名掉到十三名,紐西蘭從第七名進步到第五名,澳洲從十五名掉到二十一名,南韓則從九十二名、九十七名落到一百零八名(World Economic Forum website)。由此看來,單就組織型態而言,與婦女地位的提升並無顯著關聯。而根據以上五國的分析,社會價值觀、政府效能、決策者的決心和領導者的能力才是性別平等政策落實的關鍵。決策者應慎選優質的幕僚群,才能拓展宏觀的視野,具備與民間團體對話的能力,設定議題,機動調整組織結構,發揮最大成本效益。

台灣的婦女/性平機制現況

顧燕翎 范情

2. 台灣的婦女/性平機制現況

  1996年1月23日成立的「台北市政府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2005年起,應台北市女性權益保障辦法施行,更名為「臺北市女性權益促進委員會」),成為我國國家婦女政策機制 (Women’s Policy Machinery)初始範本,影響之後成立的婦女/性平機制模式。這種台灣獨創的民間參與平台運作已超過十年,其成敗或優缺點,值得反省思考。


2.1. 初始範本:「台北市政府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1994年贏得台北市長選舉的民進黨籍陳水扁,回應與其親善的婦運人士建議,成立「台北市政府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藉由國家機制,「由上而下」開啟婦女議題倡導的新模式。不同於早年威權統治時期國民黨政府統合民間婦女團體的方式,1990 年代的台灣婦運團體已累積足夠社會能量,主動與政府協商,特別是與長期「在野」、仰賴社會力量支持的民進黨。而民進黨剛進入不熟悉的官僚體制「執政」,也需賴「民意」為後盾,增加政策的正當性 (傅立葉 1999) 。

  台北市婦權會第一屆委員會由婦女團體、學者專家及市府相關局處代表組成,市長擔任主任委員。民間代表的比例達六成,婦女團體依專業類別票選團體代表參與 (林秀琴 1998;傅立葉 1999 ) ,(第二屆以後變成由政府遴聘) 市長為主任委員。最初婦權會定位為諮詢單位,但由於當時的民間委員多半是資深的婦運人士或兩性平權議題的推動者,積極參與規劃婦女政策,並獲首長支持信任 ,演變成為半決策單位(黃淑玲 2008),自此民間委員提案、官員規劃執行、市府背書遂成為施政模式(傅立葉 1999)。所提方案,除了人身安全,還包括老人安養、托育、社會治安。這種婦運人士參與國家機制,執行婦運目標的運作方式如同將國家帶入婦女運動及將婦女運動帶入國家體制(黃長玲 2007)。


2.2. 中央級婦女政策機制

  1996年民進黨婦女部主任彭婉如遇害及白曉燕事件後,婦女團體強烈要求政府重視婦女權益,行政院召開全國婦女治安會議,決定成立「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會」。1997年5月6日在行政院下設立跨部會任務編組的「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以下稱婦權會),促進政府各機關橫向連繫,強化推動婦女權益工作之整體效能;1997年3月7日在教育部下設立「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 (2003 年因通過性別平等教育法,改為法定任務編組的「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是目前唯一設有性平委員會的部會,推動全國性別平等教育事務,不在本研究討論之內。

  婦權會於第二次委員會議(1997年11月26日)決議設立「行政院國家婦女人身安全基金」,第三次委員會決議改為基金會方式,以符合政府組織精簡,且發揮效能,永續發展,於是 1998年9月24日,由內政部捐助三億元,成立「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開啟民間與政府對話的窗口,建立一個婦女資源與資訊交流的中心。

2.2.1. 組成及運作

  行政院婦權會的運作模式類似台北市婦權會,但因政黨輪替及院長人選變更而有階段性改變。執行秘書由內政部部長兼任,秘書處設於內政部社會司婦女福利科,負責相關會議等幕僚業務。

  1997-2000年國民黨時期及2001年張俊雄擔任閣揆時期,行政院婦權會召集人最高層級為副院長 ,委員11-15人,社會專業人士1-4人,婦女團體代表1-2人,( 即政府官員佔半數以上),定位為諮詢,無決策功能,不固定召開會議、局處首長經常缺席。第三屆(2001-03)游錫堃院長任召集人, 2002年2月起,採三層級模式運作 ,2003年委員擴增為23-28人(現27-31人),其中社會專業代表7-9人、婦女團體代表7-9人,民間委員人數增加,親民進黨且彼此有信任關係的婦運人士大量進入,並積極投入;第四屆(2003-05)、第五屆(2005-07) 民間委員也以婦運人士為主。

  婦權基金會以內政部資金孳息經營,董事長為內政部長,董事由婦權會委員擔任,目前也接受政府委託或向各部會申請計畫案,是一個半官方機構,2008年底開始與其他類似的基金會需到立法院列席。婦權基金會初始僅有工作人員四人,主要任務為補助民間團體活動經費。之後由於承辦參與APEC事務, 感受國際婦女運動潮流,工作人員自動積極拓展,讓基金會規模擴大,轉化成近似支援婦權會的智庫角色 ,出版台灣女性權益報告及舉辦公聽會、研習工作坊等,目前有12位研究員。

2.2.2. 婦權會的影響力
  婦權會凝聚了政府與民間不同專業,發揮政策規劃、諮詢、督導及資源整合的功能,有效推動婦女權益工作。前幾屆著重人身安全立法、確立各項婦女權益工作重點分工表、制定各項白皮書及政策綱領。持續 追蹤列管相關部會執行委員會決議事項︰如中央及地方婦女預算之編列與執行、加強規劃外籍配偶生活照顧事宜、研議社區托兒照顧服務體系等 。但成立以來,最顯著的功效或影響力則是全面推動「性別主流化」及促建高層級的婦女/性別政策國家機制,兩者皆在第三屆婦權會委員以後,特別是第四屆(2003.4-2005.3)後期。

2.2.3. 推動性別主流化、催生婦女/性平機制

  性別主流化雖是1995年聯合國第四屆國際婦女會議北京論壇的重要決議,由於台灣非聯合國會員國,對政府不具有強制力,但在政府代表參與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APEC) ,接觸到國際間推動性別主流化的「整合婦女參與APEC架構」,並自2003年起成立「APEC性別聯絡人網絡」(GFPN, APEC Gender Focal Point Network),由各經濟體與相關論壇指派聯絡人一人,持續推動落實這個架構。
  
  我國的GFPN事務由內政部社會司負責,並由婦權基金會於當年3月舉辦性別主流化國際婦女論壇,開始在國內公開討論性別主流化 (彭渰雯 2008), 10月及11月內政部在北、中、南、東四區,分別舉辦「在地婦女機會與行動── 性別主流化工作坊」。另為了因應APEC會議對於性別議題之重視,及促進婦女國際參與,2004年婦權會第18次委員會議決議新增「APEC性別議題」小組 ( 2004年婦權會第20次委員會議決議,修正為「國際參與組」),希望該小組將APEC相關會議所重視的性別統計、婦女微型創業議題於國內落實推動,並將國內落實經驗帶到國際社會中跟其他國家的代表分享。期間,民間婦女團體得知中央政府組織改造未納入婦女事務相關機制,於是利用性別主流化與國際接軌概念,催生性別平等機制 (楊婉瑩,2004) 。2003年4-5月婦權基金會與多個婦女團體在北、中、南、東四區舉辦「落實性別主流化─設立中央性別事務專責機關」公聽會及2004年的八場「女人發展.國家發展-我國性別平等專責機構公聽會」北、中、南、東公聽會,之後,以性別主流化之名的各項創制在婦權會民間委員的積極推動下展開,行政院逐步推出一連串的性別主流化相關建制,民間婦女團體與性別學者專家也在這個過程中,大幅進入體制內影響政策,被認為是民間婦女團體透過婦權會在體制內推動婦女運動的國家女性主義實驗(黃淑玲 2008),影響遍及行政院38個部會及其附屬單位,被形容為「各部會都動起來」(彭渰雯 2008) 也被形容為震撼教育。

