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 Freeman, 台灣，和我的婦運路

顧燕翎

　　收到Jo的來信，附上她最新的文章，談民主黨總統初選，在黨內群英中選出了一位男黑人和一位女白人，她很滿意這樣的結果，在結論中說：這樣的一次選舉也是我畢生努力的目標。

　　我將文章放在我的部落格“女性主義起點站”上，寫email告訴她，她一向動作很快，立刻回信，說她喜歡這個部落格，然後問我也會將她的文章翻成中文嗎？近年來我很少做翻譯，最近剛譯了弟弟的一篇文章在部落格上，很喜歡他乾淨的文學筆觸。居然被精明的Jo發現了，雖然她不懂中文。為了公平起見，也將她的文章中譯，與原文並列。

　　Jo的這篇文章讓我想起她多年前另一篇文章，悼念Rosa Parks,一位平凡的小職員、非裔、女性，因為1955年在公車上拒絕讓位給白男人，被送進警局，在種族歧視的南方引發軒然大波，黑人社區因而展開拒搭公車運動，Rosa也成為民權運動的象徵人物。那年Jo只有十歲，是一個白人小女孩，和來自阿拉巴馬州的媽媽天天討論此事，媽媽反對種族隔離，也因此奠定了Jo的民權思想。1957年，十二歲的Jo和媽媽開車回阿拉巴馬老家，曾為此議題和全家激辯，舅舅、阿姨、表兄妹全部站在房間的一邊，Jo一個人在另外一邊，媽媽則遠遠觀戰，不發一語。Jo認為媽媽不介入就表示鼓勵，從此展開了她為民權奮鬥的生涯。

　　我1993年冬天認識Jo，那年秋天我從任教的交大到麻省的五校聯合婦女研究中心做研究員，讀了很多婦女運動的文獻，被Jo的著作吸引，特別是The Politics of Women’s Liberation,(不過她所論述的 "the tyranny of sturcturelessness"我到97年婦女新知家變時才親身體驗到。)也在其他人的著作中讀到她在芝加哥開啟第二波婦運的一些事蹟，主動寫信給她。感恩節那天她約我去她紐約家中吃火雞大餐，看到了她的著名收藏：各式政治性的別針，之後還曾和她去參加女性主義者的聚會，認識了婦運先鋒Gloria Steinem等人。

　　要不是這些國際性的朋友和她們的努力，我的婦女研究之路在備受質疑中大概很難從1970年代一直走到現在。即使1985年台大成立婦女研究室之後，女性主義正當性的爭議在台灣婦研學者之間仍延燒了整整十年。除了在台灣的好友們，是這些世界各地的同志們給了我繼續走下去的勇氣和信心，Jo Freeman之外，還有Gloria Bowles, Renate Klein, Peggy McIntosh, Dorothy Smith, Diane Bell, 何芝君，河上婦志子,周顏玲，李小江…

　　Jo於1995年到北京參加世界婦女大會之後，到新竹來看我，住在我家。當時的婦女新知協會理事長紀欣從美返國不久，各黨關係都好，熱衷推動婦女參政，我們安排Jo在短短幾天內到台北、高雄演講。紀欣正好在台北主辦婦女參政生活營，邀請Jo在“政壇傑出婦女之夜”演講美國婦女參政史，由我擔任翻譯。當時在座的兩百多位女性來自各方各黨，其中許多成為政壇上的重要人物，包括余陳月瑛、呂秀蓮、施寄青、朱鳳芝、葉菊蘭、李慶安、陳菊、張富美、藍美津、范巽綠、秦慧珠、秦儷舫、陳玉梅等，這樣的盛會實屬空前，之後隨著黨爭轉劇，也恐難再續。

　　當時大家都很關心婦女保障名額的問題，對這個獨步世界的憲法制度應存應廢拿捏不定。在討論過程中，Jo提出了關鍵人數(critical mass)的概念，她指出，在一個組織中推動變革，有共同理念的成員至少應占四分之一。將原有的約十分之一保障名額的限度推向四分之一的新里程，這可以說是四分之一制的由來。

　　在場的民進黨婦女部主任彭婉如接受了這個觀念，開始在黨內推動女性的四分之一代表制。國民黨婦女工作會也仿效歐洲國家，向國民黨提出在各項民意代表選舉中逐漸增加提名女性至四分之一。後來兩黨皆採取了四分之一代表制，但在執行上略有差異，民進黨是每滿四人，需有一名女性，國民黨則是女性不得低於四分之一。1999年婦女團體再進一步提出三分之一性別比例原則的主張。

　　除了在台奔波演講，Jo回美國之後，寄了數百本她主編的Women: a Feminist Perspective，捐給女書店，賣書做為收入，表達支持之意。

　　活躍於婦女和民權運動半個世紀，不計個人得失，Jo Freeman足以做為社運世代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