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義的想像與實務：為何整併台北市公立托兒所（一）

顧燕翎

　　從理想到現實的距離有多遠？

　　在世界性的婦女運動中，托育雖不是核心議題，如墮胎權，卻一直是重要的主張，做為減輕母職負擔，讓女性有機會外出工作，發展自我的手段。同時，由母親、父親、社區、國家共同分擔育兒工作不但可以突破女性孤立育兒的困境，也可以破解刻板的性別角色和性別分工，並且發展兒童的群體生活能力。所以，在女性主義者提出的各項主張中，公共托育政策一向具有相當強大的共識。

　　但是公托的內涵究竟是什麼？在其中政府又扮演何種角色？主導到什麼程度？發放補助？公辦民營？還是直接由政府來經營托兒所？是一天廿四小時的服務還是六小時？這些問題不僅牽涉到有關家庭、育兒的理念，也涉及國家的財稅政策和組織的經營管理。曾經讀到一則新聞，南部某地方婦女團體發現當地某一私立托兒所照顧品質不佳，於是要求地方政府設立公立托兒所，來改善托兒服務。在理論上，這不失為一個選項，但所有的公共政策若非放在當下的、實地的情境中來思考，則理想到落實之間可能是無止的漫漫長路。

　　每一項政策的制定與實施都有其特定的時空背景與思考角度，實施之後也應持續追踪考察其成效，而加以調整修正。然而實際上一旦理念落實為制度，就牽涉到諸多活生生的個人和團體的切身利益，任何變動都可能因損害到某些人的既得利益而遭到強烈抗拒，（獲益者即使眾多卻可能相對安靜，）於是不做變動成了既民主又方便的出路/或藉口。這些抗拒往往是透過體制本身來進行的，例如議會。這樣的例子隨手可得，例如公立托兒所的收費不准漲價、公立靈骨塔的收費不准漲價、議員的違章建築不准拆除…。很多議員在意的是選票，而非公共財務的收支平衡，甚至拿公共政策來做為買票的工具，因為選票涉及個人立即的利害，公共財務則涉及所有的人，甚至未來的人，這樣分攤下來，也就不成為個人立即的問題，而被置諸腦後了。也不是沒有認真問事的議員，但問了之後，受到選票威脅，而立即態度大轉彎的也大有人在。

　　我進入台北市政府工作後，發現四週充斥了各種問題和問題的研究計畫，但也僅止於研究計畫而已，甚至研究計畫往往被用來做為拖延的手段，所以同樣的研究計畫過幾年又再出現。當公務員面臨政策問題和個人生涯之間的抉擇時，也的確是人生的大考驗，所以儘管問題累積了一大堆，升官的喜事可也沒耽擱。

　　擔任台北市社會局長期間，我曾經一方面發展公辦民營托兒所、加強托兒所評鑑、在職訓練、輔導管理、私托設施補助等事項，另一方面將十九所公立托兒所整併為十二所。老實說，整併公托不是我的創見，很多研究報告都這麼建議，只是聰明的官員都不願碰這個棘手的問題，就放在一邊了。

　　朋友們都奇怪，我這個從不求官的人怎麼會當上社會局長？我猜想原因之一就是問題累積太多太久了，聰明人退卻，才輪到我上陣，埋頭清理到一個程度，自然有聰明人接手了。整併公托不過是我眾多改革方案中的一個小案。

　　可是，這個小案對我而言卻有著一點意識型態上的障礙，公托，這不是女性主義的目標和理想嗎？豈容動搖？然而實務也是檢驗理想的最佳試金石，畢竟理想不能只是口號和政見，理想必須落實在當下和在地的生活中。

性別，性別平等委員會，性別主流化的再思考

顧燕翎

經過幾天痛苦的思考，覺得還是該提筆寫這封信，表達自己的立場...　這是我寫給行政院研考會的一封信　

　　考慮了好多天，想要不要寫此信，因為一切可能已成定局；然而想到從事婦女研究和婦女運動數十年，再加上台北市政府八年的體制內耕耘，曾親身體驗錯誤和草率的政策所帶來的痛苦和浪費，深切感受到政策制定需要週詳的思考，若不在此提醒，感到於心難安，就算最後一次努力吧。唯一的期望是新政府能自動建構主動、預應社會潮流的全方位政策機制，避免一再被推一步，走一步，失去全方位的視野。

　　從2002年開始，一些婦運團體開始討論性平會或婦女部的設置，大選之前更是積極透過行政院婦權會提出了規劃報告（附件）。以婦女運動追求性別平等制度化的發展軌跡來看，從推動各級政府的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到要求行政院設置正式組織的性別平等委員會，這是一步一步往前走的必然進程；從運動團體的角度，這也是一個可以衡量運動是否成功的重要指標。台灣婦運在過去已經推動的立法和機構設置以世界標準來看都是極為特殊的，中央一級單位的設立更是符合當前流行的性別主流化的口號。

　　然而若政府的思考點是站在全民的立場，則關心的不應只是機構的設置和法案的通過而已，而是其後的執行，是否能夠以最大的效能生產出真正符合人民需要的政策和服務。當政府空轉了八年，人民厭倦了大話和空話，政府組織再造的進度一再落後世界各國之時，我們於此時增加一個四處一室（231人）的部會，不僅將增加組織運作和橫向協調的成本，是否可以因此讓人民感受到性別平等的實質利益更是一大疑問。而且若此政策制定之邏輯可以被接受的話，那麼其他團體為何不能要求比照，無限擴展下去，設立其他類似的組織，指揮部會的運作。事實上已有十餘位立委提案在性別平等之外，再加上人身安全了，也有立委提案加上兒童福利。

　　檢視此提案的主要理由，不外：
一．性別主流化是國際趨勢。

二．政府需要專責人力和獨立預算來從事性別政策之統合、橫向協調、以及監督考核。

　　然而，仔細追究其意義，性別主流化其實只是一個空洞的議題或口號，做為加強各國政府推動兩性平等責任的權宜之計。自1976 年聯合國的Decade for Women以來，婦運在世界各地從草根到國際性組織等各個不同層面進行。因為各自的位置、文化和政經環境有異，所選擇的議題及策略也各不相同，即使同一政府之內，這些策略也隨時勢推移而變化，並未定於一尊。婦運的目標雖因對女性主義的不同詮釋，而有所差異，但大致不脫男女平等、照顧女性的差異需求或改造父權體制／價值的三大範圍。95年北京宣言提出性別主流化的宣誓，以及體制內運作的一些相關工具（如性別統計、性別影響評估）都不過是達到這些目標的部分手段，並非全部和唯一的手段。

　　至今國際婦女研究學者對於性別主流化政策已做過一些成果檢討，基於各文化對待兩性的態度原本有所差異，對性別主流化的理解和運用也有所不同，效果因而也有正有負（從兩性平等角度來看）。有些國家根本藉此口號空洞化兩性平等的追求，而視之為國家現代化的點綴。甚至因為“性別”一詞本身不具有任何價值（例如平等、人權），且包含所有人類，一方面極易被模糊化或誤用，反而成為進步的絆腳石；另一方面，性別研究也指出同一性別之內的各種差異和歧視，如年齡、階級、種族，都不容忽視。而“主流化”做為運動手段也同時具有有被主流化的風險，並不符合婦運的初旨。因此個人認為“性別主流化”不宜揭櫫為政策目標，而應回歸到一般人較易理解的兩性／性別平等。

　　環視全球政府，瑞典執行性別主流化最認真，其宣誓之目標仍是兩性平等，而其性別預算專案的主責單位是財政部，而非Ministry of Integration and Gender Equality. 而後者主管的事務包括民主議題、消費者事務、人權、青少年政策等。唯一設置婦女部(Ministry of Women’s Affairs)的紐西蘭該部全體成員只有三十五人，主要任務是對各部會提供諮商。英國的Government Equalities Office則是負責政府內部的性別平等，同時也對其他部會提供包括年齡、性別等各項平權事項之諮商。換言之，都不是將性別業務集中在一個專責機構，而是強化各部會的平等與人權意識，並提高其執行能力。（同時，長期觀察其他國家的政府，組織結構似乎更具彈性，隨施政需求而調整，不若我國無論增減都曠日費時，難以撼動。）

　　反觀國內，若全盤接受既有之政策規劃，移撥部分現行部會中已經十分稀薄之性別人力至性平會，再由性平會統籌所有與性別相關之政策，（事實上所有與人有關的政策都涉及性別，性別也包含所有的人，）交由各部會去執行，非僅在決策階段性平會主委可能不易說服出席行政院院會之各部會首長，在執行階段也可能因人力不足而遭到抗拒或草率敷衍。不若在已有之政府組織架構內強化性別意識和施政效能，再從政府之外發展輔助性以及連接民間力量之機制(例如智庫、commission等)，以裡應外合的方式來推展從政府到社會的性別平等理念與實踐。

　　成立性平會的目的是獲得經費、專職人員和專設機構來推動性別平等，可是正因為性別平等牽涉到人類基本的習性和價值觀，應由政府全力推動，向全民負責(accountable)，而非交給一個相對來說較小的部會主責，事實上向婦權會負責。而婦權會本身的代表性和究責性也是一個值得嚴肅對待的議題。

　　與世界各國相比，台灣的婦運很早就走制度化的路線，領先大部分國家，若我們能認真檢討既有政策和法律之成效和缺失，據以切實改進，同時廣納民間參與、勇於創新，發展出反應社會現實、符合當下人民需要的婦女政策，而不僵硬地抱著性別主流化的口號，則不僅有益人民，也可以在國際上自創品牌、引領風潮。

　　以下為性別平等機制的另類建議：
一．在已有之政府組織架構內強化性別意識和施政效能
1. 跨部會整合勝過獨立部會
女性占人口之半，性別議題就是社會議題，牽涉到施政所有面向和最根本的社會價值觀，跨部會整合實 屬必要，因此與其在行政院下設一獨立部門，綜理所有性別事務，不若改造現有之婦權會，由院長、副院長或政務委員擔任負實際責任的召集人，定期召集會議。並給予實際執行業務的政務委員足夠的行政支援。
2. 研考會負責幕僚業務
由研考會扮演其一貫督導、管考角色，集中管控各部會執行各項政策的進度，避免執行上的偏差。
3. 加強公務員平等與人權意識
目前女性占公務員人數近半，而且經過嚴格考選的男女公務員整體素質不錯，其中優秀人才亦多，以我 個人多年與政府單位的共事，發現他們對平等、人權的觀念頗能接受，一旦領導者展現決心，再輔以適當訓練，由他們在其熟悉的專業領域內發揮創意，必然會比由另外一個並不熟稔其業務的獨立部會隔空領導指揮更能發揮實效。經由誠懇溝通建立共同願景，並充分賦權(empower)專業公務員去完成任務，輔以適當監督，也更符合女性主義平等、尊重、合作的精神。
4. 領導者展現政治決心
在適當時機和場合由總統和院長公開宣誓落實平等、人權的政治決心，不僅有助於公務體系性別意識的 提升，更將是關鍵性的致勝因素。2001年台北市政府市政會議討論“台北市女性權益保障辦法”之制定時，若非馬市長的堅定支持，恐怕此法至今仍未能通過，也不會引起國際婦女研究界的重視。不過徒法不足以自行，若非首長支持，若非公務員相信，上有政策，下必有對策，再好的原始動機，最後也可能落得淪為紙上作業，徒增行政負擔，甚或引發負面效果。

二．政府外之輔助性機制：建構參與平台
改造現有之婦權基金會或另設一類似智庫的組織（government funded, independent commission）, 網羅高度專業、沒有私心、具國際觀和有實務經驗之人才，與以上政府內機制密切合作，一方面做為政府和民間團體之間的橋樑，廣納民意，發展合作平台，與民間團體建立真正的伙伴關係。另方面協助政府從事相關政策研究規劃、工作流程設計、教育訓練、督導評鑑等。根據過去的經驗，此部分工作，由政府部門來做常因行政干擾因素而無法精緻規劃。再者此單位也較具彈性的身分，方便代表政府參與國際交流合作。不容諱言，過去甚至現在的國民黨確實缺乏與民間社會互動的機制設計，在當前完全執政負完全責任的情況下，實應主動搭造參與平台，鼓勵不同立場的民間婦女團體參與議題討論，磨合共識，打造廣泛的民意基礎。若只接受少數團體和個人的意見，以致倉促做出一些草率的政策決定，如冒然廢除公娼，日後難以善了。此單位應比政府單位更適合擔任協調者角色。

　　至於此會的工作同仁數目不必多，根據個人過去在台北市政府和民間團體的經驗，深刻覺得人才最重要，能網羅到真正優秀、願為理想獻身的人才，放在適當的位置上，數目不必多，便足以創造好成績，否則人再多，也只會徒增紛擾爭奪，反而成為組織的負擔。再者，因為非屬政府正式部門，在組織和人力上都可以更具有彈性，避免了官僚體系過度擴張，尾大不掉，遲緩政府運作，並加重全民的財政負擔。
　　
　　選舉前後看到全國同胞對未來八年的殷殷期待和失落，讓人心急。期盼政府的政策都經過充分考量，資源能夠做最有效的運用，而不致踏上口號治國的老路。幾經思量，毅然提出有異於諸多婦運老友的意見，衷心期盼，大家終究能夠合衷共濟，創造相輔相成的和諧社會和有效能的政府。


（以下為行政院婦權會的資料）
附件一：
性平會可能移撥人力之現行部會表
處名 設置科別 現有可能移撥人力單位之現行部會
第一處
權益促進處
就業及經濟發展科
健康及社會福利科
人口及婚姻家庭展科
社會及公共參與科
教育及文化發展科
環境及科技發展科 內政部、環保署、教育部、文建會
衛生署、經建會、經濟部、國科會
勞委會、法務部
第二處
權利保障處 反性別歧視科
家庭暴力防治科
性別暴力防治科
國際移動人口科 內政部社會司、戶政司、家暴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兒童局、警政署、勞委會、法務部、原民會
第三處
國際合作及地方發展處 國際組織與合作科
非政府組織國際事務發展科
地方事務規劃科 外交部、經建會、內政部
第四處
綜合規劃處 總體規劃科、計畫管考科
研究發展科、出版宣導科
性別統計科、性別人才培力科 行政院婦權會業務相關部會
研考會、國科會、主計處及現行相關單位統計人員
行政室 秘書科、人事科、會計科
總務科、資訊科 現行相關單位人員