婦權會推動性別主流化的創制包括:
(1) 設置性別聯絡人:
婦權會第19次會議 (2004年7月)決議,仿效APEC,行政院各部會自2004年10月都提出性別聯絡人及代理人名單,擔任該部會內的性別主流化業務之窗口。
(2) 落實性別比例原則:
婦權會第21次會議 (2005年3月)決議,要求各部會所屬共五百多個委員會,在限期內達到「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原則。
(3) 執行「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
婦權會第22次會議 (2005年7月)決議,要求各部會提出為期四年的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分為培訓(2005.10-2006.3、試辦(2006.4-2006.12)及推廣(2007.1-2009.12)三階段,因為缺乏完整規畫,過於倉促,難以執行,因此2007年底先將實施兩季的「性別影響評估」暫停 ,婦權會亦於2007年9月成立「性別主流化支援小組」,就各項性別主流化工具進行本土案例與操作指南的研議(黃淑玲 2008)。
(4) 成立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婦權會第23次會議(2005年12月)決議,要求38個部會均比照婦權會在中央的運作模式,設立「性別平等委員會」(後改名為「性別平等專案小組」),透過參與式決策模式協助各單位進行性別主流化,也拓展了民間婦女團體和專家學者參與各部會性別決策管道。(彭渰雯 2008;黃淑玲2008)

(5) 組成跨部會「性別主流化支援小組」:
婦權會第27次會議(2007年9月) 決議,小組工作重點包括性別統計、性別預算(由行政院主計處主辦)、性別分析(婦權會秘書處及財團法人婦權基金會主辦)性別影響評估(行政院研考會主辦)、性別意識培力、各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運作(人事局主辦)等三組六項,協助各部會落實性別主流化工作。研考會花了近兩年時間尋求案例製作修定了性別影響評估手冊。

2.2.4. 其他:中央與地方連結

  除了中央的婦權會外,各縣市政府也成立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及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前者列入考評,後者依法成立。行政院婦權會也嘗試與縣市政府婦權會連結。

2.3. 評 析

2.3.1. 從婦運者/民間參與角度:委員代表性、權責、議題及統合模式

  婦權會的運作模式建立在絨三角(學者專家、政府官員、婦女團體)的概念上:由學者專家提供政策制定者技術性意見,婦運團體提出較為批判性的觀點與社會實際需求,政府執行(黃長玲 2007;林書賢 2008)。某些民間婦女團體認為政府經常與新興議題脫節,國家應與市民社會合作,讓民間參與(黃長玲 2007;黃淑玲2008),婦女運動者可以提供政策刺激。擔任婦權會委員也使婦運者有機會了解部門分工及政府運作,學習如何將議題帶入體制,且體會新議題很快地成為政策的成就。而如有決議,婦女團體又會發揮體制外的監督角色,針對決議事項是否落實,持續追蹤監督。

  但委員積極投入的個人代價即是精力、時間大量投注,精疲力竭。實際運作時,權力拿捏是否得當?所謂新議題是否獲得共識,是否符合婦女需要,哪些婦女需要?由誰決定議題重要性?議題本身也可能有民間各方歧見,婦運團體或公益團體訴求議題多元、路線分歧,參與體制內政策運作經常陷入困境(彭渰雯 2008)。另,委員提案雖有三層級會議把關,但忽略研究及政策形成的應有過程,可能為做而做,貿然執行,錯了再改,一向缺乏資源及影響力的社會運動者把握機會積極做事;然而對肩負重任的決策者言,卻擔心做錯事可能帶來大災難。

  委員會既是決策單位,委員含各部會首長,民間委員與部長共同決策卻毋須負責。而所謂「民間」或婦運者參與的代表性也不是沒有受到質疑,除了第一屆台北市婦權會以部分民間團體互選代表團體 ,其他大多經由單位推薦,首長決定。不同政黨主政,委員即為親近政黨人士,專業堪慮,誰是代表、誰是專家、誰來決定、標準是什麼都構成爭議。

  而被稱頌的「統合」或合作過程其實是經過許多衝撞,有抗拒,有脅迫,因民間與官方對彼此角色拿捏及眾多委員之間角色拿捏不同,如果是一種由上往下壓的「激烈手段」政策運作時,民間委員和公務人員之間的關係如同強悍的指導者/命令者vs 被指導者/被命令者, 實違反女性主義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則,也滋生公務員抗拒情緒,及因循應付了事的厭氣,不僅傷害公務系統文官獨立性,也耗損議題正當性。

2.3.2. 從公務員角度:學習接受或抗拒排斥、培養女性/性別意識

 對於優秀、認真、有性別意識的公務人員而言,因為民間委員的強烈的使命感和發聲能被高層聽到,只要和個人業務方向、目標一致,也是一種借力使力,只要不被傷害,願意「忍耐」委員。一般部會對於婦運團體或公益團體了解甚少,會有疑慮或卻步,如果主管不認同業務,負責執行業務的人員又無法對婦權委員說 NO ,則兩邊吃力不討好。新議題對某些公務員而言是一種學習,只是在壓縮情形下完成,作為公務體系運轉的螺絲釘又是一個有機體,「如果不認同,做起來會很痛苦。」認真的公務人員願意調整自己的心態,嘗試發現「意義」而接受指令,但龐大的公務體系牽一髮動全身,公務人員若未能獲得獨立反省能力及政策對話的空間,決策錯誤將造成巨大的士氣及資源耗損。

  所謂性別意識不是一項技巧或工具,涉及價值、理念翻轉,非一蹴可及,目前急就章式的培訓多為講座方式,未設訓練目標、沒有評估,也無從評估 。事實上許多較能接受相關訓練或業務的公務人員,都是已從日常生活或實際業務如:防暴及人身安全業務中感受男女不平等。換言之,社會文化和氛圍對個人的影響大過孤立的訓練計畫。

2.3.3. 從機制運作條件

  婦女/性別事務跨及所有個部會,由行政院院長任主委,可以協調各部會,加上各部會性平專案小組及縣市政府婦權會,形成政策網絡。絨三角得以運作也是由於進入委員會的民間代表與民進黨政府原就有較佳的信任關係,獲得首長意志支持,委員之間有長久的婦運合作默契,得以集體行動方式監督各部會,並透過分層會議強化議事效率,使得參與式平台的功能得以發揮(楊婉瑩 2004;杜文苓、彭渰雯 2008)

  但此運作前提是總統、院長及各部會首長有性別意識、或認同重視,否則任務編組的組織隨時可能被解散,首長可能因公務繁忙不親自與會而無從決策。又,首長或公務人員與民間代表之間,如何擺脫黨派歧見,建立信任,也是問題。由於決策機構法定地位不明,組織可能既不能決策也不被諮詢,失去功用。

  各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多半由人事單位負責,人事單位通常不受部會重視,如果主管不認同,僅賴少數幕僚作業,影響業務執行品質。各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外聘委員對部會業務不一定了解,部會內由於首長及相關人員性別意識不足,被動消極執行政策,無法提出性別平等願景及相應的工作目標,組織內部業務分工困難,無法整合,都影響議案討論及執行成效(林書賢 2008)。

  至於縣市政府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端賴地方首長及地方婦女團體的力量及委員成員參與,由於地方自治,如果沒有地方強力民意要求,或中央實質補助,行政院婦權會的決策能否一以貫之下達,很難預估。

