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濤洶湧的海葬：政治惡鬥公僕淚

顧燕翎

　　雖然波折連連，相形之下，我在社會局推動樹葬、灑葬還算是順利的，畢竟生態保育觀念在台灣已逐漸成熟，願意選擇較為自然而又節約的方式回歸天地，不再迷戀風水的，大有人在。海葬，在不少人的想像中，包括馬市長，則是更為浪漫的歸返源頭的途徑，受到了樹灑葬成功的鼓勵，接下來我們開始規劃海葬作業。

僱一條船駛出港口，到海上拋灑骨灰並不是創舉，早在法令公布之前，很多人只要財力許可，都已經私下做了，1953年吳稚暉先生的海葬不只公開舉行，且是國家大事。但是在民主時代由政府單位主辦則又不同，必須在法律上站得住腳。台北市政府辦海葬還有一點實質上的困難：除了關渡之外，台北市並不鄰海。但關渡港做為海港有一個致命的缺點：水淺。若由關渡出海，必須要仔細計算潮水的漲落，趁著漲潮時的候行動，否則船隻難逃擱淺的命運。因而假道台北縣是比較合理的選擇。但當時台北縣是不同政黨執政，是否會有意外的困難？

娛樂漁船vs客船

　　社會局七科林科長不僅活力充沛，充滿創意，也擁有律師執照，是資深的法律人，早已有所準備。他拿出一大疊和內政部、海巡署、環保署、農委會、交通部、台北縣等相關單位往來的公文和會議紀錄。我從頭到尾仔細研讀，不禁啞然失笑，真是典型的官僚作風。最初所有機關都選擇袖手旁觀，大打太極拳，每一個單位都推稱劃定海葬海域不是自己的權限。後來“殯葬管理條例施行細則”出爐了，提出了負面表列，凡是距離陸地、港口6000公尺(3海浬)以外，避開漁場、國軍射擊區及海上交通要道，以及不妨礙國防、交通、漁業等原則的海域，都可以是海葬場地，終於讓我們有了可以遵循的法律依據。然而謹慎起見，我們決定在舉辦海葬之前，再度邀請各單位協商。台北縣雖沒有派人來參加，卻提出了書面意見，質疑海葬使用娛樂漁船的合法性。

　　民間租用出海的船隻有兩種選擇：一種是向農委會漁業署登記的娛樂漁船，另外一種則是向交通部登記的客船。客船體積較小，價格較便宜；娛樂漁船船體較大，設備新穎，較為安全，價格也較高。早在內政部召開過的海葬會議中，農委會就以安全的理由，建議採用娛樂漁船。不過娛樂漁船的管理辦法是早在海葬合法化之前就己經制定的，採取條列式的用途，其中沒有明文規定可以做為海葬用途，但也沒有規定不可以做海葬；客船的規定則比較籠統，沒有限定用途。社會局原本基於安全考量，已經租用了娛樂漁船做為試辦海葬的交通工具，現在台北縣反對，按照公務體系向上請示的慣例，只好再請農委會漁業署解釋。當時中央已經是民進黨主政，漁業署態度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轉變，推翻了自己早先的意見，表示娛樂漁船不符合規定。為了不節外生枝，我們只好在出發前兩天臨時變更交通工具為客船，也很快取得了交通部的許可。由於客船停靠在淡水漁人碼頭，乃決定由漁人碼頭出發。

　台北縣政府雖然沒有出席協調會，暗中卻以出奇的效率緊盯著我們的一舉一動。在出發前一天下午，以傳真通知台北市社會局，表示搭乘娛樂漁船不符合規定----實際上我們已經放棄漁船，改用客船了----而且台北縣尚未制定相關法規，不宜辦理海葬。縣府同時也向船東施壓，脅迫其不得開船。我還記得那天晚上，從七點到十一點，我整整打了四個小時電話，聯繫協調，並且用我極為蹩腳的閩南語和主管漁人碼頭的台北縣農業局長委婉溝通。局長正好是社會局一位同仁的近親，表現很大的善意。取得他的同意後，我們改在下午兩點漲潮時間由關渡碼頭出發，避開台北縣管轄的漁人碼頭。

不料第二天上午，同仁們陪同喪家捧著骨灰盒到達關渡時，船東接到了“某方面電話”，害怕以後被取消停靠漁人碼頭的許可，而不敢開船。我們一再忍讓妥協，務求圓滿。但即使換成了客船，即使已取得交通部的通航許可，即使是台北市管轄的碼頭，即使海域屬國有，不屬縣有，我們站穩了所有的法律立場，船東的生計受到的威脅卻是我們無力改變的，不得已之下，我們只好宣佈取消海葬。

風水師的愛

固然我們已經小心謹慎，竭盡全力，但畢竟仍覺得愧對那些信賴我們的人民。對於有錢人，海葬易如反掌；但升斗小民無權無勢，便得仰賴政府的公權力。自從發佈海葬消息之後，滿懷希望，遠自高雄和其他縣市來報名的大有人在。想到那些懷抱著骨灰盒，等待開船的民眾，特別是來自高雄港，嚮往大海的父子的一家人，還有桃園的風水師的一家人，我就覺得做得還不夠。風水師篤信佛法，發願海葬，“佈施魚群，也為地小人稠的台灣盡最後一份心力”。他的家人表示：
先父看盡許多喪親家屬為了找尋所謂的“好風水”安置先人骨灰，不惜耗費巨資，甚至到處濫墾濫葬，造成台灣整體環境的大破壞。他常感嘆，所謂的好風水是奠基於個人的好德性，如果不能體諒別人，沒有倫理，即使葬在“龍穴”也無法使子孫發達。
在出殯當日，得知台北市政府試辦海葬，他們欣喜莫名，認為這是巧妙的因緣，到中藥房買了研磨藥材的缽子，全家人從大到小漏夜將火化後的骨塊磨成粉末，（台北市的火葬場其實有研磨機），和上嬰兒米粉和麵粉，搓成丸子，放在社會局專程送上的環保盒內，等待施行老人家最後一次也是最大一次的佈施。未料凌晨接到社會局電話說要改地點，後來又要延期，心情十分悲憤。