性別平等委員會組織規劃草案－組織架構

性別平等委員會組織規劃草案－業務單位之各處/科單位職掌
處名 主要職掌 科名 各科掌理事項 未來對應、聯繫及
協調部會 備註
第一處
權益促進處（6科：就業及經濟發展科、健康及社會福利科、人口及家庭婚姻科、社會及公共參與科、教育及文化發展科、空間及科技發展科）
一、性別就業機會、經濟安全與照顧福利之規劃、協調及推動。
二、性別健康、生活品質與醫療之規劃、協調及推動。
三、性別教育、媒體與文化之規劃、協調及推動。
四、人口、婚姻家庭、政治及社會參與之規劃、協調及推動。
五、性別空間、科技應用之規劃、協調及推動。
六、其他有關性別權益促進。 (一)就業及經濟發展科
1.性別就業機會、經濟安全法規研議。
2.性別就業機會、經濟安全政策規劃、審議、協調、評估及宣導。
3.性別就業機會、經濟安全計畫審查及績效評估。
4.其他有關性別就業、經濟安全議題之專案研究及分析。 1.勞動及人力資源部
2.經濟貿易部
3.財政部
4.衛生及社會安全部
5.相關部會
(二)健康及社會福利科
1.性別健康、醫療、公共衛生、照顧、社會福利法規研議。
2.性別健康、醫療、公共衛生、照顧、社會福利政策規劃、審議、協調、評估及宣導。
3.性別健康、醫療、公共衛生、照顧、社會福利計畫審查、績效評估。
4.其他有關性別健康、醫療、公共衛生、照顧、社會福利之專案研究及分析。 1.衛生及社會安全部
2.相關部會
(三)人口及家庭婚姻科
1.人口及婚姻、家庭法規研議。
2.人口及婚姻、家庭政策規劃、審議、協調、評估及宣導。
3.人口及婚姻、家庭計畫審查及績效評估。
4.其他有關人口及婚姻、家庭之專案研究。 1.衛生及社會安全部
2.教育及體育部
3.內政及國土安全部
4.相關部會
(四)社會及公共參與科 1.性別社會、政治等公共參與法規研議。
2.性別社會、政治等公共參與政策規劃、審議、協調、評估及宣導。
3.性別社會、政治等公共參與計畫審查及績效評估。
4.其他有關社會、政治等公共參與之專案研究。 1.內政及國土安全部
2.教育及體育部
3.中央選委會
4.衛生及社會安全部
5.相關部會
(五)教育及文化發展科 1.性別教育、文化、傳播、體育法規研議。
2.性別教育、文化、傳播、體育政策規劃、審議、協調、評估及宣導。
3.性別教育、文化、傳播、體育計畫審查及績效評估。
4.其他有關性別教育、文化、傳播、體育之專案研究。 1.教育及體育部
2.文化觀光部
3.通訊傳播委員會
4.相關部會
(六)空間及科技發展科 1.性別空間、交通、數位通訊、科技應用相關法規研議。
2.性別空間、交通、數位通訊、科技應用政策規劃、審議、協調、評估及宣導。
3.性別空間、交通、數位通訊、科技應用計畫審查及績效評估。
4.其他有關性別空間、交通、數位通訊、科技應用之專案研究。 1.國家發展及科技委員
2.交通建設部
3.交通及建設部
4.環境資源部
5.相關部會
第二處
權利保障處（4科：反性別歧視科、家庭暴力防治科、性別暴力防治科、國際移動人口科） 一、國家消除性別歧視、性剝削之規劃、協調及推動。
二、家庭暴力防治之規劃、協調及推動。
三、性暴力防治之規劃、協調及推動。
四、國際人口移動問題之規劃、協調及推動。
五、其他有關國家對性別基本人權保障。 (一)反性別歧視科 1.消除性別歧視相關法規研議。
2.消除性別歧視政策規劃、審議、協調、評估及宣導。
3.消除性別歧視計畫審查及績效評估。
4.政府處理性別歧視爭議事件之協調及推動。
5.落實聯合國CEDAW公約。
6.其他有關消除性別歧視專案研究及分析。 1.勞動及人力資源部
2.經濟及貿易部
3.衛生及社會安全部
4.法務部
5.相關部會
(二)家暴防治科 1.有關家庭暴力防治法規研議。
2.有關家庭暴力防治政策規劃、審議、協調、評估及宣導。
3.有關家庭暴力防治計畫審查及績效評估。
4..其他有關家庭暴力防治性別專案研究及分析。 1.內政及國土安全部
2.衛生及社會安全部
3.法務部
4.教育及體育部
5.司法院
6.相關部會
(三)性別暴力防治科 1.性侵害、性騷擾、性剝削防治法規研議。
2.性侵害、性騷擾、性剝削防治政策規劃、審議、協調、評估及宣導。
3.性侵害、性騷擾、性剝削防治計畫審查及績效評估。
4.其他有關性侵害、性騷擾、性剝削防治專案研究及分析。
(四)國際移動人口科 1.性別與入出境管理、移民、移工、跨國婚姻、人口販運等法規研議。
2.性別與入出境管理、移民、移工、跨國婚姻、人口販運政策規劃、審議、協調、評估及宣導。
3.性別與入出境管理、移民、移工、跨國婚姻、人口販運計畫審查及績效評估。
4.其他有關國際人口移動之性別專案研究及分析。 1.內政及國土安全部
2.法務部
3.勞動及人力資源部
4.衛生及社會安全部
5.相關部會
國際合作及地方發展處
(3科：國際組織與合作科、非政府組織發展科、地方事務規劃科) 一、國際性別議題之參與、合作、宣導、交流及發展。
二、國際組織事務與各項會議之聯繫、參與、發展及會議決議案執行之協調、聯繫、追蹤。
三、各機關有關性別議題出國報告之綜合處理。
四、國內民間團體參與非政府間國際組織、國際會議及交流活動之輔導、協助。
五、協助地方縣市推動性別平等業務。
六、地方施政資料、發展政策、施政及計畫之蒐集研究、分析、評估。

(一)國際組織與合作科 1.國際組織性別議題工作之推動及發展。
2.國際組織各項會議聯繫、參與、協調與各項會議決議案執行之協調、聯繫及追蹤。
3.國際組織性別議題資料之蒐集整理及研究。
4.區域性與雙邊國家性別議題交流合作之推動與性別會議決議案執行之協調、聯繫及追蹤。
5.國際經濟與技術合作情況資料之蒐集整理及研究。
6.各機關有關性別議題出國報告之綜合處理。
7.其他有關國際組織性別議題工作。 1.外交及僑務部
2.相關各部會
(二)非政府組織國際事務發展科 1.國內民間團體參與性別相關非政府間國際組織、會議與交流活動之規劃、推動及協調。
2.協助國內民間團體與國際非政府組織之性別議題聯繫及增進關係。
3.落實性別平等事務，政府與國內非政府組織合作，共同拓展與國際非政府組織之關係。 1.外交及僑務部
2.衛生及社會安全部
3.相關各部會
(三)地方事務規劃科
1.地方施政資料、發展政策、施政與計畫之蒐集研究、分析及評估。
2.地方政府性別平等相關法規之研究及建議。
3.推動地方性別平等示範計畫之評析、建議、實驗、協調及輔導。
4.中央與地方性別事務網絡建置、協調及推動。
5.地方性別平等社會情勢之研究分析及建議。 1.內政及國土安全部
2.各相關部會
3.各縣市政府
綜合計畫處
(6科：總體規劃科、計畫管考科、研究發展科、出版宣導科、性別統計科、性別人才培力科) 一、國家中期、長期性別議題政策研擬。
二、性別主流化發展、衝擊分析之整體政策規劃。
三、性別議題研究發展之推動及協調。
四、性別預算審議及協調。
五、性別議題之政策宣導、出版事務（含國家報告）之規劃、推動及協調。
六、性別統計指標發展、資料運用及研究分析。
七、統合國家性別統計數據，編製國家性別統計報告。
八、國內、國外性別人才之培力規劃、協調及推動。
九、其他與性別議題有關事項之綜整、規劃、協調及推動。 (一)總體規劃科
1.中期、長期性別議題政策研擬。
2.性別平業務之年度施政方針、施政計畫之研訂。
3.性別主流化政策之研擬。
4.性別事務國家報告之規劃、推動及協調。
5.本會綜合業務及不屬於基本權利促進處、人身安全與反歧視處業務之綜整、規劃、推動及協調。 1.本會
2.各相關部會
(二)計畫管考科
1.性別平等業務之綜合管制考核及工作報告之彙辦。
2.行政院重要會議之性別決議及院長指示事項之追蹤。
3.其他有關管制考核。
(三)研究發展科
1.性別評估指標之發展。
2.行政院所屬機關性別預算編列之審議、協調及建議。
3.有關國內外性別資料之研究、分析、調查。
4.蒐集國外的相關法令、政策及執行成果報告。
5.其他有關性別議題之專案研究。
(四)出版宣導科 1.國家整體性別議題之政策宣導之規劃、推動及協調。
2.本會出版品之發行及管理
3.其他有關性別資訊傳播。 1.文化觀光部
2.教育及體育部
3.各相關部會
(五)性別統計科

1.國家性別統計數據綜整及統合。
2.性別統計資料規劃、分析及運用。
3.國際組織，負責有關性別統計資料之協調聯繫。
4.國外性別統計之蒐集整理及研究。
5.出版國家性別統計報告。 1.行政院主計單位
2.相關部會統計單位
(六)性別人才培力發展科 1.國內、國外性別人力發展政策與計畫之規劃、協調及推動。
2.國內、國外性別人才資料庫之規劃、協調、建置及運用。
3.公私部門性別人才諮詢、推薦及輔導。
4.國內、外性別人才培育規劃、協週及推動。
5.性別人力資源問題之研究及分析。 1.外交及僑務部
2.勞動及人力資源部
3.相關各部會

當小桃遇見議長

婦女救援會Tr.

　　東京的夏天短暫，但8月初仍是那麼炙熱、且陽光耀眼。

　　97年8月7日這一天，台灣阿嬤--前台籍慰安婦陳桃，應日本人權團體「銘心會」 （註）的邀請，代表亞洲所有受害者前往東京拜訪日本「?議院」江田五月議長和「眾議院」?路孝弘副議長，表達所有倖存慰安婦們的一致要求，要日本政府早日面對二次大戰未決問題。
前台籍慰安婦陳桃代表亞洲受害倖存者向日本參議院橫路副議長（中）提出協助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求償。

　　瘦小的小桃阿嬤緩步慢行地隨著國際特赦組織歐洲代表、美國人權運動者和幾位日本國會議員走進橫路副議長的官邸。高牆之內是另一番景緻，映入眼簾的是一片鮮綠草地和幽靜的日式庭園，大家即刻暫停話題，心情似乎也即刻沈靜下來…..
日本「盛岡市」的證言集會後，支持者向阿嬤道歉致意。／婦援會提供

　　在橫路副議長官邸，小桃阿嬤禮貌地向橫路致意後，便娓娓述說自己當年無故成為日本軍「慰安婦」的遭遇…。她表示，在慰安所時曾喝廁所的消毒水自殺過兩次都被救活，當時已是萬念俱灰，只剩苟延殘喘度日。她對橫田說：「我是帶著傷痛過一生的，如今也和其他受害者一樣都老了，還能等多久呢？」

與日本眾議院江田議長合影／婦援會提供

議長的回應與支持
　　隔著會議桌，橫路蹙著眉，低聲說：「聽到妳悲慘的經歷，我完全無法用語言表達我的歉意！我雖不能代表日本政府道歉，卻要以日本公民身份向您致上萬分歉意！更對您的勇敢站出來深感敬佩！」那一刻，我們看到一位收起光芒的政治人物，以內斂、真誠的態度表達他的情感，小桃阿嬤輕揉著手中的手帕，眼眶充滿淚水，在場的人皆靜默。
在橫田副議長官邸／婦援會提供

　　橫路表示，日本人應該直視歷史，勇敢地面對事實。上個月他去波蘭的二戰「集中營」遺址，看到德國人誠懇地將歷史傷痕納入教科書，他說真是一項「優秀」的行動。

　「參議院」江田五月議長聽到小桃阿嬤訴說自己當年是在上學路上被日本警察強拉上吉普車，載到高雄港後被送到印度安達曼島。他表示，日據時代，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女孩子在路上被日本警察拉走，已構成了強制罪，就是日本政府的責任！江田議長允諾將在日本國會提出，要日本國會議員正視此問題。

　　此行婦援會工作員和阿嬤同時參與東京、盛岡等地區之「2008和平證言集會」，讓更多日本民眾、年輕學生聆聽到受害者的見證，瞭解慰安婦對日求償發展，每場都獲得市民熱烈迴響。

　　會中提問時間，一位近代 史 教授分享：「聽了受害者的證言很感動，對阿嬤的勇氣尤為佩服！當然相信這是真實的！10月開學時我將告訴學生這件事。可惡的是，日本一些政府領導人和極右派份子仍否認慰安婦的存在。

　　戰爭中總會出現魔鬼，而日本就是二戰期間的魔鬼，真覺得日本人很可恥…..

　（註）日本「銘心會」，全稱為「悼念亞太地區侵略戰爭殉難者銘心會」

Sarah Palin: A Risky Move and A Gift to the Women's Movement

Jo Freeman


Thank you, John McCain!

Never thought I would say those words, but McCain's selection of Alaska governor Sarah Palin was a godsend to the women's movement.

With Hillary out of the picture, there was a serious possibility that women and women's issues would be ignored in the 2008 election. After all, there are so many other concerns fighting for air time from the candidates. Iraq, Afghanistan, the economy, housing, climate change, budget deficits ....the list goes on and on. The Bush Presidency has left us holding so many problems that "women" could well have dropped to the bottom of the list.

Not now.

Women have been roughly 60 percent of the Democratic base since 1980. Since anyone who looks at the platforms of the two parties knows that women's interests (well ... the feminist view of women's interests) are best served by the Democrats, the Party has tended to take the women's vote for granted.

There's been a lot of talk in the last few years about how the Democrats need to appeal to men more, because white men are more likely to vote Republican. McCain's selection of a woman as a running-mate puts the women's vote into play.

His choice for VP indicates that he thinks he can shave off a piece of that population who are still unhappy with how Hillary was treated. It's a small piece, but a small piece of a large population is still a lot of votes. It was a bold choice. A brilliant choice. A risky choice.