性別主流化、性別議題及性別平等建制:分歧與共識

顧燕翎 范情

3. 性別主流化、性別議題及性別平等建制:分歧與共識

  在全球及在地婦運長期努力下,性別平等的概念已廣為國人接受,至少在公共領域中已鮮少受到公開挑戰。行政院婦權會多年來努力的結果使得公務員對性別主流化這個外來名詞不感到陌生,至2009年1月15日止,行政院八成以上的委員會外部委員中任一性別已不少於三分之一 。某些受訪者表示,擔任婦權會委員是極好的學習機會,因此了解到政府運作及各部會主管業務的內容,也因為從性別主流化切入,幫助業務同仁在處理事務之外,還看到人,因為人有性別差異,處理性別便回歸到以人為本,提升了公務員的人性關懷。也有幾位官員表示,原本以為自己的業務與性別無關,在成為性別聯絡人之後,從互動中學到性別角度思考,發現自己的觀念改變,也影響了週遭同仁,甚至受邀成為講師。


  行政院研考會和婦權基金會製作的《性別影響評估操作指南》及性別影響評估表經過不斷修正,已趨近完善,如此全面性地進行評估可能為全球創舉。性別預算方面,大多數國家僅隨同預算書發表性別平等相關之政策聲明書或執行成果報告,或辦理研究分析及教育宣傳等工作,並未於法定預算文件中作單獨分類表達(行政院主計處2008),在我國則已與性別影響評估結合,進入預算體系,算是作業最完整的。人事行政局企劃處周廷威科長(2009: 43)進行性別主流化的跨國比較研究時發現:「國內近年推動的相關措施…毫不會比最先進的國家遜色。」


表二:世界主要國家性別預算推動情形
國家 開始 辦理特色 備 註
澳洲 1984 1.自1980年代中期(工黨剛開始執政時期)辦理,為世界上最早提出性別預算的國家。
2.澳洲政府設有專責的婦女機關,性別預算即由該機關主辦,其他機關協辦。
3.每年度併同預算書發表婦女預算報告,屬官方正式文件。
4.報告內容為各部會提報的原始資料,並未經過整理彙編,且內容只表達本年度預算內容,缺乏跨年度比較。 自1990年代中期,聯邦政府已停止辦理,僅餘少數地方政府繼續推動
南非 1995 1.自1995年開始,適逢種族隔離政策結束,社會充滿反對種族、階級、性別歧視的聲浪。
2.由民間團體結合國會議員主導。
3.進行廣泛的分析、研究,並將成果綜整印製成各項出版品。
4.政府部門亦將性別相關資訊整合於預算書表,於預算日同時發布。 自2000年以後已逐漸停辦
加拿大 1993 1.自1990年代初期開始,由民間團體主導,要求稅收制度應考量兒童照顧的需求。
2.要求接受該國援助的國家,應落實性別影響評估機制
3.政府本身並未採行性別預算 民間團體持續督促
美國 舊金山市政府訂定自治法規及準則,以符合CEDAW的規範,並擇定重點機關辦理性別預算分析 美國係由部分地方政府推動,至於聯邦政府則至今仍不願簽署聯合國「消除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亦未辦理性別預算。
法國 1.由政府機關主導,將年度預算中與促進性別平等相關的經費項目綜整分析,以附件的方式併同總預算發表。
2.由財經部門負責辦理。
德國 2000 由民間團體召開性別預算工作坊
英國 1990年代中期 1.由民間團體主導,每年11月發表性別預算報告,以說明主要政策及預期效益。
2.性別預算著重於稅收及津貼的分析,而非整體支出面分析
挪威 兒少家庭福利部試辦性別預算分析
瑞士 1994 1.針對婦女預算刪減之影響,進行深入的分析研究
2.由政府(機會平等辦公室)、國會與民間共同推動 財政部對於性別預算議題並不支持
愛爾蘭 2000 將性別影響評估整合納入國家發展計畫(中程計畫預算制度)
義大利 2000 針對性別審計議題召開專題研討會議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2008)

  在訪談過程中,我們發現政府中有許多認真優秀的公務員,在極短時間之內完成了諸多不可能的任務,為性別主流化發展了優質的工具,他們不斷告訴我們,這些工具將有助於啟發公務員性別向度的思考 。然而,性別平等的實質議題和優先次序是什麼?由誰決定?誰代表民間婦女?應當採取何種手段達成?在其中政府又應扮演何種角色?甚至性別該如何定義?應否與男女區隔?主流化要如何詮釋?以上種種問題未經廣泛和深入討論,在社會上,甚至婦女團體間都尚未形成共識。工具將如何引領決策?將是一個嚴肅的問題。

  一位受訪學者說,性別不是一個孤立的社會議題,它是眾多社會面向中的一環,牽連極廣,若未經仔細研究評估,在權婦會中即做決策,交由各部會執行,品質堪慮。再以性別預算分析而言,因其扮演的僅是政策後端的執行角色,無法影響前端的決策,目前比較可行的方法是根據各機關中長程計畫的性別影響評估來決定分配預算的優先次序。不幸預算有排擠效應,以社會安全體系為例,弱勢團體之間資源的分配取決於社安體系的整體發展方向。與當前其他在地社會運動相較,婦運擁有較高的能見度和政治影響力,強調性別靈敏度的預算分配將難以避免排擠其他弱勢者需求。然而,在時間的壓縮之下,性別議題缺乏長期、深入、廣納眾意的討論,性別主流化被操作成唯一的政治正確方法和語言,差異的見解自動噤聲,新的性別威權於不知不覺間形成,不知將落入何人之手,因此多位學者和婦權會委員對未來婦權會的走向既期待又擔心。

3.1. 「性別」取代「女性」?

  1995年北京世界婦女會議後,性別主流化成了婦女運動新的階段性目標。gender (社會性別)被認為兼容兩性,著重性別不平等的社會成因,強調男女的共同責任,也顧及同一性別之內的各種差異和歧視,如年齡、宗教、性傾向等,因而在各種文件中取代了婦女或女性,成為政治正確的新名詞。可是這個新流行卻有其弔詭之處,性別如同年齡,只是一個分類的概念,並不指涉任何實體或共同經驗/處境,例如老人或兒童、男人或女人;性別也可以用來涵蓋所有個體,所以很容易被籠統化、模糊化;再者,因為性別一詞本身不具有任何價值(例如平等、人權),在應用的時候可以主觀詮釋,填充任何內容,因而在觀念上挑戰性低,所以比較容易被當權者接受。

  性別既是一個抽象的分類概念,當我們使用這個名詞來界定個人的權利義務時,有其不足之處。因此在聯合國和歐盟的官方文件中,gender和 women and men, girls and boys是經常交替使用或同時並用的(如gender equality of women and men);國內的研究在談到性別時,即使先週詳定義,在實際使用這個名詞時,仍是指男女;行政院婦權會的性別統計也仍是以男女做分類。也就是說,當性別用來指涉實體時,仍不脫生理/社會性別的兩大分類;落實在行動上,仍著重於縮小兩性之間的不平等,或者破除刻板的男女角色/分工,而事實上,所謂性別角色認同、跨性別認同和表現等之所以成為問題也導源於刻板的男女角色有別。換言之,若沒有男女角色二分和男女不平等,便不會有性別平等的訴求。但是,不只一位受訪官員提到,在中央和台北市政府的會議中,都目睹官員因為使用男女或兩性被公開糾正,必須使用性別才是正確,政治正確的強制性令聽者困惑。 

  本研究在問卷試做後,為避免一般讀者混淆,決定採用聯合國、歐盟和國內研究者的慣例,不在定義上區分男女和性別,在行文上則以「婦女/性別」來表示。於此同時,美國新上任的總統歐巴馬於2009年3月6日任命新的美國無任所全球婦女議題大使(U.S. Ambassador-at-large for Global Women's Issues),11日宣布組織完全由行政首長組成的白宮婦女及女童委員會 (White House Council on Women and Girls)。前者反映了新總統體會到婦女議題在全球的重要性,後者則為了確保女性在所有公共政策上被平等對待。二者都重新肯定了女性。

3.2. 「主流化」?

