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緣：神祕的召喚

顧燕翎

本文發表於10月16日世界日報
　　跳舞的渴望在我的血液中流動，從有記憶開始，便很難抗拒音樂的勾引，躲起來手舞足蹈一番。躲起來是因為即使是小孩也知道，我們的文化不容許人隨時隨地跳舞，好像那是瘋人才有的專利。

　　小學一年級的時候，終於有了一次公開跳舞的機會。學校有一個同樂會，老師要在我們班上挑選一個女生在一個節目中扮演雪花，條件是手部動作要很柔軟，彷彿雪花片片飄落。

　　我太想要得到這個角色了，整個星期都在想著從未謀面的白色雪花，在沒有人的地方偷偷練習。

　　終於到了甄選的時刻，小朋友們圍坐成一圈，所有想跳舞的女生都可以出來繞場一週，展示自己的動作。我努力表演，聽到同學們讚嘆：好軟啊！

　　然而我並沒有被選中，事後才知道，因為我的老師正是我媽，她不願被人認為偏心自己女兒，所以選了別人，雖然她的動作一點也不柔軟。

　　那天放學時我一個人低著頭走回家，走到小橋邊，一位好朋友的爸爸騎著腳踏車迎面過來，叫我的名字。我忍住淚水，向他擠出一個笑容。腦中卻想著一個剛學會，似懂非懂的成語：告訴自己這大概就是“眼淚往肚子裡流”吧。（現在想起來，男生不是更被徹底剝奪了跳舞的機會嗎？）

　　到了五年級的時候，學校十週年校慶，盛大慶祝，除了團體舞之外，還要訓練幾個獨舞。那時已經長大到了學會壓抑慾望，不再主動表達的年鹷了。我媽雖不是我的導師，可是老師在選小朋友時還是徵詢了她的意見。我媽居然一口回絕，她認為我是書呆子，笨手笨腳，不如妹妹適合學舞。於是妹妹成了我家的舞蹈之星，我從此變成了書呆子。

　　從中學到大學，我不再跳舞，與身體疏離著，感覺自己沉重又笨拙。

　　出國留學以後，因為工作和大學部學生住在一起。剛開學沒多久，和新朋友K一起去逛校園。走到舞蹈館門口，看到那些女生穿著緊身衣，在練舞劈腿，羡慕極了。K慫恿我一起去報名，我卻認為萬萬不可，除了對身體全無信心之外，也覺得年紀太大，學舞已經太遲了。我二十二歲，而那些女生才十八、九歲！

　　磨蹭了一個學期，終於抵不住內心的召喚和週遭朋友的鼓勵，不再想年齡的事，和K一起報了名，開始學現代舞。穿著緊身衣、赤著腳、不斷延伸、彎曲自己的身體，或跳躍翻滾，感受無限伸展的快感。老師Mrs. Hype將金髮盤在頭頂上、穿著緊身衣的樣子美極了。她結合了瑜珈和現代舞的技巧，帶領我們追求身體的極限和自然的揮灑，也打破傳統芭蕾的僵固動作。連續三個學期，經過初級班、進階班，進入創作班之後，著重在即興的演練。K和我平日交往不多，但偶爾會在晚上做完功課後，相約去舞蹈教室跳舞，放自己喜歡的音樂，到儲藏室找些道具，便各自舞動起來，忘了時間。由於愛上現代舞的自由無拘，自此我對於固定的舞步和舞序失去興趣，久久不能接受國際標準舞，覺得太過做作，當然也不喜歡整齊劃一的芭蕾。

　　有一年暑假，和同學一起去加大柏克來校區，校園風氣十分自由，人來人往，熙熙擾擾。中午時候，有人在空地演奏樂器，一大群人旁觀，其中一位女生聽著音樂便隨之起舞。雖然我自已也愛跳舞，卻從小受了端莊文化的制約，對大庭廣眾之下這樣的表現十分不以為然。
　　
　　忙於工作之後，跳舞變成了往事，好像當下總有更重要、更迫切的事要做。直到有一年，臨時被征召去參加在首爾舉辦的亞洲婦女大會。當時國內婦女團體內鬥激烈，新成立的一些團體，想要爭取國際代表權，將國外會場看成是島內政治鬥爭的延伸舞台，也是政治內銷的轉運站。我因為地處邊緣（新竹），離政治漩渦較遠，被認為較安全。結果還是在晚上關起門來的批鬥會中被波及。甚至因為台灣代表的高昂鬥志，整個會議都在緊張的氣氛下進行，連主辦人都在考慮以後是否續辦下去。

　　會議結束的前晚，例行有一場晚宴，在旅館的宴會廳舉行。四、五百人圍著一張張大圓桌坐著，台上一字排開韓國知名的鼓樂團。咚咚的鼓聲敲得扣人心弦，充滿了生命的躍動，可是每桌的賓客卻都正襟危坐，好像還籠照在肅殺的政治氣氛中。我再也按捺不住，從坐位上站了起來，開始隨著音樂跳舞。很自然地，我的同桌也陸續站了起來，跟著一起跳。一桌接著一桌，好像事先有默契般，每一個人都站了起來，不只在原位跳，還離開座位，繞著大廳跳，跳上舞台，又跳下舞台，似乎整個會場：演奏者、各國代表、甚至牆壁、桌椅都騷動起來，享受當下全然共振的快感，努力在那一刻跟一切存在共舞。在渾然忘我的喜悅中，跳舞的已不再是單獨的個體，而是沒有界線、不分彼此的大我。
　
　 第二天早餐時，每個人臉上都掛著神祕的微笑和我打招呼，好像還沉醉在昨夜的幸福中。

　　之後，又過了幾年，我到社會局工作，舞蹈再找上了我。不論是與老人、身心障礙者，舞蹈都成了最好的溝通工具。照顧失能老人的傳神協會善用音樂舞蹈治療，讓許多原本毫無生趣的老人恢復了活力，不但照顧自己，也學會照顧和服務他人。我每次與他們相聚，最後必以跳舞結束。收容智障者的陽明教養院也有一群愛跳舞的人，他們比較沒有受到世俗文化的約束，在任何情況下都可聞樂起舞，十分盡興。一次日本北海道的街舞冠軍團來訪，表演之中，我們的院生忍不住上台共舞，台上台下跳成一片。連穿著西裝、十分拘謹的團長也脫掉西服，上台一起跳。事後他說，此生從未做過這等事，看來他也被感染，到了忘我的境界。最後一位團員當眾脫下自己身上的舞服送給我，真是high到最高點。

　　經過這些洗禮之後，我不再排斥任何舞種，什麼舞都跳。為了提倡肢障運動，有一次被安排跳輪椅舞，也就是和坐輪椅者共舞。事先花了十分鐘惡補恰恰， 結果上台，播出來的音樂居然是華爾滋，也只好隨節拍起舞，意外跳了一段輪椅華爾滋。

　　離開社會局之後，我終於有一點時間，利用午休時學國際標準舞，練習非常嚴謹的身體移動和複雜的舞步，喜歡上那經過訓練後的自由。到加州看父母時，去公園和明珠老師學元極舞，緩慢平和的音樂，結和太極、氣功和舞蹈的動作，不同年齡的男男女女，一同吐納著天地之氣，翩翩起舞。碧草綠蔭襯著無垠藍天，偶爾白雲飄過，微風輕拂，此時此地跳舞是如此充滿了自然的喜悅，彷彿神祕已化身為舞蹈，與我息息相通，可以永無止境地跳下去。

一旦放下自我，回歸整體，跳舞和其他的作為已都成為永恆的一環，年齡，或其他的瑣碎顧慮，都再也不是重點了。

散客經驗：山西行

顧燕翎

　　我和伙伴曾經在陝西旅遊，臨時在西安參加散客團，去華山和延安，一路順暢愉快。才兩天一夜，便人各天涯，再不相見了，分手時特別離情依依。從台灣參加旅行團固然可以比較舒適，一切經過事先安排，有人帶隊，住高檔的旅館，卻缺少和在地人近距離的接觸，也少了和來自五湖四海的遊伴廝混的驚喜。

　　到太原參加會議之後，我們毫不猶豫地報名前往五台山、雲崗石窟和懸空寺的散客團，全程六百多公里。早上六點從太原出發時就出了點小狀況，我們不以為意，坐上大巴士直奔五台山。從西安出遊全車只一位導遊，到了太原，車上有五、六位導遊，每人各帶幾個散客。其中一位男導遊像是眾導遊的代表兼發言人，快到五台山時，他拿起麥克風警告我們，因為時值暑假，很多家長帶孩子來拜五台山特別著名的文殊菩薩， 祈求考試順利，以致住房緊張，所以要將就一點，不要挑剔。結果我們提著行李，走過狹窄彎曲的巷弄，被帶到低矮的民標（民宿標準房）。房內連衛生紙都沒有，門口就放著一個煤球爐，整屋都是煤煙味。

　　第二天一大早上了巴士後，導遊再宣布，原定由五台山前往大同（雲崗石窟所在地）的道路上有許多運煤車，每天都會嚴重堵車，所以他建議改走另一條較好的路線，經過應縣，還可順道參觀著名的千年木塔，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木造建築。可是因為路線稍遠，所以每人需另給司機35元油錢，要我們核計核計。

　　散客們互不相識，所以也無從核計，一時之間沒有反應。過了一會兒，導遊又說話了，為了節省時間，中午最好大夥一塊坐下用餐，由他事先連絡大同的餐館，所以每人再繳15元，也就是一共50元。幾經詢問，他才說，這50元不包括木塔的門票，門票另外需要60元，所以我們只是在停車場暫停，遠眺木塔和拍照，不能入內參觀。


　　散客雖是烏合之眾，卻不是沒見過世面，此時覺得事有奚竅，議論紛紛。既然明知運煤道路不適車行，為何設計此路線，再臨時變更，豈非有意訛詐？又沒有遇到不可抗拒的天然災害，為何改變路線？車上滿滿坐了48人，每人35元，加起來超過1,500元，可以買超過250公升汽油，跑幾百公里路，再說一碗刀削麵只要3元、5元…。總之，越想問題越多，越顯得可疑。導遊見情勢不妙，採用負面表決方式，要求不願去木塔者舉手，竟有一半的人舉起手來。無法說服大家出錢，只好負氣地宣布不改變路線。

　　於是一輛滿載遊客的遊覽車就駛上了運煤路，塞進了巨大黝黑的運煤車車陣，一路蝸行。眼看以此速度天黑了也到不了大同，有人提出折衷方案，司機和導遊卻是鐵了心，一概拒絕。車子停停開開，雙方像是在比賽誰的時間更經得起消耗。不過，一位鄰座乘客說，我們只是浪費時間而已，這樣不斷踩煞車 ，其實更浪費汽油。

　　終於，在時間和汽油的雙重損失下，導遊讓步了，願意接受一項折衷方案，就是改變行車路線，經過應縣，但不進城去看木塔，每人僅多出15元。鄰座乘客平素溫文沉默，此時卻堅決反對，提出他的汽油價格論，他說最多只能出10元，大家的忍耐至此也接近極限，火氣越來越大，最後終於以10元成交。

　　導遊開始一個一個座位收錢。一對老夫婦拒繳，他們同團的人為了減少紛爭，主動代繳了。兩位來自安徽的記者也不願付錢，還發表了一大篇議論，導遊只好算了。其他人都乖乖掏出了錢。司機於是調轉車頭，結束了一個多小時的對抗，走上一條景緻絕佳，路況良好的旅遊道路。但也因此將午餐的覓食時間壓縮到只有15分鐘，一停車，大黟紛紛奔向便利商店。

　　車上的氣氛變得詭異而冷淡，導遊自此不講解、不說明，彷彿不存在。旅客們也失去了對導遊的信任，發生了任何一件事情，都各自加以解讀，出現不同版本的臆測，在車上流傳。前座的湖南先生用幽默的口吻高聲訴說他自清晨四點半起床以來，如何飢寒交迫地渡過這一天，結論是不知今天是否有機會吃到晚餐。他代為渲洩了大家的情緒，贏得響亮的掌聲，後座四位來自江南的女士也齊聲附合，發揮了希臘古劇中合唱團的功能。

　　哈哈大笑中，一場激情對抗意外地產生了喜劇效果，成為難忘的回憶。
。

致山西旅遊局

顧燕翎

　　回來之後，我寫了一封信給山西旅遊局，除了敘述五台山之行的經驗外，並表示：
　
　　這本是一趟豐富的歷史、文化之旅，山西處處是古跡，人民樸實熱忱，皆令人感動，可惜在旅遊管理方面太過鬆懈，以致品質低劣，留下惡劣的印象。我們在太原時也曾去晉祠參觀，一路都有導遊來推銷自己。結果一位帶領我們參觀的女士在得知我們不喜燒香（捐功德錢）之後，竟費用照收，半路丟下我們而去。

