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題：婦權會（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婦權會做為行政機關的決策機制
婦權會做為一個政府的決策機制，由市長或最高首長來主持是有決策過於怱促的危險。當初婦權會成立的歷史原因是，民進黨剛進入台北市政府，很多婦女團體急於透過市長去改變政府、指揮官員，「挾天子以令諸侯。」這樣的決策程序很不同於一般的行政體制，也可以說形同綁架市長，當場就下命令。決策速度快，但也有危險性，我覺得政策決定應該要有更審慎的過程。市長不可能具有所有領域的專業知識，市長若自己不是性別專業，派一位對於性別領域比較熟悉的副市長來主持，比較可以避免草率做出錯誤決定。因為在會議場合，尤其是在民間委員為主的場合，常常會有情緒性的發言，幾個委員一講，在現場氣氛下，市長只好當場下決定，當場可能沒查覺問題，卻可能是錯誤的決策，這不只是委員代表性的問題，也是決策品質的問題。
我對婦權會的法定地位是有意見的，它在某種程度上取代了立法權和行政權。當時是歷史因素，做成結構性的設計由市長當場下令，讓各首長不敢違抗。但是萬一在現場做了品質不好的決策，事後也缺乏扭轉機制，這是它的危險性。委員的權力很大，卻不必負任何實際責任，有權無責。婦權會在中央形同部長級會議，在地方是局處首長級，權力很大，局處首長做不好需下台，但婦權委員卻不用為決策品質負任何責任，譬如公娼事件，阿扁市長付出很大政治代價。
有管道讓民間婦女參與決策不是很好嗎？
這就牽涉到代表性的問題。為什麼是A？不是B？是這些人？不是那些人？委員的產生沒有一個公開遴選的過程，而是由市長或院長邀請。這其中可能有許多政治或人情的考量。當然即使公開遴選也難免政治和人情考量。直接邀請就留下更多猜測空間和藍綠聯想。至於誰可以宣稱代表所有女人，就更是一個問題。在婦運初期，我們常會以全體女人的立場發言，現在至少我自己就避免用這種方式說話，因為必須考慮到女人之間的差異性。
代表性問題
議會是透過正式選舉制度產生的，在程序上有一定的代表性。英國的Women’s National Commission，宣稱是代表全國婦女發言，它的membership 就是開放的，任何婦女同胞都可以在網上報名參加。我們婦權會則是政府邀請的特定的一批人，這些人對政府內所有單位任何與性別相關的業務都可以發表意見，甚至直接指揮官員。就專業角度來看，我認為相當危險。
若想要做到專業的民主，我覺得可以有別的辦法。我當社會局長時，為了要有效進行政策改革，曾經組成了十個task-oriented的委員會，分別就各個主題，邀請了民間團體代表和專家學者，不分黨派，（海葬您做的很好），做專業性的深入討論和政策規劃，我覺得這是責任首長制下民主運作的良好機制。每組都有各自的明確目標，密集開會討論，才會產生好的決策。若婦權會委員覺得自己是專家，可以指導交通部，經濟部，財政部，而沒有花很多時間深入了解其專業…，（問：但官員會聽嗎？）官員很痛苦，而且在時間上是很大的浪費。
但我覺得政府好像不夠重視基層婦女心聲？
我覺得是方法的問題，應當在方法上去力求改進，去發現問題和實際解決問題，並且追踪成效，而不是只看數字和報表。我曾經擔任台北市政府馬英九時代的女委會（女性權益促進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以前，每當政府有新的法規出來時，委員就會要求全員調訓，這也幾乎是最通用的訓練公務員的方法。但我卻覺得未必有效。所以，通過性騷擾防治法的時候，我就建議採用別的方法，不要全員調訓，採用多元學習管道，讓官員們自主學習，我們只看成效，而公訓中心負責設計網路遊戲課程，比較有趣，做為學習選項之一。三個月後再全員抽考，錯一題罰局處首長一百元。效果很好。我親自抽考了幾人，他們對答如流，我非常滿意。聽說那段期間，市政府的官員們在餐廳用餐時都在談性騷擾防治法，興緻高昂。在抽考同仁之前，我們先考市長，局處首長就不敢掉以輕心。所以執行時，方法太重要！如果只重形式，表面化，最後交差了事，難有實效。要確保決策的品質！如果遇到新的政策或法令就全員調訓，完畢，結案了，就解除列管，但到底貫徹了沒有不知道。