  性別主流化宣稱以改造主流為目標,卻因為採取由上往下的國家女性主義(state feminism)手段,而產生了預期之外的結果,例如:

一. 女性主義者由體制外進入主流,成為其中一份子,而承擔了被主流
同化的風險,或者兩面不被信任的危機,韓國婦女部的女性主義官
員便表示既不被政府其他部門信任,又被婦運陣營批評向主流靠攏。
二. 一些東歐國家以性別主流化為藉口來降低過去社會主義制度下婦女
的諸多保障和取消性別平等機制(Fodor 2006)。
三. 性別主流化的創始者澳洲以國家女性主義引領全球之後,卻因政經
局勢丕變,揚棄女性主義政策,保守政黨甚至以主流統治為口號來
吸引選票,突顯了性別主流化和主流之間的矛盾。

  各種社會運動在制度化階段都有意借重公權力來實踐理想,然而方法的選擇卻需要仔細拿揑,方不至與理想相悖。一位婦權會委員直言,社會運動出身的委員總以為「有做比沒做好」。但考慮到公權力的重大影響,她總會提醒:「做錯了很不好」。一位受訪官員質疑,由上往下強制施政的作法與女性主義所批判的父權宰制有何差異?也有婦權會委員形容政令流程混亂,委員雖然不具法定權力,卻跳過部會直接找院長或總統往下施壓,或經常威脅官員要如此做,卻不進行政策辯論或討論,不斷行使個人影響力的結果,自我膨脹,也使得大小官員心生懼怕,產生反感,反而阻碍了目標的落實。對於求好心切的快速推進,周廷威 (2009: 43-44)語重心長地表示:

制度與文化畢竟都需要時間的累積、沉澱與修正……觀諸北歐國家所達成的成果,是經過20年的推動經驗,目前尚在持續進行改造中……我們除了因應潮流,吸取各國經驗,主動嚐試各方面的改進外,掌握從做中學習,發展出適合本土的推廣方式與節奏,才是能使這項最新人權項目得以生根落實的關鍵。

畢竟性別主流化只是階段性的手段,制度建構只是工具,平等和人權才是必須念茲在茲的終極目標。

3.3. 性別議題

  性別議題牽涉面廣,在婦女團體之間原本不易達成共識,如性產業政策、女性專用車廂;與其他團體亦可能有基本立場上的衝突,如墮胎選擇權、托育政策。即使在議題上無重大歧見,策略選擇與資源分配的優先次序亦可能有所差異,例如對於家暴的處理模式,在提供受害者制度性保護或積極培養自主能力上受訪者之間便呈現相反的態度,對於連結人身安全與性別平等的主張,多位受訪者極力反對,以免「受害者化女性」或者因為「有經費有組織反而創造〔了家暴的〕需求」,使得團體只著眼於當下的家暴處理,而不思根本上去除家暴。她們主張唯有「培力女性」(empower women)或協助其經濟自主才能使婦女有能力脫離受暴環境。防暴聯盟則認為家暴受害人90%以上為婦女中的弱勢者,沒有論述和募款能力,可是一般人期待成年婦女有自主能力,不如兒童容易得到同情和協助。再者,社政單位主管性別意識不夠,不願破壞家庭,涉及子女監護權時,民代還會介入,醫療、司法、警察部門都不重視此類業務,歷來內政部長也只重視治安,不重視家暴。國內由社工擔任家暴、性侵的網絡聯結,不若國外由檢察官以較高位階主導。種種問題都需要隨性別議題被檢視,才會受到重視。

  一位來自鄉村的高階官員則表示,制度化的結果,懂得進入制度的人沒問題,但許多人仍未能進入,這些人往往藏身社會最陰暗的角落,而被忽視,例如鄉下地方的外籍配偶,沒有娘家,日夜幹活,仍被責罵、被毆打,過著不見天日的生活。他再指出,台灣洗腎盛行率世界第一,洗腎人口年年增加,2008年超過56,000人,女多於男,健保330多億用在洗腎。他主張性別主流化應深入基層,在地方設立據點:

  在基層設點,從女性角度切入,讓婦女受苦的問題浮現出來,發掘統計不到的問題。中央與地方發展更密切聯繫,做好健康教育,保障生命安全,取締有毒食物和藥品,減少受苦;另一方面肯定每個人的尊嚴、價值,不能只當做統計數字。可以仿效日本人不分高下,表彰各行各業的達人,發掘個人的價值,發揚農村婦女的精神,並予以肯定,讓其加值。

  另一位受訪者則建議:政府內部推動性別平等應抓住重點先做,例如在國防、教育、醫療體系內認真做性騷擾防治,而在建構統計資料時要慎防誤判。尚有多位受訪者提到設定性別議題(agenda setting)、建立廣納基層的溝通平台、挑選有能力無私心的主事者應是性別主流化最首要的考量,其重要性甚至高於組織建構。

3.4. 性別平等專責機制

  2008年新政府上任後,行政院研考會於2008年10月至2009年1月邀集學者及民間婦運團體代表召開了三場性別平等專責機制座談會,重新審視行政院組織再造方案中的性別平等專責機制,從四個建議案中歸納出可運作及可被接受的甲乙兩案 :

甲案.在行政院設立內部單位性別平等處(性平處),同時保留行政院層級的任務編組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性別平等處以行政院內部一級單位設立,規劃設置4個科:權益促進科、權益保障科、推廣發展科、綜合規劃科,每科約12至13人,共計約50人。保留婦權會。

乙案.成立機關型態之性別平等委員會(性平會)
以行政院二級機關型態設立,設置3個業務處:權益促進處、權益保障處、綜合規劃處,各業務處約2至3科,業務人力計約52人。另依二級機關輔助人力標準(機關職員總人數25%),輔助人力包括人事、會計等約18人,總員額數約為70人。取消婦權會(因性平會本身已為機關型態的委員會,行政院內不可能再維持一個功能類似的委員會,造成指揮系統混亂)。

  經過三次座談,與會者多數支持甲案 。在我們的訪談中,認同甲案的人數也超過乙案,但大家同時也表達了對於議題設定、溝通平台建立及人員選擇和管理的更大關切。由於性別平等機制的規劃尚需納入政府組織再造的整體架構思考,此處僅著重於受訪者對性平處、婦權會、性平會、婦權基金會等專責機制的期待與評估。

3.4.1. 性別平等處及婦權會

  政府各部會功能有別,設事分工,各司其職,若其中一個部會的業務橫跨所有部會,形同小行政院,可能造成抓權推責,產生分工上的漏洞。以處的形式設在行政院內部,可採取矩陣管理模式,由政務委員代表院長任專案經理人,監督各部會之執行,外部設置類似北歐國家監察官(ombudsman)之監察機制,設計指標(indicators)和指數(index),每年做評估,並接受申訴,委員可由總統提名,國會同意。幾位受訪公務員相信,性平處設於院本部,與人事處、新聞處、府會聯絡處等並列,有固定預算和人力,也有能力做評鑑,而且可透過各部會的性平小組監督部會的表現,有助於性平政策在部會紮根。

  多數受訪者主張婦權會繼續維持,由院長主持,部長與會,參與層級高,貫徹力強,監督指揮各部會的功能也較性平會強。有受訪者表示,婦女透過選舉影響政治困難重重,婦權會是一個難得的非選舉政治參與機制,讓民間婦女得以直接參與高層級決策,減少政治溝通成本。然而從過去各屆婦權會的名單來看,黨派色彩難免,人選侷限於一定範圍,雖展現高度婦運熱情,卻難以保證同樣的熱情在不同黨派、不同時空會延續下去,遑論決策品質和代表性的平衡。