　　我相信這些導遊如此殺雞取卵，絕非第一次，而我們在太原期間參加團體旅遊時，也不是沒有遇到過負責盡心的導遊，而整體的費用較散客團低廉，食宿品質較高。所以散客部份的旅遊服務，實應大大加強管理查核，提高這部份導遊的榮譽感和責任心。

　　散客們雖是烏合之眾，但不是沒有見識，而且人數很多，來自四面八方，傳播效力不可低估，應慎重處理。

出路

顧燕翎

　　我在北京機場轉飛機到太原，晚上九點多鐘的飛機。登機時間到了，候機室來了一位航空公司的女士，她說因太原天氣不好，飛機停飛，將我們帶往旅館，第二天再走。

　　那天晚上，我和一位大二女生共住一房，她勤習外語，準備畢業後出國留學。第二天坐巴士去機場，後座兩位乘客高聲談論如何送孩子出國讀書，去香港或是美國，如何補習才能通過各種考試。其中一位商人顯然經驗豐富，熟知美國大學的排名，他的孩子高中才畢業，正要去美國的印地安那大學，他說，早點出國，早點適應。在兩位的交談中不時插入一位年輕的媽媽，她的孩子還小，但她仍然認真地打探訊息，早做準備。

　　到了太原後，遇到的教授朋友們幾乎每個人的孩子不是在美國讀書、工作，就是即將到美國。補習的風氣從北京瀰漫到全國，收費貴得嚇人。朋友說，即使是公立的中、小學，學費也是按升學率收取，名校老師的獎金遠遠多過薪資，再加上補習收入(每小時每個學生200人民幣)，所以開寶馬車(BMW)、穿名牌、自費送孩子出國者，比比皆是。
　
　　山西產煤，空氣中飄著煤臭味，天空永遠是铅灰色，道路也常被重大的運煤車壓得崎嶇不平。但煤老板有錢有勢，聽說用麻袋盛著現金在全國各地置房產。曾經有一位省長想要整頓煤業，反而被調走。煤老板很濶，一般人民卻很窮，物價隨著全球不斷地漲，大學畢業生月薪才一千多元，而且顯然人浮於事。導遊人數過多，便是一例。

　　在小旅館和小飯店也是到處站滿了服務人員，雖然十分熱忱，卻似乎沒什麼訓練，也沒有明確的工作流程和工作方法。五台山腳下鋪路的工人成群，住在路邊堆滿工具的帳篷內，如何渡過寒夜？望著那些年輕的臉孔，那些如卷軸畫作中的臉孔，我不禁擔心，他們的明天，他們的出路在那裡？

愛拉：瓦哈卡故事之二

顧裕光

　　我竟然完全無法想起愛拉的真名了。

　　是1993還是1994年，在瓦哈卡，米非經營的一家小型的殖民風格的小旅館，我們初遇愛拉。她當時是訂房部經理。通常我們在早上看到她，當我們坐在中庭吃早餐，她會經過我們的餐桌到旅館後面的辦公室上班。她有一張典型的、墨西哥鄉下人的面孔，大大的棕色面龐帶著友善靦覥的微笑。油亮的黑髮垂落到腰際。

　　我和伙伴當時剛開始經營旅遊業，代訂瓦哈卡的旅舍和規劃旅遊路線。當地大多數旅遊業者對我們滿懷猜疑，他們不喜歡外國人來攪和，但是米非卻很支持我們，他不把我們視為競爭的對手，反而是滿腦創意的合作伙伴，此後我們也的確成為好友。

　　我們每年去瓦哈卡四、五趟，通常住在米非的旅館。我們和愛拉沒什麼交往，她不大會說英文，而且總是忙著工作。米非倒是很欣賞她，他說愛拉不過高中畢業，卻聰明勤奮。他還說，愛拉的老家在一個叫查吉拉的小農村，離瓦哈卡車程約45分鐘，村中居民幾乎都是查波達克族，在1532年西班牙人占領之前，瓦哈卡山谷的原住民。

　　米非最初介紹愛拉時，用的是她的真名，但他說自己不喜歡這個名字，所以決定叫她愛拉西莉。這倒是一個怪理由，因為他自己的名字米非波設才真正怪異，　米非波設是舊約中一個瑣碎的小人物，生性多疑、不良於行、惹人討厭，為何他父母替他選了這名字？而他居然說他不喜歡她的名字！

　　不論如何，他們兩人似乎都喜歡愛拉西莉這個新名字，既然如此，米非可以把她的名字完全改了，那麼我們再簡化成愛拉也未嘗不可吧，比較記得住。

　　之後幾年，我們在瓦哈卡設了辦事處，僱了三位職員：伊瑪、艾莎和羅勃。有一天，艾莎突然告訴伊瑪，她找到了新工作，收拾起私人物品，揚長而去。後來我們才曉得，在墨西哥這是很普通的事，辭職的員工通常都不預先告知僱主。這也不是他們的錯，因為新僱主往往要求他們立刻去上班，否則就免談。

　　艾莎走了，人手不足，再一個星期就要舉辦一場大型活動，如何是好？

　　伙伴想起來，幾個月前聽米非說愛拉辭去了旅館的工作。她喜歡那份工作，一切也都順遂，只是工作時間極為不便。她每天從早上八點做到下午兩點，然後午休兩小時，午休時間人們通常回家午餐再小憩一會兒，四點回來上班，七點下班。住在城裡的員工可以回家休息，愛拉卻無處可去。若她回家午休，時間全部用在公車上，連午餐都來不及吃！五年來每週六天長時間待在辦公室，她終於決定辭職回家。她回家幫父親賣肉，幫嫂嫂看雜貨店，幫媽媽做家務。

　　我們想，不知道愛拉是否願意來美國公司工作，朝九晚五，星期六、日休息。我們請伊瑪到愛拉的村子裡去問她自己。

　　查吉拉是個小村子，卻沒人知道愛拉西莉，好脾氣的伊瑪也感到氣餒了。碰到下一個女人的時候，她試著描述愛拉，我正在找一位有一頭漂亮長髮的女人，她過去在旅館上班…。沒想到對方竟然說：噢，那是我女兒XXX!?　　

　　愛拉，或XXX，早已不耐她瑣碎的農村生活了，她聽到我們的工作機會，高興得跳了起來，立刻坐上依瑪的車，來公司上班！

　　那是2000年十月的事，愛拉成為我們的一員。就像米非所言，她聰明勤奮，處處留意，工作很快就上手了。然後她下班後主動去學英文，越來越有自信。

　　接下來幾年，愛拉徹底改變了。她依舊未婚，她向政府貸款買了房子，從父母家搬出來，獨自住在另外一個城市。她學會開車，買了自己的車。她剪了短髮，挑染了頭髮，燙了頭髮，最後又留回直直的長髮…。唯一不變的是她每逢週末一定回查吉拉看父母，而且工作依然勤奮，笑聲依然響亮。

　　我們的業務蒸蒸日上，僱了更多人，愛拉的責任也加重了。一切都在最好的狀態，接著發生了2006年那場暴動。幾週之內瓦哈卡的旅遊毀了，旅館、餐廳和其他商店紛紛關門，數以千計的人失去了工作。我們試著苦撐待變，要求員工暫時改為部份工時。

　　十二月中的某一天，愛拉沒來上班，也沒接手機。第二天她很晚才來，提出辭職。

　　她找工作已有一段時間了，終於在政府找到了一份工作，一個鐵飯碗。她昨天沒來，去面試，今天就得報到，她回來收東西和道別：
　　
　　離開你們我很難過，我從來不想這樣說再見，可是，我需要這份新工作。因為我的年紀和其他原因，將來要找工作恐怕更難。你知道三十五歲以上就很難找工作了…？

　　就這樣她突然消失了，像六年前突然來到時一樣。

Ara: Oaxaca, Zaachila, riot

Yue-Kuang Ku

　　Funny I can't remember Ara's real name at all.

　　We met Ara in 1993 or 1994, at a small colonial-style hotel in Oaxaca that Mephi managed. Ara was the reservations manager there. Usually we would see her in the morning, while we sat in the patio having breakfast, she would pass us by on her way to her office in the back of the hotel. She had the typical rural Mexican look, a big brown face with a friendly but shy smile. Her shiny black hair draped down to her waist.

　　My partner John and I just started our business, making hotel reservations and tour arrangements for people coming to Oaxaca. Most Oaxacans in tourism were suspicious of us. They did not like it at all that some foreigners were trying to take their share of business. But Mephi was very friendly and supportive. He saw us not as competitors but partners with fresh ideas. And it turned out we became good friends ever since.

　　We would go to Oaxaca four five times a year, and often stayed at Mephi's hotel. We did not get to know Ara much. Her English was very limited and she always seemed busy with work. Mephi liked her a lot, though. He told us that Ara didn't get more than high school education but was very smart and hard working. He also told us Ara was from a small village called Zaachila, about 45 minutes outside of Oaxaca. Most people in Zaachila, Ara included, are of the Zapotec heritage, the indigenous group controlling the Oaxaca valleys before the Spanish conquerors took over this part of Mexico in 1532.

　　When we first met Ara, Mephi introduced her to us with her real name, which I no longer remember. But he said he did not like the name and decided to call her Araceli. That seemed very odd, because his own name, Mephisobeth, is certainly one of the most exotic. The name is from a minor character, crippled and suspicious and not likable, in the Old Testament. Why would his parents name him after such a character? And now he had the nerve to say he did not like her name!

　　Nevertheless, both Mephi and Ara seemed to like the name Araceli. We figured if Mephi could change her name altogether, we could at least shorten it to Ara, easier for us to remember.

　　Within the next few years we established our own office in Oaxaca with three employees, Irma, Esther, and Roberto. And one day, Esther told Irma that she had just accepted a job offer. She picked up her personal belongings and left. Later on we learned that this is a common practice in Mexico, that employees would quit their jobs without giving any advance notice. Usually it is not their fault. The new employer demand that they report to work right away. They either comply or don’t get the job.

　　So Esther left. We were short staffed, and had a big event coming up within a week. What to do?

　　John remembered that Mephi mentioned to him a few months ago that Ara quit her job from the hotel. She liked her job and everything was going well, but the hours were too difficult for her. She started work at 8 in the morning until 2 in the afternoon. Then there was the fiesta for two hours when people go home for lunch and a little nap. And then back to work from 4 till 7 in the evening. Unlike other employees living somewhere in town, Ara had nowhere to go during that two hour siesta time. If she wanted to go home to have lunch, she would have to spend the entire two hours on the bus with no time left for lunch! After five years of putting up with such long work hours 6 days a week, she decided to quit and go home. She would help her father in his butcher shop, her sister-in-law with her little grocery store, and her Mom with the general house work.

　　We wondered if Ara would be interested in working for an American company, 9 to 5 and no Saturdays. We asked Irma to go to Ara's village and talk to her.

　　Even though Zaachila was small enough, nobody seemed to know Araceli. Irma started getting frustrated after a while. She tried to describe Ara to the next lady she saw：　Ｉam looking for this woman. She used to work in a hotel. She has beautiful long hair...And the lady said, Ｏh, that's my daughter, XXX!?

　　XXX, or Ara, was bored with her mundane village life and delighted with our job offer. She almost jumped in Irma's car to go to the office and start her work right away!

　　That was October of 2000. Ara became part of our team. Like Mephi said, she was smart and hard working. She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everything in the office, and learned her job in a short time. She then took the initiative to take English lessons after work and started to feel confident in herself.

　　Within the next few years, Ara became somewhat a revolutionary figure. She remained single. She applied for government loan and bought her own house. She moved out of her parents?home and lived by herself in another town. She learned to drive and bought her own car. And she cut her hair short, she highlighted her hair, she permed her hair, and she grew it long and straight again... The only thing did not change was her visit to her parents in Zaachila every weekend, besides her good work in the office, and her sometimes too loud laughters.

　　Our business grew and we hired more people. Ara took more responsibilities at work. Everything was going great. Then came the riots of 2006. Within a short time, the tourism industry in Oaxaca fell apart. Many hotels, restaurants and other businesses closed. Thousands of people lost their jobs. We tried to weather the storm and asked staff to work on part time basis for the time being.

　　One day in mid-December Ara did not come to work and did not answer Irma's calls to her cell phone. The next day she came in late, only to resign her job.

　　For a while now she had been looking for, and eventually getting, a job from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t was a secure job, an iron rice bowl? She had the interview the day before-- the day she did not show up for work-- and she had to report to her new job the very next day. She came in to gather her stuff and to say goodbye:

I am very sad because I need to tell you that I'm quitting my job with you. I never wanted to say good bye in this way, but,...I need to take this job. Maybe in the future it will be more difficult for me to find a new job, because of my age and other situations. You know it is difficult to get a job when you are older than 35 years old...?

　　There she left, the same way as she came six years ago. Poof, and she was gone.

