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全世界度過了一個不安寧的春天，當時我剛接任社會局長，報紙上陸陸續續出現了”神秘肺炎”、”怪肺炎”在廣州、河內、香港等地大規模爆發的報導，台灣由於入境管制沒做好，醫療系統也過份疏乎自大，很快受到波及。
怪病蔓延很快，亞洲之外，澳洲、歐洲、美洲相繼出現病例。由於原因不明、傳染性強、而且可能快速致死，引得人心惶惶，談虎色變。三月下旬sars這個名詞開始出現，人們才逐漸了解這是一種變異的病毒，飛沫傳染，在病人發病以後，或發病前一、二天，與病人有近距離、可能是一、二公尺內的接觸，才會被感染。
從自滿到恐慌
Sars的媒體版面愈占愈大，逐漸蓋過了所有其他的新聞，世界各地不斷傳來死亡的訊息，恍若世紀的黑死病。四月二十、二十一日兩天，衛生署在國際會議中心大張旗鼓召開了一場國際研討會，志得意滿地向國外專家說明我國疫情控制良好，不料二十三日台北市萬華區和平醫院就爆發了工作人員集體染病的消息。第二天中午和平醫院突然封院，在毫無預警之下，一千多名醫護人員、病患、家屬和穿越醫院的過客被隔離在院內。於是謠言四起，全台陷入恐慌。
台北市政府立即成立了二十四小時的緊急應變小組。社會局雖不像衛生局，站在抗煞的第一線，卻負善後之責，包括後勤支援和安慰服務，同時要在市政府、社會局、和平醫院門口以及後來發現疫情而被封樓的華昌國宅門口日夜輪班守候，提供服務。並且負責照顧非老即幼，非貧即病，屬於高危險群的獨居老人、低收入戶、遊民、幼兒、身心障碍者。所以那幾個月，我一週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時都被sars占據了。
媒體治國
繼和平醫院之後，廣州街另一頭的仁濟醫院也因為集體感染而封院，不過這次的處理方式是將病患送出去，而不是留在裡面。兩家醫院，一棟國宅，都在萬華區，地緣相近，加上傳染途徑不明，弄得風聲鶴唳，人心惶惶，不知所措之際整個社會開始尋找代罪羔羊。萬華屬於老社區，房舍老舊，居民社經地位偏低，區內的龍山寺經常有信眾布施食物，吸引遊民聚集，這些遊民居無定所，常出入和平、仁濟兩家醫院，吹冷氣、上廁所、甚至洗澡。在找不到傳染源的情況下，媒體開始把矛頭指向四處遊蕩的遊民，認定是他們在散播病毒。雖然毫無證據，仍誇張地稱他們為“不定時炸彈”，主張將他們全部“集中管理”。曾幾何時，台灣已經演變成媒體治國的局面，一位張姓電視名嘴公然在談話節目中表示，沒有立刻將遊民關起來是政府無能的表現，市府的長官於是直接下令行動，邏輯很簡單：“要犧牲三百位遊民，還是犧牲全台灣兩千三百萬人？”非常諷刺的是被指定執行命令的是保護遊民的社會局。
在面臨不可知的危機時，現代社會所標榜的理性其實是十分脆弱的，科學束手無策之際，理性也從窗口飛走了。整個社會的思考邏輯退回到三百年前，菁英份子們很快做了選擇：犧牲最弱勢、最底層的“他者”：沒有身份、沒有地位、沒有住所、甚至沒有名字的遊民。一旦找到了替罪羔羊和“元凶”，“集中統一安置遊民”立即成為媒體呼籲的重點，不論遊民和sars究竟有無關聯，社會上對遊民既有的歧視趁此機會毫無遮掩地渲洩了出來。許多人甚至期望遊民從此從他們眼前絶跡。於是有人看到自己不喜歡的、在街頭遊蕩的人就打電話到社會局，理直氣壯地要我們“抓遊民”，人人害怕的sars給了這些人掃除異己最正當的藉口。那段期間我不由得想起十六至十八世紀歐洲獵殺女巫的腥風血雨的歷史。數世紀來，人類社會的人權觀念或許有些許進步，殘害異己的手段稍微收歛，但人性卻未曾改變。
替罪羔羊