It's also a sign of desperation. Politicians don't make bold, risky choices, unless they think they have a lot to gain, or a lot to lose.

The first rule in choosing a vice presidential candidate is do no harm. Don't pick anyone who might turn off a portion of the electorate. When McGovern's first choice for running-mate in 1972 turned out to have been treated for depression, he was quickly replaced. In 1972, any history of mental illness was a turn-off (though we now know that many Presidents have suffered from depression, especially one of our greatest — Abraham Lincoln).

That's one of many reasons why Obama couldn't choose Hillary Clinton. Hillary hold-outs won't face the fact that there is a strata of the voting population who thoroughly dislike her, in addition to those who feel the same way about Bill. Those voters didn't count for much in the Democratic primaries, but they will in November.

Obama didn't need the Clinton baggage. This is a Democratic year. Because the election is his to loose, he needed to chose someone safe to run with. Senator Joe Biden was a very traditional, safe choice. Sarah Palin isn't.

Besides her gender, she has the additional virtue (from a Republican perspective) of being very conservative on all the issues which appeal to the Republican base — the voters Republicans are afraid will stay home on election day because McCain doesn't agree with them on absolutely every thing. The McCain campaign clearly hopes that having Palin on the ticket will encourage Democratic base voters to stay home (or even vote for McCain in order to vote for a woman) and Republican base voters to come out in droves.

Is this likely to happen?

Walter Mondale made an equally risky choice when he chose Geraldine Ferraro as the first woman to run for Vice President on a major party ticket in 1984. It was a bold, risky choice in a Republican year. Ferraro was attacked viciously by Republicans, who particularly went after her husband's finances.

Like Hillary's 2008 run for President, Ferraro's 1984 run for the second spot brought all sorts of sexism out of the closet. It was an eye-opener for everyone. In the end, this bold, risky choice didn't seem to affect the outcome. The exit polls showed that having a woman on the ticket was a prime concern for only a few. These voters about equally divided between those who told pollsters that they voted for a woman and those who said they voted against one.

Ferraro's candidacy had a bigger effect on those who answered the annual polling question (in a different poll): Would you vote for “a well-qualified woman of your own party for President”? After Ferraro a party gap appeared. Republicans were 50 percent more likely than Democrats to answer "No." Republicans have continued to say they would not vote for a well-qualified (but unnamed) woman for President at a much higher rate than Democrats.

Wonder what they will tell the pollsters this year?

A new beginnning? My thoughts at the finale of the Democratic convention

Jo Freeman

On July 15, 1960, my mother took me to the L.A. Coloseum to hear John F. Kennedy accept the Democratic Party's nomination for President. She had been an ardent support of Adlai Stevenson and was disappointed that he didn't get a third bite at the apple, but she knew that this was an historic occasion. She wanted her 14-year-old daughter to see it, in person, and not on a TV screen.

I thought about that day many times as I sat in Denver's Invesco Center waiting for Barack Obama to accept the Democratic Party's nomination. This too was an historic occasion, and I wanted to be there.

Like their counterparts in 1960, Party planners chose the largest arena available for their candidate to accept the Democratic Party's nomination for President so ordinary members of the public could see history being made in person.

Like his predecessor, Barack Obama spoke eloquently, and told the world that it was a time for change. He didn't coin a new phrase as Kennedy did, but he did inspire new hope.

It was in his acceptance speech that Kennedy gave his Presidency its label -- the New Frontier. He said “We stand today on the edge of a new frontier — the frontier of the 1960s -- a frontier of unknown opportunities and perils -- a frontier of unfilled hopes and unfilled threats.”

JFK was a better prophet than anyone knew at the time, but the New Frontier was not where he thought it was.

The new frontier of the 1960s was in the movements for civil rights and civil liberties that were just beginning. It was the youth of the 1960s who were providing the "new invention, innovation and imagination" that Kennedy called for.

They did it with their bodies.

On February 1, 1960 four black college students occupied the white-only seats of a five-and-dime lunch counter in Greensboro, North Carolina. This was the start of the sit-ins which would shape so much of the sixties civil rights movement. Although the movement had started earlier, the idea of sitting in caught the imagination of American youth and inspired sit-ins all over the country.

One of those youth was John Lewis of Troy, Alabama. The sit-ins led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 (SNCC). On August 28, 1963, Lewis, as the new chairman of SNCC, was one of the main speakers at the March on Washington, where Dr. Martin Luther King, Jr. made his famous "I had a dream" speech.

Exactly forty-five years later, I watched Cong. Lewis of Georgia tell the assembled multitudes in the Invesco Center (and the world watching on TV) about that day, while on a large screen above the Center, photos flashed of Dr. King and other scenes from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His talk was followed by that of two of King's children.

The 1963 March on Washington was controversial at the time. President Kennedy had tried to keep it from happening.
Now it was being celebrated as the Democratic Party nominated a black man for President -- one whose very conception (black father, white mother) was a felony in many states when JFK was President.

The dream of which Dr. King spoke is not yet fulfilled, Cong. Lewis told the Democrats, but it "still burns in the hearts of every American." He called the nomination of Barack Obama "a major down payment on the fulfillment of that dream."

However, there is another dream that was part of the New Frontier of the 1960s that is threatened with forclosure. That is the dream of every American to speak, write and think freely, and to conduct their lives without government surveilliance.

The Cold War put a major crimp on civil liberties, as government agencies were allowed to persecute ordinary Americans under the banner of ferreting out subversives.

In May of 1960 hundreds of Bay Area college students protested outside hearings held by the 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 meeting in San Francisc's City Hall. They were washed down the steps with firehouses and 67 were arrested, but HUAC never came back to the Bay Area.

This event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the movement to regain the civil liberties lost in the Cold War security fever. It took 40 years of struggle to restore civil liberties and rein in government intelligence gatherers.

After September 11, 2001, in the name of security, government once again is nibbling away at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Only now they do it in the name of uncovering terrorists.

The Democrats ignored that parallel in the speeches and the imagery of the last night of the convention.

I hope they won't ignore it when they take back the federal government.

舞緣：神祕的召喚

顧燕翎

本文發表於10月16日世界日報
　　跳舞的渴望在我的血液中流動，從有記憶開始，便很難抗拒音樂的勾引，躲起來手舞足蹈一番。躲起來是因為即使是小孩也知道，我們的文化不容許人隨時隨地跳舞，好像那是瘋人才有的專利。

　　小學一年級的時候，終於有了一次公開跳舞的機會。學校有一個同樂會，老師要在我們班上挑選一個女生在一個節目中扮演雪花，條件是手部動作要很柔軟，彷彿雪花片片飄落。

　　我太想要得到這個角色了，整個星期都在想著從未謀面的白色雪花，在沒有人的地方偷偷練習。

　　終於到了甄選的時刻，小朋友們圍坐成一圈，所有想跳舞的女生都可以出來繞場一週，展示自己的動作。我努力表演，聽到同學們讚嘆：好軟啊！

　　然而我並沒有被選中，事後才知道，因為我的老師正是我媽，她不願被人認為偏心自己女兒，所以選了別人，雖然她的動作一點也不柔軟。

　　那天放學時我一個人低著頭走回家，走到小橋邊，一位好朋友的爸爸騎著腳踏車迎面過來，叫我的名字。我忍住淚水，向他擠出一個笑容。腦中卻想著一個剛學會，似懂非懂的成語：告訴自己這大概就是“眼淚往肚子裡流”吧。（現在想起來，男生不是更被徹底剝奪了跳舞的機會嗎？）

　　到了五年級的時候，學校十週年校慶，盛大慶祝，除了團體舞之外，還要訓練幾個獨舞。那時已經長大到了學會壓抑慾望，不再主動表達的年鹷了。我媽雖不是我的導師，可是老師在選小朋友時還是徵詢了她的意見。我媽居然一口回絕，她認為我是書呆子，笨手笨腳，不如妹妹適合學舞。於是妹妹成了我家的舞蹈之星，我從此變成了書呆子。

　　從中學到大學，我不再跳舞，與身體疏離著，感覺自己沉重又笨拙。

　　出國留學以後，因為工作和大學部學生住在一起。剛開學沒多久，和新朋友K一起去逛校園。走到舞蹈館門口，看到那些女生穿著緊身衣，在練舞劈腿，羡慕極了。K慫恿我一起去報名，我卻認為萬萬不可，除了對身體全無信心之外，也覺得年紀太大，學舞已經太遲了。我二十二歲，而那些女生才十八、九歲！

　　磨蹭了一個學期，終於抵不住內心的召喚和週遭朋友的鼓勵，不再想年齡的事，和K一起報了名，開始學現代舞。穿著緊身衣、赤著腳、不斷延伸、彎曲自己的身體，或跳躍翻滾，感受無限伸展的快感。老師Mrs. Hype將金髮盤在頭頂上、穿著緊身衣的樣子美極了。她結合了瑜珈和現代舞的技巧，帶領我們追求身體的極限和自然的揮灑，也打破傳統芭蕾的僵固動作。連續三個學期，經過初級班、進階班，進入創作班之後，著重在即興的演練。K和我平日交往不多，但偶爾會在晚上做完功課後，相約去舞蹈教室跳舞，放自己喜歡的音樂，到儲藏室找些道具，便各自舞動起來，忘了時間。由於愛上現代舞的自由無拘，自此我對於固定的舞步和舞序失去興趣，久久不能接受國際標準舞，覺得太過做作，當然也不喜歡整齊劃一的芭蕾。

　　有一年暑假，和同學一起去加大柏克來校區，校園風氣十分自由，人來人往，熙熙擾擾。中午時候，有人在空地演奏樂器，一大群人旁觀，其中一位女生聽著音樂便隨之起舞。雖然我自已也愛跳舞，卻從小受了端莊文化的制約，對大庭廣眾之下這樣的表現十分不以為然。
　　
　　忙於工作之後，跳舞變成了往事，好像當下總有更重要、更迫切的事要做。直到有一年，臨時被征召去參加在首爾舉辦的亞洲婦女大會。當時國內婦女團體內鬥激烈，新成立的一些團體，想要爭取國際代表權，將國外會場看成是島內政治鬥爭的延伸舞台，也是政治內銷的轉運站。我因為地處邊緣（新竹），離政治漩渦較遠，被認為較安全。結果還是在晚上關起門來的批鬥會中被波及。甚至因為台灣代表的高昂鬥志，整個會議都在緊張的氣氛下進行，連主辦人都在考慮以後是否續辦下去。

　　會議結束的前晚，例行有一場晚宴，在旅館的宴會廳舉行。四、五百人圍著一張張大圓桌坐著，台上一字排開韓國知名的鼓樂團。咚咚的鼓聲敲得扣人心弦，充滿了生命的躍動，可是每桌的賓客卻都正襟危坐，好像還籠照在肅殺的政治氣氛中。我再也按捺不住，從坐位上站了起來，開始隨著音樂跳舞。很自然地，我的同桌也陸續站了起來，跟著一起跳。一桌接著一桌，好像事先有默契般，每一個人都站了起來，不只在原位跳，還離開座位，繞著大廳跳，跳上舞台，又跳下舞台，似乎整個會場：演奏者、各國代表、甚至牆壁、桌椅都騷動起來，享受當下全然共振的快感，努力在那一刻跟一切存在共舞。在渾然忘我的喜悅中，跳舞的已不再是單獨的個體，而是沒有界線、不分彼此的大我。
　
　 第二天早餐時，每個人臉上都掛著神祕的微笑和我打招呼，好像還沉醉在昨夜的幸福中。

　　之後，又過了幾年，我到社會局工作，舞蹈再找上了我。不論是與老人、身心障礙者，舞蹈都成了最好的溝通工具。照顧失能老人的傳神協會善用音樂舞蹈治療，讓許多原本毫無生趣的老人恢復了活力，不但照顧自己，也學會照顧和服務他人。我每次與他們相聚，最後必以跳舞結束。收容智障者的陽明教養院也有一群愛跳舞的人，他們比較沒有受到世俗文化的約束，在任何情況下都可聞樂起舞，十分盡興。一次日本北海道的街舞冠軍團來訪，表演之中，我們的院生忍不住上台共舞，台上台下跳成一片。連穿著西裝、十分拘謹的團長也脫掉西服，上台一起跳。事後他說，此生從未做過這等事，看來他也被感染，到了忘我的境界。最後一位團員當眾脫下自己身上的舞服送給我，真是high到最高點。

　　經過這些洗禮之後，我不再排斥任何舞種，什麼舞都跳。為了提倡肢障運動，有一次被安排跳輪椅舞，也就是和坐輪椅者共舞。事先花了十分鐘惡補恰恰， 結果上台，播出來的音樂居然是華爾滋，也只好隨節拍起舞，意外跳了一段輪椅華爾滋。

　　離開社會局之後，我終於有一點時間，利用午休時學國際標準舞，練習非常嚴謹的身體移動和複雜的舞步，喜歡上那經過訓練後的自由。到加州看父母時，去公園和明珠老師學元極舞，緩慢平和的音樂，結和太極、氣功和舞蹈的動作，不同年齡的男男女女，一同吐納著天地之氣，翩翩起舞。碧草綠蔭襯著無垠藍天，偶爾白雲飄過，微風輕拂，此時此地跳舞是如此充滿了自然的喜悅，彷彿神祕已化身為舞蹈，與我息息相通，可以永無止境地跳下去。

一旦放下自我，回歸整體，跳舞和其他的作為已都成為永恆的一環，年齡，或其他的瑣碎顧慮，都再也不是重點了。

散客經驗：山西行

顧燕翎

　　我和伙伴曾經在陝西旅遊，臨時在西安參加散客團，去華山和延安，一路順暢愉快。才兩天一夜，便人各天涯，再不相見了，分手時特別離情依依。從台灣參加旅行團固然可以比較舒適，一切經過事先安排，有人帶隊，住高檔的旅館，卻缺少和在地人近距離的接觸，也少了和來自五湖四海的遊伴廝混的驚喜。

　　到太原參加會議之後，我們毫不猶豫地報名前往五台山、雲崗石窟和懸空寺的散客團，全程六百多公里。早上六點從太原出發時就出了點小狀況，我們不以為意，坐上大巴士直奔五台山。從西安出遊全車只一位導遊，到了太原，車上有五、六位導遊，每人各帶幾個散客。其中一位男導遊像是眾導遊的代表兼發言人，快到五台山時，他拿起麥克風警告我們，因為時值暑假，很多家長帶孩子來拜五台山特別著名的文殊菩薩， 祈求考試順利，以致住房緊張，所以要將就一點，不要挑剔。結果我們提著行李，走過狹窄彎曲的巷弄，被帶到低矮的民標（民宿標準房）。房內連衛生紙都沒有，門口就放著一個煤球爐，整屋都是煤煙味。