從社區照顧到機構照顧的服務連續體：政策改革的後台作業

顧燕翎

花最少的錢，照顧最多的人，提供最好的服務

　　新政策的形成很容易，但好的政策不多，許多政策都是一知半解的官員到國外看了一趟，便依樣畫葫蘆，學得四不像；或者在壓力之下，臨時拚湊交差。可是一但政策成型，再去修改，就事倍功半了，因為牽涉到政府裡、政府外太多人的位置和利益，多少人等著和你拚命！

服務連續體

　歷經抗爭、協商、妥協，我們好不容易得到了取得照顧老人的共識，開始坐下打造新的制度。整整半年，我們求得了許多位既有經驗，又富專業,且無私心的專家學者，一群女人坐下來絞盡腦汁，供獻所學，在現實的條件下，用合理的成本，提供彈性、多元的服務，目的很單純，只為了把握時機，建立一套公平合理的制度。

　台大社工系的楊培珊教授每次開完會回家，除了帶孩子，還得做功課，仔仔細細計算出每一個想法背後的成本和支出，社會局負責專案的陳雪真專委則不斷在電話上討論規劃案的每一個環節，興緻勃勃地將十餘年來的研究心得化為行動。理想落實的那天終於來臨了嗎？

　我們都相信，如果做選擇，把老人送到機構去生活，或者留在家中照顧，在地老化（留在家中）比較人道。所以原則上我們儘量把老人留在家中，隨著自理能力降低，依照個別需要，逐漸升高服務密度。也就是說，從照顧人員定期到家中照顧、逐漸增加服務時數，發展到社區的集體日間照顧、下一步則則是進機構養護，最後才是送到護理之家接受二十四小時的看護，這套個人化的漸進式服務也就是服務連續體的概念。

從舊方案走向新方案

全體對象vs特定對象　

　　不只在服務的內容上我們顧到每個人、每個階段不同的需求，採用更細緻的區分，逐漸增加服務密度，在對象上我們也做了徹底的調整。以往社會福利的重點在救濟，只針對低收入戶，但實際上需要照顧的老人並不只有低收入戶，即使經濟上沒有困難的中產階級老人，在生活上還是可能需要幫助。

　　再者，過去完全憑藉看身心障礙手冊來決定老人需要照顧的程度。手冊是根據醫生的診療判斷，重點在器官的病變，但我們看到老人家即使沒有生病，也可能僅僅因為老化而失去部分生活自理能力，譬如沒法爬樓梯、沒法提重物，他們同樣需要照顧。

　　所以在思維上我們不能再套用舊框架，而必須用心看到服務對象的實際生活需要，設計制度。而且，我們的對象不再只是低收入戶老人，而是所有老人。
以失能評估機制取代身障手冊

　　我們決定不再採用由醫生以器官病變程度認定的身障等級，而建立一套個案管理制度，請專業人員評估個別老人的失能程度，決定個案需要的服務類型和政府可以補助的額度，補助的判定標準回歸到生活自理能力，同時專案管理人也承擔起統整照顧資源的責任，協助個案轉介，幫助他們取得實際所需之照顧服務，之後並對個案進行追蹤與評估。

以失能等級取代經濟身份做補助標準

　　舊制度在發補助金的時候，決定金額大小的，首先是個案的經濟身分（低、中低收入戶及一般戶），其次才是他的身心障礙等級或失能評估等級（輕度、中度、重度與極重度）。因為經濟身份重於一切，所以即使是輕度身障者，只要具有低收入戶的身分，就有資格申領政府補助，住進機構。

　　補助金刺激了需求，部分業者為了財源用各種花招爭取個案，結果有太多本來生活能力不錯的老人過早進住機構，不僅浪費社會資源，也使得這些老人太早放棄生活自理的能力。而同時，台北市的老人養護機構遽然大量增加，其中三分之二的住民都是由市政府補助，成為沉重的財務負擔，侵蝕了其他的老人福利。

　　新制根據個案的失能等級（照顧需求）做為補助的主要依據，只補助中度以上的失能者，其次再審核他的經濟狀況來決定補助額度。

增加補助級距
　
　　過去，為了作業方便，不論民間或政府在發救助金或救助物資的時候，都只問有沒有低收入戶身份，以致於低收入的身份被戲稱為金卡，一旦取得便可以享盡社會福利。

　　但若仔細計較，便會發現，這種經濟身分完全依據家戶財稅資料認定，未必真正反映經濟實力，而1930年的民法所定義的家庭和親屬關係早已無法反映現代社會的親疏關係，以致福利身份與實際需求之間常常會有巨大落差。

　　為了突破這種全有與全無的區隔，我們增加了補助級距，縮小差別待遇，補助標準由原來的六級增加為十級，也就是說，雖然在貧窮線以上，但經濟情況並不充裕的家戶，即使沒有低收入戶的身份，家中老人因為失能程度嚴重而住進機構，也可以得到補助。

加強以居家服務為主之社區照顧

　　我們一方面減輕市民對機構的依賴，一方面建立更為完整的社區照顧體系，大幅調整居家服務補助標準，提高補助時數與經費，政策性鼓勵民眾使用社區照顧。

　　舊制的居家服務補助以短時數為原則，每天不超過六小時，每週不超過二十四小時。也是依據個案的經濟狀況來決定服務時數的上限，再依據失能等級來提供不同標準的補助與服務。

　　新制則是以個案失能程度為依據，協助所有有需求的民眾購買他們所需要的照顧服務。同時增加了長時數補助（每月上限增加至160小時，也就是每天八小時）、特殊需求個案專案補助等，希望透過補助機制來提高民眾使用居家服務的意願，並逐漸形成習慣。因為一般老人家不習慣依賴外人照顧，一旦無法自理生活，家人疲於奔命，所以我們從每月貼補二十小時的居家照顧開始，引誘老人家願意接受居家服務員來家中服務，以後失能情況嚴重時，可以增加時數。

提供全職工作機會、增加議價空間與實行輕費制

　　以往的居家服務僅有短時數補助，沒有保障居家服務員的工作權益，這些以女性為主的居家服務員只能打零工。新制將上限提高到每天最多八小時，在政策上全力支持居服員的全職工作。

　　另外，以往社會局以單一價格購買居家服務時數，不論市民每天得到兩小時或六小時的服務，政府付給業者的鐘點費都一樣，理論上業者付給居服員的鐘點費也都是固定的。新制則將「補助額度」及「實際收費」看做兩個不同的概念，政府只決定補助的額度和相關條件，而實際收費則由業者自主訂定。政府協助民眾購買服務，產品之定價則取決於市場機制，並取得業者同意，可以彈性採用高時數、低單價的原則，如此政府和市民都可以用較合理之價格購買到較多的服務。

　　最後，為了節制資源濫用，鼓勵輕費制。非低收入戶負擔部分費用，例如每小時五十元，但服務之收費機制的決定權保留給服務提供者。

夢想完善的社區照顧體系

　　完善的社區照顧體系除了以居家服務為主軸之外，還應當包括其他相互搭配、銜接的服務，如居家護理、日間照顧、喘息服務、緊急救援系統、社區互助方案等，環環相扣，才能連結成一個服務網絡，提供充足、妥適的服務。

　　身體狀況良好的老人可以參加各種社會活動，也可以去服務其他的老人；輕度失能的老人在家中有居家服務協助生活起居，還有居家護理定期訪視；失能狀況更嚴重的可以接受日間照顧，家人也可申請喘息服務；獨自在家的則有二十四小時的緊急救援服務，社區互助方案還提供餐食服務；到了無法自理的時候，才送到養護機構或護理之家接受機構照顧。如此，不僅老人可以留在熟悉的環境中安居，對政府而言，也可節省機構照顧的龐大開支。

　　目前台北市照顧老人的方案雖然不少，但是因為提供服務的單位不統一，各自服務的對象也不一樣，有各種身份的限制，方案之間還存在互斥性，無法銜接，使得服務的提供顯得片斷零碎，讓使用的人感到不知所從。期望有一天社政、衛政、民政系統能夠結合起來，一方面聯結社會的、醫療的、鄰里的資源，另方面強化老人服務的管理功能，建立個管機制和完整的輸送網絡，讓市民老有所用，老有所養，放心頤享天年。
　
　　　　改革雖然有了初步的成效，政策的落實卻需要恆久的投入，和無私的奉獻，而這兩點在選舉掛帥的台灣都如天邊彩霞。下一次的政治風暴不知已隱藏在那個幽暗的角落，正蘊釀成形呢。　

伊瑪：瓦哈卡故事之一

顧燕翎

　弟弟去了一趟瓦哈卡，我趕緊向他打聽伊瑪的近況。

　　他早料到有此一問，主動告訴我他去了伊瑪家，一進門就去找那棵愛心澆灌的小樹。我們曾想在照片上找那棵樹，可能太小了，隱身在亂石堆中。

　　樹已經死了。

　　好不容易在造房子的混亂中活了下來，卻終究沒有挺住！伊瑪決定再種一棵，她說，這次可以好好照顧了。

　　她承認樹種早了一點。五年前種下的，費了這麼多力氣，白忙一場。可是五年來這棵小樹帶來了希望，說來說去，也沒有真的白費工夫。

　　城市的治理還是一塌糊塗，供水不足。伊瑪住鄉下，水較充足，她每天將父母的髒衣物帶回來洗，可是她沒有烘乾機，所以得將乾淨的濕衣搬回父母家烘乾。

　　所以她現在不再提著一桶水，而是抱著一堆衣物。

　　伊瑪父親有一輛小車，她現在每天開。晚上開回家，第二天早晨開進城去還車、上班。這樣也好，伊瑪說，爸爸就不必為停車位煩惱了。

　　爸爸年紀大了，最近得了輕微的失智症。

　　弟弟說：你能想像伊瑪抱著一堆濕衣物坐公車嗎？

公車．Cancun

顧燕翎

　　因為伊瑪，我對墨西哥的公車情有獨鍾。

　　可惜這次去的不是瓦哈卡，那個最傳統的墨西哥城市，而是加勒比海東北角上的渡假地。

　　到了第一天，我就去坐公車了。

　　向墨西哥人問路，很難得到明確的答案，只是揮揮手，大略指個方向。

　　從旅館大門口的斜坡道走下去，不遠處有一段汽車的迴轉道，兩邊的馬路上都沒有站牌。好在觀光客多，只要住上兩、三天，就成了老鳥了。碰到一對美國夫婦，兩人笑呵呵的，塊頭都很大，坐著公車到一家家旅館去嘗試不同的餐廳，跟著他們上了公車。

　　原來公車沒站牌，也沒固定停靠點，如果轉彎的話，就停在迴轉道上載客；同一路車也可能不迴轉，那麼就在馬路上停下來。好在司機面目和善，總會等客人穿越馬路或安全島，上車坐好。

　　也不是一個站牌也沒有，有些路段較熱鬧，就會有個小棚子，讓人坐著等車。有時還有穿制服的工作人員在路邊吆喝客人上車。

　　觀光旅館集中在一條狹長的陸地，一邊是海，一邊是鹹水湖和濕地，坐著公車搖搖晃晃進城，風光無限。

　　白天，坐車的很多是旅館員工，一路上上下下。傍晚，海風徐徐，抱著吉他的樂手就會揀觀光客多的公車跳上來，邊彈邊唱，興緻好時，客人也會跟著大聲唱和，像節慶般歡樂。



　　公車二十四小時不停地開，上車、買票、找錢、告訴司機到那一站下。然後就放心地欣賞藍天、白沙，或者對岸燈火，享受加勒比海的美好假期。

Yenlin Ku: Discussion on feminist activism in Taiwan: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國際婦女研究期刊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31 (2008) 176–191
本期討論台灣婦女運動


一共刊出四篇文章：

Feminist activism within bureaucracy: Process of formulating and
implementing regulations gov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women's rights in Taipei

Yenlin Ku
顧燕翎根據本身在台北市政府的經驗，討論體制內的運動策略，機會與問題

Commentary I: on Feminist activism within bureaucracy Lobbying from
within the Taiwanese state: Sovereignty, citizenship and gender equality

Lenore Lyons
Centre for Asia-Pacific Social Transformation Studies (CAPSTRANS), 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Wollongong NSW 2522, Australia
回應人一：女性主義研究在過去十分重視公民社會、國際政治和全國性政治與婦女權益之聯結，此文提醒我們，地方層級的政治改革可以是一個新的契機。

Commentary 2: on feminist activism within bureaucracy: The “feminist
schism” in Taiwan

Cecilia Milwertz
NIAS — 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Copenhagen University, Denmark
回應人二：台灣婦運曾因兩個議題分裂：性革命和性工作，雙方並因而產生了與國家不同的關係，婦女新知基金會因為向國家靠攏，而放棄激進立場，開除同情性工作者的同仁。本文應完整交代婦運之內策略選擇的爭執與妥協。

Response to “Feminist activism within bureaucracy: Process of formulating
and implementing regulations gov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women's rights
in Taipei”

Yenlin Ku
顧燕翎回應：個人以為台灣婦運的分裂導因於性革命和國家女性主義（或稱新婦女運動、主流婦女運動）的路線爭執。婦女新知的家變則是長久以來組織管理失控、價值衝突的結果。本人非屬以上任一陣營，此文以激（基）進女性主義者的角度探討政府內部改造的可能性。至於其他議題值得另文討論。

