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義的想像與實務：為何整併台北市公立托兒所（一）

顧燕翎

　　從理想到現實的距離有多遠？

　　在世界性的婦女運動中，托育雖不是核心議題，如墮胎權，卻一直是重要的主張，做為減輕母職負擔，讓女性有機會外出工作，發展自我的手段。同時，由母親、父親、社區、國家共同分擔育兒工作不但可以突破女性孤立育兒的困境，也可以破解刻板的性別角色和性別分工，並且發展兒童的群體生活能力。所以，在女性主義者提出的各項主張中，公共托育政策一向具有相當強大的共識。

　　但是公托的內涵究竟是什麼？在其中政府又扮演何種角色？主導到什麼程度？發放補助？公辦民營？還是直接由政府來經營托兒所？是一天廿四小時的服務還是六小時？這些問題不僅牽涉到有關家庭、育兒的理念，也涉及國家的財稅政策和組織的經營管理。曾經讀到一則新聞，南部某地方婦女團體發現當地某一私立托兒所照顧品質不佳，於是要求地方政府設立公立托兒所，來改善托兒服務。在理論上，這不失為一個選項，但所有的公共政策若非放在當下的、實地的情境中來思考，則理想到落實之間可能是無止的漫漫長路。

　　每一項政策的制定與實施都有其特定的時空背景與思考角度，實施之後也應持續追踪考察其成效，而加以調整修正。然而實際上一旦理念落實為制度，就牽涉到諸多活生生的個人和團體的切身利益，任何變動都可能因損害到某些人的既得利益而遭到強烈抗拒，（獲益者即使眾多卻可能相對安靜，）於是不做變動成了既民主又方便的出路/或藉口。這些抗拒往往是透過體制本身來進行的，例如議會。這樣的例子隨手可得，例如公立托兒所的收費不准漲價、公立靈骨塔的收費不准漲價、議員的違章建築不准拆除…。很多議員在意的是選票，而非公共財務的收支平衡，甚至拿公共政策來做為買票的工具，因為選票涉及個人立即的利害，公共財務則涉及所有的人，甚至未來的人，這樣分攤下來，也就不成為個人立即的問題，而被置諸腦後了。也不是沒有認真問事的議員，但問了之後，受到選票威脅，而立即態度大轉彎的也大有人在。

　　我進入台北市政府工作後，發現四週充斥了各種問題和問題的研究計畫，但也僅止於研究計畫而已，甚至研究計畫往往被用來做為拖延的手段，所以同樣的研究計畫過幾年又再出現。當公務員面臨政策問題和個人生涯之間的抉擇時，也的確是人生的大考驗，所以儘管問題累積了一大堆，升官的喜事可也沒耽擱。

　　擔任台北市社會局長期間，我曾經一方面發展公辦民營托兒所、加強托兒所評鑑、在職訓練、輔導管理、私托設施補助等事項，另一方面將十九所公立托兒所整併為十二所。老實說，整併公托不是我的創見，很多研究報告都這麼建議，只是聰明的官員都不願碰這個棘手的問題，就放在一邊了。

　　朋友們都奇怪，我這個從不求官的人怎麼會當上社會局長？我猜想原因之一就是問題累積太多太久了，聰明人退卻，才輪到我上陣，埋頭清理到一個程度，自然有聰明人接手了。整併公托不過是我眾多改革方案中的一個小案。

　　可是，這個小案對我而言卻有著一點意識型態上的障礙，公托，這不是女性主義的目標和理想嗎？豈容動搖？然而實務也是檢驗理想的最佳試金石，畢竟理想不能只是口號和政見，理想必須落實在當下和在地的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