官員對婦權會委員的回應好不好？
回應性還要包括不斷地去檢驗決策品質！如何確保決策品質，委員和官員都要夠專業，能夠真正深入討論政策（互相回應）。官員對委員表面上百依百順不見得是好事，就像全員調訓，表面上全面執行，卻未必有實際效果。但若能真正進行高品質的政策討論和執行，在政府工作就是一件很愉快的事。
聊女廁、校園圍牆、就業…
政策要在決策過程的上游讓公務員設身處地、願意主動去想如何把事情做到最好，這樣品質才會好，而不是要什麼給什麼。官員對婦權會委員的回應性已非常好，但官員受到決策過程先天結構性的限制，有時候委員的建議不見得好，官員也不得不聽，特別是層級不夠高的，但層級再高，民間委員也有開口就罵的，有些委員特別愛在市長面前罵官員或嘲笑官員。官員應該要夠專業，也能夠跟委員對話，官員有時不敢講，就唯唯諾諾都回應說好，所以問題不在回應性！而在如何有高品質的施政結果。
早期，家暴法通過前，台北市就率先推動家暴中心。非常早期時，婦權會的功能較大。是否有功能一方面取決於委員素質，一方面也有階段性，早期有大問題要解決，如家暴，逐步改善後，需處理的問題就比較細節了。
就業是一個很大規模的問題，牽涉很多問題，包括經濟、全球景氣...，地方政府的勞工局很難單獨解決。
有些個別委員提出的案子，即使不十分合理，官員不敢反對，其他委員或者基於人情，或者因為手頭沒有足夠資料，也不便反對，或者不便干預別人的案子。
對於女性使用公廁權的普及在台北市做得還不錯，在中央也已受到重視，可能因為較具體，容易理解和執行吧。近一兩年，因為各局處要提出一個業務跟性別平權有關時，許多單位最先想到的就是女廁所了。
開會時，太過仰賴書面資料、表面數字，與實際執行會有落差。以縮短數位落差為例，執行時，政府有開不少課，看統計資料，參與者之中年紀大的女性很多，半數以上。但實地追究的話，課程本身重覆，上課的人也重覆，有不少人重複上課是為了來看老朋友，為了社交。讀資料的人若不是非常用心深入，只看表面資料，就會有執行成效檢驗的問題，如新移民會館的使用，如果只看「人天次」，其實可能只有少數人在重複使用，卻會以為很多人次使用（議員看也一樣看不出來）。
從官員立場看，對婦權委員以專家姿態的干預，未必會增加我的行政效能，要落實好的政策，政府需要的是更高密度的專業協助，因為這種婦權會（形式），同時過問所有局處的性別議題，專業性不夠深入。若能有專業建議，並能進行良好互動，目標清楚，才有幫助。很多人沒準備好，坐下來開大會，各局處的人都有，對任何事情沒有很多時間探討...，如何會有好的成效？
婦權會有可能解散嗎？
沒人敢解散婦權會，這已變成政治正確的問題了。瑞典政府推性別主流化時，曾經成立了一個委員會，為期兩年，做研究、訓練、制定手冊，且訓練對象是全部一級首長，，兩年後業務交給各部會，委員會就解散了。我看了感觸良多，也體會人家政府和民間都是玩真的。最上面的人腦筋要先改變，執行上才有效能。
（妳們也有針對首長開課啊？！我有質詢過市長）那得看訓練的品質、內容，是否有實效。我們各級婦權會委員人數越來越多，成為被爭取的公器、身份，變成酬庸性質和提高個人聲望了。我曾經在制定「台北市女性權益保障辦法」時，想要減少委員人數，提升議事效率。因為我了解國際上委員會運作多半不超過15人，人太多，召集會議是一個問題，討論也不容易聚焦。當時無人反對，到真正執行時，委員們發現了，很不滿意，又修改辦法，增加人數。
新移民做的好不好？
台北市東南亞籍配偶人數少，與其它社福需求相較，已有太多資源重複投入了，應檢驗其執行成果。