詳細內容請閱讀期刊專文

黑澤明的《生之慾》：公務員文化

顧燕翎

　　1952年的黑白片，一位小公務員的故事，我1970年代在美國留學時看到，留下難忘的印象。回國後，每次向友人提起，都少有反應。

　　二十多年以後，我自己進了台北市政府，不但成為公務員，還負責公務員的訓練。　

　　還是忘不掉黑澤明和他的故事。忍不住拿起筆在《公訓報導》上談起黑澤明半世紀前的《生之慾》，其實文章的主題是我和同仁們正努力推動的“全面品質管理”：激發每一個人的潛力，尊重每一分創意，團隊合作，提升工作品質。

　　電影的主角渡邊是一位平凡不過的公務員，在東京市政府工作了三十多年，同仁眼中的老課長。每天伏首案頭，批公文、蓋章，卻一事無成，背地裡屬下偷偷叫他「木乃伊」。

　　一天，他突然發現自己得了胃癌，只剩下半年生命，獨自傷心地哭了，不是害怕死亡，而是為了從來沒有好好活過。往事一幕幕重現，新婚，喪妻、拒絕再婚，去看獨子光男打棒球，向其他家長炫耀那是自己的兒子；帶光男去割盲腸，安慰他不要害怕；送光男去當兵，依依不捨。而如今兒子卻對他粗暴冷淡，和媳婦一心一意想用他的退休金去蓋新房子，窺伺著他的行動，深怕他多花錢。

　　心灰意冷之餘，渡邊決意痛快過餘生，花掉自己一生辛苦的積蓄。可是無論是去喝酒跳舞或者去糾纏已離職的年輕女同事，都顯得那麼格格不入。終於他決定在生命結束之前至少要做一件讓自己滿意、有價值的事：他從成堆公文中拾起一個被各部門之間推來推去的人民陳情案：把一條廢棄的臭水溝改建成一座兒童樂園。

　　他把這件事當成餘生最重要的工作，卯足了勁，親自辦文，親自送件，不讓承辦人踢皮球，甚至冒著革職的危險，帶著市民向市政府請願。市長煩透了，才心不甘情不願地簽字批准。接下來他又穿梭工地，親自監工，對抗一切阻力，工程終於沒有延宕，如期完成。這天，他獨自來到公園，心滿意足地哼著日本民謠＜生命如此短促＞，在天色漸暗的雨中盪著鞦韆。

　　不論別人如何看待他的改變，他感到不虛此生，死而無憾。

　　黑澤明採用倒敍的手法，在他的喪禮中，同事們分別回憶起渡邊最後幾個月的改變，拼揍成了這個故事。

　　最後雨中鞦韆的場景深植我心，成為我對這部影片的永恆記憶，因此我在文章中寫道：死神的到來往往逼使我們回顧此生，卻可能為時已晚，因而多少生命便在混噩中虛度，尚未嘗到生之豐盈、甘美，便己面臨結束，甚至連悔恨的餘地也沒有。公務員生涯雖是鐵飯碗，卻也可能因為穩定而缺乏創新的動力，使得生活流於重複、停滯，黑澤明導演半世紀前的名作捕捉到了這份無奈，但也同時點燃了生命的慾望，付予公務員新的動能。

　　數年後，我重回公訓中心，有幸與交大昔日同事，後來做元智大學總務長的尤克強教授合作辦理訓練。尤教授竟然記得我的文章，他提醒我說：黑澤明的影片其實並沒有停留在這樣天真的樂觀中。《生之慾》接下來是這樣終結的：渡邊的同事在他喪禮上深受感動，含著熱淚高呼要效法渡邊。可是第二天他升官了，成爲新的市民課課長，沒有多久就和悔悟前的渡邊課長一樣，奉行著官僚主義，庸碌無為。

　　其他同事眼見新課長言行不一，也只能沉默服從，不敢置一詞，仿彿什麽事都沒有發生。日子又回到原來的軌跡。

　　尤教授說，大部分人縱然對權力的壓迫不滿，但是顧念自己的利益而缺乏抗爭的勇氣，只有在陷入絕境時才會像渡邊那樣奮力一搏。而那些不計成敗、勇於挑戰體制的少數異類多以悲劇收場。黑澤明敍述了人性如何反省、昇華，卻最終屈服於官僚主義的無力感，整部影片深沉地表達了黑澤明對人性的徹悟和憐憫。

　　人生的確是充滿了起伏、無奈和不確定。有趣的是，面對晦暗的時候，每個人選擇了不同的記憶和解讀。雖然不知道，過了明天，世界會變成什麼樣子，但選擇性地記住盪鞦韆時的心滿意足，才給了我屢次面對困難，樂觀以對的勇氣吧！

　　2008年，透過Google，在網路上居然搜尋到了許多《生之慾》的精彩討論，令我喜出望外。渡邊已死。黑澤明仍然感動著期望改變的人們，繼續尋找生命的價值與義意。

政策大轉彎：推動在地老化

顧燕翎

　喝了幾口酒之後，我那不多話的朋友開口了：你的工作就像清掃落葉，葉子不停地落，你不停地掃，讓大家看到你的辛勞，你不但可以保有你的工作，還有機會往上爬。你一下子把落葉都清乾淨了，或者把樹換成不落葉的，有誰看到你的功勞呢？

　　這是一位我尊敬的前輩，遇有難題總是想到他，他也永遠給我最好的答案。他在公務體系有很深的閱歷，看我整天汲汲營營，老是想改革這，改革那，不知是覺得好笑，還是憐惜，適時點我一下，只是我仍然沉醉在改變世界的夢想裡。

　　不過，這一次，不是我主動規劃，而是問題自動找上門來了，而且來勢汹汹。

市府大門口的抗議

　　在傳統社會裡，當人老了、病了、累了、餓了、需要照顧，總是有賢良的婦女扛起照顧的擔子，即使她自己也又病又累。婦女能不賢良嗎？婦人的定義就是賢良勤勞啊！五十年前，年輕的李敖在台大校園穿著長袍馬褂，大聲疾呼，老男人交出權力的棒子！但是女人手中這根棒子卻一代一代傳遞下去，沒有人急著奪取。

　　然而，時代改變了，女人開始外出工作，子女越生越少，人口遷移越來越頻繁，由南部搬到北部，從北部搬到國外去，老人則愈活愈老。照顧工作沒法再丟給留守家園的的女人，變成了社會問題。健康老人還可以靠自己照顧，那麼生病的、失能的老人呢？應當留在家中，由政府協助家人照顧？還是送到機構，集中照顧？照顧的費用由誰負擔？比例如何計算？若由政府負擔，是交給本人？家屬？機構？這些都是現代政府需要深入思考的政策細節。

　　政府的預算有限，人民的需求無窮，而且因時而異。如何定下優先次序，合理分配資源，設計出好的制度，讓更多人得到更好的照顧，是嚴肅而且長久的課題。就像如何在每天固定的菜錢裡面，變化出好吃、營養、又不天天重複的佳餚，考驗著當家人的智慧，好的政策也是需要充滿了愛心的精打細算。如果老人都是我們的家人，我們要如何照顧他們？

　　我就任社會局長不久便碰上SARS肆虐，過了三、四個月如臨大敵的日子。SARS災情漸緩，開始仔細思考各項社會政策的時候，老人問題就找上門了。一天，台北市幾家老人養護機構為了爭取補助費用，在議員支持下，推著一排排空輪椅到市政府門口抗爭，並揚言要丟尿布。

買票政策和拖延戰術

　　在激烈的政黨競爭中，台灣的社會福利政策早已淪為勝選的工具。每一次選舉，候選人和政黨都競相喊價，用直接發放津貼的方式變相買票，卻沒有好好整理出一套完整、通盤考量的社會福利政策。各種利益團體也學會了在選舉的時候討價，利用討好選民的心態要求候選人匆匆簽下各種政策承諾。這些拚湊的政策到了執行的層面苦壞了基層公務員。各種性質、各種身分對象、不同標準的津貼、補助、機構服務重重疊疊混雜在一起，像是下雨過後的落葉，永遠掃不清。

　　但問題終有爆發的一天。不過聰明人自有為官之道，只要將問題在時間上往後推，把現在式變成未來式，天大的問題也終於變成別人的問題，甚至自已的進身階了。記住，只要不停地揮動掃把，別忘了讓老闆看見！

　　1999年，台北市大張旗鼓，輔導老人養護機構合法立案，讓更多老人可以住進去。老人住進機構以後，補助金就直接發到機構去。其中有些人以老人身份，有些人以身心障礙者身分住進去，雖然得到的服務一樣，政府的補助卻不一樣，身心障礙者的托育養護比老人的收容安置審查標準寬鬆、津貼也較高，形成一國兩治。市場跟隨政策起舞，幾年之內，老人養護機構大量增加，有些業者利用各種手段招攬生意，人數快速增加。

　　預算總額是固定的，很快的，機構照顧吃掉了市政府照顧總預算的四分之三，在家的老人得到的照顧相對變少，政府在預算上也越來越不堪負荷了。為了平衡預算，社會局只得公告依法實施老殘分流的補助方案，也就是住在老人機構的一律按照老人機構的標準補助，住在身心障礙機構的按身心障礙者補助標準，停止一國兩治。

　　當時社會局發函給各機構，協助它們轉型和訓練，因應新的情勢。但是，福利易放難收，業者抗議之下，社會局答應退一步，新案件按照法定標準補助，舊案則暫緩一年。

哭泣與丟尿布

　　一年之後，我已接任社會局長，我們通知各機構，將執行公告內容。業者毫無反應，大概早已學會了不把政府的話當真。後來發現真要實施，匆匆找上了議員，再上演抗議戲碼。

　　業者兵分兩路，一邊找議員在議會召開記者會，由兩位家屬出面哭訴，說他們的生活會因此陷入絕境，卻又拒絶提供財稅資料，讓我們了解他們的問題，設法協助解決；另一邊則推著輪椅到市政府大門口，要求恢復舊作法，否則就要丟尿布，還要到國民黨部抗議，發起年底總統選舉拒投連戰和宋楚瑜。

尋求共識

　　不管有理沒理，是真是假，在媒體前上演的公開抗議仍是十分有戲劇效果的，真相卻乏人問津，因此社會局被要求重新檢討預算。我同時也在局內檢討決策步驟，要求同仁建立完整的資料庫，才能隨時掌握業務狀況。此外，在做決策之前應當充分討論溝通，詳細評估，模擬可能發生的情形，了解實施方向和執行步驟。一旦公布實施，就應該堅定貫徹，不輕易動搖更改，才能在關鍵時刻為政策辯護。

　　接下來我們花了半年時間，用盡關係，邀請到最有代表性的專家學者，和團體代表與業者一起坐下來密集討論。除非有特殊的政治考量，團體和政府有相當程度的共生關係，尤其是接受政府補助的團體，因此即使是丟尿布的團體，也有充份的動機接受理性溝通。於是我們一方面我們用心傾聽業者心聲，同時也導入世界發展趨勢，坦白政府的限制與困難，經由討論來建立共同的願景，釐清觀念盲點。例如，業者一再要求政府訂定統一的機構收費標準，我們則說服他們，訂立的應是政府補助個人的標準，因為各機構的收費應當反應它的成本和服務品質，不可能統一。

　　半年下來，十九次會議，我們不敷衍，不討好，真誠尋求有利各方的改革方案。劍拔弩張的氣氛終於緩和了，也建立了清楚的共識。對照原有的政策，我們在觀念和做法上都做了許多根本的改變，考慮到長者的需求、失能程度，還有家庭及政府之財政負擔，做精確的照顧規畫、財務計算和資源分配。

　　大家同意新政策的建構方向如下：
一． 建立以社區照顧為主、「在地老化」為目標的老人照顧服務系統。
二． 以個案失能評估結果為接受照顧服務類型、接受補助標準與銜接照顧服務之管理機制。
三． 依據老殘分流概念，分別對不同之照顧需求予以妥善照顧。
四． 從原來「全有」與「全無」兩個補助等級，增加為十個補助等級，擴大服務對象，並且更符合個別需求。
五． 加強推動支持性與預防性的老人照顧服務，延緩老化並促進民眾照顧失能老人之意願與知能。
然後根據這些方向修正舊制度。

　　新制從2004年實施之後沒有再遭遇抗爭，市民使用服務的比例也如預期地朝向在地老化的方向成長。不過，不論政策訂得多麼完善，因為牽涉到太多不同狀況的個案，而每個個案都是有感覺、有歷史的老人，所以政策執行過程中的每一步、每一個轉折都是成敗關鍵，需要持續不斷的監控和改進，也就是執政者認真不懈的投入。

