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的身體，男人的法律？ Women's Bodies but Men's Legislation (on Abortion)

顧燕翎  (刋載於觀察雜誌 8月號)

回顧婦女史，墮胎曾經發生在任何時代、任何地方的父權社會。是的，沒有女人樂意墮胎，然而在有婦科手術以前或墮胎被禁止的地方，仍有許多女人不得已採用各式方法終結懷孕，包括搬動重物、故意跌倒、用尖銳物品刺傷自己、暗中尋找密醫或者遠涉國外動手術。一旦女人懷孕不被社會或家人接受、沒有能力生養或者被強暴受孕，為了逃避更大、更長久的痛苦或制裁，只得冒死出此下策。即便到了21世紀，醫療科技發達，世衛仍然發現每年有兩萬多名婦女因不安全或非法墮胎死亡，越是經濟拮据的女性越難獲得安全的人工流產。

只有女人才會懷孕，也才會有墮胎的需求，然而在歷史文獻中，討論墮胎的哲學、宗教意義以及制定規範和罰則的，絕大多數都是男性，甚至最具權威的竟是沒有性經驗、更從未懷孕和生育的教宗們。在最極端的情況下，摘除受精卵視同殺人，我國刑法至今仍有墮胎罪，只是優生保健法將之有條件地合法化了。剥奪女人為自己身體發言的權利是父權文化最不合理、最不正義的部分。有史以來，男人運用肢體、語言、司法暴力占用女人的生產力、生殖力和性功能，並且以思想、情感的內在殖民來箝制女人的反抗。難怪19世紀美國婦運領導人史坦登說，如果不能保有身體自主權，投票權和財產權於我又有何意義？

20世紀初歐美婦運爭取避孕權，即遭遇不小阻力。1960年代後墮胎合法化成為焦點，由於挑戰國家和教會對女人身體的控制，在立法和執行過程中皆遭致強力反彈，形成拉鋸。在多政黨體系的聯合政府中，如德、比、荷、義等國，曾數度造成政府垮台，但同時也產生了動員婦女和激化婦運的作用，促使女選民在投票行為上產生性別差距。1980年代以後，聯合國保障女性人權，要求各國政府提供安全、合法的墮胎，大部分國家也逐步放寬管制，唯獨愛爾蘭以修憲禁止墮胎。1992年一個14歲女孩被強暴受孕，想要自殺，卻被法官禁止離境，防止她到英國去墮胎，時間長達9個月。2012年一31歲已婚女性流產，但因胎兒有心跳，法官禁止醫生協助流產，最後因敗血症死於醫院。這些慘痛案例促成2018年再修憲成功，懷孕12週內可以墮胎且獲得健保補助。

1973年美國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經聯邦最高法院裁定，孕婦選擇墮胎的自由應受憲法隱私權保護，許多人視之為墮胎合法化的分水嶺。然而反墮胎的行動卻自此愈演愈烈，不僅最高法院同意地方政府有權禁止將公共經費、設備、人力用於墮胎（Webster v. Reproductive Health Services, 1989），贊成和反對的立場也趨於兩極化和政治化，變成區隔民主、共和兩黨的基本主張。宗教團體的「懷孕協助運動」發展為全國性組織，在地方成立「懷孕中心」，爭取補助並借用婦運的婦女診所名稱和標示刋登廣告，吸引需要墮胎的女性，搜集她們的個資、拖延懷孕時間、給予出養嬰兒資訊等。共和黨的州政府採用各種手段阻礙墮胎，如訂立人工流產的孕期限制、不納入公共和私人醫療保險、規定強制諮商和等待期，甚至以獎金鼓勵檢舉興訟。6月24日最高法院推翻羅訴韋德案後，婦運人士擔心禁止墮胎的法律會愈趨嚴苛，訴訟案件大增，女性失去更多自主權，愛爾蘭的憾事會在美國重演。

 未料不到三天，俄亥俄州一名遭性侵的10歲女孩失去在家鄉墮胎的資格，被迫長途跋涉到印第安納州施行手術，印州不是比較寬容，只是修法動作稍慢而已。此前不久，巴西亦有一名10歲女孩，受到法官、檢察官阻撓墮胎，並被送進收容所監管，總統也出面力主任何情況下不可人工流產。最後，超過30萬名女性連署請願要求解任法官，群眾走上街頭抗議，聯邦檢察官才於6月23日批准她的流產手術。

台灣在1984年通過優保法以前，非法墮胎久已存在，且發生率極高，1/3已婚女性有墮胎經驗。1980年代政府的人口政策從鼓勵生育轉變為節育，婦運借力使力，得以輕易通過優保法，並且將「因懷孕或生產，將影響其心理健康或家庭生活」納入人工流產的六項事由之一，給予女性更大選擇權。但此項事由卻始終受到部分宗教團體質疑，健保也不給付。在現實層面，貧窮女性不想要的懷孕數和墮胎人數都是高收入者的五倍，近七成的墮胎者屬於經濟弱勢。少女獨自在廁所生產或產後立即丟棄，甚至殺嬰的新聞仍時有所聞。再者，優生保健醫生需由衛福部指定，人數有限，且集中在都市。種種非法律因素仍置弱勢女性於不利位置。

2000年以後，衛福部數度提出修法限縮人工流產，意圖增加強制諮詢及三天思考期，遭婦女團體激烈反對，三位行政院婦權會委員請辭抗議。於此同時，有宗教人士堅稱開放墮胎是「保障婦女的情慾氾濫權」，而支持修法，只是在聲勢上居於劣勢。與美國相比，台灣目前的優保法仍然相當程度保障了本地女性的身體自主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