婦權會做為行政機關的決策機制
婦權會做為一個政府的決策機制，由市長或最高首長來主持是有決策過於怱促的危險。當初婦權會成立的歷史原因是，民進黨剛進入台北市政府，很多婦女團體急於透過市長去改變政府、指揮官員，「挾天子以令諸侯。」這樣的決策程序很不同於一般的行政體制，也可以說形同綁架市長，當場就下命令。決策速度快，但也有危險性，我覺得政策決定應該要有更審慎的過程。市長不可能具有所有領域的專業知識，市長若自己不是性別專業，派一位對於性別領域比較熟悉的副市長來主持，比較可以避免草率做出錯誤決定。因為在會議場合，尤其是在民間委員為主的場合，常常會有情緒性的發言，幾個委員一講，在現場氣氛下，市長只好當場下決定，當場可能沒查覺問題，卻可能是錯誤的決策，這不只是委員代表性的問題，也是決策品質的問題。
我對婦權會的法定地位是有意見的，它在某種程度上取代了立法權和行政權。當時是歷史因素，做成結構性的設計由市長當場下令，讓各首長不敢違抗。但是萬一在現場做了品質不好的決策，事後也缺乏扭轉機制，這是它的危險性。委員的權力很大，卻不必負任何實際責任，有權無責。婦權會在中央形同部長級會議，在地方是局處首長級，權力很大，局處首長做不好需下台，但婦權委員卻不用為決策品質負任何責任，譬如公娼事件，阿扁市長付出很大政治代價。
有管道讓民間婦女參與決策不是很好嗎？
這就牽涉到代表性的問題。為什麼是A？不是B？是這些人？不是那些人？委員的產生沒有一個公開遴選的過程，而是由市長或院長邀請。這其中可能有許多政治或人情的考量。當然即使公開遴選也難免政治和人情考量。直接邀請就留下更多猜測空間和藍綠聯想。至於誰可以宣稱代表所有女人，就更是一個問題。在婦運初期，我們常會以全體女人的立場發言，現在至少我自己就避免用這種方式說話，因為必須考慮到女人之間的差異性。
代表性問題
議會是透過正式選舉制度產生的，在程序上有一定的代表性。英國的Women’s National Commission，宣稱是代表全國婦女發言，它的membership 就是開放的，任何婦女同胞都可以在網上報名參加。我們婦權會則是政府邀請的特定的一批人，這些人對政府內所有單位任何與性別相關的業務都可以發表意見，甚至直接指揮官員。就專業角度來看，我認為相當危險。
若想要做到專業的民主，我覺得可以有別的辦法。我當社會局長時，為了要有效進行政策改革，曾經組成了十個task-oriented的委員會，分別就各個主題，邀請了民間團體代表和專家學者，不分黨派，（海葬您做的很好），做專業性的深入討論和政策規劃，我覺得這是責任首長制下民主運作的良好機制。每組都有各自的明確目標，密集開會討論，才會產生好的決策。若婦權會委員覺得自己是專家，可以指導交通部，經濟部，財政部，而沒有花很多時間深入了解其專業…，（問：但官員會聽嗎？）官員很痛苦，而且在時間上是很大的浪費。
但我覺得政府好像不夠重視基層婦女心聲？
我覺得是方法的問題，應當在方法上去力求改進，去發現問題和實際解決問題，並且追踪成效，而不是只看數字和報表。我曾經擔任台北市政府馬英九時代的女委會（女性權益促進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以前，每當政府有新的法規出來時，委員就會要求全員調訓，這也幾乎是最通用的訓練公務員的方法。但我卻覺得未必有效。所以，通過性騷擾防治法的時候，我就建議採用別的方法，不要全員調訓，採用多元學習管道，讓官員們自主學習，我們只看成效，而公訓中心負責設計網路遊戲課程，比較有趣，做為學習選項之一。三個月後再全員抽考，錯一題罰局處首長一百元。效果很好。我親自抽考了幾人，他們對答如流，我非常滿意。聽說那段期間，市政府的官員們在餐廳用餐時都在談性騷擾防治法，興緻高昂。在抽考同仁之前，我們先考市長，局處首長就不敢掉以輕心。所以執行時，方法太重要！如果只重形式，表面化，最後交差了事，難有實效。要確保決策的品質！如果遇到新的政策或法令就全員調訓，完畢，結案了，就解除列管，但到底貫徹了沒有不知道。