  在幾次會議中,參與者關心婦權會委員是否繼續擁有決策權。婦權會和婦基會過去幾屆十分強調民間委員參與決策,甚至經常在政府委員缺席的情況下由民間委員代表出席、主持會議並做成決策,交由部會執行。然而政府制度的設計卻必須由執政者負所有施政責任,最後可能造成僅願聘任自己熟悉、信任、或者配合度高的委員,反而失去了廣納民意的初衷。

  另有受訪者表示,至今婦權會的關注重點完全由個別委員決定,關心全面性婦女地位,以及醫療、就業,卻不關注性暴力的受害人和加害人。另一位則說,雖然委員為無給職,工作量大,疲於奔命,但婦權會由行政院長主持,相關部會首長為當然委員,故民間委員擁有相當於部長的決策權,卻不必為政策後果負責,若兼婦權基金會委員,尚可分配金錢,可謂有權無責,可能導致權力的腐蝕和濫用。如何選出不具私心、立場超然、具國際視野、基層關懷和性別意識的優質人選是重要考量,委員的代表性和究責性也是一個需要關注的問題。也有受訪者認為,婦女權益應落實在生活上,不是在中央做口號,應回歸到地方實務,讓地方首長願意動起來。一位公行專家建議保留各地婦權會,訂定發展指標,鼓勵各級及各地方政府間之競爭,給予獎勵或表揚。指標不完全採用數字評比,可以做成本效益分析,也可獎勵有意義或有創意的個案,例如發現某一個家暴個案處理得好,以致有一定成果者,給予獎勵。

  一位曾深入參與婦權會運作八年的委員支持甲案的理由是在「價值」和「名位」間的選擇,她以為應將「國家資源分配的性別正義」落實在文官體系。強化公務員的性別意識和操作性別分析工具的能力比設置專責機構來得重要,「更何況國家正值行政組織與人力精簡處境,民生不景氣…切不可再增加國家財政負擔。」

  反對甲案者則表示,性平機制一旦成為院本部的單位將失去獨立機構的宣誓性和代表性,降低了性別議題的重要性和能見度。從婦女運動的角度來看,設立獨立的部會在宣誓義意上形同婦運成功進入政府,是必守的立場,也曾是澳洲、紐西蘭、瑞典、韓國的婦運主張,至今紐、韓都有婦女部,但其領導者已皆非婦運出身,甚至與婦運保持距離,而推動性別平等最成功的北歐諸國則多已將各種平等業務統合於一個部會,與社會、健康、教育或文化緊密結合(表三)。如何協調各種社會訴求做全方位政策規劃,做好預應式(proactive)管理,發展與民間對話的能力,考驗政府的執政能力。

表三:世界經濟論壇2008年全球性別差距指數前十名國家的國家級性平機制
國 家 機  構
挪威 兒童與平等部(Ministry of Children and Equality)
芬蘭 教育部(Ministry of Education)
社會事務與健康部監察官(Office of the Ombudsperson for Equality, Ministry of Social Affairs and Health)
國會(The House of Parliament)
社會事務與健康部性別平等委員會(Council for Gender Equality, Ministry of Social Affairs and Health)
社會事務與健康部(Ministry of Social Affairs and Health)
瑞典 族群融合與性別平等部性別平等處(Ministry of Integration and Gender Equality, Division for Gender Equality)
冰島 平等委員會(Equal Status Council)
性別平等中心(The Center of Gender Equality)
(以上二者皆附屬於社會事務部(Ministry of Social Affairs))
紐西蘭 婦女部(Ministry of Women’s Affairs)
菲律賓 菲律賓婦女角色全國委員會(National Commission on the Role of Filipino Women)
丹麥
社會福利與性別平等部性別平等處(Ministry for Social Welfare and Gender Equality, Department for Gender Equality)
荷蘭 司法、平等與法律改革部性別平等處(Gender Equality Division, Department of Justice, Equality and Law Reform)
愛爾蘭 教育、文化與科學部(Ministry of Education, Culture and Science)
拉脫維亞 社會福利部社會包容政策處(Department of Social Inclusion Policy, Ministry of Welfare)
(根據聯合國婦女發展處2009年2月資料)

  至於在幾次會議中多位參與者一再提出的能見度問題,在國際會議中曾經或正在引領風潮的澳洲、北歐諸國都沒有單一婦女/性別業務的部會,而是以前瞻的規畫和成效顯著的執行能力引起注意和效法。至於設有婦女部的巴基斯坦(Ministry of Women Development)、印尼(Ministry of Women Empowerment)、奈及利亞(Federal Ministry of Women Affairs)、伊索匹亞(Ministry of Women’s Affairs)等國反而不具能見度。

3.4.2. 性別平等委員會

  婦女新知基金會、女性學學會、全國婦女團體聯合會自2003年以來共同推動性別平等委員會,曾經獲得行政院游錫堃院長和多位總統候選人承諾,也經由婦權基金會舉辦過多場公聽會,大選之前更是積極透過行政院婦權會規劃一個四處一室(231人)的部會級性別平等委員會。以婦女運動追求性別平等制度化的發展軌跡來看,從推動各級政府的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到要求行政院設置正式機構,這是一步一步往前走的必然進程;從運動團體的角度,這也是一個可以衡量運動是否成功的重要指標。性平會的設立不僅代表台灣婦女運動的成果,也具備宣示政府推動性別平等的決心,有獨立的預算、人力,可以不必透過其他部會,自己推方案、計畫。有一個高層級的政府機構為全國的性別平等事務負完全責任,主任委員的究責性也十分清楚。對某些婦運者而言,委員會是否成立涉及政府資源分配的公平性,一位婦權會委員雖然最後傾向支持性平處,卻覺得情緒上難以釋懷:「為什麼別的機關仍存在,而我們卻需要放棄性平會? 」

 防暴聯盟根據相同的政策邏輯,要求在性別平等之外,再加上人身安全,成立「性別平等與人身安全委員會」,並聯合十餘位立委在立法院提案,已完成一讀(另外則有立委提案加上兒童福利)。因為不只性別議題,虐兒、虐老問題當下亦十分嚴重,也需要跨部會整合才能有效處理。同時人身安全也和男性暴力息息相關,應提升到與性別議題相等的重要性,併同處理。至於防暴聯盟未能及早參與新知等團體的討論,是因為防暴聯盟成立未久,尚未形成組織發言的管道,並不是此議題不重要。支持性平會的團體和個人則不同意加上人身安全,以免「受害者化女性」。

  反對性平會者則表示,不敢寄希望於性平會主委一人,也擔心一個小規模的性平會將會像客委會一樣被邊緣化,發揮不了指揮其他部會的作用。

3.4.3. 婦權基金會

  對於婦權會的決策品質,多位受訪者主張以婦基會來彌補,婦基會應發展成研發單位,針對婦權會委員和民間團體的提議先做可行性研究,在政策上支援婦權會的諮詢功能。同時可利用基金會的半官方身份規劃國家層級的議題討論、研究,成為政府和民間的溝通平台。可以委外做網站和電子報、進行跨國的對話和合作方案,並結合政府訓練機構,提供民間團體所需的訓練,如如何經營組織、如何創業,並提供獎勵。有公行專家則認為婦基會應另籌基金,獨立於官方發展,具備更強的監督功能,也避免落入御用角色,只做符合政策目標的研究。