　　第二天一大早上了巴士後，導遊再宣布，原定由五台山前往大同（雲崗石窟所在地）的道路上有許多運煤車，每天都會嚴重堵車，所以他建議改走另一條較好的路線，經過應縣，還可順道參觀著名的千年木塔，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木造建築。可是因為路線稍遠，所以每人需另給司機35元油錢，要我們核計核計。

　　散客們互不相識，所以也無從核計，一時之間沒有反應。過了一會兒，導遊又說話了，為了節省時間，中午最好大夥一塊坐下用餐，由他事先連絡大同的餐館，所以每人再繳15元，也就是一共50元。幾經詢問，他才說，這50元不包括木塔的門票，門票另外需要60元，所以我們只是在停車場暫停，遠眺木塔和拍照，不能入內參觀。


　　散客雖是烏合之眾，卻不是沒見過世面，此時覺得事有奚竅，議論紛紛。既然明知運煤道路不適車行，為何設計此路線，再臨時變更，豈非有意訛詐？又沒有遇到不可抗拒的天然災害，為何改變路線？車上滿滿坐了48人，每人35元，加起來超過1,500元，可以買超過250公升汽油，跑幾百公里路，再說一碗刀削麵只要3元、5元…。總之，越想問題越多，越顯得可疑。導遊見情勢不妙，採用負面表決方式，要求不願去木塔者舉手，竟有一半的人舉起手來。無法說服大家出錢，只好負氣地宣布不改變路線。

　　於是一輛滿載遊客的遊覽車就駛上了運煤路，塞進了巨大黝黑的運煤車車陣，一路蝸行。眼看以此速度天黑了也到不了大同，有人提出折衷方案，司機和導遊卻是鐵了心，一概拒絕。車子停停開開，雙方像是在比賽誰的時間更經得起消耗。不過，一位鄰座乘客說，我們只是浪費時間而已，這樣不斷踩煞車 ，其實更浪費汽油。

　　終於，在時間和汽油的雙重損失下，導遊讓步了，願意接受一項折衷方案，就是改變行車路線，經過應縣，但不進城去看木塔，每人僅多出15元。鄰座乘客平素溫文沉默，此時卻堅決反對，提出他的汽油價格論，他說最多只能出10元，大家的忍耐至此也接近極限，火氣越來越大，最後終於以10元成交。

　　導遊開始一個一個座位收錢。一對老夫婦拒繳，他們同團的人為了減少紛爭，主動代繳了。兩位來自安徽的記者也不願付錢，還發表了一大篇議論，導遊只好算了。其他人都乖乖掏出了錢。司機於是調轉車頭，結束了一個多小時的對抗，走上一條景緻絕佳，路況良好的旅遊道路。但也因此將午餐的覓食時間壓縮到只有15分鐘，一停車，大黟紛紛奔向便利商店。

　　車上的氣氛變得詭異而冷淡，導遊自此不講解、不說明，彷彿不存在。旅客們也失去了對導遊的信任，發生了任何一件事情，都各自加以解讀，出現不同版本的臆測，在車上流傳。前座的湖南先生用幽默的口吻高聲訴說他自清晨四點半起床以來，如何飢寒交迫地渡過這一天，結論是不知今天是否有機會吃到晚餐。他代為渲洩了大家的情緒，贏得響亮的掌聲，後座四位來自江南的女士也齊聲附合，發揮了希臘古劇中合唱團的功能。

　　哈哈大笑中，一場激情對抗意外地產生了喜劇效果，成為難忘的回憶。
。

致山西旅遊局

顧燕翎

　　回來之後，我寫了一封信給山西旅遊局，除了敘述五台山之行的經驗外，並表示：
　
　　這本是一趟豐富的歷史、文化之旅，山西處處是古跡，人民樸實熱忱，皆令人感動，可惜在旅遊管理方面太過鬆懈，以致品質低劣，留下惡劣的印象。我們在太原時也曾去晉祠參觀，一路都有導遊來推銷自己。結果一位帶領我們參觀的女士在得知我們不喜燒香（捐功德錢）之後，竟費用照收，半路丟下我們而去。

　　我相信這些導遊如此殺雞取卵，絕非第一次，而我們在太原期間參加團體旅遊時，也不是沒有遇到過負責盡心的導遊，而整體的費用較散客團低廉，食宿品質較高。所以散客部份的旅遊服務，實應大大加強管理查核，提高這部份導遊的榮譽感和責任心。

　　散客們雖是烏合之眾，但不是沒有見識，而且人數很多，來自四面八方，傳播效力不可低估，應慎重處理。

出路

顧燕翎

　　我在北京機場轉飛機到太原，晚上九點多鐘的飛機。登機時間到了，候機室來了一位航空公司的女士，她說因太原天氣不好，飛機停飛，將我們帶往旅館，第二天再走。

　　那天晚上，我和一位大二女生共住一房，她勤習外語，準備畢業後出國留學。第二天坐巴士去機場，後座兩位乘客高聲談論如何送孩子出國讀書，去香港或是美國，如何補習才能通過各種考試。其中一位商人顯然經驗豐富，熟知美國大學的排名，他的孩子高中才畢業，正要去美國的印地安那大學，他說，早點出國，早點適應。在兩位的交談中不時插入一位年輕的媽媽，她的孩子還小，但她仍然認真地打探訊息，早做準備。

　　到了太原後，遇到的教授朋友們幾乎每個人的孩子不是在美國讀書、工作，就是即將到美國。補習的風氣從北京瀰漫到全國，收費貴得嚇人。朋友說，即使是公立的中、小學，學費也是按升學率收取，名校老師的獎金遠遠多過薪資，再加上補習收入(每小時每個學生200人民幣)，所以開寶馬車(BMW)、穿名牌、自費送孩子出國者，比比皆是。
　
　　山西產煤，空氣中飄著煤臭味，天空永遠是铅灰色，道路也常被重大的運煤車壓得崎嶇不平。但煤老板有錢有勢，聽說用麻袋盛著現金在全國各地置房產。曾經有一位省長想要整頓煤業，反而被調走。煤老板很濶，一般人民卻很窮，物價隨著全球不斷地漲，大學畢業生月薪才一千多元，而且顯然人浮於事。導遊人數過多，便是一例。

　　在小旅館和小飯店也是到處站滿了服務人員，雖然十分熱忱，卻似乎沒什麼訓練，也沒有明確的工作流程和工作方法。五台山腳下鋪路的工人成群，住在路邊堆滿工具的帳篷內，如何渡過寒夜？望著那些年輕的臉孔，那些如卷軸畫作中的臉孔，我不禁擔心，他們的明天，他們的出路在那裡？

愛拉：瓦哈卡故事之二

顧裕光

　　我竟然完全無法想起愛拉的真名了。

　　是1993還是1994年，在瓦哈卡，米非經營的一家小型的殖民風格的小旅館，我們初遇愛拉。她當時是訂房部經理。通常我們在早上看到她，當我們坐在中庭吃早餐，她會經過我們的餐桌到旅館後面的辦公室上班。她有一張典型的、墨西哥鄉下人的面孔，大大的棕色面龐帶著友善靦覥的微笑。油亮的黑髮垂落到腰際。

　　我和伙伴當時剛開始經營旅遊業，代訂瓦哈卡的旅舍和規劃旅遊路線。當地大多數旅遊業者對我們滿懷猜疑，他們不喜歡外國人來攪和，但是米非卻很支持我們，他不把我們視為競爭的對手，反而是滿腦創意的合作伙伴，此後我們也的確成為好友。

　　我們每年去瓦哈卡四、五趟，通常住在米非的旅館。我們和愛拉沒什麼交往，她不大會說英文，而且總是忙著工作。米非倒是很欣賞她，他說愛拉不過高中畢業，卻聰明勤奮。他還說，愛拉的老家在一個叫查吉拉的小農村，離瓦哈卡車程約45分鐘，村中居民幾乎都是查波達克族，在1532年西班牙人占領之前，瓦哈卡山谷的原住民。

　　米非最初介紹愛拉時，用的是她的真名，但他說自己不喜歡這個名字，所以決定叫她愛拉西莉。這倒是一個怪理由，因為他自己的名字米非波設才真正怪異，　米非波設是舊約中一個瑣碎的小人物，生性多疑、不良於行、惹人討厭，為何他父母替他選了這名字？而他居然說他不喜歡她的名字！

　　不論如何，他們兩人似乎都喜歡愛拉西莉這個新名字，既然如此，米非可以把她的名字完全改了，那麼我們再簡化成愛拉也未嘗不可吧，比較記得住。

　　之後幾年，我們在瓦哈卡設了辦事處，僱了三位職員：伊瑪、艾莎和羅勃。有一天，艾莎突然告訴伊瑪，她找到了新工作，收拾起私人物品，揚長而去。後來我們才曉得，在墨西哥這是很普通的事，辭職的員工通常都不預先告知僱主。這也不是他們的錯，因為新僱主往往要求他們立刻去上班，否則就免談。

　　艾莎走了，人手不足，再一個星期就要舉辦一場大型活動，如何是好？

　　伙伴想起來，幾個月前聽米非說愛拉辭去了旅館的工作。她喜歡那份工作，一切也都順遂，只是工作時間極為不便。她每天從早上八點做到下午兩點，然後午休兩小時，午休時間人們通常回家午餐再小憩一會兒，四點回來上班，七點下班。住在城裡的員工可以回家休息，愛拉卻無處可去。若她回家午休，時間全部用在公車上，連午餐都來不及吃！五年來每週六天長時間待在辦公室，她終於決定辭職回家。她回家幫父親賣肉，幫嫂嫂看雜貨店，幫媽媽做家務。

　　我們想，不知道愛拉是否願意來美國公司工作，朝九晚五，星期六、日休息。我們請伊瑪到愛拉的村子裡去問她自己。

　　查吉拉是個小村子，卻沒人知道愛拉西莉，好脾氣的伊瑪也感到氣餒了。碰到下一個女人的時候，她試著描述愛拉，我正在找一位有一頭漂亮長髮的女人，她過去在旅館上班…。沒想到對方竟然說：噢，那是我女兒XXX!?　　

　　愛拉，或XXX，早已不耐她瑣碎的農村生活了，她聽到我們的工作機會，高興得跳了起來，立刻坐上依瑪的車，來公司上班！

　　那是2000年十月的事，愛拉成為我們的一員。就像米非所言，她聰明勤奮，處處留意，工作很快就上手了。然後她下班後主動去學英文，越來越有自信。

　　接下來幾年，愛拉徹底改變了。她依舊未婚，她向政府貸款買了房子，從父母家搬出來，獨自住在另外一個城市。她學會開車，買了自己的車。她剪了短髮，挑染了頭髮，燙了頭髮，最後又留回直直的長髮…。唯一不變的是她每逢週末一定回查吉拉看父母，而且工作依然勤奮，笑聲依然響亮。

　　我們的業務蒸蒸日上，僱了更多人，愛拉的責任也加重了。一切都在最好的狀態，接著發生了2006年那場暴動。幾週之內瓦哈卡的旅遊毀了，旅館、餐廳和其他商店紛紛關門，數以千計的人失去了工作。我們試著苦撐待變，要求員工暫時改為部份工時。

　　十二月中的某一天，愛拉沒來上班，也沒接手機。第二天她很晚才來，提出辭職。

　　她找工作已有一段時間了，終於在政府找到了一份工作，一個鐵飯碗。她昨天沒來，去面試，今天就得報到，她回來收東西和道別：
　　
　　離開你們我很難過，我從來不想這樣說再見，可是，我需要這份新工作。因為我的年紀和其他原因，將來要找工作恐怕更難。你知道三十五歲以上就很難找工作了…？

　　就這樣她突然消失了，像六年前突然來到時一樣。

Ara: Oaxaca, Zaachila, riot

Yue-Kuang Ku

　　Funny I can't remember Ara's real name at all.

　　We met Ara in 1993 or 1994, at a small colonial-style hotel in Oaxaca that Mephi managed. Ara was the reservations manager there. Usually we would see her in the morning, while we sat in the patio having breakfast, she would pass us by on her way to her office in the back of the hotel. She had the typical rural Mexican look, a big brown face with a friendly but shy smile. Her shiny black hair draped down to her waist.

　　My partner John and I just started our business, making hotel reservations and tour arrangements for people coming to Oaxaca. Most Oaxacans in tourism were suspicious of us. They did not like it at all that some foreigners were trying to take their share of business. But Mephi was very friendly and supportive. He saw us not as competitors but partners with fresh ideas. And it turned out we became good friends ever since.

　　We would go to Oaxaca four five times a year, and often stayed at Mephi's hotel. We did not get to know Ara much. Her English was very limited and she always seemed busy with work. Mephi liked her a lot, though. He told us that Ara didn't get more than high school education but was very smart and hard working. He also told us Ara was from a small village called Zaachila, about 45 minutes outside of Oaxaca. Most people in Zaachila, Ara included, are of the Zapotec heritage, the indigenous group controlling the Oaxaca valleys before the Spanish conquerors took over this part of Mexico in 1532.

　　When we first met Ara, Mephi introduced her to us with her real name, which I no longer remember. But he said he did not like the name and decided to call her Araceli. That seemed very odd, because his own name, Mephisobeth, is certainly one of the most exotic. The name is from a minor character, crippled and suspicious and not likable, in the Old Testament. Why would his parents name him after such a character? And now he had the nerve to say he did not like her name!

　　Nevertheless, both Mephi and Ara seemed to like the name Araceli. We figured if Mephi could change her name altogether, we could at least shorten it to Ara, easier for us to remember.

　　Within the next few years we established our own office in Oaxaca with three employees, Irma, Esther, and Roberto. And one day, Esther told Irma that she had just accepted a job offer. She picked up her personal belongings and left. Later on we learned that this is a common practice in Mexico, that employees would quit their jobs without giving any advance notice. Usually it is not their fault. The new employer demand that they report to work right away. They either comply or don’t get the job.

　　So Esther left. We were short staffed, and had a big event coming up within a week. What to do?

