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ARS前線的日子 The Days on the Front of SARS

顧燕翎 Yenlin Ku

    

      2020年春節前後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掛著猙獰的紅面具，從武漢竄起，透過人傳人，乘著高速交通工具，悄悄地席捲一個接一個城市，在SARS消失十七年後，再度掀起恐慌，也喚醒了沉睡的記憶。瘟疫本來與人類長相左右，十四世紀的黑死病，成為莎翁名劇羅密歐和茱麗葉永恆的背景；1918年的H1N1流感帶走了無數一次大戰年輕士兵的生命，也使得全球人口少了五千萬至一億，大約3%-6%。 2009年H1N1戴上新面具捲土重來，讓七億至十四億人患病，死亡十五萬至五十七萬。在醫療技術進步的今日，SARS的染病和死亡人數少了很多，卻是記憶猶新。

　　2003年春，無人能解的”神秘肺炎”、”非典型肺炎”從廣州、河內、香港蔓延全球，人人談虎色變。媒體每天公布新的感染地區、死亡人數統計，亞、澳、歐、美洲相繼淪陷，台北也受到波及。當時我接任台北市社會局長未滿百日，不明就裡之下便站上抗SARS第一線。

　　陌生的新病毒傳染性強、致死率高，家族和醫護人員集體感染的傳聞使得人人自危，傳染力特強的超級傳染者出現時，更擊潰了大眾的信心。一夕之間，消毒藥水缺貨、口罩搶購一空，公共場所架設起體溫測量器，所有進出人等被迫量體溫。網路上流傳著各種詭異的訊息，離譜到病毒可以透過網路、電話遠距傳染。三月下旬，SARS這個名詞出現，人們方始了解這是一種變異的病毒，透過飛沫傳染，發病前後一、兩天，與病人近距離接觸，才會被感染。

　　然而媒體卻不改炒短線、抄襲、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本色。報紙上SARS從社會版擴張到生活版、政治版、國際版，蓋過所有其他新聞。政客們更是利用危機自我吹噓，衛生署展現超效率，在台北大張旗鼓召開國際研討會，宣揚我國疫情控制良好，可為國際典範。不幸兩天後台北和平醫院就爆發了院內集體感染。隔天中午行政院未經預警突然下令封院，所有的人：醫護人員、病患、家屬，以及餓著肚子、正在抄捷徑、穿過醫院大廳去覓食午餐的路人，總數超過千人，就此與外界隔絕，驚惧不已。於是謠言四起，全台陷入恐慌。

在抵抗SARS的戰役中，社會局負責善後、補給和照顧，同時在許多隔離地點日夜輪班，提供服務和物資。和平醫院一位超級傳染者洗衣工病故了，他的妻子不再留在家中自我隔離，跑到到醫院門口傷心哭鬧，和服務人員拉拉扯扯，眼淚鼻涕飛沫四濺。當時幾個知名的善心團體正在附近服務，嚇得不知所措，全部撤離，自此從街頭和醫院消聲匿跡，疫情平息之後才再度活躍。留守的只剩下社會局和基督教救世軍，自此我對救世軍特別存有敬意。

公務員像軍人一樣，不容怠忽職責，特別是在危難時期，板蕩識忠貞。社會局的同仁SARS期間早上七點半忙到晚上十一點，負責為自我管理者發送補助、照顧低收入戶和老弱、失能者，慰問亡者家屬，處理殯葬事宜和各種請託。我曾半夜三點接到死亡者家屬的電話，他沒有死亡證明，卻要求立即火化遺體，說是副市長同意，這位副市長自豪他任內是二十四小時電話服務。疫病期間我們的殯葬處是二十四小時開放，但火化遺體必須出具死亡證明，否則觸法。二十四小時接電話的副市長視公務員的服從守分為理所當然，萬華華昌國宅因內部管線傳送病毒，而清空所有住戶，但是在此據點服務的社工仍接獲命令徹夜守在空屋外面，只因為上級長官尚未下令撤退，我向上反映無效，因為這是＂戰時＂，不得抗命！

我和主祕到各據點探視同仁，為他們加油打氣，但沒有任何防護，也不知該如何自我防護，或會有什麼下場，我們會被近距離感染而成為新的統計數字嗎？到了和平醫院門口，兩人互相往對方身上胡亂噴灑一點藥用酒精便上場了，頗有點風蕭蕭兮易水寒的悲壯情懷。數日後衛生局長進到院內慰問醫療同仁，全身穿上太空衣般的裝備，防護嚴實。由此可見，同為市府單位，資源和地位卻大不相同。但這位局長也因為國難時期，未能與同仁共甘苦，被認為太高調而受到媒體抨擊，頗為受傷。人們不看官員的品德、操守、能力，僅就表相論斷，偏偏媒體又在旁搧風點火。

