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永台北女書情

顧燕翎     刋於2010/11文訊301期

　　《女書──世界唯一的女性文字》，這本Ａ４大小、頁面四角飾以手圖案的布面精裝書，問世已近二十年了，不僅成為世界名校圖書館的珍藏，女書的故事也在香港製成舞台劇，由好萊塢拍成劇情片，將在世界各地公演。二十年過去了，我終於和好友們踏上女書原鄉，卻是為了尋覓為這書穿針引線的鄭至慧已隨風飄逝的屐痕，會見她因女書結緣的故友。

　　靜靜隱匿於湘桂粵山區的女書，1991年首度在台北集結成冊出版，並譯為漢字、做成英文簡介，向全球發行，震動女界。江永到台北直線距離超過一千公里，以當時的交通和政治條件，從四面汪洋的台灣到群山環繞、尚屬管制區的江永，何只千山萬水之遙。當時女書傳人僅剩兩、三位老婦，和台北年輕的婦女運動者相差至少兩代，加上語言、文化隔閡，是什麼樣的動力讓都會的女性主義團體傾其所能、不計成本，集體抄寫、出版從未謀面、世居深山、纒足老嫗的私密話語？
女人的自覺與成長

　　在父權社會中，女人做為他者和第二性的基本性質是相同的，所不同的只是個人或集體的自覺程度。女人各在自己的時空掙扎，自覺為他者或第二性的歷程也是各自成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與其他女人相遇，看見彼此，得到印證，也因而獲得力量。

　　因此，女人的成長在集體的、婦女運動的層次和個人的層次同時進行，互相增強。

　　婦女運動和地方性社會運動最大不同之處，就是女人之間跨文化的互相傾訴，互相扶持。十九世紀晚期第一波婦運即呈現強烈的世界性，1888年在美國首府華盛頓舉行第一次世界婦女會議，成立了國際婦女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Women)，1899年又在倫敦召開了第二次世界婦女會議，很難想像百多年前、現代化客輪尚未問世，各地婦女如何舟車勞頓、環繞地球，才得見上一面，其中需要多大的勇氣和盼望！

　　第一波婦運在爭取到投票權之後，聲勢略衰，卻始終有人奮力堅持，維持著星星之火。到了1960年代，新生代女性再度集結，不僅影響到全球、國家和地方層級的婦女政策，而且發展出婦女解放運動、婦女研究和激進女性主義理論。

　　從十八世紀末開始，知識女性受到自由主義思想啟蒙，試圖證明女性只要有相同教育機會，可以和男性一樣理性、一樣有能力，所以男女應當平等；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則主張女性從個別家庭中解放出來，平等參與社會生產工作；存在主義女性主義呼籲女人拒絕傳統角色，自由獨立生活。然而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和存在主義女性主義都是女性熟讀男性理論之後的省思，激進女性主義卻是女人本身的自覺和血淚控訴，指出女人受父權的壓迫既深且廣，無所不在，但也正因為其幽深隱微，眾人習焉不察，想要改變婦女處境，必須從女性意識的提升著手。讓女人有所自覺，並進而尋求改變。

　　美國教育家Peggy MacIntosh觀察集體女性意識的發展歷經五個階段：

一． 無知期：無知無覺，逆來順受。

二． 認同期：婦女跨出私人生活領域，進入男人主導的社會，認同和依附統治者（男性）的價值觀，甚至打壓異類。

三． 抗議期：女性開始檢討反省男性文化，採取各種手段，挑戰父權文化和權力結構。

四． 女性中心期：建立女性文化、發展婦女研究，累積實力，與男性對話。

五． 兩性合作期：女性的挑戰激發男性自覺，兩性站在平等的基礎上，妥協合作，建構和諧的新關係。

　　上世紀末，歷經兩次波瀾壯闊的世界性婦女運動之後，男女平等已成為普世價值，少有人公開反對。然而，主流社會雖接受兩性合作的終極目標，卻抗拒女性集體的抗議和文化建構，主張由認同期直接過渡到兩性合作。然而，若不檢討舊觀念，沒有屬於女性的知識和自主性，女人又從何取得平等的立足點？如何平等、有效對話？缺乏平等為基礎的和諧充其量只是弱勢一方繼續退讓而已。

女性文化的建構與挑戰

　　社會運動的目的在改變現狀，在過程中必然會遭遇既得利益的抗拒和反撲，運動越成功，反撲的力道也往往越大。從1960到1990年代，世界婦運從抗議期進展到女性中心期，聲勢日盛，聯合國接連召開了四屆全球婦女大會，但收編婦運成果的內外在動力也日益壯大。