　　2007年，偶然聽朋友說起，她的母親是我們居家照顧新制的受益者，若非我們擴大了服務對象和增加了補助等級，她享受不到福利，讓我稍感安慰。

多贏VS兩難

　　我相信，真正好的政策不應是零和的局面，而是為政府、人民和業者創造多贏。掃落葉的心態固然可以搭造晉身之階，卻不可能創造好政策。

　　然而，在當前的政治文化中，做事和做官為什麼必然是兩難的選擇？

改變世界的夢想：殯儀館開舞會和零預算的樹葬

顧燕翎

　　2006年底，陳定南先生去世，遺願灑葬，後家屬打算樹葬，但皆因宜蘭縣政府未有規劃專區，無法舉行，而改為回葬祖墳…。

從不滿足開始

　　大學的時候我有一個小本子，裡面抄著自己喜歡的句子，其中最讓我振奮的莫過於蕭伯納的名言：理智的人改變自己去適應世界；不理智的人卻試圖改變世界來適應自己。因此，所有的進步仰賴不理智的人。

　　大學到研究所，從一個學門流浪到另一個學門，內心始終潛伏著不滿足感。白髮皤皤的指導教授說：燕翎，你不能又要理論，又要行動啊，人生總得有所妥協。但我還是放棄了學術殿堂中的博士學位，在荒煙蔓草中拾起了當時被視為沒有學術價值的婦女研究。不只是理論與行動結合的誘惑，更是改變自己和改變世界的召喚。是的，不先改變自己，這個文化和習俗的產品，如何改變世界？

　　改變的戰場從任教的大學、婦女運動開始，隨著時光推移，神祕的召喚將我引進政府部門。接手台北市社會局時，明知是一個已經累積了太多問題的爛攤子，卻竊喜得到了另一個改變的機會，沒日沒夜摩拳擦掌，一個又一個目標，拚命幹活。社會局的業務中，殯葬是一個眾人避之唯恐不及的領域，卻也因而充滿了改革的可能性。在這塊黑色禁地中，我首度接觸到死亡，開始思考死亡，以及與死亡相關的種種公共政策。

死亡和公共政策　
　
　　死亡是生命不可避免的一個過程，從歡歡喜喜迎接新生命的那一刻開始，所有的生命同時也踏上了死亡之旅。不同的文化各有其面對死亡的態度，華人算是最為死後操心的民族了，既知是宿命，仍然千方百計延後那一刻的到來，以隆喪厚葬、祭祀祖先來延續想像中的死後世界。中國歷代政府在歷經戰亂動盪之後，往往為了休養生息的經濟理由，提倡簡葬，如西漢文帝、東漢光武帝，但成效都十分短暫，一旦民生富裕，厚葬之風又起。佛教傳入中土後曾經流行火葬，卻在宋朝遭到禁止，而仍然奉行儒家入土為安的觀念。延傳至今日，風水、土葬仍然盛行，喪事、葬儀講究排場，在地狹人稠的台灣，製造了環境、噪音、交通等等諸多公害。

　　每年春末夏初，清明過後，經過掃墓子孫的伐木除草，台北近郊山頭大大小小的水泥墳塚一個接一個露了出來，不僅青山為之失色，也破壞了水土保持；殯儀館附近不論好日子壞日子，交通打結是常態；大街小巷馬路當中隨時搭建的靈堂更是聲驚四鄰。多年來有識者除了倡導生死學教育，推動殯葬改革，期望養成坦然面對死亡的態度；也鼓勵民眾簡葬，為子孫留下淨土。但因殯葬事業牽涉龐大的既得利益和傳統觀念，比其他的社會改革更為困難和危險。好在經過無數折衝妥協之後，新的“殯葬管理條例”終於在2003年七月底發布施行了。新法的革新創意中最劃時代的作為莫過於讓海葬、樹葬、灑葬等自然葬法合法化。

　　人赤裸來到世間，享受萬物供養，無以回饋，臨去何忍還要留下一堆水泥垃圾，破壞生機？樹葬、灑葬讓人全然化為塵土，走得乾淨、瀟灑，無論從生態、經濟、景觀、風俗等角度來看，“殯葬管理條例”都堪稱進步的立法。但法律雖然好不容易通過了，學者和政府官員卻一點也不興奮，反而十分悲觀。因為不論土葬或使用納骨塔，傳統風俗都講究方位、日子，甚至顧及生肖沖剋，除了慎終追遠，對先人的禮數不可少，更攸關日後家族興旺，子孫發達。所以為了改運，甚至日子越不景氣，手頭越拮据，喪禮反而越隆重。台北市地少人眾，公墓規定七年輪葬，七年後必須撿骨遷葬。實施以來，民眾一旦家中有了不幸事件，找不到理由，便怪罪輪葬制度破壞了風水。那麼，若更進一步，推動無墓地、不立碑、土地循環使用的樹葬、灑葬，人民會接受嗎？在內政部的研討會上，學者們個個擔心觀念不易突破，基層官員也預見阻力重重。因此即使法律通過了，卻沒有人相信短期內可能落實。

政治鬥爭

　　不幸的是，台北市面臨的阻力尚不止此。為了鼓勵地方政府執行新法，內政部提出了獎勵措施，編列遷葬補助經費，補助地方政府籌設樹灑葬專區。然而中央政府在民進黨主政之下一貫對台北市採取打壓手段，許多社會福利的法定補助項目，像中低收入戶老人生活津貼、低收入戶家庭生活補助等，都中途叫停，不撥款就是不撥款，導致市政府預算大失血。殯葬部分也如法炮製，內政部慷慨給了台北縣兩千五百萬元在新店設立多元化葬法示範區，台北市再怎麼申請卻全給打了回票，一分錢也不給。

　　在政府多年看了太多的漫不經心和浪費，我最大的感觸是沒有錢固然很難做事，有錢而沒有人才、沒有決心更不可能成事。沒有經費已是鐵的事實，豈能因此放棄改革？只得和我的同仁們苦思變通之道，用創意換取資源。為了在社會觀念上跨越生死鴻溝，讓死亡、喪葬不永遠等於陰森冰冷，又不想增加額外花費，我們決定異軍突起，趁農曆七月（民俗的鬼月）的殯葬淡季，市立殯儀館難得有閒置空間，辦一場歡喜熱鬧、年輕族群喜愛的飆舞，其間穿插有獎問答，趁機宣導現代化、個性化的葬儀、新的殯葬法規以及自然葬法，為青少年們在非常另類的場所上一堂另類的生命教育。

誰在阻礙新觀念

　　但是朝新方向踏出的每一步都會遇到意想不到的障礙。要辦一場吸引群眾的大型舞會，需要稱職的主持人，可是民間相信七月鬼門關大開，藝人們已經心存忌諱，再聽到殯儀館，更是避之唯恐不及，不敢答應。社會局七科的同仁文秀點子十足，尋尋覓覓，找到了美國人巧克力、日本人Boss和觀念較開放的藝人丁小芹，他們沒有禁忌，點頭答應了。在記者會上，巧克力開朗地裂開大嘴，露出雪白的牙齒說，在美國往生代表回歸自然，他母親生前便交代在她的葬禮上不要哭泣，也不要穿黑衣，要開一個Party，慶祝她走上生命的新旅程。Boss則說，他個人最喜愛的方式就是海葬，可惜在日本尚未合法化，他們兩位都大方地支持自然葬法。消息見報後，有喪家直接向市府高層投訴，不能接受在殯儀館開舞會這件事，因為他的家屬正躺在冰櫃中，等待八月下葬；於是高層出面勸阻，認為這樣做對死者不敬。這場「飆舞ㄙㄨ ˋㄥ中元」的活動最後改到大安森林公園舉行，以嬉哈舞曲及搖滾安魂曲為主，舞動全場。整個過程雖然波折不斷，卻也因此幫我們成功地攻佔媒體，連續數天占據大篇幅的報導。代表新觀念的樹葬、灑葬頓時成為熱門話題，我們也以極少的經費達到了宣導新觀念的目的。

　　是幸還是不幸？對於新觀念的接受民眾似乎常常走在政府前面。市民的正面反應讓我們信心倍增，一鼓作氣之下，覺得行動的時候到了。可是內政部的補助還是沒有，我們自己編的一筆公墓規劃費又接連兩三年卡在議會，不得動支。沒有汽油的車要如何上路啊？宣導是七科的業務，現在實際執行的接力棒交到了殯葬處。鑼鼓喧囂中布幕已經拉起，戲要如何演出呢？好在老演員有硬底子，腦力用不完。陳處長和同仁優雅地走上舞台，轉身之間，利用整修自來水管的機會，將富德靈骨塔旁一塊兩百坪的空地整理了出來，遍植榕樹、含笑、羅漢松、福木、梅花、桂花等樹木，又開闢了紅、白海棠、杜鵑、金露花、西洋雪茄等各色花圃，成立了以實驗為名的樹灑葬園區，公開徵求市民預約。

　　在政府體制內工作，有足夠的公權力，可以讓夢想成真，卻也因為有權力，成為各方覬覦的焦點。誰不想來分一杯羹呢？舞台的燈光才剛打亮，一位不速之客就跳了上來，原來是撲向媒體光芒的議員大人。正當我們卯足全力，籌備全國首次樹、灑葬，國民黨的一位市議員也因此發現了他在議會質詢的好題目，他拿出紐西蘭和澳洲美麗的樹葬區風景照片和我們正在整修的小花園做對照，大聲斥責我們經費太少、面積太小、設計簡陋、標示不明等等，簡直一無是處。翻閱議會紀錄，很少看到官員因為沒錢還努力做事而受到指責的。民意代表的監督本來應當是政府革新的推力，卻常常因為不擇手段的私心自用，而成為阻力。議員的演出被某大報加油添醬製成斗大的標題，殺傷力十足。難怪一些資深公務員曾經告訴我：監察院只管做錯事的，卻不管不做事的，多做多錯是公務員的宿命啊。豈只監察院！豈止媒體！

　　幸好民眾熱情，也明是非，並不因此動搖對我們的支持，當我們推出「生前預約」一百個免費名額時，一天之內立即爆滿，我們只得將名額增加到五百。

生命新境界

　　全國第一場樹葬終於在2003年十一月十日舉行，由馬市長主持。木柵多雨，我們一直擔憂著陰晴不定的天氣，那天早上陽光卻難得地露出笑容。在「守著陽光守著你」、「台北的天空」歌聲中，三位往生者的家屬捧著可分解的骨灰盒，輕輕放在羅漢松下面、四十五公分深、預先挖好的樹洞裡，覆蓋上泥土，栽種一株聖誕紅，再獻上鮮花。接著走近大理石紀念牆，將刻有親人名字、生卒年月的紀念牌，鑲嵌在牆上，留下永恆的記憶。

　　現場溫馨、莊嚴的氣氛，家屬豁達的態度，感動了在場的眾多媒體朋友。中時晚報記者全光輝當場訪問了親手將老伴的骨灰葬在羅漢松下的陳培基老先生，他說：“老伴生前最喜歡大自然，我希望把她葬在樹下，化做春泥更護花，完成她生前最大的心願。”他也為自己「預約後事」，將來要和老伴葬在一起，與大自然永遠為伴，為這一生畫下完美的句點。尹小姐則說，媽媽生前喜歡大自然，希望往生後能回歸山野，靈骨塔遠離土地，太孤單，因此選擇葬在羅漢松下，讓媽媽長眠風光明媚的青山綠野，也算是完成媽媽的心願。

　　次年二月二十一日，九十一歲往生的陳老先生因為生前種了許多杜鵑花，選擇杜鵑花叢灑葬，成為園區的第一位灑葬者。視障者組成的啄木鳥樂團奏著悠揚的弦樂，家屬將骨灰灑在杜鵑花叢裡，殯葬處同仁接著灑上一層泥土，防止骨灰隨風飛揚，再灑上一層玫瑰花瓣，憑添幾許浪漫。聯合晚報戴安瑋記者報導，陳老先生的兒子肯定殯葬處的規畫，隆重、經濟又環保。老先生的兒子也瀟灑地告訴中時晚報記者喬慧玲，“想想，人若死後有知，卻將他侷限在小小的棺材裡或骨灰罈中，豈不更殘忍？還不如回歸大自然，自由自在。”

　　樹葬滿周年時，小小的園區中總共有一百六十七位往生者選擇了這種自然又環保的葬法，年齡從九十三歲的高齡長者，到出生才三天的折翼小天使；有旅居美國的僑胞選擇落葉歸根；有遠道來自日本的友人；也有一個家族將兩百年來的十名先人遺骸同時樹葬。一位陳女士每週都自動到樹葬區澆水、照顧花草；還有的父母在樹木周圍插上小風車，五顏六色的風車在風中轉啊轉的，讓「富德生命紀念園區」充滿了生命力。 往後許許許多多民眾不斷用行動表達了他們的認同，2005年清明前後，還不到一年半的時間，樹葬者增加到了兩百六十位。

