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台灣婦運領袖顧燕翎

亞洲協會區域合作主任 John J. Brandon
亞洲協會台灣資深顧問 左正東

做為一位社會領袖，回顧過去，你事業的最高成就是在什麼時候？

我很少考慮個人的事業成就，總是關注當下，當下就是我的最高成就。

我有幸生於戰後新生代，青春期正逢經濟成長、政治穩定的年代，年輕的我們懷抱改革熱情。1970年代初大學畢業赴美留學，接觸到萌芽中的女性主義運動，啟發了我的女性意識。回台後自1976年投身婦女運動迄今，是台灣第一代的婦女運動及婦女研究者。首先於1985年在交大開設女性主義課程，並以女性主義角度發表研究論文。同時也為拓荒者出版社、婦女新知雜誌等刋物撰文、編寫書籍，與友人籌組婦女新知基金會、台大婦女研究室等。1998年任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長期間接受馬英九市長邀請進入台北市政府，先後擔任公務人員訓練中心主任及社會局局長，是台灣首位女性主義從政者(femocrat)，首先開設女性領導班、制定台北市女性權益促進辦法。從公職退休後於2010年與友人共組銀領協會，關注高齡社會的公共政策。

你認為台灣面對的最大挑戰和機會各是什麼？今日台灣婦女地位最大的改變是什麼？

最大的挑戰是選舉頻繁、政黨爭權，造成政治立場兩極化。為了贏得選票，政客不惜分化人民、分裂社會。太多速成的政見只為迎合選民，卻少見長遠的、全方位的政策。

我倒是在民間看到力量和希望，許多非政黨傾向的民間團體致力於維護社會價值，保存固有知識，特別是在健康促進和社會照顧方面創新地運用傳統方法。在人口結構高齡化的世界，醫療支出日益龐大，台灣若能有效結合傳統保健方法，並加以創新，將可以對世界做出貢獻。

婦女地位近五十年來有相當大的改變，在各行各業都有女性嶄露頭角，社會參與度也大幅提升，然而性別刻板印象仍不易消除。例如，2013年全國大專師資中三分之一以上是女性，但女校長卻只有6.7%。國立大學到2011年才有第一位女校長，媒體對她很有興趣，但除了報導她的學術成就，總不忘提到她愛穿高跟鞋到實驗室，也穿高跟鞋爬山。

根據你的領導經驗，你會給今天年輕的領導人什麼建議？特別會給年輕的女性領導人什麼建議？

我會建議他們儘量充實基本知識和學識、學習外語，即使有人說知識或某些語言是霸權。多閱讀、了解我們生活的世界、我們的鄰國、人類的歷史，不要盲從權威，學會自己分析判斷。

我會特別鼓年輕女性愛自己、傾聽內心的聲音，勇敢追求夢想，永遠相信自己可以做得更好。

你曾經接受亞恊補助，這是什麼樣的經驗？對你的事業有何幫助？

我很感謝亞洲協會和兩位我接觸過的駐台亞協代表：謝孝同先生和Mrs. Edith Coliver。 1985年我接受亞協補助到菲律賓達汏市參加亞洲婦女論壇，讓我首次和其他亞洲國家婦運者面對面討論問題，並學習到馬克斯女性主義的分析方法。回台後謝先生讀了我的報告，找我去問台灣婦運最迫切的需要是什麼，我說是婦女資料和研究中心，可以幫助我們更清楚婦女的需求。於是亞協贊助成立了台灣第一個婦女研究中心，當時會使用台大的場地是想借助其學術及地理的優勢位置，減輕當時社會對女性主義的抗拒。選擇設在台大的確加速了婦女研究在台灣發展成為顯學，但仍然得奮鬥到十年之後女性主義才被研究者普遍接受。只是婦女研究室現在變成了台大的一個小單位，而非最初設想的全國性資料和研究中心。

亞協剛滿六十歲，你認為在提升人民生活品質和擴張發展機會上，亞協對台灣的主要貢獻是什麼？

在短短數十年內，台灣婦運在制度建立上有領先全球的成就，如通過了性別平等工作法、性別平等教育法，以及在各級政府建立性平機制等等。這些成就有很大部分應歸功於亞協在1970到1990年代大力贊助婦運及婦研團體，以致台灣婦女運動得以成長茁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