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婦運半世紀的風霜雨雪 Half a Century of the Women's Movement in Taiwan

(本文刋於2020年2月觀察月刋)

顧燕翎

台灣有沒有金智英？

    2019年韓國賣座的女性影片《82年生的金智英》在台灣亦創下佳績，原著小說譯為十八種語言，熱銷全球，台灣的中文版上市不久即賣出兩萬兩千本，超過一般暢銷小說，出乎出版社的預料。金智英是一位年輕的都市上班族，婚後退出職場在家育兒，感受到種種難以言喻的性別壓力，而發展出多重人格的心理病症。

 　　我的編輯朋友說，不少年輕女性看後感到慶幸，覺得台灣比韓國進步多了，結論是因此本地不需要婦女運動。這句話聽在我耳中，十分熟悉，也感觸甚深。1950年代威權時期的婦女領袖蔣宋美齡即說婦女運動已成為歷史名詞，而提出以婦女工作取代婦女運動的主張。1980年代全球婦運鼎盛，本地婦女團體十分活躍，卻深怕被爭女權的「婦女運動」污名化，寧可自稱兒童或環保團體，不承認是婦女團體。許多女性學者在婦女研究的學術會議上也一再主張，台灣男女平等，不需要婦運；或者女性應努力工作，贏取尊重，而不應抗爭。21世紀初，「多元性別」甚至號稱取代了婦女，讓女性消失。回首半世紀，婦運創造了重大改變，卻也始終面對被消失的命運。

　　然而一部細數家庭主婦日常的抗議性小說和電影能夠跨文化吸引眾多讀者和觀眾，似乎又在告訴我們：世界需要改變，台灣也需要改變，雖然本地的婦運比韓國走在前面，其存在仍屬必要。事實上，全球尚沒有一個國家，包括許多人稱羡的芬蘭，敢宣稱自己已經達到男女平等。然而也正因為婦運的正當性不斷受到質疑，女性爭取平等的行動持續被檢討和自我檢討，反而證實了女性地位並不穩固，台灣婦運尚未竟功。　

從女才到女權(rights)到女力(power)

　　受到全球第二波婦運的啟發，台灣婦運於1970年代中期開始萌芽、集結。當時仍屬戒嚴時期，但社會面臨轉型，戰後成長的「新生代」期待政治和社會改革，年輕女性開始聚集，要求平等的發展機會，讓她們在廚房以外，也享有一片天地，與男性並肩貢獻社會。此時的代表人物呂秀蓮並不認同西方的女性主義，而自創「新女性主義」，並揚言她所主張的「女才運動」有別於西洋的「女權運動」，同時也不挑戰女人的「本分」和「天職」。溫和的改革受到媒體和開明男性知識分子青睞，形成聲勢，卻受限於戒嚴法規，未能組成社團，做更有效的集結對抗反挫，而以報刋雜誌和拓荒者出版社為主要發聲管道。

　　1980年代中期解嚴前後，眾多婦女團體興起，李元貞、鄭至慧等人組成的婦女新知雜誌社公開挑戰父權文化、提倡女性主義，爭取女權，如工作權、身體自主權、財產權以及平等的婚姻關係，但強調與男性有相同「權利」，而非「權力」。即便如此，社會仍期待女性扮演支持者而非挑戰者的角色，對女性主義懷抱戒心，因此男女會員兼收，從事公益、而非謀求女性權利的團體如「新環境主婦聯盟」，在社會上受到更多肯定。

　　但是權利不是天上掉下來的饀餅，沒有權力便很難取得權利。1990年代婦運累積了更多實力，轉而爭取決策權，此時國際婦運也以增強女性權力(empower women)為口號。1989年底立委、縣市長、省市議員選舉前，婦女團體發表「十大婦女聯合政見」，主張普設托兒所、設立婦女勞工局、實施彈性上班制、修訂夫妻財產制及離婚法等。之後在選舉期間，婦團要求候選人發表婦女政見，或者檢視候選人的婦女政見，並且主動和從政者合作，推動或修改法條，紀欣所領導的台北市婦女新知協會更提出「女人選女人」的口號。因此，修憲後的基本國策納入了平權條款：維護婦女人格尊嚴、保障人身安全，消除性別歧視，促進兩性實質地位平等。已婚女性有了財產權、住居權、子女姓氏權，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工作平等法、性騷擾防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等才相繼通過。此外，各級政府的性平機制、民代的性別比例代表制、各處性別友善設施和哺集乳室的增加，都領先全球。

前瞻未來

　　然而，當婦運掃除了基本障礙以後，性別歧視和偏見仍以隱晦的方式存在，女性仍集中於低收入、低發展的服務業；仍是性暴力、性騷擾的主要受害者。與性別相關的諸多政策，如性工作、代理孕母、性教育、考試和用人的標準男女應否一致等，也因為牽涉面向廣泛而需要更複雜、深入的討論、更平等的對話、更合理的設計。再進一步來看，女性主義始於個人，終於天地萬物，性別平等只是婦運的中繼站，最終目標在消除人類社會中的歧視、異化和剥削，在有限的生命和時間裡，大家互相照顧，找到好的方法，共同有效經營資源有限的地球，讓萬物得以和平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