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桑.銀座.東京

顧燕翎

　　離開代代木公園，坐上地鐵，在濛濛細雨中駛向銀座。三十多年了，過去雖有機會回來，但都是跟著團體，或者匆匆路過，無暇懷舊。此番難得享有孑然一身的自由和孤獨，雖然只剩兩個小時就得啟程前往飛機場了，雖然明知早已景物全非，卻仍然想去街頭巷尾尋覓蛛絲馬跡，重溫那段生命軌道外的逍遙時光。

　　那個夏天，剛唸完碩士，從加州回台北，路過東京，去大學同學家逗留兩天。同學的爸爸被公司派駐東京，媽媽像當年在台北一樣，很熱情地接待我。兩天很快過去了，楊媽媽問我，這趟回台北，有什麼特別的計劃嗎？沒有的話，何不留在這個國際大都會找個暑期短工，增加閱歷。我聽了十分心動，楊媽媽幫忙幫到底，動用她的關係，在銀座一家華人女老板開的居酒屋為我找到了一份臨時工作，帶位、點菜，領取一點零用金。這家純日式的居酒屋主要供日本人下班後休閒社交，賣些酒類飲料和尤魚乾之類的小菜，店中的工作人員全為日本人。由於那時日本經濟發展蓬勃，國際客人越來越多，需要能說英語的接待人員，於是楊媽媽介紹我去，說好為時一個月。因為時間很短，就住在媽媽桑家，睡在她女兒上舖，幫忙料理家務，做為交換。每天下午，媽媽桑先出門，我則在家裡做好晚餐再自己坐地鐵去上班，晚上一起回家。　

穿上當時流行的迷你裙制服，略為化點妝，（那時還沒戴上近視眼鏡，）懷著參加夏令營的心情展開了我的銀座夜生活。酒店位於黃金地段，媽媽桑又經營得宜，生意很好。我加入之後，日式居酒屋出乎意料地成了我的粉絲俱樂部。 　
那時的日本上班族下班後不立刻回家，習慣先到酒店盤桓一陣子，喝上兩杯，再踏上歸途。大家對我十分好奇，雖然日本人一般英文表達能力不好，但幾乎每個人都設法和我閒扯兩句，即使用紙筆和手勢也好。各國的觀光客更像是他鄉遇故知，只要人在東京，每天都來打個招呼，報告當日見聞和旅遊規畫。印象最深刻的是兩位澳洲年輕人，他們結伴到日本旅行，完全不做預先的計畫，到了車站才決定上那班車和去那個地方。理由很簡單，既然是渡假，便應當全然放鬆、自由自在，只要不錯過回澳洲的班機就夠了。這樣的生活態度對於久受各種規矩束縳的我來說，真是太瀟灑、太迷人了，從此對澳洲人出奇地佩服。

　　對於我帶來的興旺生意，媽媽桑很高興，下班後請我去吃韓國烤肉犒賞，卻也十分傷感，因為她自己的一對兒女都在美國學校唸完中學，正在唸大學，但從不來店裡幫忙。全家人住在她披星戴月賺錢買來的高級庭院住宅、丈夫開進口名牌轎車、兒女上美國學校，卻都以她的工作為恥，從不踏入店裡半步。

　　風韻美麗的媽媽桑每天親自坐在收銀機後面，指揮全局，與客人說說笑笑，但從不喝酒，工作人員也不可以在店內喝酒，規矩森嚴。以一個外國人的身份在極端排外的日本經營一家成功的日式居酒屋，證明了老板的聰慧與幹練。媽媽桑打扮入時，每天忙進忙出，週旋於各色人等之間，敲打著收銀機，賺進大筆銀子，然而我卻隱約感覺到在燈紅酒綠之間她的孤寂。這似乎不是她想要的人生，但她的夢想是什麼呢？

　　媽媽桑生於傳統禮教家庭，青少年時期正逢日本侵華，戰亂中離開了家鄉，成為熱血沸騰的愛國學生，在校園中十分活躍。隨國民政府到台灣後，已到了當時公認的適婚年齡，在朋友介紹下相親認識了在國營企業工作的丈夫，結婚生子。當丈夫被外派到日本，她也理所當然地辭去工作，舉家遷居到她曾經誓不戴天的敵國。

　　生活畢竟是現實的，丈夫的收入不差，但在生活費用昂貴的東京卻仍捉襟見肘。媽媽桑決定出外找工作，憑著看電視學會的蹩腳日語，又不想影響家務，她找到了一家酒店的會計工作，而且很快看清了這個行業的賺錢竅門，當機會來臨時，決定出來自立門戶。丈夫並不支持，找出種種理由反對，最後才像施恩般地有條件妥協：可以出來創業，但前提是必須先照顧好家庭，也就是仍需像過去一樣服侍好丈夫子女，不影響家庭生活。真是最典型的片面不平等條約：家人繼續享受她的家事勞務，不分擔創業的艱辛，卻毫不汗顏地揮霍她的物質成果，還要在精神上羞辱她的工作來遮掩自己的坐享其成。我在家很少看到男主人，他表現得像一個受委屈的丈夫，藉著找自己的樂子來尋求補償。這時的我還不是女性主義者，世界性第二波婦女運動也才剛起步，但我相信，媽媽桑坐在收銀機後的落寞身影是推我走向女性主義研究的動力之一。

　　可以看得出來，客人當中不乏媽媽桑的仰慕者，可是她用統領員工的嚴謹克制自己，優雅地處理人際關係，從不逾越分際。但是，她真的沒有動心過？一次我們獨處時她不經意地透露了心事，曾經有一位學繪畫的年輕調酒師，因為住處和她家路線相近，晚上常開車送她回家。帥氣又有才華的調酒師漸漸愛上了媽媽桑，趁空在吧台上畫她的速寫。一天晚上鼓足了勇氣向她展示畫作表達愛意，媽媽桑的理性算計似乎永遠超越她的浪漫情懷，（她大概早已不再做夢了，）怕發生不測，當下虛與委蛇，之後匆匆下車，第二天立刻開除了他。她相信自己做了當機立斷的明智決定，只是午夜夢回，她真的全然無憾嗎？

　
　媽媽桑顯然是父權社會裡標準的好女兒，熟知而且緊守女人的”本份”與”天職”，她不僅絕對忠於她的家庭，也忠於她的國家。當時中華民國已退出聯合國，美國總統尼克森剛訪問過大陸，發表了三個聯合公報，為建交做準備，日本的田中角榮首相則積極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示好，終於於當年九月搶先完成建交。那時正值風雨欲來的七月，僑社人心惶惶，有錢人紛紛做避居他處的打算。經歷過抗戰和勦匪，媽媽桑對於”匪日”即將建交深感不安，除了孤臣孽子的傷痛外，也深怕自己的政治立場不利於以後在日本發展。正好當時日本政府鼓勵移民巴西，她也積極做準備，打算到巴西的日本人聚集地去開居酒屋，繼續從事她熟悉的行業。我離開的時候，她正打起精神，找人來整修店面，以賣個好價錢為目標。

　　往事如煙，楊媽媽不久後全家移民美國，她打點好每個兒女的出路之後，癌症過世。媽媽桑去了巴西嗎？還是也移民到了美國，或是隨日本移民潮的回流又回到日本？最重要的是，她最終如何安排自己的人生？至死不逾地做個好女兒？我一直無從得知。如今銀座風華依舊，昔日身影卻早已不在了。感念兩位媽媽，銀座的一個月讓我暫時逸出人生的既定軌道，而且再也不想完全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