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婦女研究之路

台大婦女研究室姜蘭虹退休研討會會發言


顧燕翎

　　聽姜老師帶我們從80年代開始回顧家庭、工作經驗，尤其她說在私領域中頗受挫折，剛到臺灣時很不適應，但在研究工作上如魚得水、非常快樂；我發現自己的經驗剛好相反，我個人經驗中從小到大並沒有感受到非常強烈的性別不平等。去美國唸研究所時，適逢第二波婦運的高峰，學校有一些年輕的女生，別人說她們是”women's libbers”，認為這些「頭髮很短、說話時張牙舞爪的」，是一群「另類」。當時我自己沒有非常認同女性主義，後來讀到Sisterhood is Powerful， 其中有Margery Wolf在臺灣做的鄉村婦女研究，她特別提出「子宮家庭」的概念、她也提到中國歷史上婦女自殺的問題，我才發現：即使我個人沒有親身感受、經歷、或是我不曾聽聞過，未必表示這樣的事情不存在或是沒有發生。

　　非常幸運的是，在我開始發展學術興趣的時候，剛好遇到婦運的衝擊以及後來的婦女研究。我一直在找尋自己最愛做什麼事情，後來發現：就是女性主義。我的工作沒有帶給我很大的滿足，婦女運動和婦女研究卻讓我樂此不疲。所以我常常坐四、五個小時的客運車到台北，與我的女性主義朋友們共商大計。那時交通比現在困難，有時甚至要站在長途車上，沒有座位。

　　我1975年回國，當時正逢臺灣經濟起飛，社會轉型，像我們一樣戰後出生嬰孩潮剛成年；我們這一代很幸運，沒有經過戰亂、又有順利的求學過程，所以充滿了自信，好像什麼都不怕。我們父母親和之前的那一代歷經戰亂，有很多恐懼，特別是對政治的恐懼，可是我們比較沒有，所以很多事情都想去做、去改變，而這個時候接觸到世界第二波婦運，我個人覺得非常幸運。我記得有一位漂亮的哈佛律師，陸台蘭，在一家跨國律師事務所工作，我們花了很多時間一起編英文的《鳳凰群像》，享受在有給職之外偷得的快樂時光，可惜她太年輕就病逝了。

　　我自己是先受到知識的啟發，對女性的處境感興趣，才參加婦女運動；當時臺灣的社會脈絡也是促成我參與的動機。那時有兩個事件，一是「大學女生太多」，所以立法院主張要限制女生的錄取名額；二是「鍾肇滿殺妻案」，留學生鍾肇滿殺妻之後返台投案，獲得當時社會極大的同情，認為妻子不守婦道、未盡本分，以致國家折損了青年才俊。在這些衝擊之下，我開始投入婦女運動、渴望做婦女研究，為問題尋找答案，但在現有的學術領域之中都沒有辦法得到滿足，所以從中國的歷史去找、從西方的理論去找，最後發現應該做本土的研究，於是就這樣開始從事婦研。



　　臺灣的婦運跟全世界的婦女運動相連。從1976年到1985年是聯合國的「婦女十年」，這段期間有很多的發展，如1979年聯合國通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就是我們現在臺灣大力推行的CEDAW（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以及這十年間，聯合國舉辦了三次世界婦女大會。全世界大部分的婦女研究機構，還有亞洲的婦女運動團體，都在這十年之間成立。臺灣從1985年之後，歷經許多改變，一方面是1987年的解嚴，另一方面就是全世界婦運的浪潮沖開了臺灣的大門。在這十年間，臺灣的婦運和婦研做了很多事，同時也面臨很大的衝擊：如何在完全由父權主導的文化、社會當中，去發展另一個獨特的聲音？在此發問下我們面臨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婦運和婦研的關係；另一個是和主流的政治、文化、學術等的關係。此外，我們到底是要「女性」、「婦女」還是「性別」？這其實都經過種種複雜難解的糾葛和討論。



　　1990年代，臺灣婦女研究界對於「到底要不要採取女性主義觀點」來做婦女研究有許多爭議，由於受到主流學術界的排斥，婦女新知基金會決定設立一個「女性學研究中心」，提倡女性主義研究。這個名稱也是歷經討論。一開始董監事會議的決定是「婦女新知性別研究中心」，因為用「性別」二字較為中性，包容度比較廣、社會接受度也比較高；可是在第一次公開活動時，就受到挑戰。來自美國華盛頓大學的周顏玲教授大聲質疑，認為我們放棄了「女性主體」。於是又回到董監事會激辯：到底要「性別」、「女性」還是「婦女」？僵持難解之際，王瑞香引用了旅美的陳幼石教授(《女性人》創辦人)的一句話：「做狗的時候不要說人話。」換句話說，當女人還沒有自主性，還沒有建立起自己的研究的時候，為什麼就要放棄女性立場，說自己是「人」？躲在「性別」的大傘之下？終於理監事選擇了女性學，幾年後這個組織轉型為女性學學會，簡稱女學會。