　　誰料得到呢？兩百坪的山坡地。零預算。眾人迴避的殯葬業務。無人看好的創舉。在少數公務員的努力下，得到了市民支持，聯手創造了花繁似錦的生命新境界。

　　不可能的夢想終於變成了可能。
　　
　　從2007年開始，台北縣、高雄市、宜蘭縣、台中市、屏東縣開辦樹、灑葬。

波濤洶湧的海葬：政治惡鬥公僕淚

顧燕翎

　　雖然波折連連，相形之下，我在社會局推動樹葬、灑葬還算是順利的，畢竟生態保育觀念在台灣已逐漸成熟，願意選擇較為自然而又節約的方式回歸天地，不再迷戀風水的，大有人在。海葬，在不少人的想像中，包括馬市長，則是更為浪漫的歸返源頭的途徑，受到了樹灑葬成功的鼓勵，接下來我們開始規劃海葬作業。

僱一條船駛出港口，到海上拋灑骨灰並不是創舉，早在法令公布之前，很多人只要財力許可，都已經私下做了，1953年吳稚暉先生的海葬不只公開舉行，且是國家大事。但是在民主時代由政府單位主辦則又不同，必須在法律上站得住腳。台北市政府辦海葬還有一點實質上的困難：除了關渡之外，台北市並不鄰海。但關渡港做為海港有一個致命的缺點：水淺。若由關渡出海，必須要仔細計算潮水的漲落，趁著漲潮時的候行動，否則船隻難逃擱淺的命運。因而假道台北縣是比較合理的選擇。但當時台北縣是不同政黨執政，是否會有意外的困難？

娛樂漁船vs客船

　　社會局七科林科長不僅活力充沛，充滿創意，也擁有律師執照，是資深的法律人，早已有所準備。他拿出一大疊和內政部、海巡署、環保署、農委會、交通部、台北縣等相關單位往來的公文和會議紀錄。我從頭到尾仔細研讀，不禁啞然失笑，真是典型的官僚作風。最初所有機關都選擇袖手旁觀，大打太極拳，每一個單位都推稱劃定海葬海域不是自己的權限。後來“殯葬管理條例施行細則”出爐了，提出了負面表列，凡是距離陸地、港口6000公尺(3海浬)以外，避開漁場、國軍射擊區及海上交通要道，以及不妨礙國防、交通、漁業等原則的海域，都可以是海葬場地，終於讓我們有了可以遵循的法律依據。然而謹慎起見，我們決定在舉辦海葬之前，再度邀請各單位協商。台北縣雖沒有派人來參加，卻提出了書面意見，質疑海葬使用娛樂漁船的合法性。

　　民間租用出海的船隻有兩種選擇：一種是向農委會漁業署登記的娛樂漁船，另外一種則是向交通部登記的客船。客船體積較小，價格較便宜；娛樂漁船船體較大，設備新穎，較為安全，價格也較高。早在內政部召開過的海葬會議中，農委會就以安全的理由，建議採用娛樂漁船。不過娛樂漁船的管理辦法是早在海葬合法化之前就己經制定的，採取條列式的用途，其中沒有明文規定可以做為海葬用途，但也沒有規定不可以做海葬；客船的規定則比較籠統，沒有限定用途。社會局原本基於安全考量，已經租用了娛樂漁船做為試辦海葬的交通工具，現在台北縣反對，按照公務體系向上請示的慣例，只好再請農委會漁業署解釋。當時中央已經是民進黨主政，漁業署態度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轉變，推翻了自己早先的意見，表示娛樂漁船不符合規定。為了不節外生枝，我們只好在出發前兩天臨時變更交通工具為客船，也很快取得了交通部的許可。由於客船停靠在淡水漁人碼頭，乃決定由漁人碼頭出發。

　台北縣政府雖然沒有出席協調會，暗中卻以出奇的效率緊盯著我們的一舉一動。在出發前一天下午，以傳真通知台北市社會局，表示搭乘娛樂漁船不符合規定----實際上我們已經放棄漁船，改用客船了----而且台北縣尚未制定相關法規，不宜辦理海葬。縣府同時也向船東施壓，脅迫其不得開船。我還記得那天晚上，從七點到十一點，我整整打了四個小時電話，聯繫協調，並且用我極為蹩腳的閩南語和主管漁人碼頭的台北縣農業局長委婉溝通。局長正好是社會局一位同仁的近親，表現很大的善意。取得他的同意後，我們改在下午兩點漲潮時間由關渡碼頭出發，避開台北縣管轄的漁人碼頭。

不料第二天上午，同仁們陪同喪家捧著骨灰盒到達關渡時，船東接到了“某方面電話”，害怕以後被取消停靠漁人碼頭的許可，而不敢開船。我們一再忍讓妥協，務求圓滿。但即使換成了客船，即使已取得交通部的通航許可，即使是台北市管轄的碼頭，即使海域屬國有，不屬縣有，我們站穩了所有的法律立場，船東的生計受到的威脅卻是我們無力改變的，不得已之下，我們只好宣佈取消海葬。

風水師的愛

固然我們已經小心謹慎，竭盡全力，但畢竟仍覺得愧對那些信賴我們的人民。對於有錢人，海葬易如反掌；但升斗小民無權無勢，便得仰賴政府的公權力。自從發佈海葬消息之後，滿懷希望，遠自高雄和其他縣市來報名的大有人在。想到那些懷抱著骨灰盒，等待開船的民眾，特別是來自高雄港，嚮往大海的父子的一家人，還有桃園的風水師的一家人，我就覺得做得還不夠。風水師篤信佛法，發願海葬，“佈施魚群，也為地小人稠的台灣盡最後一份心力”。他的家人表示：
先父看盡許多喪親家屬為了找尋所謂的“好風水”安置先人骨灰，不惜耗費巨資，甚至到處濫墾濫葬，造成台灣整體環境的大破壞。他常感嘆，所謂的好風水是奠基於個人的好德性，如果不能體諒別人，沒有倫理，即使葬在“龍穴”也無法使子孫發達。
在出殯當日，得知台北市政府試辦海葬，他們欣喜莫名，認為這是巧妙的因緣，到中藥房買了研磨藥材的缽子，全家人從大到小漏夜將火化後的骨塊磨成粉末，（台北市的火葬場其實有研磨機），和上嬰兒米粉和麵粉，搓成丸子，放在社會局專程送上的環保盒內，等待施行老人家最後一次也是最大一次的佈施。未料凌晨接到社會局電話說要改地點，後來又要延期，心情十分悲憤。

　　我身為社會局長，目標顯著，雖然很想親自主持首次海葬，但顧慮台北縣政府的反應，取消了陪同出海的計畫，由同仁代表前往。在局內不斷接到電話報告，也心急如焚。到了下午，陪同家屬們的社工焦急地打電話回來說，骨灰丸子快要變酸了，無論如何也要出海，於是我決定社會局隱身幕後，委託民間葬儀社出面，仍由名主持人陳凱倫和社會局同仁陪伴，不通知媒體，以家屬的名義僱船出海。

遲來的「好代誌」

　　接下來展開了類似警匪片的追逐戰，只不過警匪雙方都是政府官員，加上瘋狂又盡責的媒體工者者，真是台灣奇景。為了分散注意，家屬和社工員分批從關渡前往漁人碼頭，找到了有同情心的船家，正要啟航，卻因為媒體緊緊跟著，驚動了守候在現場的縣府官員。他們立刻拿起手機向上級報告，頃刻間碼頭所有的船隻都收到了禁止出海的命令，形同封港。不得已之下，大夥只好再度飛車離開漁人碼頭，分批轉進他處，一路擺脫窮追不捨的媒體。此時夜幕己垂，海風更大，但縣府的無理打壓已激起了船家的義憤，北縣某地船東自願出海。家屬們終於在凱倫和社工的陪伴下上了船，在海上繞行，經過誦經、默哀等儀式後，拋灑骨灰、花瓣。有的家屬選擇直接拋撒骨灰，隨風飄揚入海；也有的將骨灰放在環保盒內，直接放入海中，目送骨灰隨著浪花消逝，在現場巡航十分鐘後回航。我們確定家屬平安回來以後，才鬆了口氣，向記者們宣佈這個消息。

　　事後中時晚報記者全光輝訪問台北縣民政局長，局長表示：大台北地區週邊海域，常有基隆港、台北商港的大型商船來往，加上出入的漁船，骨灰拋撒的海域是否會影響航道安全、漁業資源等等問題，還有待相關單位協商討論，不能草率辦理海葬，忽視海葬人員與船舶安全。但他同時也說：台北縣預計在次年三月可完成相關樹葬、海葬準備工作，提供民眾更好的服務。同一天縣長蘇貞昌則對聯合報記者蔡政欣說：海葬是「好代誌」，也是趨勢，雖然現行法令不夠完備，但不能漠視。台北縣政府願意和台北市合作，協助落實海葬政策。看來台北縣不能忍受的不是海葬，而是台北市領先辦理海葬。政客惡鬥不擇手段到連往生者也不放過，不只是民主的悲哀，也是民主的笑話。

人民的哀慟

　　隔了幾天，媒體追逐家屬的瘋狂時期過去了，風水師家屬給馬市長和我寫了一封長信，除了上引選擇海葬的緣由外，也轉述了海葬當天的過程：

（從關渡轉至漁人碼頭之後）坐上船隻，苦候一小時，船家不敢開船，因為突然接到上級指示，所有船隻都被軟禁在岸邊。所有的家屬飽餐寒風的冷冽之後，被悉數請回岸上。希望的心，被無情的政客戳的遍體鱗傷，許多家屬抑扼不住傷痛，窸窣的哭了出來，心痛的不只是先人的遺骨所忍受的委屈，更是在位者不能體恤民情，只圖自我政治利益，枉念『生死事大』，貽誤親人的遺願，將成為家屬終生的遺憾！！

　　折騰一個多小時，葬儀社老闆出面，確定在XX處有行俠仗義的船夫，願意載送我們出海。然而，為了避免再度被干預，大家只好躲開記者，我載著家人、八歲的小女兒和先父的骨灰，只好沒命似地開著快車，東衝西撞地逃出記者群。如今想來，能完成先父遺願，又還保全性命，沒落得像黛安娜王妃般香消玉殞，該是先父在天之靈的護佑吧！這兩天回到家，內心仍覺感觸深刻，冒味地寫信給馬市長，一方面是代表全家向市府相關員工致謝，再者，更希望藉由我們悲痛的經驗，提醒主政者：以民為重，否則再多美麗的言詞，都無法彌平一個喪親者的哀慟！

上天vs制度

　　讀著信，幾週來所承受的威脅、打壓和誤解都變得無足輕重了；原來台灣的希望不在於善鬥和作秀的政治精英，而在於眾多默默無聞、知是非、明善惡的百姓，和盡忠職守的基層官員啊！

　　數月之內，四位陪伴出海的社會局同仁，三位已婚者都傳出自己或妻子懷孕的喜訊，對於久盼佳音的同仁而言，這是上天最大的獎勵，也使我深感欣慰。然而，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不禁要問，我們仍然只有仰賴上天的公正嗎？層層的政府機制，無數的高位厚祿，卻發揮不了功能，無法有效預防個人藉政府濫權？無法懲處公權力的濫用？而一切成敗歸結於政治鬥爭的勝負？

　　我懷著理想進入政府，懷著疑問離去。

　　無語問蒼天。

2008年春，台北縣市、桃園縣舉辦聯合海葬，由八里出海，台北縣長周錫瑋主持。

Jo Freeman, 台灣，和我的婦運路

顧燕翎

　　收到Jo的來信，附上她最新的文章，談民主黨總統初選，在黨內群英中選出了一位男黑人和一位女白人，她很滿意這樣的結果，在結論中說：這樣的一次選舉也是我畢生努力的目標。

　　我將文章放在我的部落格“女性主義起點站”上，寫email告訴她，她一向動作很快，立刻回信，說她喜歡這個部落格，然後問我也會將她的文章翻成中文嗎？近年來我很少做翻譯，最近剛譯了弟弟的一篇文章在部落格上，很喜歡他乾淨的文學筆觸。居然被精明的Jo發現了，雖然她不懂中文。為了公平起見，也將她的文章中譯，與原文並列。

　　Jo的這篇文章讓我想起她多年前另一篇文章，悼念Rosa Parks,一位平凡的小職員、非裔、女性，因為1955年在公車上拒絕讓位給白男人，被送進警局，在種族歧視的南方引發軒然大波，黑人社區因而展開拒搭公車運動，Rosa也成為民權運動的象徵人物。那年Jo只有十歲，是一個白人小女孩，和來自阿拉巴馬州的媽媽天天討論此事，媽媽反對種族隔離，也因此奠定了Jo的民權思想。1957年，十二歲的Jo和媽媽開車回阿拉巴馬老家，曾為此議題和全家激辯，舅舅、阿姨、表兄妹全部站在房間的一邊，Jo一個人在另外一邊，媽媽則遠遠觀戰，不發一語。Jo認為媽媽不介入就表示鼓勵，從此展開了她為民權奮鬥的生涯。