　　John remembered that Mephi mentioned to him a few months ago that Ara quit her job from the hotel. She liked her job and everything was going well, but the hours were too difficult for her. She started work at 8 in the morning until 2 in the afternoon. Then there was the fiesta for two hours when people go home for lunch and a little nap. And then back to work from 4 till 7 in the evening. Unlike other employees living somewhere in town, Ara had nowhere to go during that two hour siesta time. If she wanted to go home to have lunch, she would have to spend the entire two hours on the bus with no time left for lunch! After five years of putting up with such long work hours 6 days a week, she decided to quit and go home. She would help her father in his butcher shop, her sister-in-law with her little grocery store, and her Mom with the general house work.

　　We wondered if Ara would be interested in working for an American company, 9 to 5 and no Saturdays. We asked Irma to go to Ara's village and talk to her.

　　Even though Zaachila was small enough, nobody seemed to know Araceli. Irma started getting frustrated after a while. She tried to describe Ara to the next lady she saw：　Ｉam looking for this woman. She used to work in a hotel. She has beautiful long hair...And the lady said, Ｏh, that's my daughter, XXX!?

　　XXX, or Ara, was bored with her mundane village life and delighted with our job offer. She almost jumped in Irma's car to go to the office and start her work right away!

　　That was October of 2000. Ara became part of our team. Like Mephi said, she was smart and hard working. She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everything in the office, and learned her job in a short time. She then took the initiative to take English lessons after work and started to feel confident in herself.

　　Within the next few years, Ara became somewhat a revolutionary figure. She remained single. She applied for government loan and bought her own house. She moved out of her parents?home and lived by herself in another town. She learned to drive and bought her own car. And she cut her hair short, she highlighted her hair, she permed her hair, and she grew it long and straight again... The only thing did not change was her visit to her parents in Zaachila every weekend, besides her good work in the office, and her sometimes too loud laughters.

　　Our business grew and we hired more people. Ara took more responsibilities at work. Everything was going great. Then came the riots of 2006. Within a short time, the tourism industry in Oaxaca fell apart. Many hotels, restaurants and other businesses closed. Thousands of people lost their jobs. We tried to weather the storm and asked staff to work on part time basis for the time being.

　　One day in mid-December Ara did not come to work and did not answer Irma's calls to her cell phone. The next day she came in late, only to resign her job.

　　For a while now she had been looking for, and eventually getting, a job from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t was a secure job, an iron rice bowl? She had the interview the day before-- the day she did not show up for work-- and she had to report to her new job the very next day. She came in to gather her stuff and to say goodbye:

I am very sad because I need to tell you that I'm quitting my job with you. I never wanted to say good bye in this way, but,...I need to take this job. Maybe in the future it will be more difficult for me to find a new job, because of my age and other situations. You know it is difficult to get a job when you are older than 35 years old...?

　　There she left, the same way as she came six years ago. Poof, and she was gone.

從社區照顧到機構照顧的服務連續體：政策改革的後台作業

顧燕翎

花最少的錢，照顧最多的人，提供最好的服務

　　新政策的形成很容易，但好的政策不多，許多政策都是一知半解的官員到國外看了一趟，便依樣畫葫蘆，學得四不像；或者在壓力之下，臨時拚湊交差。可是一但政策成型，再去修改，就事倍功半了，因為牽涉到政府裡、政府外太多人的位置和利益，多少人等著和你拚命！

服務連續體

　歷經抗爭、協商、妥協，我們好不容易得到了取得照顧老人的共識，開始坐下打造新的制度。整整半年，我們求得了許多位既有經驗，又富專業,且無私心的專家學者，一群女人坐下來絞盡腦汁，供獻所學，在現實的條件下，用合理的成本，提供彈性、多元的服務，目的很單純，只為了把握時機，建立一套公平合理的制度。

　台大社工系的楊培珊教授每次開完會回家，除了帶孩子，還得做功課，仔仔細細計算出每一個想法背後的成本和支出，社會局負責專案的陳雪真專委則不斷在電話上討論規劃案的每一個環節，興緻勃勃地將十餘年來的研究心得化為行動。理想落實的那天終於來臨了嗎？

　我們都相信，如果做選擇，把老人送到機構去生活，或者留在家中照顧，在地老化（留在家中）比較人道。所以原則上我們儘量把老人留在家中，隨著自理能力降低，依照個別需要，逐漸升高服務密度。也就是說，從照顧人員定期到家中照顧、逐漸增加服務時數，發展到社區的集體日間照顧、下一步則則是進機構養護，最後才是送到護理之家接受二十四小時的看護，這套個人化的漸進式服務也就是服務連續體的概念。

從舊方案走向新方案

全體對象vs特定對象　

　　不只在服務的內容上我們顧到每個人、每個階段不同的需求，採用更細緻的區分，逐漸增加服務密度，在對象上我們也做了徹底的調整。以往社會福利的重點在救濟，只針對低收入戶，但實際上需要照顧的老人並不只有低收入戶，即使經濟上沒有困難的中產階級老人，在生活上還是可能需要幫助。

　　再者，過去完全憑藉看身心障礙手冊來決定老人需要照顧的程度。手冊是根據醫生的診療判斷，重點在器官的病變，但我們看到老人家即使沒有生病，也可能僅僅因為老化而失去部分生活自理能力，譬如沒法爬樓梯、沒法提重物，他們同樣需要照顧。

　　所以在思維上我們不能再套用舊框架，而必須用心看到服務對象的實際生活需要，設計制度。而且，我們的對象不再只是低收入戶老人，而是所有老人。
以失能評估機制取代身障手冊

　　我們決定不再採用由醫生以器官病變程度認定的身障等級，而建立一套個案管理制度，請專業人員評估個別老人的失能程度，決定個案需要的服務類型和政府可以補助的額度，補助的判定標準回歸到生活自理能力，同時專案管理人也承擔起統整照顧資源的責任，協助個案轉介，幫助他們取得實際所需之照顧服務，之後並對個案進行追蹤與評估。

以失能等級取代經濟身份做補助標準

　　舊制度在發補助金的時候，決定金額大小的，首先是個案的經濟身分（低、中低收入戶及一般戶），其次才是他的身心障礙等級或失能評估等級（輕度、中度、重度與極重度）。因為經濟身份重於一切，所以即使是輕度身障者，只要具有低收入戶的身分，就有資格申領政府補助，住進機構。

　　補助金刺激了需求，部分業者為了財源用各種花招爭取個案，結果有太多本來生活能力不錯的老人過早進住機構，不僅浪費社會資源，也使得這些老人太早放棄生活自理的能力。而同時，台北市的老人養護機構遽然大量增加，其中三分之二的住民都是由市政府補助，成為沉重的財務負擔，侵蝕了其他的老人福利。

　　新制根據個案的失能等級（照顧需求）做為補助的主要依據，只補助中度以上的失能者，其次再審核他的經濟狀況來決定補助額度。

增加補助級距
　
　　過去，為了作業方便，不論民間或政府在發救助金或救助物資的時候，都只問有沒有低收入戶身份，以致於低收入的身份被戲稱為金卡，一旦取得便可以享盡社會福利。

　　但若仔細計較，便會發現，這種經濟身分完全依據家戶財稅資料認定，未必真正反映經濟實力，而1930年的民法所定義的家庭和親屬關係早已無法反映現代社會的親疏關係，以致福利身份與實際需求之間常常會有巨大落差。

　　為了突破這種全有與全無的區隔，我們增加了補助級距，縮小差別待遇，補助標準由原來的六級增加為十級，也就是說，雖然在貧窮線以上，但經濟情況並不充裕的家戶，即使沒有低收入戶的身份，家中老人因為失能程度嚴重而住進機構，也可以得到補助。

加強以居家服務為主之社區照顧

　　我們一方面減輕市民對機構的依賴，一方面建立更為完整的社區照顧體系，大幅調整居家服務補助標準，提高補助時數與經費，政策性鼓勵民眾使用社區照顧。

　　舊制的居家服務補助以短時數為原則，每天不超過六小時，每週不超過二十四小時。也是依據個案的經濟狀況來決定服務時數的上限，再依據失能等級來提供不同標準的補助與服務。

　　新制則是以個案失能程度為依據，協助所有有需求的民眾購買他們所需要的照顧服務。同時增加了長時數補助（每月上限增加至160小時，也就是每天八小時）、特殊需求個案專案補助等，希望透過補助機制來提高民眾使用居家服務的意願，並逐漸形成習慣。因為一般老人家不習慣依賴外人照顧，一旦無法自理生活，家人疲於奔命，所以我們從每月貼補二十小時的居家照顧開始，引誘老人家願意接受居家服務員來家中服務，以後失能情況嚴重時，可以增加時數。

提供全職工作機會、增加議價空間與實行輕費制

　　以往的居家服務僅有短時數補助，沒有保障居家服務員的工作權益，這些以女性為主的居家服務員只能打零工。新制將上限提高到每天最多八小時，在政策上全力支持居服員的全職工作。

　　另外，以往社會局以單一價格購買居家服務時數，不論市民每天得到兩小時或六小時的服務，政府付給業者的鐘點費都一樣，理論上業者付給居服員的鐘點費也都是固定的。新制則將「補助額度」及「實際收費」看做兩個不同的概念，政府只決定補助的額度和相關條件，而實際收費則由業者自主訂定。政府協助民眾購買服務，產品之定價則取決於市場機制，並取得業者同意，可以彈性採用高時數、低單價的原則，如此政府和市民都可以用較合理之價格購買到較多的服務。

　　最後，為了節制資源濫用，鼓勵輕費制。非低收入戶負擔部分費用，例如每小時五十元，但服務之收費機制的決定權保留給服務提供者。

夢想完善的社區照顧體系

　　完善的社區照顧體系除了以居家服務為主軸之外，還應當包括其他相互搭配、銜接的服務，如居家護理、日間照顧、喘息服務、緊急救援系統、社區互助方案等，環環相扣，才能連結成一個服務網絡，提供充足、妥適的服務。

　　身體狀況良好的老人可以參加各種社會活動，也可以去服務其他的老人；輕度失能的老人在家中有居家服務協助生活起居，還有居家護理定期訪視；失能狀況更嚴重的可以接受日間照顧，家人也可申請喘息服務；獨自在家的則有二十四小時的緊急救援服務，社區互助方案還提供餐食服務；到了無法自理的時候，才送到養護機構或護理之家接受機構照顧。如此，不僅老人可以留在熟悉的環境中安居，對政府而言，也可節省機構照顧的龐大開支。

　　目前台北市照顧老人的方案雖然不少，但是因為提供服務的單位不統一，各自服務的對象也不一樣，有各種身份的限制，方案之間還存在互斥性，無法銜接，使得服務的提供顯得片斷零碎，讓使用的人感到不知所從。期望有一天社政、衛政、民政系統能夠結合起來，一方面聯結社會的、醫療的、鄰里的資源，另方面強化老人服務的管理功能，建立個管機制和完整的輸送網絡，讓市民老有所用，老有所養，放心頤享天年。
　
　　　　改革雖然有了初步的成效，政策的落實卻需要恆久的投入，和無私的奉獻，而這兩點在選舉掛帥的台灣都如天邊彩霞。下一次的政治風暴不知已隱藏在那個幽暗的角落，正蘊釀成形呢。　

伊瑪：瓦哈卡故事之一

顧燕翎

　弟弟去了一趟瓦哈卡，我趕緊向他打聽伊瑪的近況。

　　他早料到有此一問，主動告訴我他去了伊瑪家，一進門就去找那棵愛心澆灌的小樹。我們曾想在照片上找那棵樹，可能太小了，隱身在亂石堆中。

　　樹已經死了。

　　好不容易在造房子的混亂中活了下來，卻終究沒有挺住！伊瑪決定再種一棵，她說，這次可以好好照顧了。

　　她承認樹種早了一點。五年前種下的，費了這麼多力氣，白忙一場。可是五年來這棵小樹帶來了希望，說來說去，也沒有真的白費工夫。

　　城市的治理還是一塌糊塗，供水不足。伊瑪住鄉下，水較充足，她每天將父母的髒衣物帶回來洗，可是她沒有烘乾機，所以得將乾淨的濕衣搬回父母家烘乾。

　　所以她現在不再提著一桶水，而是抱著一堆衣物。

　　伊瑪父親有一輛小車，她現在每天開。晚上開回家，第二天早晨開進城去還車、上班。這樣也好，伊瑪說，爸爸就不必為停車位煩惱了。

　　爸爸年紀大了，最近得了輕微的失智症。

　　弟弟說：你能想像伊瑪抱著一堆濕衣物坐公車嗎？

公車．Cancun

顧燕翎

　　因為伊瑪，我對墨西哥的公車情有獨鍾。

　　可惜這次去的不是瓦哈卡，那個最傳統的墨西哥城市，而是加勒比海東北角上的渡假地。

　　到了第一天，我就去坐公車了。

　　向墨西哥人問路，很難得到明確的答案，只是揮揮手，大略指個方向。

　　從旅館大門口的斜坡道走下去，不遠處有一段汽車的迴轉道，兩邊的馬路上都沒有站牌。好在觀光客多，只要住上兩、三天，就成了老鳥了。碰到一對美國夫婦，兩人笑呵呵的，塊頭都很大，坐著公車到一家家旅館去嘗試不同的餐廳，跟著他們上了公車。

　　原來公車沒站牌，也沒固定停靠點，如果轉彎的話，就停在迴轉道上載客；同一路車也可能不迴轉，那麼就在馬路上停下來。好在司機面目和善，總會等客人穿越馬路或安全島，上車坐好。

　　也不是一個站牌也沒有，有些路段較熱鬧，就會有個小棚子，讓人坐著等車。有時還有穿制服的工作人員在路邊吆喝客人上車。

　　觀光旅館集中在一條狹長的陸地，一邊是海，一邊是鹹水湖和濕地，坐著公車搖搖晃晃進城，風光無限。

　　白天，坐車的很多是旅館員工，一路上上下下。傍晚，海風徐徐，抱著吉他的樂手就會揀觀光客多的公車跳上來，邊彈邊唱，興緻好時，客人也會跟著大聲唱和，像節慶般歡樂。



　　公車二十四小時不停地開，上車、買票、找錢、告訴司機到那一站下。然後就放心地欣賞藍天、白沙，或者對岸燈火，享受加勒比海的美好假期。

Yenlin Ku: Discussion on feminist activism in Taiwan: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國際婦女研究期刊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31 (2008) 176–191
本期討論台灣婦女運動


