畫像1 畫像2

遊民畫家泊仔送的畫像,在左圖中白鳥的右下方,就是他自己。

  我想我是一個認真的人,有時候到了嚴肅的地步。還記得剛入小學的第一課就是ㄅㄆㄇㄈ,老師說下週要考,可是一週過去了,我還沒全學會,急得不得了,回家就發燒了,媽媽還得幫我惡補。下星期老師竟然完全忘了考試這回事!而我至今餘悸猶存。
  最近一位好友退休,她在嚴肅這件事上比我更勝一籌,在我們為她舉行的餐會中一絲不苟地討論未來生活的意義,我勸她不必急,不妨先混一混。李豐(寫《我賺了四十年》的那位台大醫師)在電話上聽了我的轉述,大笑道:「你混得怎樣?」我說:「不錯啊!」她卻不以為然:「我聽妳聲音就知道妳還是那樣,說話太快了!」幾十年來她一直勸我慢下來。慢才能品味生活,才能靜攬人生,才能修鍊身心。
  不僅需要調整步調,我也想改變自己的寫作風格,輕鬆一點,閒適一點,更多一點生活,多一點感覺。渴望有自己的部落格,不被字數、時尚、市場、刊物風格、主編好惡綁住。大部分是為自己寫吧,也為了分享,至於未來,就交給上天了。 email: yenlinku@mail2000.com.tw
 

2018-03-17

#MeToo終於來臨

顧燕翎
  最近正在重寫女性主義理論與流變一書,重讀半世紀前激進女性主義論述和運動,仍然感受到青春的熱血和高昂的鬥志。只是那些熟悉的名字有許多都已劃上人生休止符,也有人歷盡了艱困,簡陋求生,令人唏噓。
    就在這個時刻,#MeToo的號角終於從全球各角落響起!TIME做成封面文章,
   斗大的標題寫著:從一個個個人的勇敢行動開始
     
    千百年來,男統治女的權力系統無所不在卻隱而不顯,受害者只能暗夜飲泣。
  是這些勇敢的女人一個接一個、一棒接一棒創造了改變的可能。
     
    2018將掀開婦女史新的一頁。


   2018年的婦女節是令全球女性主義者振奮的一年之始,自十九世紀以來,經過第一波和第二波婦女運動前仆後繼的努力,平等和尊重似乎鑿開了氷封的土壤,希望的嫩芽終於見到天日。201710月,從2006年即已展開的「我也是(性騷擾受害者)」運動(#MeToo)透過了媒體和網路,從美國擴展到全球85個國家,立即成為真正的全球化群眾運動。各行各業的女人,包括知名的藝人、大學教授、矽谷工程師、農場工人、旅館服務生、神職人員陸續站了出來,訴說自己被騷擾或被強暴的經驗。著名的電影製作人、國家的部長、多位大公司的主管權威不再,難以想像地中箭落馬,聲名掃地。原本被看好的南韓下屆總統候選人安熙正也因性侵隨行祕書而被執政黨除名,向全國人民道歉。

美國電影明星艾希莉.賈德二十年前被大牌電影製作人溫斯坦性騷擾之後並沒有保持沉默,但也沒有人在意,大家都告訴她溫斯坦好色早已是公開的祕密,要工作就得忍受。直到去年十月紐約時報紐約人雜誌相繼大幅報導她和其他幾位女星的故事後,才變成新聞,也鼓舞了其他女人。不但有數十位影劇工作者跟著站出來指控這位製作人性騷擾和性侵害,其他的演藝工作者、採草莓女工、優步(Uber)公司的工程師從歐洲到亞洲各地成千上萬的女性也紛紛揭開了心頭的陰影,發出了跨階級、跨文化、跨地域的女性的共同聲音。

  這波女性覺醒浪潮震撼了汽車工業,一向利用青春性感女體色誘男性買家的日內瓦車展、各國新車發表會和F-1一級方程式賽車都宣布將減少或不用女模,改以汽車解說員,一方面為了避免被指控性剥削,另一方面也顧及到女性購車人數的大幅成長而有所顧忌,在資本主義世界,畢竟經濟實力才是王道。

  更令人欣慰的是占上位者和優勢者的主動反省也有了跡象,今年初各國領袖齊集的達渥斯經濟論壇將兩性工作平等和協助女性成為領導者列為重點項目;魁北克的醫生們主動、公開反對政府為醫生加薪卻苛扣護士薪水。

以動員能力和影響力來看,這波21世紀的婦女運動堪稱第三波全球婦運,而且可喜地是由影視界的女星們擔綱演出,充分顯示了婦運不再只是少數極端分子的白日夢,而更貼近了群眾。女星們藉著金球獎和奧斯卡頒獎盛會向全世界傳達拒絕做第二性的訊息,今年11日,好萊塢的知名女明星們更集資發起「時候到了」(Time’s Up)運動,協助和保護低職等、貧窮、孤立無援、獨自工作的女人、男人、跨性別者進行法律訴訟,爭取合理的工作環境和人性尊嚴,到現在已經募集到三千萬美金和兩百位義務律師。在第二波婦運中,姐妹情誼(sisterhood)是重要的口號("Sisterhood is powerful."),但也是許多紛爭的起點("Sisterhood is powerful. Sisterhood kills.")。在這個活動中好萊塢女星展現的卻是充滿情意與能量的Sisterhood   helps.

  1960年代中期以前,男人吃女人豆腐或者性侵犯女人幾乎可稱之謂男人與生俱來的權利,反倒是被侵害的女人害怕名聲受損而忍氣吞聲、眼淚往肚裡流。第一波婦女運動著重爭取表面上和男人相同的權利,例如就學、就業、參政,尚未深入挑戰男性至上的父權文化和男人對女人身體的占有權。20世紀中期第二波婦運分為改革派(主張男女平等)和激進派,激進派認為,在不公正的社會裡,平等沒有意義,她們開始檢討男人對女人無處不在的支配和控制,尤其在身體和性方面。她們發現只是獲得投票權和工作權等平等權利還不夠,更需要改變的是無所不在的支配和屈從的權力關係。她們想反抗,卻沒有途徑、沒有語言、更沒有自信,必須透過自覺團體肯定彼此的感受,才滙聚了改變的力量,找到了願景,她們想像中的世界沒有宰制和屈從、沒有歧視。

  1975年康乃爾大學的女職員們組織起來聲援一位被上司性騷擾而離職的女同事,校方說她是因為個人因素離職。小職員們聚在一起談各自不愉快的職場經驗,卻找不到現成的辭彙,最後想出了「性騷擾」一詞。1975年到現在已經將近半個世紀,從概念的誕生傳播、到法律的制定通過、到政策的執行落實,是許許多多女性主義者無止盡的討論、工作、行動,不計回報的付出,其間還得時時忍受嘲諷和反撲,甚至落得生活困頓、精神崩潰。

  半個世紀過去了,當年那些激情、勇敢的女青年至今許多已經離開了人世,留下的也都垂垂老矣。當數以萬計的受壓迫的女人終於公開站出來,手拉著手,控訴壓迫者時,激進女性主義所追求的沒有謊言、沒有壓迫的世界或許終有一天會到來。

(此文將刋於觀察雜誌四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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