官員對婦權會委員的回應好不好？
回應性還要包括不斷地去檢驗決策品質！如何確保決策品質，委員和官員都要夠專業，能夠真正深入討論政策（互相回應）。官員對委員表面上百依百順不見得是好事，就像全員調訓，表面上全面執行，卻未必有實際效果。但若能真正進行高品質的政策討論和執行，在政府工作就是一件很愉快的事。
聊女廁、校園圍牆、就業…
政策要在決策過程的上游讓公務員設身處地、願意主動去想如何把事情做到最好，這樣品質才會好，而不是要什麼給什麼。官員對婦權會委員的回應性已非常好，但官員受到決策過程先天結構性的限制，有時候委員的建議不見得好，官員也不得不聽，特別是層級不夠高的，但層級再高，民間委員也有開口就罵的，有些委員特別愛在市長面前罵官員或嘲笑官員。官員應該要夠專業，也能夠跟委員對話，官員有時不敢講，就唯唯諾諾都回應說好，所以問題不在回應性！而在如何有高品質的施政結果。
早期，家暴法通過前，台北市就率先推動家暴中心。非常早期時，婦權會的功能較大。是否有功能一方面取決於委員素質，一方面也有階段性，早期有大問題要解決，如家暴，逐步改善後，需處理的問題就比較細節了。
就業是一個很大規模的問題，牽涉很多問題，包括經濟、全球景氣...，地方政府的勞工局很難單獨解決。
有些個別委員提出的案子，即使不十分合理，官員不敢反對，其他委員或者基於人情，或者因為手頭沒有足夠資料，也不便反對，或者不便干預別人的案子。
對於女性使用公廁權的普及在台北市做得還不錯，在中央也已受到重視，可能因為較具體，容易理解和執行吧。近一兩年，因為各局處要提出一個業務跟性別平權有關時，許多單位最先想到的就是女廁所了。
開會時，太過仰賴書面資料、表面數字，與實際執行會有落差。以縮短數位落差為例，執行時，政府有開不少課，看統計資料，參與者之中年紀大的女性很多，半數以上。但實地追究的話，課程本身重覆，上課的人也重覆，有不少人重複上課是為了來看老朋友，為了社交。讀資料的人若不是非常用心深入，只看表面資料，就會有執行成效檢驗的問題，如新移民會館的使用，如果只看「人天次」，其實可能只有少數人在重複使用，卻會以為很多人次使用（議員看也一樣看不出來）。
從官員立場看，對婦權委員以專家姿態的干預，未必會增加我的行政效能，要落實好的政策，政府需要的是更高密度的專業協助，因為這種婦權會（形式），同時過問所有局處的性別議題，專業性不夠深入。若能有專業建議，並能進行良好互動，目標清楚，才有幫助。很多人沒準備好，坐下來開大會，各局處的人都有，對任何事情沒有很多時間探討...，如何會有好的成效？
婦權會有可能解散嗎？
沒人敢解散婦權會，這已變成政治正確的問題了。瑞典政府推性別主流化時，曾經成立了一個委員會，為期兩年，做研究、訓練、制定手冊，且訓練對象是全部一級首長，，兩年後業務交給各部會，委員會就解散了。我看了感觸良多，也體會人家政府和民間都是玩真的。最上面的人腦筋要先改變，執行上才有效能。
（妳們也有針對首長開課啊？！我有質詢過市長）那得看訓練的品質、內容，是否有實效。我們各級婦權會委員人數越來越多，成為被爭取的公器、身份，變成酬庸性質和提高個人聲望了。我曾經在制定「台北市女性權益保障辦法」時，想要減少委員人數，提升議事效率。因為我了解國際上委員會運作多半不超過15人，人太多，召集會議是一個問題，討論也不容易聚焦。當時無人反對，到真正執行時，委員們發現了，很不滿意，又修改辦法，增加人數。
新移民做的好不好？
台北市東南亞籍配偶人數少，與其它社福需求相較，已有太多資源重複投入了，應檢驗其執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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