一共刊出四篇文章：

Feminist activism within bureaucracy: Process of formulating and
implementing regulations gov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women's rights in Taipei

Yenlin Ku
顧燕翎根據本身在台北市政府的經驗，討論體制內的運動策略，機會與問題

Commentary I: on Feminist activism within bureaucracy Lobbying from
within the Taiwanese state: Sovereignty, citizenship and gender equality

Lenore Lyons
Centre for Asia-Pacific Social Transformation Studies (CAPSTRANS), 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Wollongong NSW 2522, Australia
回應人一：女性主義研究在過去十分重視公民社會、國際政治和全國性政治與婦女權益之聯結，此文提醒我們，地方層級的政治改革可以是一個新的契機。

Commentary 2: on feminist activism within bureaucracy: The “feminist
schism” in Taiwan

Cecilia Milwertz
NIAS — 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Copenhagen University, Denmark
回應人二：台灣婦運曾因兩個議題分裂：性革命和性工作，雙方並因而產生了與國家不同的關係，婦女新知基金會因為向國家靠攏，而放棄激進立場，開除同情性工作者的同仁。本文應完整交代婦運之內策略選擇的爭執與妥協。

Response to “Feminist activism within bureaucracy: Process of formulating
and implementing regulations gov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women's rights
in Taipei”

Yenlin Ku
顧燕翎回應：個人以為台灣婦運的分裂導因於性革命和國家女性主義（或稱新婦女運動、主流婦女運動）的路線爭執。婦女新知的家變則是長久以來組織管理失控、價值衝突的結果。本人非屬以上任一陣營，此文以激（基）進女性主義者的角度探討政府內部改造的可能性。至於其他議題值得另文討論。

詳細內容請閱讀期刊專文

黑澤明的《生之慾》：公務員文化

顧燕翎

　　1952年的黑白片，一位小公務員的故事，我1970年代在美國留學時看到，留下難忘的印象。回國後，每次向友人提起，都少有反應。

　　二十多年以後，我自己進了台北市政府，不但成為公務員，還負責公務員的訓練。　

　　還是忘不掉黑澤明和他的故事。忍不住拿起筆在《公訓報導》上談起黑澤明半世紀前的《生之慾》，其實文章的主題是我和同仁們正努力推動的“全面品質管理”：激發每一個人的潛力，尊重每一分創意，團隊合作，提升工作品質。

　　電影的主角渡邊是一位平凡不過的公務員，在東京市政府工作了三十多年，同仁眼中的老課長。每天伏首案頭，批公文、蓋章，卻一事無成，背地裡屬下偷偷叫他「木乃伊」。

　　一天，他突然發現自己得了胃癌，只剩下半年生命，獨自傷心地哭了，不是害怕死亡，而是為了從來沒有好好活過。往事一幕幕重現，新婚，喪妻、拒絕再婚，去看獨子光男打棒球，向其他家長炫耀那是自己的兒子；帶光男去割盲腸，安慰他不要害怕；送光男去當兵，依依不捨。而如今兒子卻對他粗暴冷淡，和媳婦一心一意想用他的退休金去蓋新房子，窺伺著他的行動，深怕他多花錢。

　　心灰意冷之餘，渡邊決意痛快過餘生，花掉自己一生辛苦的積蓄。可是無論是去喝酒跳舞或者去糾纏已離職的年輕女同事，都顯得那麼格格不入。終於他決定在生命結束之前至少要做一件讓自己滿意、有價值的事：他從成堆公文中拾起一個被各部門之間推來推去的人民陳情案：把一條廢棄的臭水溝改建成一座兒童樂園。

　　他把這件事當成餘生最重要的工作，卯足了勁，親自辦文，親自送件，不讓承辦人踢皮球，甚至冒著革職的危險，帶著市民向市政府請願。市長煩透了，才心不甘情不願地簽字批准。接下來他又穿梭工地，親自監工，對抗一切阻力，工程終於沒有延宕，如期完成。這天，他獨自來到公園，心滿意足地哼著日本民謠＜生命如此短促＞，在天色漸暗的雨中盪著鞦韆。

　　不論別人如何看待他的改變，他感到不虛此生，死而無憾。

　　黑澤明採用倒敍的手法，在他的喪禮中，同事們分別回憶起渡邊最後幾個月的改變，拼揍成了這個故事。

　　最後雨中鞦韆的場景深植我心，成為我對這部影片的永恆記憶，因此我在文章中寫道：死神的到來往往逼使我們回顧此生，卻可能為時已晚，因而多少生命便在混噩中虛度，尚未嘗到生之豐盈、甘美，便己面臨結束，甚至連悔恨的餘地也沒有。公務員生涯雖是鐵飯碗，卻也可能因為穩定而缺乏創新的動力，使得生活流於重複、停滯，黑澤明導演半世紀前的名作捕捉到了這份無奈，但也同時點燃了生命的慾望，付予公務員新的動能。

　　數年後，我重回公訓中心，有幸與交大昔日同事，後來做元智大學總務長的尤克強教授合作辦理訓練。尤教授竟然記得我的文章，他提醒我說：黑澤明的影片其實並沒有停留在這樣天真的樂觀中。《生之慾》接下來是這樣終結的：渡邊的同事在他喪禮上深受感動，含著熱淚高呼要效法渡邊。可是第二天他升官了，成爲新的市民課課長，沒有多久就和悔悟前的渡邊課長一樣，奉行著官僚主義，庸碌無為。

　　其他同事眼見新課長言行不一，也只能沉默服從，不敢置一詞，仿彿什麽事都沒有發生。日子又回到原來的軌跡。

　　尤教授說，大部分人縱然對權力的壓迫不滿，但是顧念自己的利益而缺乏抗爭的勇氣，只有在陷入絕境時才會像渡邊那樣奮力一搏。而那些不計成敗、勇於挑戰體制的少數異類多以悲劇收場。黑澤明敍述了人性如何反省、昇華，卻最終屈服於官僚主義的無力感，整部影片深沉地表達了黑澤明對人性的徹悟和憐憫。

　　人生的確是充滿了起伏、無奈和不確定。有趣的是，面對晦暗的時候，每個人選擇了不同的記憶和解讀。雖然不知道，過了明天，世界會變成什麼樣子，但選擇性地記住盪鞦韆時的心滿意足，才給了我屢次面對困難，樂觀以對的勇氣吧！

　　2008年，透過Google，在網路上居然搜尋到了許多《生之慾》的精彩討論，令我喜出望外。渡邊已死。黑澤明仍然感動著期望改變的人們，繼續尋找生命的價值與義意。

政策大轉彎：推動在地老化

顧燕翎

　喝了幾口酒之後，我那不多話的朋友開口了：你的工作就像清掃落葉，葉子不停地落，你不停地掃，讓大家看到你的辛勞，你不但可以保有你的工作，還有機會往上爬。你一下子把落葉都清乾淨了，或者把樹換成不落葉的，有誰看到你的功勞呢？

　　這是一位我尊敬的前輩，遇有難題總是想到他，他也永遠給我最好的答案。他在公務體系有很深的閱歷，看我整天汲汲營營，老是想改革這，改革那，不知是覺得好笑，還是憐惜，適時點我一下，只是我仍然沉醉在改變世界的夢想裡。

　　不過，這一次，不是我主動規劃，而是問題自動找上門來了，而且來勢汹汹。

市府大門口的抗議

　　在傳統社會裡，當人老了、病了、累了、餓了、需要照顧，總是有賢良的婦女扛起照顧的擔子，即使她自己也又病又累。婦女能不賢良嗎？婦人的定義就是賢良勤勞啊！五十年前，年輕的李敖在台大校園穿著長袍馬褂，大聲疾呼，老男人交出權力的棒子！但是女人手中這根棒子卻一代一代傳遞下去，沒有人急著奪取。

　　然而，時代改變了，女人開始外出工作，子女越生越少，人口遷移越來越頻繁，由南部搬到北部，從北部搬到國外去，老人則愈活愈老。照顧工作沒法再丟給留守家園的的女人，變成了社會問題。健康老人還可以靠自己照顧，那麼生病的、失能的老人呢？應當留在家中，由政府協助家人照顧？還是送到機構，集中照顧？照顧的費用由誰負擔？比例如何計算？若由政府負擔，是交給本人？家屬？機構？這些都是現代政府需要深入思考的政策細節。

　　政府的預算有限，人民的需求無窮，而且因時而異。如何定下優先次序，合理分配資源，設計出好的制度，讓更多人得到更好的照顧，是嚴肅而且長久的課題。就像如何在每天固定的菜錢裡面，變化出好吃、營養、又不天天重複的佳餚，考驗著當家人的智慧，好的政策也是需要充滿了愛心的精打細算。如果老人都是我們的家人，我們要如何照顧他們？

　　我就任社會局長不久便碰上SARS肆虐，過了三、四個月如臨大敵的日子。SARS災情漸緩，開始仔細思考各項社會政策的時候，老人問題就找上門了。一天，台北市幾家老人養護機構為了爭取補助費用，在議員支持下，推著一排排空輪椅到市政府門口抗爭，並揚言要丟尿布。

買票政策和拖延戰術

　　在激烈的政黨競爭中，台灣的社會福利政策早已淪為勝選的工具。每一次選舉，候選人和政黨都競相喊價，用直接發放津貼的方式變相買票，卻沒有好好整理出一套完整、通盤考量的社會福利政策。各種利益團體也學會了在選舉的時候討價，利用討好選民的心態要求候選人匆匆簽下各種政策承諾。這些拚湊的政策到了執行的層面苦壞了基層公務員。各種性質、各種身分對象、不同標準的津貼、補助、機構服務重重疊疊混雜在一起，像是下雨過後的落葉，永遠掃不清。

　　但問題終有爆發的一天。不過聰明人自有為官之道，只要將問題在時間上往後推，把現在式變成未來式，天大的問題也終於變成別人的問題，甚至自已的進身階了。記住，只要不停地揮動掃把，別忘了讓老闆看見！

　　1999年，台北市大張旗鼓，輔導老人養護機構合法立案，讓更多老人可以住進去。老人住進機構以後，補助金就直接發到機構去。其中有些人以老人身份，有些人以身心障礙者身分住進去，雖然得到的服務一樣，政府的補助卻不一樣，身心障礙者的托育養護比老人的收容安置審查標準寬鬆、津貼也較高，形成一國兩治。市場跟隨政策起舞，幾年之內，老人養護機構大量增加，有些業者利用各種手段招攬生意，人數快速增加。

　　預算總額是固定的，很快的，機構照顧吃掉了市政府照顧總預算的四分之三，在家的老人得到的照顧相對變少，政府在預算上也越來越不堪負荷了。為了平衡預算，社會局只得公告依法實施老殘分流的補助方案，也就是住在老人機構的一律按照老人機構的標準補助，住在身心障礙機構的按身心障礙者補助標準，停止一國兩治。

　　當時社會局發函給各機構，協助它們轉型和訓練，因應新的情勢。但是，福利易放難收，業者抗議之下，社會局答應退一步，新案件按照法定標準補助，舊案則暫緩一年。

哭泣與丟尿布

　　一年之後，我已接任社會局長，我們通知各機構，將執行公告內容。業者毫無反應，大概早已學會了不把政府的話當真。後來發現真要實施，匆匆找上了議員，再上演抗議戲碼。

　　業者兵分兩路，一邊找議員在議會召開記者會，由兩位家屬出面哭訴，說他們的生活會因此陷入絕境，卻又拒絶提供財稅資料，讓我們了解他們的問題，設法協助解決；另一邊則推著輪椅到市政府大門口，要求恢復舊作法，否則就要丟尿布，還要到國民黨部抗議，發起年底總統選舉拒投連戰和宋楚瑜。

尋求共識

　　不管有理沒理，是真是假，在媒體前上演的公開抗議仍是十分有戲劇效果的，真相卻乏人問津，因此社會局被要求重新檢討預算。我同時也在局內檢討決策步驟，要求同仁建立完整的資料庫，才能隨時掌握業務狀況。此外，在做決策之前應當充分討論溝通，詳細評估，模擬可能發生的情形，了解實施方向和執行步驟。一旦公布實施，就應該堅定貫徹，不輕易動搖更改，才能在關鍵時刻為政策辯護。

　　接下來我們花了半年時間，用盡關係，邀請到最有代表性的專家學者，和團體代表與業者一起坐下來密集討論。除非有特殊的政治考量，團體和政府有相當程度的共生關係，尤其是接受政府補助的團體，因此即使是丟尿布的團體，也有充份的動機接受理性溝通。於是我們一方面我們用心傾聽業者心聲，同時也導入世界發展趨勢，坦白政府的限制與困難，經由討論來建立共同的願景，釐清觀念盲點。例如，業者一再要求政府訂定統一的機構收費標準，我們則說服他們，訂立的應是政府補助個人的標準，因為各機構的收費應當反應它的成本和服務品質，不可能統一。

　　半年下來，十九次會議，我們不敷衍，不討好，真誠尋求有利各方的改革方案。劍拔弩張的氣氛終於緩和了，也建立了清楚的共識。對照原有的政策，我們在觀念和做法上都做了許多根本的改變，考慮到長者的需求、失能程度，還有家庭及政府之財政負擔，做精確的照顧規畫、財務計算和資源分配。

　　大家同意新政策的建構方向如下：
一． 建立以社區照顧為主、「在地老化」為目標的老人照顧服務系統。
二． 以個案失能評估結果為接受照顧服務類型、接受補助標準與銜接照顧服務之管理機制。
三． 依據老殘分流概念，分別對不同之照顧需求予以妥善照顧。
四． 從原來「全有」與「全無」兩個補助等級，增加為十個補助等級，擴大服務對象，並且更符合個別需求。
五． 加強推動支持性與預防性的老人照顧服務，延緩老化並促進民眾照顧失能老人之意願與知能。
然後根據這些方向修正舊制度。

　　新制從2004年實施之後沒有再遭遇抗爭，市民使用服務的比例也如預期地朝向在地老化的方向成長。不過，不論政策訂得多麼完善，因為牽涉到太多不同狀況的個案，而每個個案都是有感覺、有歷史的老人，所以政策執行過程中的每一步、每一個轉折都是成敗關鍵，需要持續不斷的監控和改進，也就是執政者認真不懈的投入。