3.4.4. 其 他

  在我們回收的問卷 中,有數個婦女團體贊成設立「人權及性別平等委員會」,「因應台灣性別主流化趨勢,及人權、族群的議題亦應一併被關注,人與人之間互為尊重,是性別平等的最高目標」。也有主張設立「人權促進委員會」, 其中再分性別平等組、人身安全組、族群平等組、女性權益促進組。不過這樣的主張在研考會的各次會議中皆未被討論,雖然在世界各國政府皆朝向精簡發展之際,單一功能的部會已逐漸被統合。



3.5. 其他建議

  長久以來,男女兩性的分類規範、限制了人類社會的所有活動,女性主義的出現代表了新的思考角度和新的可能性,一位公行專家說,用性別眼光來看世界,可以減少性別盲點,增加施政透明度,減少貪腐。例如從男女平等和尊重弱勢的觀點不再默許少數惡警白嫖,鼓勵民眾舉發,委託與基層互信度高的團體接聽檢舉電話,將有助於整頓警紀。另一位則說,研考會的國家政策網路智庫(國家政策平台)應增加婦女/性別議題,鼓勵公行學者從事這方面的研究。公務員的性別專業能力需要積極培養,不能讓政府停留在無知和被指導的狀態,缺乏性別政策討論和對話的能力。在專業規劃過程中,政策建言應更為開放,議題設定(agenda setting)尋求更大共識,避免由少數「性別代表」 包辦。

  在重男輕女的傳統下,性別平等代表了新的價值觀,如何去改變積習已久的思考和行為模式,受訪者都指出教育和訓練的重要性,然而應該如何教育和訓練,卻欠缺專業想像。在推動性別主流化的各項方案中,規劃和執行單位往往將全員調訓視為主要手段。只是花了很多經費和人力全員調訓,沒有事先釐清目標,做好訓練需求評估和訓練方案設計,也無法評估訓練績效,加以師資參差不齊,而有一定瓶頸。此外多位受訪者強調,政務官和文官體系的訓練應分開處理,總統、院長應展示決心,高階官員的接受和理解十分重要。瑞典的訓練便是從最高行政官員開始。

  多位受訪者提到需要研擬性別平等法,一位公行學者表示,應訂定反歧視促平等的母法,再在此基礎上,檢視整併現行的諸多相關子法,避免重疊和衝突。
  
  不論制度如何設計皆有其不盡完美之處,大部分受訪者都同意,人的因素左右施政的成敗,人的能力決定其影響力和任務達成情況,其中以領導人的意志和決心最是關鍵,任何形式的組織,若總統和院長不重視,均難以發揮功效。在婦權會加上各部會性平小組的組織現況下,如何產生眾多優質的民間委員人選,同時熟悉部會專業與性別研究,與公務員密切合作,提升決策品質;婦權會委員和部會委員之間建立何種倫理規範等,都是考驗。也有受訪者認為,委員的選聘、施政目標的設定院長都負最後和所有責任,成敗可供檢驗,因而外界不必過於干預。

性別平等專責機制之研析:結論與建議

顧燕翎 范情

  無論就全球、國家或地方性政策而言,消除各種形式的歧視和促進平等已經是普世價值和進步指標,我國憲法自1946年即以主張男女平等和婦女保障名額領先世界各國,1980年代之後性別平等的諸多修法、立法以及機制設立也足以與先進國家並駕齊驅,足證我國菁英婦女的思想與行動從不落於人後。然而立意再好,制度再佳,仍需要與之相融的文化和價值觀,方能生根結果,真正成為眾生的日常生活。當今世界,性別平等執行最落實的首推北歐諸國,以瑞典為例,其社會原有的平等與分享價值觀,民主統合主義的政治運作都與女性主義契合,以致性別權力結構改造工程進行順利。與瑞典等國相較,台灣的婦運面臨雙重挑戰/契機,不僅需要尋求最佳制度設計,尚需/得由性別角度切入,去做文化築基工作:建立平等與分享的價值觀。若不能真正轉換父權價值(金字塔型的構力結構、宰制與附庸的權力關係),創造再多的機關或單位都只是增加權位的角逐,增加公務員案牘勞形而已。


  文化深耕需要時間、耐性和創意,不是全員調訓或表格填寫可一蹴而成的,建立新制度也絶非大就是美,人多就勝,必須考慮成本效益和可行性。我們在甲乙兩案中支持甲案,理由如下:

  在政府走向精簡效能的此時,性平機制以處的形式設在行政院內部,一方面省卻了性平會所需不負責實際業務的輔助人力(人事、會計、政風等);另一方面可採取矩陣管理模式,由專精性別議題的政務委員代表院長任專案經理人,以院長的高度協調監督各部會性別業務,將性別平等業務紮根於所有部會,比起設立一個獨立的性平會,綜理中央所有性平事務,應是更為節省成本,更易於分工協調,更能強化部會性別意識的作法。但前提是國家領導者必須展現充分政治決心,執行者必須有性別/婦女研究專業素養、國際視野、管理知能和溝通協商能力,更重要的是,能夠以無私無我的態度,真心誠意地從事文化深耕的志業,而非將權位置視為個人政治生涯的跳板。

  性平處雖位於行政院內部,卻不宜自我封閉,僅做文件轉呈審核,而應在地方設點,深入城鄉,關注基層,與婦權會和婦基會配合,做好評估、監督工作,以獎勵的方式引導地方政府和民間自發性地發展性平方案,並開放申訴管道。同時性平處也要善用網路資源,參與國際會議,了解世界脈動,建構主動、預應社會潮流的全方位政策機制,做好院長的幕僚工作,積極領導全國公務人員打造平等、關愛的新文化。

  本研究所涉及的五個國家在政府組織的調整上都配合政策走向,展現極大的彈性和效率,以瑞典為例,性別主流化支援委員會在兩年之內完成了研究、訓練和手冊編撰之後便解散,由各部會自訂執行計畫,進行後續工作。相形之下,我國的委員會一旦成立,只會擴編,很少隨任務而轉型、縮小、或解散,部分委員即使沒有實質貢獻,也不願放棄身份頭銜,造成議事品質低落,甚至劣幣逐良幣的局面。婦權會因婦運者的熱情而成立,時日一久,若缺乏反省、更新及監督,很可能僵化失去活力,因此行政院長於提名委員時必須審慎,不淪為酬庸,委員任期也應有一定限制。我們若期望婦權會真正反映民間需求,在制度和運作模式上應重新設計,避免由少數人長期把持,而應與性平處和婦基會合作,發展成為民意平台,提案更應事先經過婦權基金會研究評估,以確保品質和可行性,真正發揮民主統合的作用。

  婦權基金會以半官方身份分享公部門資源有時會受到民間團體質疑,但因為非屬政府部門,不受預算、人事等法規限制,更靈活有效率,應加強其智庫及溝通平台的角色,與民間團體建立伙伴關係,協助政府從事政策分析、工作流程設計、教育訓練、督導評鑑等,此部分工作,若由政府部門來做,常因行政干擾因素而無法精緻規劃。再者此單位也較具彈性身份,方便代表政府參與國際交流合作。在搜集民意時,除了傳統公聽會形式,應採用更深耕民主的討論模式,如開放空間論壇(open space technology)(http://www.frontier.org.tw/ost/case.htm), 連接圈(circleconnection) (www.circleconnections.com)等,在制度設計上開放社區民眾參與,引導參與者自由發言和互動,逐漸在意見交流中形成共識,由下往上,讓更多民間聲音可以被聽到,而不必總是透過代理人發言。

