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英訪談顧燕翎 (2011/03/08)

主題：婦權會（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婦權會做為行政機關的決策機制

　　婦權會做為一個政府的決策機制，由市長或最高首長來主持是有決策過於怱促的危險。當初婦權會成立的歷史原因是，民進黨剛進入台北市政府，很多婦女團體急於透過市長去改變政府、指揮官員，「挾天子以令諸侯。」這樣的決策程序很不同於一般的行政體制，也可以說形同綁架市長，當場就下命令。決策速度快，但也有危險性，我覺得政策決定應該要有更審慎的過程。市長不可能具有所有領域的專業知識，市長若自己不是性別專業，派一位對於性別領域比較熟悉的副市長來主持，比較可以避免草率做出錯誤決定。因為在會議場合，尤其是在民間委員為主的場合，常常會有情緒性的發言，幾個委員一講，在現場氣氛下，市長只好當場下決定，當場可能沒查覺問題，卻可能是錯誤的決策，這不只是委員代表性的問題，也是決策品質的問題。

國健局要搞清楚墮胎

江盛
台灣新生報社論2011/07/21

http://www.tssdnews.com.tw/?FID=13&CID=118311


　　盛暑七月中，台大退休小兒科教授呂鴻基以台灣每年墮胎數目高達五十萬的驚人之語獲得各大報大幅報導，而國健局則根據健保人工流產手術統計及RU四八六墮胎藥的用量，推估台灣每年墮胎至少有廿四萬人次。

　　如果「一年五十萬胎兒被拿掉」是真的話，那是一個可以做到五十億的龐大醫療市場，根據市場原則，經濟總有一隻「不可見的手」在調節供需；但是近年來，婦產醫師數目急速萎縮，醫師老化，超過四十歲者高達八成，新進女醫師比例急速攀升近七成；另外，婦產醫學會爭取給付動作頻繁，產科醫師轉行美容、減肥者眾，這一幅黃昏蕭條景象和呂所描繪的市場榮景明顯不符。

台灣的婦女研究之路

台大婦女研究室姜蘭虹退休研討會會發言


顧燕翎

　　聽姜老師帶我們從80年代開始回顧家庭、工作經驗，尤其她說在私領域中頗受挫折，剛到臺灣時很不適應，但在研究工作上如魚得水、非常快樂；我發現自己的經驗剛好相反，我個人經驗中從小到大並沒有感受到非常強烈的性別不平等。去美國唸研究所時，適逢第二波婦運的高峰，學校有一些年輕的女生，別人說她們是”women's libbers”，認為這些「頭髮很短、說話時張牙舞爪的」，是一群「另類」。當時我自己沒有非常認同女性主義，後來讀到Sisterhood is Powerful， 其中有Margery Wolf在臺灣做的鄉村婦女研究，她特別提出「子宮家庭」的概念、她也提到中國歷史上婦女自殺的問題，我才發現：即使我個人沒有親身感受、經歷、或是我不曾聽聞過，未必表示這樣的事情不存在或是沒有發生。

還鄉

 顧裕光 寫於2011年四月

載於世界副刊 2011年6月12日

　　去年耶誕節的前三天，奎里諾·歐黑達 Quelino Ojeda 搭乘專機，從芝加哥回到家鄉─墨西哥南方的小城瓦哈卡。飛機落地，他望著窗外，流下淚來。啊！回家了。

　　沒人聽過奎里諾·歐黑達的名字，他不是電影明星、熱門歌手，他只是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兩年前，才十八歲的奎里諾告別雙親和剛懷孕的妻子，偷渡進入美國，輾轉來到芝加哥，打散工維生，省吃儉用，每兩星期按時匯一兩百塊錢回去養家。去年八月，他替二手包商修屋頂，不小心從四層樓上跌下，看來準是沒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