　　2007年，偶然聽朋友說起，她的母親是我們居家照顧新制的受益者，若非我們擴大了服務對象和增加了補助等級，她享受不到福利，讓我稍感安慰。

多贏VS兩難

　　我相信，真正好的政策不應是零和的局面，而是為政府、人民和業者創造多贏。掃落葉的心態固然可以搭造晉身之階，卻不可能創造好政策。

　　然而，在當前的政治文化中，做事和做官為什麼必然是兩難的選擇？

改變世界的夢想：殯儀館開舞會和零預算的樹葬

顧燕翎

　　2006年底，陳定南先生去世，遺願灑葬，後家屬打算樹葬，但皆因宜蘭縣政府未有規劃專區，無法舉行，而改為回葬祖墳…。

從不滿足開始

　　大學的時候我有一個小本子，裡面抄著自己喜歡的句子，其中最讓我振奮的莫過於蕭伯納的名言：理智的人改變自己去適應世界；不理智的人卻試圖改變世界來適應自己。因此，所有的進步仰賴不理智的人。

　　大學到研究所，從一個學門流浪到另一個學門，內心始終潛伏著不滿足感。白髮皤皤的指導教授說：燕翎，你不能又要理論，又要行動啊，人生總得有所妥協。但我還是放棄了學術殿堂中的博士學位，在荒煙蔓草中拾起了當時被視為沒有學術價值的婦女研究。不只是理論與行動結合的誘惑，更是改變自己和改變世界的召喚。是的，不先改變自己，這個文化和習俗的產品，如何改變世界？

　　改變的戰場從任教的大學、婦女運動開始，隨著時光推移，神祕的召喚將我引進政府部門。接手台北市社會局時，明知是一個已經累積了太多問題的爛攤子，卻竊喜得到了另一個改變的機會，沒日沒夜摩拳擦掌，一個又一個目標，拚命幹活。社會局的業務中，殯葬是一個眾人避之唯恐不及的領域，卻也因而充滿了改革的可能性。在這塊黑色禁地中，我首度接觸到死亡，開始思考死亡，以及與死亡相關的種種公共政策。

死亡和公共政策　
　
　　死亡是生命不可避免的一個過程，從歡歡喜喜迎接新生命的那一刻開始，所有的生命同時也踏上了死亡之旅。不同的文化各有其面對死亡的態度，華人算是最為死後操心的民族了，既知是宿命，仍然千方百計延後那一刻的到來，以隆喪厚葬、祭祀祖先來延續想像中的死後世界。中國歷代政府在歷經戰亂動盪之後，往往為了休養生息的經濟理由，提倡簡葬，如西漢文帝、東漢光武帝，但成效都十分短暫，一旦民生富裕，厚葬之風又起。佛教傳入中土後曾經流行火葬，卻在宋朝遭到禁止，而仍然奉行儒家入土為安的觀念。延傳至今日，風水、土葬仍然盛行，喪事、葬儀講究排場，在地狹人稠的台灣，製造了環境、噪音、交通等等諸多公害。

　　每年春末夏初，清明過後，經過掃墓子孫的伐木除草，台北近郊山頭大大小小的水泥墳塚一個接一個露了出來，不僅青山為之失色，也破壞了水土保持；殯儀館附近不論好日子壞日子，交通打結是常態；大街小巷馬路當中隨時搭建的靈堂更是聲驚四鄰。多年來有識者除了倡導生死學教育，推動殯葬改革，期望養成坦然面對死亡的態度；也鼓勵民眾簡葬，為子孫留下淨土。但因殯葬事業牽涉龐大的既得利益和傳統觀念，比其他的社會改革更為困難和危險。好在經過無數折衝妥協之後，新的“殯葬管理條例”終於在2003年七月底發布施行了。新法的革新創意中最劃時代的作為莫過於讓海葬、樹葬、灑葬等自然葬法合法化。

　　人赤裸來到世間，享受萬物供養，無以回饋，臨去何忍還要留下一堆水泥垃圾，破壞生機？樹葬、灑葬讓人全然化為塵土，走得乾淨、瀟灑，無論從生態、經濟、景觀、風俗等角度來看，“殯葬管理條例”都堪稱進步的立法。但法律雖然好不容易通過了，學者和政府官員卻一點也不興奮，反而十分悲觀。因為不論土葬或使用納骨塔，傳統風俗都講究方位、日子，甚至顧及生肖沖剋，除了慎終追遠，對先人的禮數不可少，更攸關日後家族興旺，子孫發達。所以為了改運，甚至日子越不景氣，手頭越拮据，喪禮反而越隆重。台北市地少人眾，公墓規定七年輪葬，七年後必須撿骨遷葬。實施以來，民眾一旦家中有了不幸事件，找不到理由，便怪罪輪葬制度破壞了風水。那麼，若更進一步，推動無墓地、不立碑、土地循環使用的樹葬、灑葬，人民會接受嗎？在內政部的研討會上，學者們個個擔心觀念不易突破，基層官員也預見阻力重重。因此即使法律通過了，卻沒有人相信短期內可能落實。

政治鬥爭

　　不幸的是，台北市面臨的阻力尚不止此。為了鼓勵地方政府執行新法，內政部提出了獎勵措施，編列遷葬補助經費，補助地方政府籌設樹灑葬專區。然而中央政府在民進黨主政之下一貫對台北市採取打壓手段，許多社會福利的法定補助項目，像中低收入戶老人生活津貼、低收入戶家庭生活補助等，都中途叫停，不撥款就是不撥款，導致市政府預算大失血。殯葬部分也如法炮製，內政部慷慨給了台北縣兩千五百萬元在新店設立多元化葬法示範區，台北市再怎麼申請卻全給打了回票，一分錢也不給。

　　在政府多年看了太多的漫不經心和浪費，我最大的感觸是沒有錢固然很難做事，有錢而沒有人才、沒有決心更不可能成事。沒有經費已是鐵的事實，豈能因此放棄改革？只得和我的同仁們苦思變通之道，用創意換取資源。為了在社會觀念上跨越生死鴻溝，讓死亡、喪葬不永遠等於陰森冰冷，又不想增加額外花費，我們決定異軍突起，趁農曆七月（民俗的鬼月）的殯葬淡季，市立殯儀館難得有閒置空間，辦一場歡喜熱鬧、年輕族群喜愛的飆舞，其間穿插有獎問答，趁機宣導現代化、個性化的葬儀、新的殯葬法規以及自然葬法，為青少年們在非常另類的場所上一堂另類的生命教育。

誰在阻礙新觀念

　　但是朝新方向踏出的每一步都會遇到意想不到的障礙。要辦一場吸引群眾的大型舞會，需要稱職的主持人，可是民間相信七月鬼門關大開，藝人們已經心存忌諱，再聽到殯儀館，更是避之唯恐不及，不敢答應。社會局七科的同仁文秀點子十足，尋尋覓覓，找到了美國人巧克力、日本人Boss和觀念較開放的藝人丁小芹，他們沒有禁忌，點頭答應了。在記者會上，巧克力開朗地裂開大嘴，露出雪白的牙齒說，在美國往生代表回歸自然，他母親生前便交代在她的葬禮上不要哭泣，也不要穿黑衣，要開一個Party，慶祝她走上生命的新旅程。Boss則說，他個人最喜愛的方式就是海葬，可惜在日本尚未合法化，他們兩位都大方地支持自然葬法。消息見報後，有喪家直接向市府高層投訴，不能接受在殯儀館開舞會這件事，因為他的家屬正躺在冰櫃中，等待八月下葬；於是高層出面勸阻，認為這樣做對死者不敬。這場「飆舞ㄙㄨ ˋㄥ中元」的活動最後改到大安森林公園舉行，以嬉哈舞曲及搖滾安魂曲為主，舞動全場。整個過程雖然波折不斷，卻也因此幫我們成功地攻佔媒體，連續數天占據大篇幅的報導。代表新觀念的樹葬、灑葬頓時成為熱門話題，我們也以極少的經費達到了宣導新觀念的目的。

　　是幸還是不幸？對於新觀念的接受民眾似乎常常走在政府前面。市民的正面反應讓我們信心倍增，一鼓作氣之下，覺得行動的時候到了。可是內政部的補助還是沒有，我們自己編的一筆公墓規劃費又接連兩三年卡在議會，不得動支。沒有汽油的車要如何上路啊？宣導是七科的業務，現在實際執行的接力棒交到了殯葬處。鑼鼓喧囂中布幕已經拉起，戲要如何演出呢？好在老演員有硬底子，腦力用不完。陳處長和同仁優雅地走上舞台，轉身之間，利用整修自來水管的機會，將富德靈骨塔旁一塊兩百坪的空地整理了出來，遍植榕樹、含笑、羅漢松、福木、梅花、桂花等樹木，又開闢了紅、白海棠、杜鵑、金露花、西洋雪茄等各色花圃，成立了以實驗為名的樹灑葬園區，公開徵求市民預約。

　　在政府體制內工作，有足夠的公權力，可以讓夢想成真，卻也因為有權力，成為各方覬覦的焦點。誰不想來分一杯羹呢？舞台的燈光才剛打亮，一位不速之客就跳了上來，原來是撲向媒體光芒的議員大人。正當我們卯足全力，籌備全國首次樹、灑葬，國民黨的一位市議員也因此發現了他在議會質詢的好題目，他拿出紐西蘭和澳洲美麗的樹葬區風景照片和我們正在整修的小花園做對照，大聲斥責我們經費太少、面積太小、設計簡陋、標示不明等等，簡直一無是處。翻閱議會紀錄，很少看到官員因為沒錢還努力做事而受到指責的。民意代表的監督本來應當是政府革新的推力，卻常常因為不擇手段的私心自用，而成為阻力。議員的演出被某大報加油添醬製成斗大的標題，殺傷力十足。難怪一些資深公務員曾經告訴我：監察院只管做錯事的，卻不管不做事的，多做多錯是公務員的宿命啊。豈只監察院！豈止媒體！

　　幸好民眾熱情，也明是非，並不因此動搖對我們的支持，當我們推出「生前預約」一百個免費名額時，一天之內立即爆滿，我們只得將名額增加到五百。

生命新境界

　　全國第一場樹葬終於在2003年十一月十日舉行，由馬市長主持。木柵多雨，我們一直擔憂著陰晴不定的天氣，那天早上陽光卻難得地露出笑容。在「守著陽光守著你」、「台北的天空」歌聲中，三位往生者的家屬捧著可分解的骨灰盒，輕輕放在羅漢松下面、四十五公分深、預先挖好的樹洞裡，覆蓋上泥土，栽種一株聖誕紅，再獻上鮮花。接著走近大理石紀念牆，將刻有親人名字、生卒年月的紀念牌，鑲嵌在牆上，留下永恆的記憶。

　　現場溫馨、莊嚴的氣氛，家屬豁達的態度，感動了在場的眾多媒體朋友。中時晚報記者全光輝當場訪問了親手將老伴的骨灰葬在羅漢松下的陳培基老先生，他說：“老伴生前最喜歡大自然，我希望把她葬在樹下，化做春泥更護花，完成她生前最大的心願。”他也為自己「預約後事」，將來要和老伴葬在一起，與大自然永遠為伴，為這一生畫下完美的句點。尹小姐則說，媽媽生前喜歡大自然，希望往生後能回歸山野，靈骨塔遠離土地，太孤單，因此選擇葬在羅漢松下，讓媽媽長眠風光明媚的青山綠野，也算是完成媽媽的心願。

　　次年二月二十一日，九十一歲往生的陳老先生因為生前種了許多杜鵑花，選擇杜鵑花叢灑葬，成為園區的第一位灑葬者。視障者組成的啄木鳥樂團奏著悠揚的弦樂，家屬將骨灰灑在杜鵑花叢裡，殯葬處同仁接著灑上一層泥土，防止骨灰隨風飛揚，再灑上一層玫瑰花瓣，憑添幾許浪漫。聯合晚報戴安瑋記者報導，陳老先生的兒子肯定殯葬處的規畫，隆重、經濟又環保。老先生的兒子也瀟灑地告訴中時晚報記者喬慧玲，“想想，人若死後有知，卻將他侷限在小小的棺材裡或骨灰罈中，豈不更殘忍？還不如回歸大自然，自由自在。”

　　樹葬滿周年時，小小的園區中總共有一百六十七位往生者選擇了這種自然又環保的葬法，年齡從九十三歲的高齡長者，到出生才三天的折翼小天使；有旅居美國的僑胞選擇落葉歸根；有遠道來自日本的友人；也有一個家族將兩百年來的十名先人遺骸同時樹葬。一位陳女士每週都自動到樹葬區澆水、照顧花草；還有的父母在樹木周圍插上小風車，五顏六色的風車在風中轉啊轉的，讓「富德生命紀念園區」充滿了生命力。 往後許許許多多民眾不斷用行動表達了他們的認同，2005年清明前後，還不到一年半的時間，樹葬者增加到了兩百六十位。

　　誰料得到呢？兩百坪的山坡地。零預算。眾人迴避的殯葬業務。無人看好的創舉。在少數公務員的努力下，得到了市民支持，聯手創造了花繁似錦的生命新境界。

　　不可能的夢想終於變成了可能。
　　
　　從2007年開始，台北縣、高雄市、宜蘭縣、台中市、屏東縣開辦樹、灑葬。

波濤洶湧的海葬：政治惡鬥公僕淚

顧燕翎

　　雖然波折連連，相形之下，我在社會局推動樹葬、灑葬還算是順利的，畢竟生態保育觀念在台灣已逐漸成熟，願意選擇較為自然而又節約的方式回歸天地，不再迷戀風水的，大有人在。海葬，在不少人的想像中，包括馬市長，則是更為浪漫的歸返源頭的途徑，受到了樹灑葬成功的鼓勵，接下來我們開始規劃海葬作業。

僱一條船駛出港口，到海上拋灑骨灰並不是創舉，早在法令公布之前，很多人只要財力許可，都已經私下做了，1953年吳稚暉先生的海葬不只公開舉行，且是國家大事。但是在民主時代由政府單位主辦則又不同，必須在法律上站得住腳。台北市政府辦海葬還有一點實質上的困難：除了關渡之外，台北市並不鄰海。但關渡港做為海港有一個致命的缺點：水淺。若由關渡出海，必須要仔細計算潮水的漲落，趁著漲潮時的候行動，否則船隻難逃擱淺的命運。因而假道台北縣是比較合理的選擇。但當時台北縣是不同政黨執政，是否會有意外的困難？

