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齡少子化 非政策擋箭牌

顧燕翎   2012/11/30  聯合報民意論壇
　　

　　每隔一段時間人口高齡化的現象就會被當做嚴重的社會問題出現在媒體，舉凡大學和研究所設立過於氾濫、全民健保支出浮濫、保險及退撫制度設計缺陷、長期照顧規劃遲緩等等政策性的缺失，似乎都可以很快找到一個理由：人口高齡化和少子化，而根本解決之道是在改變人口結構，也就是提高出生率，於是各級各地政府有志一同，編列預算、提出各種誘因鼓勵人民結婚並且生育子女。
 

　　莫說從結婚到懷孕、生產、教養子女成人是一漫長過程，即使成人且具備工作能力之後，在國際競爭的全球化時代，因為爭取人才而造成的人口移動也愈來愈普遍，若台灣本身在工作條件上不具競爭力，那麼留下來的符合「勞動」年齡的人口其勞動品質仍然堪慮，甚至其中有不少可能成為社會福利的依賴者，反而增加了實質的依賴人口。

 

　　在人口經濟學上將十四歲以下、六十五歲以上的人定義為依賴人口，十五至六十四歲則是勞動人口，官方的退休、保險制度以此為基準來設計，形成了一個弔詭的現象，即是制度性的強迫六十五歲以上的人退休，甚至軍公教的退休制誘使大家比六十五歲更早退休，創造了為數可觀的依賴人口。

 

　　然後再為了防止老年依賴比偏高而鼓勵生育，創造出更多十四歲以下的依賴人口。事實上，台灣的升學主義和退休制度一樣，拉長了依賴年齡，所以二十五至五十五恐怕是更符合現實的「勞動」年齡。與其他主要國家相較，台灣的勞動參與率是偏低的。 

　　歷史事件（如戰後嬰兒潮的出現）對人口結構必然產生衝擊，政策規劃應當因應其結構性的變化而做調整，而非以某一世代的人口為基準，強求一種在理論想像上理想的人口結構，而實際卻徒勞無功，治絲益棼。

 

　　社會政策是為當前活生生的人設計的，應當讓每一年齡層的人都可以得到最佳的發展，發揮最大的貢獻，從工作和人際關係中得到滿足。高齡化與少子化是當前社會現象，不應被當做不當和短視政策的藉口。未來的想像無法解決當下的問題，當下的問題應當下解決，才能疏解未來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