　　1970年之後許多女性主義書籍相繼問世，增強女性主體性，建構女性知識，如《女性團結有力量》（Sisterhood is Powerful, ed. Robin Morgan, 1970)、《我們的身體我們自己》（Our Bodies Ourselves, the Boston Women's Health Book Collective，1971）等等。二十年後，女性中心的出版事業更盛，《我們的身體我們自己》經過數度再版，變成厚厚一大本的女性健康手冊；Morgan再出了一本《女性全球大團結》（Sisterhood is Global），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考古學教授Marija Gimbutas　揭露了考古的重大發現：《女神文明：古歐洲的世界》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goddess: the world of old Europe, 1991），探討新石器時代及之前的母系文明和女神崇拜，給予以非暴力為基礎的女性文化實證支持。1990年全美婦女研究學會登錄的婦女研究學程和學系達到了六百二十多個。

　　在台灣，女書店成立之前，婦女新知基金會設有出版部，1990年出版《47個女人最真實的聲音》，想要保存平凡女人的心聲；任教北美的陳幼石教授也以個人之力，籌資出版了《女性人》雜誌，同時在台北和北京發行，介紹女性主義經典，1989-1991間一共印了五期。

　　然而，初綻嫩芽的女性文化在父權的土壤上獲得養分不易，1985年台灣的婦運團體設法以國外的贊助在台大設立婦女研究室之後，婦女研究雖獲得了某種程度的正當性，女性主義卻受到打壓，被排除於學術之外，直到1995年才稍獲緩解。美國的婦女研究也面臨相似的命運，才在大學校園裡有了立足之地，便受到性別研究的挑戰。從1993年開始，網路上的婦女研究討論群（成員多半是在大學教授婦研學者）就經常在爭議是否改名為性別研究、如何抗拒改名、或因何緣故敗下陣來。

從台北到鄭州到江永

　　1989年11月，香港中文大學舉辦「華人社會之性別研究研討會」，兩岸三地的婦女研究學者首次共聚一堂，交換論文，但會後仍各自回房去守著自己的小圏子。籌備單位因「失誤」將我與鄭州大學的李小江安排住在同一房間，不斷道歉，我們卻一見如故，形影不離，她談她夢想的婦女博物館，我談女性主義。次年三月，她在鄭州召開「中國婦女社會參與和發展研討會」，邀請我參加，我找了至慧一起去，也是我第一次登陸。

　　那是六四後第一次全國性學術會議，政治氣氛有點緊張，教育、新聞出版、婦女幹校系統、婦聯系統、港台、歐美都有人參加，學術與實務並重。大部份參與者都是第一次接觸，情緒高昂，每晚不設主題的「夜間沙龍」，總是聚了許多人，欲罷不能。

　　那時，台灣剛經歷解嚴，婦運聲勢正盛，從抗議期走向女性中心期，但也時時面臨來自各方的反挫。大陸則是正要對外面世界開放、從社會主義走向資本主義，婦女運動尚未發端，婦女研究因而停留於前女性主義的問題意識與方法論，關心的焦點是大男、大女未婚的問題，女性的離婚與就業問題等。雙方用不同的觀點和語言去詮釋女性意識，對許多大陸參與者而言，體現「自我意識覺醒」意味著揚棄過去文革年代的壓抑，在服裝、美姿上追求時尚，在情感上尋找避風港，或做一個家庭事業兼顧的女超人，在我們看來，這不就是從共產主義回歸傳統男性社會的價值觀嗎？我們在其間找到認同期的蛛絲馬跡。

　　因此，當宮哲兵教授在會議中展示他發現的女書作品時，大陸學者們認為，這些目不識丁、小腳村婦的作品毫無文學價值，不值一顧。台灣的婦運者卻如獲至寶，正因為作者不識男字、未受父權文化洗腦，而更彌足珍貴。遠離中原的山區、漢瑤雜居的化外、女人之間的祕密書寫，有可能逃過父權文化的天羅地網嗎？世上可能存在我們夢寐以求的原生態女性文化嗎？

　　當時至慧負責婦女新知基金會的出版業務，立即改變行程，於會後隨宮哲兵回到武漢，檢視他收集的女書原件，最後決定在台出版，期間她越過崇山峻嶺，親訪江永做田野。然而，女書作者習慣於身後焚毀女書，文革也沒有放過這個山區，損壞了大部份倖存的作品和女人相聚吟唱女書的花山廟。不過，女書的曾經存在和保存下來的部份仍見證著女人永難磨滅的創造力和生命力，留給後人無限的想像和追思。

　宮哲兵的兒子宮步坦陪著我們走訪江永。長年研究女書的周碩沂先生己逝，楊仁里先生不忘至慧的樸實用功，還拿出自己保留的至慧親筆卡片…。曾經接受培訓的新一代女書傳人何靜華即席做了女詩，和周先生的妹妹周惠娟當場吟唱：　

「一根紅線連向天，

天下姊妹連攏來；

瀟湘河水深千尺，

不及天下姊妹情。」

　　在紅線的彼端，在雲霧繚繞的天際，我彷彿再看到了至慧，她如同往常，一派坦然，對我們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