娛樂漁船vs客船

　　社會局七科林科長不僅活力充沛，充滿創意，也擁有律師執照，是資深的法律人，早已有所準備。他拿出一大疊和內政部、海巡署、環保署、農委會、交通部、台北縣等相關單位往來的公文和會議紀錄。我從頭到尾仔細研讀，不禁啞然失笑，真是典型的官僚作風。最初所有機關都選擇袖手旁觀，大打太極拳，每一個單位都推稱劃定海葬海域不是自己的權限。後來“殯葬管理條例施行細則”出爐了，提出了負面表列，凡是距離陸地、港口6000公尺(3海浬)以外，避開漁場、國軍射擊區及海上交通要道，以及不妨礙國防、交通、漁業等原則的海域，都可以是海葬場地，終於讓我們有了可以遵循的法律依據。然而謹慎起見，我們決定在舉辦海葬之前，再度邀請各單位協商。台北縣雖沒有派人來參加，卻提出了書面意見，質疑海葬使用娛樂漁船的合法性。

　　民間租用出海的船隻有兩種選擇：一種是向農委會漁業署登記的娛樂漁船，另外一種則是向交通部登記的客船。客船體積較小，價格較便宜；娛樂漁船船體較大，設備新穎，較為安全，價格也較高。早在內政部召開過的海葬會議中，農委會就以安全的理由，建議採用娛樂漁船。不過娛樂漁船的管理辦法是早在海葬合法化之前就己經制定的，採取條列式的用途，其中沒有明文規定可以做為海葬用途，但也沒有規定不可以做海葬；客船的規定則比較籠統，沒有限定用途。社會局原本基於安全考量，已經租用了娛樂漁船做為試辦海葬的交通工具，現在台北縣反對，按照公務體系向上請示的慣例，只好再請農委會漁業署解釋。當時中央已經是民進黨主政，漁業署態度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轉變，推翻了自己早先的意見，表示娛樂漁船不符合規定。為了不節外生枝，我們只好在出發前兩天臨時變更交通工具為客船，也很快取得了交通部的許可。由於客船停靠在淡水漁人碼頭，乃決定由漁人碼頭出發。

　台北縣政府雖然沒有出席協調會，暗中卻以出奇的效率緊盯著我們的一舉一動。在出發前一天下午，以傳真通知台北市社會局，表示搭乘娛樂漁船不符合規定----實際上我們已經放棄漁船，改用客船了----而且台北縣尚未制定相關法規，不宜辦理海葬。縣府同時也向船東施壓，脅迫其不得開船。我還記得那天晚上，從七點到十一點，我整整打了四個小時電話，聯繫協調，並且用我極為蹩腳的閩南語和主管漁人碼頭的台北縣農業局長委婉溝通。局長正好是社會局一位同仁的近親，表現很大的善意。取得他的同意後，我們改在下午兩點漲潮時間由關渡碼頭出發，避開台北縣管轄的漁人碼頭。

不料第二天上午，同仁們陪同喪家捧著骨灰盒到達關渡時，船東接到了“某方面電話”，害怕以後被取消停靠漁人碼頭的許可，而不敢開船。我們一再忍讓妥協，務求圓滿。但即使換成了客船，即使已取得交通部的通航許可，即使是台北市管轄的碼頭，即使海域屬國有，不屬縣有，我們站穩了所有的法律立場，船東的生計受到的威脅卻是我們無力改變的，不得已之下，我們只好宣佈取消海葬。

風水師的愛

固然我們已經小心謹慎，竭盡全力，但畢竟仍覺得愧對那些信賴我們的人民。對於有錢人，海葬易如反掌；但升斗小民無權無勢，便得仰賴政府的公權力。自從發佈海葬消息之後，滿懷希望，遠自高雄和其他縣市來報名的大有人在。想到那些懷抱著骨灰盒，等待開船的民眾，特別是來自高雄港，嚮往大海的父子的一家人，還有桃園的風水師的一家人，我就覺得做得還不夠。風水師篤信佛法，發願海葬，“佈施魚群，也為地小人稠的台灣盡最後一份心力”。他的家人表示：
先父看盡許多喪親家屬為了找尋所謂的“好風水”安置先人骨灰，不惜耗費巨資，甚至到處濫墾濫葬，造成台灣整體環境的大破壞。他常感嘆，所謂的好風水是奠基於個人的好德性，如果不能體諒別人，沒有倫理，即使葬在“龍穴”也無法使子孫發達。
在出殯當日，得知台北市政府試辦海葬，他們欣喜莫名，認為這是巧妙的因緣，到中藥房買了研磨藥材的缽子，全家人從大到小漏夜將火化後的骨塊磨成粉末，（台北市的火葬場其實有研磨機），和上嬰兒米粉和麵粉，搓成丸子，放在社會局專程送上的環保盒內，等待施行老人家最後一次也是最大一次的佈施。未料凌晨接到社會局電話說要改地點，後來又要延期，心情十分悲憤。

　　我身為社會局長，目標顯著，雖然很想親自主持首次海葬，但顧慮台北縣政府的反應，取消了陪同出海的計畫，由同仁代表前往。在局內不斷接到電話報告，也心急如焚。到了下午，陪同家屬們的社工焦急地打電話回來說，骨灰丸子快要變酸了，無論如何也要出海，於是我決定社會局隱身幕後，委託民間葬儀社出面，仍由名主持人陳凱倫和社會局同仁陪伴，不通知媒體，以家屬的名義僱船出海。

遲來的「好代誌」

　　接下來展開了類似警匪片的追逐戰，只不過警匪雙方都是政府官員，加上瘋狂又盡責的媒體工者者，真是台灣奇景。為了分散注意，家屬和社工員分批從關渡前往漁人碼頭，找到了有同情心的船家，正要啟航，卻因為媒體緊緊跟著，驚動了守候在現場的縣府官員。他們立刻拿起手機向上級報告，頃刻間碼頭所有的船隻都收到了禁止出海的命令，形同封港。不得已之下，大夥只好再度飛車離開漁人碼頭，分批轉進他處，一路擺脫窮追不捨的媒體。此時夜幕己垂，海風更大，但縣府的無理打壓已激起了船家的義憤，北縣某地船東自願出海。家屬們終於在凱倫和社工的陪伴下上了船，在海上繞行，經過誦經、默哀等儀式後，拋灑骨灰、花瓣。有的家屬選擇直接拋撒骨灰，隨風飄揚入海；也有的將骨灰放在環保盒內，直接放入海中，目送骨灰隨著浪花消逝，在現場巡航十分鐘後回航。我們確定家屬平安回來以後，才鬆了口氣，向記者們宣佈這個消息。

　　事後中時晚報記者全光輝訪問台北縣民政局長，局長表示：大台北地區週邊海域，常有基隆港、台北商港的大型商船來往，加上出入的漁船，骨灰拋撒的海域是否會影響航道安全、漁業資源等等問題，還有待相關單位協商討論，不能草率辦理海葬，忽視海葬人員與船舶安全。但他同時也說：台北縣預計在次年三月可完成相關樹葬、海葬準備工作，提供民眾更好的服務。同一天縣長蘇貞昌則對聯合報記者蔡政欣說：海葬是「好代誌」，也是趨勢，雖然現行法令不夠完備，但不能漠視。台北縣政府願意和台北市合作，協助落實海葬政策。看來台北縣不能忍受的不是海葬，而是台北市領先辦理海葬。政客惡鬥不擇手段到連往生者也不放過，不只是民主的悲哀，也是民主的笑話。

人民的哀慟

　　隔了幾天，媒體追逐家屬的瘋狂時期過去了，風水師家屬給馬市長和我寫了一封長信，除了上引選擇海葬的緣由外，也轉述了海葬當天的過程：

（從關渡轉至漁人碼頭之後）坐上船隻，苦候一小時，船家不敢開船，因為突然接到上級指示，所有船隻都被軟禁在岸邊。所有的家屬飽餐寒風的冷冽之後，被悉數請回岸上。希望的心，被無情的政客戳的遍體鱗傷，許多家屬抑扼不住傷痛，窸窣的哭了出來，心痛的不只是先人的遺骨所忍受的委屈，更是在位者不能體恤民情，只圖自我政治利益，枉念『生死事大』，貽誤親人的遺願，將成為家屬終生的遺憾！！

　　折騰一個多小時，葬儀社老闆出面，確定在XX處有行俠仗義的船夫，願意載送我們出海。然而，為了避免再度被干預，大家只好躲開記者，我載著家人、八歲的小女兒和先父的骨灰，只好沒命似地開著快車，東衝西撞地逃出記者群。如今想來，能完成先父遺願，又還保全性命，沒落得像黛安娜王妃般香消玉殞，該是先父在天之靈的護佑吧！這兩天回到家，內心仍覺感觸深刻，冒味地寫信給馬市長，一方面是代表全家向市府相關員工致謝，再者，更希望藉由我們悲痛的經驗，提醒主政者：以民為重，否則再多美麗的言詞，都無法彌平一個喪親者的哀慟！

上天vs制度

　　讀著信，幾週來所承受的威脅、打壓和誤解都變得無足輕重了；原來台灣的希望不在於善鬥和作秀的政治精英，而在於眾多默默無聞、知是非、明善惡的百姓，和盡忠職守的基層官員啊！

　　數月之內，四位陪伴出海的社會局同仁，三位已婚者都傳出自己或妻子懷孕的喜訊，對於久盼佳音的同仁而言，這是上天最大的獎勵，也使我深感欣慰。然而，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不禁要問，我們仍然只有仰賴上天的公正嗎？層層的政府機制，無數的高位厚祿，卻發揮不了功能，無法有效預防個人藉政府濫權？無法懲處公權力的濫用？而一切成敗歸結於政治鬥爭的勝負？

　　我懷著理想進入政府，懷著疑問離去。

　　無語問蒼天。

2008年春，台北縣市、桃園縣舉辦聯合海葬，由八里出海，台北縣長周錫瑋主持。

Jo Freeman, 台灣，和我的婦運路

顧燕翎

　　收到Jo的來信，附上她最新的文章，談民主黨總統初選，在黨內群英中選出了一位男黑人和一位女白人，她很滿意這樣的結果，在結論中說：這樣的一次選舉也是我畢生努力的目標。

　　我將文章放在我的部落格“女性主義起點站”上，寫email告訴她，她一向動作很快，立刻回信，說她喜歡這個部落格，然後問我也會將她的文章翻成中文嗎？近年來我很少做翻譯，最近剛譯了弟弟的一篇文章在部落格上，很喜歡他乾淨的文學筆觸。居然被精明的Jo發現了，雖然她不懂中文。為了公平起見，也將她的文章中譯，與原文並列。

　　Jo的這篇文章讓我想起她多年前另一篇文章，悼念Rosa Parks,一位平凡的小職員、非裔、女性，因為1955年在公車上拒絕讓位給白男人，被送進警局，在種族歧視的南方引發軒然大波，黑人社區因而展開拒搭公車運動，Rosa也成為民權運動的象徵人物。那年Jo只有十歲，是一個白人小女孩，和來自阿拉巴馬州的媽媽天天討論此事，媽媽反對種族隔離，也因此奠定了Jo的民權思想。1957年，十二歲的Jo和媽媽開車回阿拉巴馬老家，曾為此議題和全家激辯，舅舅、阿姨、表兄妹全部站在房間的一邊，Jo一個人在另外一邊，媽媽則遠遠觀戰，不發一語。Jo認為媽媽不介入就表示鼓勵，從此展開了她為民權奮鬥的生涯。

　　我1993年冬天認識Jo，那年秋天我從任教的交大到麻省的五校聯合婦女研究中心做研究員，讀了很多婦女運動的文獻，被Jo的著作吸引，特別是The Politics of Women’s Liberation,(不過她所論述的 "the tyranny of sturcturelessness"我到97年婦女新知家變時才親身體驗到。)也在其他人的著作中讀到她在芝加哥開啟第二波婦運的一些事蹟，主動寫信給她。感恩節那天她約我去她紐約家中吃火雞大餐，看到了她的著名收藏：各式政治性的別針，之後還曾和她去參加女性主義者的聚會，認識了婦運先鋒Gloria Steinem等人。

　　要不是這些國際性的朋友和她們的努力，我的婦女研究之路在備受質疑中大概很難從1970年代一直走到現在。即使1985年台大成立婦女研究室之後，女性主義正當性的爭議在台灣婦研學者之間仍延燒了整整十年。除了在台灣的好友們，是這些世界各地的同志們給了我繼續走下去的勇氣和信心，Jo Freeman之外，還有Gloria Bowles, Renate Klein, Peggy McIntosh, Dorothy Smith, Diane Bell, 何芝君，河上婦志子,周顏玲，李小江…

　　Jo於1995年到北京參加世界婦女大會之後，到新竹來看我，住在我家。當時的婦女新知協會理事長紀欣從美返國不久，各黨關係都好，熱衷推動婦女參政，我們安排Jo在短短幾天內到台北、高雄演講。紀欣正好在台北主辦婦女參政生活營，邀請Jo在“政壇傑出婦女之夜”演講美國婦女參政史，由我擔任翻譯。當時在座的兩百多位女性來自各方各黨，其中許多成為政壇上的重要人物，包括余陳月瑛、呂秀蓮、施寄青、朱鳳芝、葉菊蘭、李慶安、陳菊、張富美、藍美津、范巽綠、秦慧珠、秦儷舫、陳玉梅等，這樣的盛會實屬空前，之後隨著黨爭轉劇，也恐難再續。

　　當時大家都很關心婦女保障名額的問題，對這個獨步世界的憲法制度應存應廢拿捏不定。在討論過程中，Jo提出了關鍵人數(critical mass)的概念，她指出，在一個組織中推動變革，有共同理念的成員至少應占四分之一。將原有的約十分之一保障名額的限度推向四分之一的新里程，這可以說是四分之一制的由來。

　　在場的民進黨婦女部主任彭婉如接受了這個觀念，開始在黨內推動女性的四分之一代表制。國民黨婦女工作會也仿效歐洲國家，向國民黨提出在各項民意代表選舉中逐漸增加提名女性至四分之一。後來兩黨皆採取了四分之一代表制，但在執行上略有差異，民進黨是每滿四人，需有一名女性，國民黨則是女性不得低於四分之一。1999年婦女團體再進一步提出三分之一性別比例原則的主張。

　　除了在台奔波演講，Jo回美國之後，寄了數百本她主編的Women: a Feminist Perspective，捐給女書店，賣書做為收入，表達支持之意。

　　活躍於婦女和民權運動半個世紀，不計個人得失，Jo Freeman足以做為社運世代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