　　我1993年冬天認識Jo，那年秋天我從任教的交大到麻省的五校聯合婦女研究中心做研究員，讀了很多婦女運動的文獻，被Jo的著作吸引，特別是The Politics of Women’s Liberation,(不過她所論述的 "the tyranny of sturcturelessness"我到97年婦女新知家變時才親身體驗到。)也在其他人的著作中讀到她在芝加哥開啟第二波婦運的一些事蹟，主動寫信給她。感恩節那天她約我去她紐約家中吃火雞大餐，看到了她的著名收藏：各式政治性的別針，之後還曾和她去參加女性主義者的聚會，認識了婦運先鋒Gloria Steinem等人。

　　要不是這些國際性的朋友和她們的努力，我的婦女研究之路在備受質疑中大概很難從1970年代一直走到現在。即使1985年台大成立婦女研究室之後，女性主義正當性的爭議在台灣婦研學者之間仍延燒了整整十年。除了在台灣的好友們，是這些世界各地的同志們給了我繼續走下去的勇氣和信心，Jo Freeman之外，還有Gloria Bowles, Renate Klein, Peggy McIntosh, Dorothy Smith, Diane Bell, 何芝君，河上婦志子,周顏玲，李小江…

　　Jo於1995年到北京參加世界婦女大會之後，到新竹來看我，住在我家。當時的婦女新知協會理事長紀欣從美返國不久，各黨關係都好，熱衷推動婦女參政，我們安排Jo在短短幾天內到台北、高雄演講。紀欣正好在台北主辦婦女參政生活營，邀請Jo在“政壇傑出婦女之夜”演講美國婦女參政史，由我擔任翻譯。當時在座的兩百多位女性來自各方各黨，其中許多成為政壇上的重要人物，包括余陳月瑛、呂秀蓮、施寄青、朱鳳芝、葉菊蘭、李慶安、陳菊、張富美、藍美津、范巽綠、秦慧珠、秦儷舫、陳玉梅等，這樣的盛會實屬空前，之後隨著黨爭轉劇，也恐難再續。

　　當時大家都很關心婦女保障名額的問題，對這個獨步世界的憲法制度應存應廢拿捏不定。在討論過程中，Jo提出了關鍵人數(critical mass)的概念，她指出，在一個組織中推動變革，有共同理念的成員至少應占四分之一。將原有的約十分之一保障名額的限度推向四分之一的新里程，這可以說是四分之一制的由來。

　　在場的民進黨婦女部主任彭婉如接受了這個觀念，開始在黨內推動女性的四分之一代表制。國民黨婦女工作會也仿效歐洲國家，向國民黨提出在各項民意代表選舉中逐漸增加提名女性至四分之一。後來兩黨皆採取了四分之一代表制，但在執行上略有差異，民進黨是每滿四人，需有一名女性，國民黨則是女性不得低於四分之一。1999年婦女團體再進一步提出三分之一性別比例原則的主張。

　　除了在台奔波演講，Jo回美國之後，寄了數百本她主編的Women: a Feminist Perspective，捐給女書店，賣書做為收入，表達支持之意。

　　活躍於婦女和民權運動半個世紀，不計個人得失，Jo Freeman足以做為社運世代的代表人物。

美國大選：可喜的歷史轉折點

Jo Freeman (顧燕翎譯)

　　慘烈的民主黨初選終於落幕，這是一次歷史性的選擇，不久的將來還有一場歷史性的大選。

　　民主黨在初選時選擇了兩位傑出的候選人：歐巴馬和克林頓，他們兩位在許多方面都十分出眾。

　　其他候選人其實也都有輝煌的資歷，若不是放在今年的選舉，也各有其勝出的條件。　

　　而今年，在這麼多傑出的候選人中，民主黨投票選出了一位黑男人和一位白女人，單憑這點就足以讓美國人感到驕傲。現在大家不大看到美國的優點了，但這個結果卻彰顯了美國的優點：我們有能力克服歷史偏見、我們有能力改變根深蒂固的價值和態度、我們可以透過浮淺的表面看到事物深處。

　　激烈火爆的選舉語言，經由嗜血的媒體誇張放大，留下挫傷的感受，掩蓋了正面的意義，結果關心的重點變成了性別和種族孰者會成為競選障礙，並且認定性別和種族政策對候選人以及對女人、黑人都沒好處。

　　比較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何者為害較大沒有什麼意義，因為我們無法精確衡量，尤其是人們為了形象未必願意公開表達真心的想法。

　　我們在美國歷史中確切看到，女權和黑人的民權進展同步，不過通常黑人民權領先。任何一個少數族群起步之後都會激勵其他族群跟進。許多先進為了爭取某一族群的平等機會而犧牲了自己的生命、事業、健康、財富，結果也提升了其他弱勢族群的機會。

　　也有例外。在二十世紀初的“進步年代”(the Progressive era)，女權進步，黑人民權倒退。二次大戰後，女人被送回家園，各種機會卻為黑人門戶大開。女權和民權運動者互相學習，結果都大有進展。

　　兩位候選人其實都是站在前人的肩上，1964到2004期間，超過五十位女性參選過總統，雖然大多數默默無名，卻都因為爭取發言權和曝光率而大大增加了女性被提名的潛在機會。曾經參選的黑人沒這麼多，但他們也可能累積了黑人獲得提名的機會。

　　他們兩位也收割了1950和 1960年代民權運動以及1960和1970年代女權運動的成果。

　　比較女人和非裔候選人所可能遭遇的問題和擁有的機會有點像比較蘋果和橘子。女選民人數多，但分歧也大，不像黑人選票集中。民主黨之外的女性選民更因不同政黨傾向而分裂投票，黑人則較無此問題。

　　歐巴馬、西拉蕊兩人都力圖超越性別與種族，證明自己足以擔當全民總統，顯然歐巴馬較為成功。

　　大眾對西拉蕊的懷疑多過歐巴馬，不論男女都將自己對女強人的希望與恐懼投射到西拉蕊身上；但白人對黑人領袖的疑懼卻已隨著時間與經驗而淡化，投射給歐巴馬的只剩下希望。

　　然而，種族歧視仍像幽靈般始終糾纒著歐巴馬，只是人們從不公開表白，甚至也不會在問巻中透露。美國社會比較容忍性別歧視的語言，所以西拉蕊經常成為冷嘲熱諷的對象，而歐巴馬和他的支持者卻不斷懷疑那些隱而不宣的念頭下可能暗藏著何種行動。

　　不過，經過一州又一州的初選，民主黨人畢竟選出了這兩人，這個結果意味著美國真的改變了，而且進步了。我相信改變不是今年才發生的，我相信美國人從1990年代就開始不再接受種族和性別歧視了，只是今年的選舉讓美國人第一次有機會全國性地公開展現了這個轉變。

　　我說1990年代，不是根據民調或統計，也不是發生了任何歷史性的大事，而是許許多多的小插曲讓我看到美國的轉變。

　　雖然右派經常將1960年代的社會運動妖魔化，指控社運導致美國國力下滑，我卻相信是這個世代的努力使得美國人對種族和性別的態度產生了根本的轉變。當年的青年已成為今日的老年，社運世代和其子孫的世界觀已完全不同於之前的世代。

　　過去民主黨提名天主教徒候選人時經歷過類似的世代變化，1928年 Al Smith參選時，反天主教的氣氛正熾，雖然那年我們沒有科學的民調，一般人的感受是他主要受挫於他的宗教信仰，特別是在民主黨大本營南方各州。

　 1960年甘迺迪競選時，他的宗教信仰受到質疑，但反天主教的情緒已緩解了，他小勝。2004年 Kerry競選時，大多數人不知道他信天主教。2008年共和黨的角逐者之一是天主徒（至少看名字是如此），唯一的負面反應是他居然反叛教會，支持墮胎選擇權。

　我覺得今日性別和種族的處境很像1960年代的天主教，仍然受到注意，但已不再是決定性的負面因素。就像甘迺迪當年需要說明他的天主教信仰，民主黨提名人今天也需要說明性別和種族議題，不過美國選民都會注意傾聽。
所有的創傷終將被遺忘，但2008年民主黨提名的選戰卻將長垂青史，值得慶賀。
　
　這樣的一次選舉也是我畢生努力的目標。

This is an historic election. Let’s celebrate it.

Jo Freeman

As we emerge from the miasma of the primaries, let us not forget that this has been an historic Presidential selection season and it will be an historic election.

The voters in the Democratic primaries and caucuses chose as their favorites two extraordinary candidates – Barack Obama and Hillary Clinton -- who are both extra-ordinary individuals in many, many ways.

They chose them out of a field of exemplary candidates for the Democratic nomination for President, who in other years would have had been excellent choices in their own right.

That these voters chose a black man and a white woman over so many outstanding white men is something of which we can all be proud. It illustrates what is good about America, at a time when many find it hard to see the good. It demonstrates that we can overcome historic prejudices, that we can change deeply buried values and attitudes, that we can look beyond the surface to see the substance.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has been buried in hot and heavy campaign rhetoric -- magnified by media who feed off of blood -- which has left bruised feelings in its wake. Is has led to comparisons of race and gender as handicaps and as platforms in ways that benefit neither candidate and neither demographic group.

Weighing sexism against racism will always be futile because there is no way of measuring either. Indicia are at best imperfect and particularly hard to discern when hidden by the fear of making socially unacceptable statements.

What we do know is that in the span of U.S. history, rights and opportunities for women and for blacks have generally gone in tandem, but those for blacks have usually moved forward first. Whichever group moves first inspires others who want a fair share. Many of the individuals who risk their lives, their careers, their health and their fortunes to advance opportunities for one group have generally gone on to do so for the other.

There are exceptions. During the Progressive era, women’s rights advanced while those of blacks retrogressed. After World War II, women were sent home, while long-shut doors were just beginning to open for African-Americans. In both cases, each group learned from the other and eventually followed suit.

As candidates for President, Hillary Clinton and Barack Obama stand on the shoulders of many who have gone before. Between 1964 and 2004, over fifty women ran for President. Most were unknown, but all advanced the cause of women as potential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by being seen and speaking out. Fewer blacks have run for President, but they probably achieved the same impact through more publicity.

They also are reaping the promise and the victories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of the 1950s and 1960s, and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of the 1960s and 1970s.

Comparing the problems and possibilities of women and African American candidates is a little like comparing apples and oranges. Women start with a larger demographic base (there are more women than blacks), but it’s less cohesive (women are less likely to vote their gender than blacks are to vote their race). Outside the Democratic electorate, partisanship divides women, while it has a minor effect on the black vote.

Both Hillary and Obama have sought to transcend gender and race in order to convince the voters that each can be the President of all the people. In this Obama has succeeded more than Hillary.

Hillary has been a Rorschach test in ways that Obama simply isn’t. Men and women both project onto her their hopes and fears about strong women and women in leadership roles. Whatever fears whites had about blacks in leadership positions have been mostly worn away with time and experience, leaving Obama to inherit the hope.

Obama, on the other hand, will always be haunted by the specter of hidden racism – the kind that people don’t express publicly, often not even to pollsters. Because it is still more socially acceptable to make sexist statements than racist ones, Hillary has been the brunt of a lot of bad jokes, while Obama and his supporters must always wonder what lurks in people’s minds that they do not say – but might act upon.

Nonetheless, the fact that the Democratic primary voters chose these two candidates to be their choice for President in state after state tells us that something has changed in America, for the better. I don’t think that change happened this year. I think the turning point in the acceptability (or rather non-acceptability) of racism and sexism happened sometime in the 1990s, and that this campaign is the first opportunity that Americans have had to demonstrate that change nationally in a highly visible manner.

I pick the 1990s not because of any polls or statistics, but because of a lot of anecdotes which told me that some sort of threshold had been crossed. Nor do I think there was any particular event in the 1990s which caused it.

Rather I believe that a fundamental change in attitudes toward race and sex were a hard-won result of the social movements of the 1960s – the ones the right wing so often demonizes as leading to America’s downfall. The youth of those days are the seniors of these days; they and the generations that followed see the world differently than earlier generations.

We have a precedent for this kind of change in the Democratic nominees who were Catholic. When Al Smith ran in 1928, anti-Catholic sentiment was open and raw. Though we don't have scientific polls for that year, general sentiment was that his religion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his loss, especially in the traditionally Democratic South.

When Kennedy ran in 1960, his religion was questioned, but anti-Catholic sentiments were small and subdued. He won, though not by much. When Kerry ran in 2004, most people didn't know he was a Catholic. In 2008, one of the Republican wannabes was Catholic (at least in name); the only negative response I saw was that he defied his Church by being pro-choice.

I think sex and race are where Catholicism was in 1960 -- still a concern, but not an overwhelming one. The Democratic nominee will need to address the issue, as Kennedy did, but the American people will listen.

The 2008 campaign for the Democratic nomination will be something to celebrate long after the wounds are forgotten.

This is the election I’ve been working for my entire life.