  平等和人權成為日常生活的空氣和水需要經過價值轉換,這是一個備受考驗的過程,必須讓執行政策的公務員感受到對他/她個人和對社會都有好處,才會自動自發去做,甚至展現創意和生命力,而非敷衍應付。我們有優秀的公務員,但是他/她們必須感受自己真正在參與打造一個更公平、合理、安全、和樂的社會,必須感受到領導者的誠意和方法的正確,才會願意全心付出。在政策形成和執行階段,各部會應以任務導向(task-oriented)的編組方式,讓有實務經驗、有專業素養、具國際觀的民間代表、專家學者與官員在特定目標下組成專案工作小組,密切合作,建立信任的伙伴關係,互相激盪啟發,假以時日,必然會產出驚艷世人的成果。

相傳:瓦哈卡故事之三

顧裕光

  愛拉在2006年 12月離開我們在瓦哈卡的公司, 她找到了一個鐵飯碗。

  她的一個親戚在聯邦政府上班。根據墨西哥的不成文法(這是很客氣的說法 ),這個親戚可以把他的職位轉讓給她或任何人, 不管這個人有没有適當的資歷, 能力或經驗。這個職位可能是在聯邦政府、州政府、或是鄉鎮公所。很多人相信, 許多公立學校的老師, 就是這樣代代相傳的。

  2006年瓦哈卡的情況是一團糟, 愛拉的親戚要退休, 這是愛拉的機會。

  愛拉的工作是到瓦哈卡的偏遠貧困山區, 視察政府輔導計劃的執行程度。小額貸款、簡單的職業訓練… 諸如此類的低階程輔助工作。愛拉本身只有高中學歷, 雖然有十八年旅館工作經驗, 她缺乏公務執行、预算、會計方面的訓練。

  我們在瓦哈卡有一個自由工作的攝影師朋友, 他的主要客戶是州政府觀光局。幾年下來, 人頭熟了, 他在州政府會計部門弄到了一個職位。幾個月之後, 他把這個飯碗轉給他太太, 自己回去當攝影師。這兩人都沒有任何會計學歷, 大概也沒有任何興趣, 他們有的是關係。關係、在墨西哥等於飯碗。

  說來說去, 這些公務員職位, 帶不來多少成就感。所為的, 無非是那個飯碗。愛拉接收的, 是一個超級鐵飯碗。墨西哥的憲法規定總統不得連任。每六年聯邦政府的走馬燈就得轉動一番。但是愛拉不必擔心, 她的職位是固定的, 沒有風吹草動的顧慮。甚至如果政府撤銷她的部門, 她必須轉任其他職位。這樣的職業保證, 真是匪夷所思。

  愛拉開始了她的新工作。有時候她的單位會派駕駛和車輛, 但是通常她必須搭乘公車, 去探視偏遠的窮鄉僻壤。所謂偏遠其實並不真是那塺遠, 但是大部分的道路是簡陋的山路, 沒有鋪柏油, 愛拉乘坐老舊的公車, 一路風塵顛波的上山去。

  到了山村, 大概已經是下午, 沒有多少時間工作, 她必須過夜。像樣一點的山村可能有個小旅館, 如果愛拉可以洗個熱水澡, 舒舒筋骨, 睡個好覺, 那真是走了好運。多半時候、愛拉得在村公所過夜, 或在村民家中打尖。一張草蓆 、兩條毯子, 打個潦草的地鋪。 村婦帶來一點粗淡的晚餐, 這就是愛拉山村的一夜。

  愛拉在查吉拉──瓦哈卡外圍的小農村──長大, 她出身寒微, 但是這些山村到底還是過於簡陋。愛拉的工作固然穩定, 她的薪水不能負擔車子和房屋貸款, 她又大部分時間出差在外。為了現實, 她把車子賣了, 把房子租給別人, 自己搬回查吉拉的老家。

  她又成了父母的未婚女兒。

2009-03-22

目 次

前 言…………………………………………………………………………………3


1. 瑞典等五國之發展與現況……………………………………………………5


1.1. 瑞 典.................................................7
1.2. 澳 洲……………………………………………………………………… 11
1.3. 紐西蘭……………………………………………………………………… 13
1.4. 英 國……………………………………………………………………… 15
1.5. 韓 國……………………………………………………………………… 17
1.6. 綜合討論..............................................23


2. 台灣的婦女/性平機制現況…………………………………………………26


2.1. 初始範本:「台北市政府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26
2.2. 中央級婦女政策機制………………………………………………………27
2.3. 評 析………………………………………………………………………32


3. 性別主流化、性別議題及性別平等建制:分歧與共識…………………35


3.1. 「性別」取代「女性」?..................................38
3.2. 「主流化」?…………………………………………………………………39
3.3. 性別議題…………………………………………………………………… 40
3.4. 性別平等專責機制………………………………………………………….42



3.5. 其他建議..............................................48



結論與建議…………………………………………………………………………50

附 錄………………………………………………………………………………53

2009-02-08

“女性”或“性別”?( “Women” or “Gender” ?)

顧燕翎

  最近直接或間接聽到,在許多不同的場合,特別是在公務體系內,若在正式討論中說到”男女”或”兩性”時,往往會被公開糾正:不對,正確的說法應是”性別”。性別不僅成了性別主流化的最新副產品,也成了不容質疑的新政治正確以及威權語言,但是我相信多數人對”性別”的最高權威以及樹立新權威這件事仍是懷抱疑問的。

  ”性別”與”男女”的糾結非始自今日,早在1990年創辦婦女新知基金會的 “女性學研究中心”時,新知內部就面臨命名的爭執,是該叫“性別研究”、“婦女研究”、還是“女性學研究”呢?“性別”涵蓋面較廣,立場中立,政治衝突性較低;但“婦女”或“女性”主體性較清楚,女性主義的旗幟鮮明。董監事會討論許久,決定採用性別研究。但在第一次公開活動上就遭到來自美國華盛頓大學的周顏玲教授大聲質疑,認為我們立場模糊。於是又回到董監事會激辯,僵持難解之際,王瑞香輕聲引用了陳幼石教授的一句話:“做狗的時候不要說人話。”當頭一棒頓使眾人看清了自己的處境,終以壓倒性的多數選擇了"女性學"。(女性學研究中心後來為了吸納更多學界人才,轉型為獨立的女性學學會。)不論如何,在當時"女性”和“性別”並無高下正誤之分,而純粹只是策略選擇。

  1995年北京世界婦女會議後,“性別主流化”成了婦女運動新的階段性目標,”gender” (社會性別)被認為兼容兩性,著重性別不平等的社會成因,強調男女的共同責任,也顧及同一性別之內的各種差異和歧視,如年齡、階級、種族、宗教、性傾向等,因而在各種文件中取代了婦女或女性,成為政治正確的新名詞。可是這個新流行卻有其弔詭之處,性別如同年齡,只是一個分類的概念,並不指涉任何實體或共同經驗/處境,例如老人或兒童、男人或女人;性別也可以用來涵蓋所有個體,所以很容易被籠統化、模糊化,以致在一些討論會上,幾乎任何人都可以自詡為“性別專家”,(而我們也真正缺乏足夠的專業標準來檢驗)。再者,因為“性別”一詞本身不具有任何價值(例如平等、人權),在應用的時候可以主觀詮釋,填充任何內容,因而在觀念上挑戰性低,所以比較容易被當權者接受。”性別主流化”雖宣稱以改造主流為目標,卻因為進入主流,成為其中一份子,而冒著被主流同化的風險,或者兩面不被信任的危機,韓國婦女部的女性主義官員便表示既不被政府其他部門信任,又被婦運陣營批評不夠努力。一些東歐國家則用“性別主流化”來降低婦女原有的諸多保障和取消性別平等機制。至於性別主流化的創始者澳洲以國家女性主義引領全球之後,卻因政經局勢丕變,政策大轉向,保守的Howard政府在大選時,甚至採用”歸向主流“的口號來吸引選票,更是一大反諷。