　　我身為社會局長，目標顯著，雖然很想親自主持首次海葬，但顧慮台北縣政府的反應，取消了陪同出海的計畫，由同仁代表前往。在局內不斷接到電話報告，也心急如焚。到了下午，陪同家屬們的社工焦急地打電話回來說，骨灰丸子快要變酸了，無論如何也要出海，於是我決定社會局隱身幕後，委託民間葬儀社出面，仍由名主持人陳凱倫和社會局同仁陪伴，不通知媒體，以家屬的名義僱船出海。

遲來的「好代誌」

　　接下來展開了類似警匪片的追逐戰，只不過警匪雙方都是政府官員，加上瘋狂又盡責的媒體工者者，真是台灣奇景。為了分散注意，家屬和社工員分批從關渡前往漁人碼頭，找到了有同情心的船家，正要啟航，卻因為媒體緊緊跟著，驚動了守候在現場的縣府官員。他們立刻拿起手機向上級報告，頃刻間碼頭所有的船隻都收到了禁止出海的命令，形同封港。不得已之下，大夥只好再度飛車離開漁人碼頭，分批轉進他處，一路擺脫窮追不捨的媒體。此時夜幕己垂，海風更大，但縣府的無理打壓已激起了船家的義憤，北縣某地船東自願出海。家屬們終於在凱倫和社工的陪伴下上了船，在海上繞行，經過誦經、默哀等儀式後，拋灑骨灰、花瓣。有的家屬選擇直接拋撒骨灰，隨風飄揚入海；也有的將骨灰放在環保盒內，直接放入海中，目送骨灰隨著浪花消逝，在現場巡航十分鐘後回航。我們確定家屬平安回來以後，才鬆了口氣，向記者們宣佈這個消息。

　　事後中時晚報記者全光輝訪問台北縣民政局長，局長表示：大台北地區週邊海域，常有基隆港、台北商港的大型商船來往，加上出入的漁船，骨灰拋撒的海域是否會影響航道安全、漁業資源等等問題，還有待相關單位協商討論，不能草率辦理海葬，忽視海葬人員與船舶安全。但他同時也說：台北縣預計在次年三月可完成相關樹葬、海葬準備工作，提供民眾更好的服務。同一天縣長蘇貞昌則對聯合報記者蔡政欣說：海葬是「好代誌」，也是趨勢，雖然現行法令不夠完備，但不能漠視。台北縣政府願意和台北市合作，協助落實海葬政策。看來台北縣不能忍受的不是海葬，而是台北市領先辦理海葬。政客惡鬥不擇手段到連往生者也不放過，不只是民主的悲哀，也是民主的笑話。

人民的哀慟

　　隔了幾天，媒體追逐家屬的瘋狂時期過去了，風水師家屬給馬市長和我寫了一封長信，除了上引選擇海葬的緣由外，也轉述了海葬當天的過程：

（從關渡轉至漁人碼頭之後）坐上船隻，苦候一小時，船家不敢開船，因為突然接到上級指示，所有船隻都被軟禁在岸邊。所有的家屬飽餐寒風的冷冽之後，被悉數請回岸上。希望的心，被無情的政客戳的遍體鱗傷，許多家屬抑扼不住傷痛，窸窣的哭了出來，心痛的不只是先人的遺骨所忍受的委屈，更是在位者不能體恤民情，只圖自我政治利益，枉念『生死事大』，貽誤親人的遺願，將成為家屬終生的遺憾！！

　　折騰一個多小時，葬儀社老闆出面，確定在XX處有行俠仗義的船夫，願意載送我們出海。然而，為了避免再度被干預，大家只好躲開記者，我載著家人、八歲的小女兒和先父的骨灰，只好沒命似地開著快車，東衝西撞地逃出記者群。如今想來，能完成先父遺願，又還保全性命，沒落得像黛安娜王妃般香消玉殞，該是先父在天之靈的護佑吧！這兩天回到家，內心仍覺感觸深刻，冒味地寫信給馬市長，一方面是代表全家向市府相關員工致謝，再者，更希望藉由我們悲痛的經驗，提醒主政者：以民為重，否則再多美麗的言詞，都無法彌平一個喪親者的哀慟！

上天vs制度

　　讀著信，幾週來所承受的威脅、打壓和誤解都變得無足輕重了；原來台灣的希望不在於善鬥和作秀的政治精英，而在於眾多默默無聞、知是非、明善惡的百姓，和盡忠職守的基層官員啊！

　　數月之內，四位陪伴出海的社會局同仁，三位已婚者都傳出自己或妻子懷孕的喜訊，對於久盼佳音的同仁而言，這是上天最大的獎勵，也使我深感欣慰。然而，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不禁要問，我們仍然只有仰賴上天的公正嗎？層層的政府機制，無數的高位厚祿，卻發揮不了功能，無法有效預防個人藉政府濫權？無法懲處公權力的濫用？而一切成敗歸結於政治鬥爭的勝負？

　　我懷著理想進入政府，懷著疑問離去。

　　無語問蒼天。

2008年春，台北縣市、桃園縣舉辦聯合海葬，由八里出海，台北縣長周錫瑋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