雖然有兩名遊民在這段時間發燒送醫，但並未證明是感染了sars，從頭到尾也沒有證據顯示任何遊民傳染sars給別人。就是疑似感染sars 的一兩位也只是在醫院中被傳染的受害者而已。至今想起這些事，我仍難免為公義的疲弱不振而哀傷，社會的不公義似乎比政治的不公義更乏人聞問。不過在當時，萬華的確是台北市遊民的最大集中區，我們也無法確定他們是否直接接觸過患者，於是配合市府的命令，在已有的兩處收容所之外，儘快另外找一個安置遊民的地方。那時我們已定期為遊民量體溫及供餐，於是趁此機會進行勸導，勸他們暫時住進我們的新地方，對萬華地區的遊民則採用較強力的勸導方式。好在幾位優秀的社工同仁長期做遊民工作，與他們建立了良好的信任關係，sars 期間我們還特別情商已離職的號稱“遊民教父”的運生回來工作。一方面勸遊民住進來，另一方面盡量保護他們的隱私，避免被守候在外的媒體無情地消費。
在國防部協助下，社會局會同工務局找到了位於劍南路半山腰上，週邊杳無人煙的武崗營區，營區佔地四點二公頃，已經廢棄了近八年，草樹叢生，野草及腰，牆壁剝落發霉，佈滿泥濘落葉，髒亂不堪，沒有門窗，也沒有水電，到處都是跳蚤。在環保局、工務局和衛生局的大力幫忙下，消毒、鋤草、營建， 三天之內清理、整修好，工務局還細心地規劃了花圃，完工之後，上有濃蔭大樹、四週花草點綴，遠眺台北盆地，儼然世外桃源。同仁們排班上山工作，用心規劃三餐和活動，讓遊民們自我管理，發揮他們各自的專長，一位先生負責花草，一位替大家理髮，其中有幾位後來有了固定的工作，成為社區的清潔員，但大多數還是決定一旦危機解除，要回到原來的流浪生活。萬華地區一位遊民聽說了武崗傳奇，從山下走了兩個多小時來投奔，當時成為馬市長津津樂道的話題。排班到山上工作的同仁也有因為長時間相處，花前月下，發展出武崗戀情，一時傳為佳話。一位很有才華的同仁還自拍記錄片，加上配樂，事過境遷之後，每次放映都勾起美好的回憶。端午節將近，民間團體送來粽子和零食，我們在青山上辦了一場戶外的卡拉OK歌唱大賽和舞會，遊民朋友們一曲接一曲唱個不停，或許歷盡人情世故，對於情感都有獨特的詮釋，展現了動人的歌藝。
政治正確
武崗的春天並不總是風和日麗，有時難免風狂雨驟。最嚴重的一次是開張的當夜，同仁們好不容易在國內外媒體的虎視耽耽下，（想拍政府抓遊民，遊民反抗的衝突場面，多麼適合媒體嗜血的習性！）將遊民們好言好語勸上山來，安頓進新整理好的房舍，再準備下山去進行另一波的勸進。由於生活條件較差，遊民當中罹患身心疾病的比例很高，到了晚上十點多鐘，一位患有精神病的遊民竟然在房中用暗藏的打火機燃燒衣服，幸而眾多同仁正在為晚上的任務忙進忙出，及時發現，消弭了一場可怕的災難。也幸好因為及早發生此事，上級長官不再要求我們將原有的單人舖位換成雙層，以容納更多遊民。讓不討人喜的遊民從馬路上消失或許可以立即展現施政績效，但在疫疾流行的時候將高危險群集中在狹小的空間卻是犧牲他們的作法，也是我極力抗拒的，這或許是我永遠政治不正確的表現。
那是一個遙遙無盡的春天，大家都盼望夏天的高溫可以扼制病毒，夏天的腳步卻姍姍來遲。終於有一天，無情的歲月終於帶走了所有的好壞是非和恩怨情愁。sars成為歷史後，我和社工同仁們相約夜訪華西街和西門町週遭的遊民棲息地，了解他們的生態。在龍山寺前碰到武崗同學，大家熱烈打招呼，有故友重逢的喜悅。運生等人還為遊民們辦了一份《台北平安報》，除了提供有用的資訊，也給他們發揮編採才能的機會，報上的插圖便是出自
泊仔之手，他也將街頭經驗畫成四格漫畫與讀者分享。武崗精神便藉著這份薄薄的刊物存續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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