　　台北市萬華區的兩家醫院、一棟國宅相繼淪陷。地緣相近，傳染途徑不明，弄得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大家紛紛尋找源頭，冤有頭債有主，那怕代罪羔羊也好。萬華屬於老社區，區內龍山寺經常有信眾布施祭品，豐富的食物吸引遊民聚集。遊民們居無定所，常出入醫院，吹冷氣、上廁所，發展出自己的生活模式。媒體憑想像力把矛頭指向社會底層、居無定所的遊民，稱他們“不定時炸彈”，應當全部“集中管理”。電視名嘴說，沒有將遊民關起來是政府無能的表現。市府長官無法忍受指責，乃直接下令行動。邏輯不清，卻說得理直氣壯：“要犧牲三百位遊民，還是犧牲全台灣兩千三百萬人？”一時之間，遊民變成了人民公敵，諷刺的是，被指定執行命令的竟然是在法律上有責任保護遊民的社會局。

　　一旦以為找到“元凶”，“集中安置遊民”立即成了所有媒體口徑一致的訴求。台灣媒體本來就不用功，這時更無人追究遊民和SARS的真正關聯。社會歧視趁此找到宣洩口，有人看到自己不喜歡、在街頭遊蕩的人就打電話到社會局，理直氣壯地要求我們“抓遊民”。集體恐懼感給了這些人掃除異己的正當性，他們自以為只要站在正義的一方，施暴於人便不需理由。台灣經歷了各式社會運動，人權口號朗朗上口，暴力卻從未止息。

　　有兩名遊民發燒送醫了，卻未染SARS，也沒有遊民傳染SARS給人，連疑似感染的一兩位也只是在住院期間被傳染的受害者。不過萬華的確是遊民集中地，我們也無法確定他們是否接觸過患者，只得配合命令，在已有的收容所之外，再找地方安置，趁著每天為他們量體溫及供餐時勸他們暫時住進新地方。好在幾位優秀的社工長期做遊民工作，獲得了信任。同時我們也盡量保護遊民隱私，避免被媒體無情地消費。

　　市府各局處通力合作，找到了位於北投半山腰上廢棄的營區，快速消毒、鋤草、整修，還規劃了花圃。完工後，武崗營區煥然一新，上有濃蔭大樹、四週花草爭艶，遠眺台北盆地，可以看見一０一大樓，夜晚則星月為伴，虫鳴蛙叫，儼然世外桃源。同仁們排班上山，規劃三餐和活動，讓遊民自任幹部，自我管理，整理花草、替大家理髮、清潔環境，其中幾位後來找到固定工作，成為社區清潔員，安定下來，但大多數還是決定一旦危機解除，要回去流浪，遠離社會束縳。

　　這個世界與危機相伴相生，偶爾的平靜只容片刻喘息。風和日麗後面，狂風驟雨伺機待發。武崗營區開張當夜，國內外媒體在大門外架好了攝影機，虎視眈眈。已經等待很久了，等待政府抓遊民、遊民反抗，他們可以一遍遍將衝突場景傳送到家戶客廳，滿足人們嗜血的觀賞需求，衝高收視率，可惜(幸好)他們未能如願。同仁們好不容易將遊民們溫言軟語勸上山來，安頓進新房舍，再準備下山去進行另一波勸進。遊民當中身心疾病的比例很高，晚上十點多，一位患有精神病的遊民竟然在他的獨居房中用暗藏的打火機點燃衣服。紅色的火焰從窗口竄出，驚動了正在為晚上的任務忙進忙出的同仁，及時撲滅，消弭了一場可怕的災難。

也幸好及早發生此事，上級長官不再逼迫我們將多人房的舖位換成雙層床，容納更多遊民。讓不討喜的遊民從馬路上消失可以迎合社會觀感，提升政府的支持度，但將高危險群集中居住在狹小的空間內，只會憑添交叉感染的機會，這是犧牲他們的作法，也是我極力抗拒的。只是這樣做太不政治正確，也讓我的長官不悅。

萬華一位遊民聽說了武崗傳奇，走了兩個多小時上山投奔，成為市長在公開場合津津樂道的插曲。排班到山上工作的同仁因為長時間相處，花前月下，發展出武崗戀情，傳為佳話。一位同仁自拍生活紀錄片，加上配樂，成為事後美好的回憶。端午節將近，民間團體送來粽子和零食，我們在大樹下辦卡拉OK歌唱大賽和舞會，遊民朋友接連唱出遊走江湖的滄涼，格外感人，是我最難忘的端午節。

　　台灣的春天來去匆匆，在淒冷冬雨和炎夏驕陽間往往轉眼即逝。然而，那年春天卻遙遙無盡，人們盼望夏天的高溫來扼制病毒，夏卻步履蹣跚。終於有一天， SARS成為歷史，生活回到常軌，武崗也被軍方收回了。一晚，我和同仁夜訪遊民棲息地，在龍山寺前碰到武崗同學，正與女友併肩逛街，大家熱烈招呼，有如故友重逢。

社工們不忘初衷，為遊民辦了一份《台北平安報》，A4大小、黑白影印，提供有用的資訊，也讓他們發揮編採才能，報上的插圖便是出自遊民泊仔之手，他定期將街頭生活畫成四格漫畫，與街友共享。武崗精神藉由這份輕薄的刊物存續下來。SARS飄然而去，世界繼續運轉，人性也繼續在新舊病毒的到訪中接受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