　　回顧婦女研究室的歷史，我還記得1985年，我和姜蘭虹、鄭至慧、龍應台等人去參加亞洲婦女會議，亞洲協會的代表謝孝同（Shel Severinghaus）讀了我的報告之後，把我找去，問我：「妳覺得臺灣婦女現在最需要的是什麼？」當時不論「婦運」或「婦研」的朋友都有著共同的願望，那就是成立一個婦女資料中心，在充分的資料上建立婦女研究，提出女性的主張。我們得到了亞協三年的贊助，再借臺大人口中心的一間辦公室，成立了婦女研究室，我們期望將來能發展成全國性的組織，所以最初的成員來自不同單位，如臺大、中研院、交大。為什麼選擇臺大？我們希望借重臺大的學術聲望，來提高婦女研究的社會接受度，同時也因為當時的婦女新知雜誌社和台大人口中心有過一些愉快的合作經驗和姐妹情誼。但是一旦進入主流建制之後，情況有了很大的改變，必須不斷磨合、協調，歷經轉折。仔細研究婦女研究室的宗旨，屢經改寫。若你看婦女研究通訊的創刊號，就會發現本來說是要「暫借」場地，現在變成「目前」，後來名稱也改成臺大婦女研究室了。不過我很高興還能夠保留「婦女」這個名稱，對我們這種老革命來說，革命尚未成功，捨不得太早就丟掉「婦女」或是「女性」，還好臺大還是少數保有這個「女性主體」的機構。



　　進入主流學術機構之後的另一項挑戰是要不要捨棄女性主義的立場，對當時的一些婦研學者來說，女性主義太過激進，是個令人難堪的標籤，因此主張學術研究應保持客觀、中立的立場和科學方法，女性主義觀點太運動取向、不夠學術。經過一連串的排擠事件之後，《婦女新知雜誌》在1991年8月的時候發行了一個專題：「到底是婦女研究還是研究婦女」？黃淑玲、李元貞和我各寫了一篇文章，表達女性主義是理論、婦女運動是行動和實踐，二者相輔相成。婦女不應僅是研究對象，也是行動主體，研究者和被研究者應是互為主體的關係。婦女研究需要有不同於男性知識架構的理論，也要結合實踐和自我檢驗，才能夠改造社會。



這三篇文章後來經由民眾日報和自立晚報轉載，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所長徐正光教授也寫了篇〈從批判到反省──也談婦運與婦研的關係〉 ，發表在民眾日報，頗能反映當時學術掌門人對於女性開闢的新領域和引發的新爭執的態度。他的主要觀點有二，第一：婦運和婦研的最終關懷應該是一致的；第二：臺灣婦研還沒有形成自己特有的研究領域。我覺得很有意思，到底我們臺灣的婦女研究走到今天有沒有自成一格，形成自己特有的研究領域？這是一個滿值得探討的問題。有趣的是，他說這些婦運人士太焦慮了，所以才會這樣發脾氣；其實她們並無惡意，只是很想做事但苦無經費，所以雙方最終應該要攜手合作。至於我們三人在文章中批評的，主流婦女研究學者在移植婦女研究時丟掉了其中的精髓：女性主義理論，是掛羊頭賣狗肉的手法，徐所長則辯解：「她們心中最感焦慮的與遺憾的恐怕還是未能提供美味可口的羊肉，只好暫時賣賣也許味道不美但絕不會有害於人的狗肉。」但徐教授也道出他的期許：「在柳暗花明疑無路的此刻，何妨讓心情靜下來沉思如何才能打開一條新路，以便有峰迴路轉的一日。」



　　那麼，二十年之後的今天是不是已經「峰迴路轉」了呢？那會是什麼樣的一條路？今天來的時候我在路上碰到姜教授，我問她：「妳覺得婦女研究已經走到盡頭了嗎？」因為這個問題我從1991年被問到現在已經20年了。今天的台灣，女性主義已不再是爭議話題，也受到相關研究學者們的接納。然而，在許多學術或政策討論的場合，「女性」（或婦女、女人）、「男性」（或男人）、「男、女」（或兩性）卻成了禁忌，只能說「性別」。這個現象我在其他國家或國際組織的論述中尚未觀察到。這會是台灣一條什麼樣的新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