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燕翎
英文原文LGBTQI+是一個列舉式的名詞，是某些特定社群（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酷兒、雙性人及其他）的組合，通常用在社會運動中的身份認同。它有明確的邊界，爭取的是「特定少數群體」的權利。中文翻譯成 「多元性別」，卻是一個抽象且內容未經明定的名詞。在字面上，它已脫離了原文，僅指「性別的多種樣貌」，更接近英文的＂gender diversity＂，但實際使用時卻有時包含性別少數(TQI)、性傾向少數(LGB)及其他，也有時刪減其中部分群體成為LGBTI，呈現不穩定的狀態。這個主導性別政策的核心術語，未經法律定義，郤任由少數「性別專家」獨占定義權，背後隱藏了多個層次的權力運作：
一. 概念的「模糊化」與「去邊界化」
當政策對象從「具體群體」變成「抽象概念」時，因為意義模糊不明，其詮釋權就掌握在定義者手中，少數「專家」通過政府的性平機制掌控名詞的使用和定義權，隨意在其中添加或減少項目，而無需經過大眾討論，卻左右了全國性別政策。
二. 從「權利保障」轉向「本體論重構」
LGBTQI+ 政策的初衷在保護這些特定群體不受到歧視或暴力對待，並享有平等的法律權利，但在譯成中文的過程中，經手者陳倉暗渡、重塑大眾認知，重新定義了大眾熟悉的概念「性別」。在中文語境裡，「多元」是一個具有道德高度的詞彙，幾乎等同於「包容」與「進步」，若有人表示異議，便極易掉入「排斥包容」、「反對進步」的語言陷阱，受到攻擊。
從表面看來，多元因為「多」，似乎試圖涵蓋全體人類，但是在實際使用時，占人口絕大多數的男女卻因為被「進步人士」歸類為落伍的二元性別而被剔除於多元性別之外，以致行政院性平會舉辦多元性別影像展時排除了男女參展者；甚至在政府的文獻中，廣泛禁止使用「男女」和「兩性」這些詞彙，必須使用「性別」，方屬政治正確。
結果是原本意在保護少數、邊緣人士的政策，經由翻譯和名詞轉換，暗地裡改變了性別的基本定義：LGBTQI+變成「多元性別」，多元性別再簡化為性別，取代「男女」和「兩性」，不知不覺中取消了以生理為基礎的男女分類，也形成少數壓倒多數的態勢。社會大眾被迫變成了根據「性別認同」(gender
identity)來定義和分類的「順男」和「順女」（「順性別男、女」）；公務員不斷被強制接受性別教育。教育部則大力在學校推動多元性別教育，由於意義模糊，聽起來正面且無害，家長不明就裡，無從理解或質疑，也無從參與。
三.「定義權真空」帶來政治套利
進步人士／性別專家透過控制語言來控制思想，進而控制政策。當一個名詞被刻意保持在「未定義」或「流動」的狀態時，它就成了一個免於受監督的行政黑箱。因為沒有法律定義的邊界，主其事者可以在不經過立法程序、不徵詢公眾意見的情況下，將極具爭議的新概念（如：生理性別並不存在）透過不需立法的指導手冊或行政命令塞進「多元性別」這個大籃子裡。這個名詞在使用時，不但理所當然地抹去男女，也有時為了政治方便而暫時抹去Ｑ和＋(酷兒及其他)，例如在性平會的第五次消歧公約國家報告中多元性別加註為LGBTI。結果公眾原本理解的可能是支持男女平權、不歧視同性戀和性別少數，卻在無意識中「被同意」了整套（他們無所悉的）激進的性別解構理論，接受了全新的社會規範。
在法律與政策中，模糊性就是權力，可以用來規避問責：如果「多元性別」有死板的法律定義，當政策出問題時，公眾可以依法追究。但如果這個在法律上不存在、卻在行政上大行其道的「幽靈名詞」從未被正式定義，主事者隨時可以推托：「你誤解了，我們的『多元』不是那個意思。」
模糊性也可以用來排除異己，掌控行政權：既然定義權在「進步的專家」手中，任何人試圖要求釐清定義、或是提出不同見解，就會被貼上「思想落伍」、「不夠進步」或「歧視」的標籤。這種標籤化是權力爭奪中高效的攻擊武器。意義不明的術語也成為「進步人士」的文化資本，藉此將自己與「保守的」群眾做出區隔。
四. 誰是專家？什麼是進步？
進步必須建立在「透明」與「包容」的基礎上，不幸「多元性別」這個性別政策的核心術語卻是既不透明，且由少數精英獨佔定義權、排除異己，所以也不包容。結果是各「專家委員會」的組成名單高度重疊，只有認同這套扭曲翻譯、用詞「正確」的人才能獲得解釋政策、撰寫指南、接受補助、指導公務機構和審查其工作績效的機會，也只有這些專家才有權力認可其他人的專家身份。而不定義、拒絕公開討論正是這套權力結構持續擴張的燃料。
這已經不只是性別議題，也成為民主體制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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