 “性別”既是一個抽象的分類概念,當我們使用這個名詞來界定個人的權利義務時,有其不足之處。因此在聯合國和歐盟的官方文件中,”gender”和 “women and men” ,“girls and boys”是經常交替使用或同時並用的(如gender equality of women and men);國內的研究在談到性別時,即使先週詳定義,在實際使用這個名詞時,仍是指男女。也就是說,當性別用來指涉實體時,仍不脫生理/社會性別的兩大分類;落實在行動上,仍著重於縮小兩性之間的不平等,(或提升婦女地位,)因為狗變成人著實還有一段距離。 

  中文的“性別”在語意上沒有區分生理和社會性別,比英文的”gender”還要模糊,給予使用者更大的想像空間,所以同時受到女性主義者和反女性主義者的歡迎。但是否正因為視二者合一為當然而阻碍了我們去思索社會性別的正當性?同時也因為定義的籠統而增加了溝通上的含混模糊,導致了女性的消失?不幸的是,當“性別”逐漸在許多領域吞蝕了“女性”的空間,誰敢回頭去使用政治不正確的“婦女”或“女性”呢?曾經在一場研討會上,目睹一篇研究婦女的報告當場被指為沒有“性別意識”,報告者立即公開道歉,真令婦運老兵感到情何以堪。

  近日我和范情接受行政院研考會委託,做政府內性別平等機制的研究,我們在設計問卷時,為名詞取捨傷透腦筋,於是在測試版本中將婦女和性別變成兩道不同的問題,結果一位資深的婦運人士讀後大為反感,覺得我們簡直在開玩笑。可是當我們將二者合而為一以後,研考會的長官卻覺得我們太不進步了,要求再一分為二,他/她指出,“婦女”、“性別”分屬不同議題。最後我們決定採用聯合國、歐盟和國內研究者的慣例,二者並列,不予切隔,以"婦女/性別"來表示。

  後來讀到瑞典的平等法,發現瑞典政府一方面整合反歧視和倡平等的所有法律和機構,另一方面則捨去gender,而更細分為生理性別(sex)、跨性別認同和表現(transgender identity or expression)與性傾向(sexual orientation),並將三者與種族、信仰、失能並列,似乎是承認身體結構的性別、個人大腦中設定的性別和社會建構的性別可能不同而並存,這或許是更為尊重差異、更關注於議題的作法。於此同時也解除了語言混淆的困擾,找回了有身體的女人。

 “性別主流化”本是追求平等過程中階段性的策略或手段,不宜成為終極信仰。在婦運的道路上,我們需要的或許是時時回到女性主義的原點(核心價值),在流行的框架之外保有獨立的思考空間,不斷尋找新的著力點和創造新的可能性,而不是建構新的霸業和新的威權,如此方有可能為人類生命和生活注入源源不絕的活水吧。

2009-01-30

The Necessary Revolution 必要之變革 

中文翻譯在英文全文的下方
                  The Necessary Revolution:

How Individuals and Organizations Are Working Together to Create a Sustainable World.



In his new book, Peter Senge discusses the environmental woes facing business

and some steps that may lead to a more sustainable world

from BusinessWeek, Design Thinking June 11, 2008

Imagine a world in which the excess energy from one business would be used to heat another. Where buildings need less and less energy, and where “regenerative” commercial buildings – ones that create more energy than they use – are being designed. A world in which environmentally sound products and processes would be more cost-effective than wasteful ones. A world in which corporations are forming partnerships with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justice organizations to ensure better stewardship of the earth and better livelihood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Now, stop imagining – that world is already emerging.

In The Necessary Revolution, Senge applies thinking to a system bigger and more complex than the organization: global society. The book is a call to arms, an argument to business leaders that they must rethink their approach to the environment or, as one executive told Senge, "we won't have businesses worth being in in 20 years." The authors don't linger on the problems, focusing instead on the stories and insights of successful innovators, on creative solutions, and on practical approaches to meeting these challenges.

… real change occurs when people make choices. We're not going to get out of the predicament that we're in by a lot of teeny incremental things. It's going to take bold ideas… Not a political revolution because this absolutely has to be a nonpartisan issue. The future doesn't belong to one party or another.

In The Necessary Revolution, (he) profiles people, working independently or within companies or organizations, who are trying to bring about a more sustainable world. What patterns emerged?

The first is obvious: People have to be passionate. These are innovators in a fundamental sense, and innovators innovate because there is something that they are passionate about. Second, they all in different ways were able to step back and see a bigger picture. This is a huge challenge for people in companies, because so many companies are dominated by short-term perspective and because lots of people in key positions simply aren't very good or don't care very much about the bigger picture. Watch how the decisions are made.

The other two things we focused on are the ability to connect with lots of people, and collaborate across boundaries - you could call it high levels of relational intelligence.

The book is tough-minded in its clarity of the types of changes it will take to addres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bring about positive and lasting change in which a sustainable world can be created. Here are a few of the major points:

* We live in a complex system in which we impact each other and the whole world.

* Small acts can join together with other small acts and cause profound change.

* Things are not always what they appear to be, and therefore, we must change our vantage point

to be able to understand causal relationships.

* Nothing short of a major shift in the ways people think can lead to sustainability.



====================



               必要之變革:

個人與組織如何共同創造一個穩定且永續發展的世界

在他的新書裡,彼得聖吉討論到企業面臨的如災難般的大環境和可能走向更能永續經營的步驟。

取自2008六月11日的商業周刊 , 設計思維



想像一下,來自某一企業多餘的能源將被用來替另一企業加溫的世界!
建築物將需要越來越少的能源,還有「再生」商業大樓 – 製造出的能源比本身消耗量還高 – 也被設計出來了!一個符合環保的產品與製程將比不節能的更加符合成本效益的世界!合作關係是基於環保與社會公義的基礎,以確保開發中國家更理想的地球公民職責與生活品質的世界!現在,可以停止想像了 – 那個想像中的世界已經在形成中!

在必要之變革書中,聖吉將思維放到比組織系統更大、更複雜的:全球社會。本書內容引起了爭論,引起企業領導人必須重新思考他們對自然環境的態度,否則,就如一位高階主管告訴聖吉:「在未來20年,沒有其他值得我們投入的事業了。」作者們不在問題上打轉,而是著重於成功創新者、創意的解決方案和迎合這些挑戰的務實做法的相關故事和新洞見。



…真正的改變發生於人們做選擇之時。我們無法跳脫由眾多由小而大的事情累積而來的困境。需要的是真正大膽創新的想法…不是政治變革,因為這必須是跳脫黨派的議題。未來不屬於某一特定黨派團體。



在必要之變革書中,他描繪到人們,獨立工作者或是組織內之工作者,都嚐試著要引領出一個更加穩定並能永續經營的的世界。那麼哪些模式會因此而生呢?



第一個是最顯而易見的:人們必須展現出熱情。這是創新者最基本的態度,而且創新者就是因為他們對於某些事情充滿熱情所以創新。其次,他們用各種不同的方式,都能往後靠一步,看到大局。這對組織內的人們將是一大挑戰,因為許多組織是由短程的觀點在主導,因為許多在重要職務上的人這方面並不擅長或不太關心大局。看看決策是怎麼做的!



另外兩樣我們著重的是連結人群和跨疆界合作的能力,你可將其稱為高層次的人際智能。



這本書很務實,將面對當下處境所需改變的種類做了清楚的說明,也指出能建立永續經營世界所需的正面與長期的改變:

* 我們處於複雜的體制中,因此我們彼此互相影響,也影響了全世界。

* 小動作可以跟其他的小動作結合引發深層的變革

* 事情並非永遠像眼睛所見一樣,因此,我們必須改變我們的有利位置,才能深入了解因果關係。

* 人們的思維若少了重大的轉變,是無法帶我們走向真正的長遠穩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