環海公路138.5: 1993最後的春天

顧燕翎

　　良儒，在你決然離去之後，我才用心地去尋你、讀你（文章）、聽你（錄音帶），感受與你的親近和失去你的哀傷。

站在老師的位置上，我為自己的遲鈍疏忽愧悔不已。若早一點仔細聽見你、看見你，早一點主動走近你，我可有能力挽回你堅決的心意？這個看似永遠無解的問題將是縈繞終身的遺憾。
　
　　這學期你來修課，才開始和你相遇。你總是坐在第二排右邊，低著頭聽別人說話。課堂上不乏喜歡高談濶論的學生，而你卻靜默地不引人注意。可是你的期中報告“女性主義的哲學性思考”卻是那樣出色，清明週詳的思路和毫不妥協的堅持：“這應該是可行且就該是這樣的。”是如此扣人心弦。讀學生的報告時，曾興起和作者們個別談談的念頭，但是課程的安排和學生的人數似乎不容許這樣的時間，再說在一個理工大學裡，通識一向被放在邊緣、隨時可替代的位置，老師和學生間多少存有互不歸屬的距離。

　　然而，如果我夠用心，可以早半年認識你的──從你主編的刊物。但那時我正擔任教師會會長，忙著推動大學校長遴選，為國內第一次遴選建立制度，忙得錯過了早一點看見你、愛你、和關心你。事後看來，就是因為缺少一點人心的關愛和真誠，再完備的制度也終究難免流於人謀不臧，成為個人慾望的禁臠吧。曾經汲汲於建立完美制度的同儕們多年後看到校園的權力鬥爭是否會有諸事操之在”人”的醒悟？

　　失去你之後更真切感覺到，大學教育沒有比學生更重要，比人更寶貴的了，而我們的學生管理制度非但不完美，還因為圖省時、方便，偏偏漠視個人。敏感如你者，可能不焦慮、不反抗嗎？曾經在研究室拾起一張從門縫塞進來的單張，仿效“學生獎懲辦法”寫成的“教師獎懲辦法”，有意彰顯前者的荒謬可笑，後來聽說是你的作品，還有一些類似的文字，卻再也看不到了。你走前是懷著何等心情消毀電腦中所有的存檔？不想和這荒唐的世界再有瓜葛？

　　回想起來，我們最可能靠近的，是你來我家借書的那次吧？你準時來按鈴，我拿書到門口，請你進來坐坐，你低著頭說：“不用了。”暮色中沒細看你的表情，也沒再留你。當時若告訴你，只我一人在家，若多邀一下，你會進門嗎？你會揭開那對好友也深鎖的心扉，允許我進入嗎？後來你的朋友告訴我，到老師家借書，對你而言是不尋常的舉動，難道你的本能──久被那超人般的理性所抑制──在試圖發出呼救的訊息，而我竟疏忽了？
你的驟然離去未在校園投下任何漣漪，大多數師生不知你曾來過，也不知你已遠離，這或許正如你所願吧？校內通訊依舊充斥著球賽得獎之類的學生消息，對於有損“校譽”和可能影響招生的事總是避之唯恐不及。另一位同學已失蹤三個月，也未十分引起關注。對於“常人”而言，你們只不過是統計數字中的小數點罷了，是“個性孤僻”的適應不良者。可是我卻明白你是極其珍貴的少數，不幸的是，平庸者所設計的平庸制度卻逼使你感到無容身之地，而庸碌的我寄身於那個制度，任憑惡質教育糟蹋人，沒有積極為你這樣的學生爭取生存空間，是害怕被貼標籤，被扭曲為個人恩怨，或根本無力對抗？

　　有些老師說你總迴避和他們談話，我可以感受到你的心情，因為當我向同事吐露失去你的悲哀時，有人竟從技術觀點質疑你是否自殺，纒辯不休，我真的很想掉頭就走，以後再也不願跟人多說了。良儒，當你佇立在環海公路138.5公里處的岸邊，1993年那個最後的春天，你有沒有想到，正因為生存是如此惘然和無助，我們才更需要你並肩奮戰啊，你何忍棄我們而去？

　　別人說你內向、躱避人群，可是在好友當中，我看到你活潑可愛的一面。我找你們社團來我家玩，請你聯絡，你高興代辦了，後來我改時間，沒說清楚，耽誤了兩星期，期間你還打電話來，絮絮叨叨訴說學校拖吊學生機車，未按規則行事，逕行罰款，說到一半，你的門鈴響了，也就掛了電話。那天晚上，你們騎機車來我家，你興緻勃勃，細長的鳳眼閃著光芒，話很多，連竹筷上的金屬頭都可以議論一番。別人漸漸因事離去，你和茂良留到最後，我送你們到門口，叮嚀小心騎車。第二天我和先生仍回味無窮地談到你，感謝你父母生出這麼優秀的兒子，談到得英才而教的快樂，他喟嘆，這麼清楚的頭腦學數學多好啊！卻沒料到你已騎著機車，遠赴東海岸了。

　　你的朋友們出奇地平靜，他們難過，卻諒解你“求仁得仁”。對你們這些認真思考、認真生活的孩子而言，現實的確荒謬無奈吧。你系上的老師知道你功課好，卻不大認識常翹課的你，更不懂為什麼名校名系的資優生居然活不下去。校方想從感情的角度找答案，看了你給女友的信件後說不像感情問題，便認定你是休學受阻而輕生。可是，良儒，我不甘心你就這樣倏地消失了──來不及讓我抱一抱，來不及告訴你我喜歡你。回過頭去拼揍記憶，感受你的敏銳、熱情、認真、執著。良儒，你太快燃燒完自己，沒有得到應有的回饋與幫助，令身為老師的我疼惜不已。為什麼失去的是如此心愛的？為什麼覺悟總是遲到？

　　愧惜以外，我還憤怒，憤怒在你的文章中找不到你的身體和感覺，憤怒你全盤信了西方哲學思維傳統的二分法──那些男性哲學家無償占用女性身體和勞務之後的空言，那些企圖轉化血肉之軀為烈士的誑語──果決勇敢地完成了意志和身體的分割，也因此才有效執行了卡繆所謂的“哲學性自殺”，藉由“處決自己的生命來成就自由意志以及避免異化。”然而，親愛的良儒，你雖倡言以行動克服“異化”，可是當你與肉身對立，以超強的意志來壓抑肉體的“反叛”和痛苦時，這種與己身為敵的作法不是跟自我最大的疏離嗎？聰明如你，竟然讓“概念吃掉了生活”（你學長說他曾有此經歷），是因為你不知不覺中繼承了傳統男性積習，將生命和生活交給女人去維持，以致全心灌注於那些偉大抽象的思想，而忽略了自己的身與心？是否因為認真、執著地苦尋存在的意義，而失去了享樂和生活的能力？貧乏封閉的大學為你這樣思考活躍、感覺靈敏的孩子提供了多少活路？

　　抽象思想能力固然是人類極致的成就，但是若不能將自我──身體、感覺、生活融入知的過程，避免思想、感受、生活的分割決裂，又如何能統合矛盾分裂的知識，忍受生命中諸多衝突和無解？當我們不斷讚賞你思考的精純與意志的堅定，而沒有擁抱你的身體時，不是也在推你走向自我分裂？甚至我最先看到的你不也是提煉過的文字，而不是有血有肉的人？

　　我和你的好友們去你的家鄉參加葬禮，那個你試圖讓自己全然消失，不被找到，想要迴避的場面。南部的艷陽天，電子花車，穿著花俏短裙的女子樂隊，高亢尖銳的喇叭聲。你的父母坐在長板凳的兩頭，各自垂淚。我走過去，緊緊抱住他們，想擁抱你那樣。之後，他們挪近了，抱在一起，很久很久。人生或許可以這麼簡單？是我們在庸人自擾？

　　良儒，我在準備“女性主義知識論”單元時，心中一直想到你，想你會對這個主題有興趣，想你會有什麼反應，孰料就在打講義時，接到你的噩耗。良儒，有點怨你，為什麼不多等一等，多讀一些女性主義，多開發一些你的身體和感覺，感受人、已、物的交融？或者已經不是透過理性思考，而是需要震撼生命的感動或刺激，才能改變你。你為什麼不耐心一點，多給自己一點時間和機會，不過早下結論？

　　往事不堪追悔，不過，良儒，在我們短暫的交集中，你以生命啟示了我全人教育的意義。雖然此生中不再有你的音容，不復與你切磋，但我在每個學生身上捕捉你的身影，將未及給你的愛施與他們，努力縫合他們的身與腦。幸好他們活著，也都能立即回饋，這是我最感激也最感動的事。
（本文初稿發表於1993年7月19日《自立早報》）

花香路: 瓦哈卡. 母親山脈. 雲人. 的故事

顧裕光（顧燕翎譯）

　　2007年夏天我和伙伴回到瓦哈卡(Oaxaca)，伊瑪邀我們去看她的新房子，在當時的環境裡，這是雙重的喜事。

　　1987年去瓦哈卡渡假，就愛上了這個地方，墨西哥南方的殖民小城，位於首都墨西哥市東南約320公里。後來我發現瓦哈卡頗似雲南：多種原住民族，起伏的山陵，多元文化和各種飲食。在西班牙人入侵之前的阿茲特克帝國時代，瓦哈卡人被稱為“雲人”，因為他們住在雲霧繚繞的山上，美麗神祕如雲。

　　之後我們總設法回到瓦哈卡渡假，每回必定造訪旅遊局，在那兒認識了伊瑪，一位基層的職員，友善親切，後來成為朋友。

　　那時伊瑪二十多歲。熟了之後，知道了她的故事。她高三到美國去做交換學生，愛上了當地人，短暫的婚姻以分居收場，懷孕的她回到娘家，平民區一棟簡陋的房子，靠近公墓。伊瑪生下了女兒，兩個人擠在娘家的小房間一住就是十八年。

　　伊瑪勤奮工作，送女兒去唸好學校，雖然與父母相處很好，還是夢想有朝一日像朋友們一樣有一個屬於自己和女兒的家。終於，到了2002年，她存了足夠的錢付得起頭期款，也有了足夠的社會安全積分，有資格申請房屋貸款了。

　　她面臨兩個選擇，一是購買政府已經蓋好的公屋，通常是狹小簡單的連棟式房屋；或者可以買一塊地，限制預算，找人設計、建造。當然後者聽來不錯，困難度卻較高，有經驗的人都知道和包商打交道之不易，不過伊瑪選擇了後者。

　　2002年春天，伊瑪帶我們去看她的土地，真的是前不著村後不落店，在一個名叫瓦亞旁帕的小村鎮外圍，從瓦哈卡開車過去要二十分鐘，坐公車四十分鐘。瓦亞旁帕位於貫穿墨西哥南北的母親山脈(Sierra Madre)山腳下，附近的農田大都因乏人照顧而荒蕪，大部份青壯人口都遠離家鄉去墨西哥北部或者美國討生活、謀出路。

　　伊瑪的地在一個小山坡頂上，建地的後方有一棵樹，離預定道路約十三公尺。伊瑪決定留下這棵樹，新房子繞著樹建築，在房子前面再種一棵樹，一棵一年四季開花的樹，這樣每天下班回來就可以看到一樹美麗的花朵。

　　不幸接下來的五年中問題紛至，州政府拚錯了她的名字，申請貸款拖了整整一年，終被拒絕。好不容易解決了名字的問題，得到許可，她必須到附近的村莊向長老們申請同意她使用水電，還要先付上一筆請求考慮的費用。她等了又等，有了長老的同意，才能去申請水電，之後才能申請建築許可，然後是每一期的建屋貸款。村中老人始終把她視為外人，他們就是不相信城裡來的女人。

　　伊瑪始終不放棄夢想，在這段等待期，她每個星期天望完彌撒後必定造訪她未來的家園。要是有朋友願意載她一程，她就搭便車，不然她就走大約一公里的路到公路旁，坐上往瓦亞旁帕的公車，下車後再走二十分鐘到目的地。公車上坐的都是瓦亞旁帕的村婦，剛剛在瓦哈卡採買了零星的日用品回家。伊瑪則是始終不逾地拎著一桶水，這桶水用來澆灌門口那株小樹，那株她期待有一天會長高、長大、花開滿枝的小樹。若是下雨，她就不需提水了，但得跋涉泥濘，說到這裡她開心地笑了，仿佛感謝上天恩賜的雨水和泥淖。

　　2006年春，村中的幾戶農家將土地賣給開發商，附近開始大興土木，長老們終於同意她可以申請水電，政府也批准了貸款。不幸的是，壞消息接踵而至，瓦哈卡教師罷工而引發連串動亂，持續了半年之久，罷工者一度放火燒掉公車，占領政府建築，包括住宅局的辦公處所。整整半年，市中心不見警察踪影，市威者阻塞了街道或者占據了辦公廳，伊瑪根本沒法進到房貸部門的辦公室。混亂情況從六月持續到十二月，新選出來的墨西哥總統終於採取了強硬的手段讓局勢穩定下來。

　　在萬事不順中，幸好伊瑪有一位建築師朋友，幫她設計和監造房子，緊緊控制住預算。

　　2007年七月，經歷過漫長和艱困的五個年頭，房子總算完工了，伊瑪邀我們參觀新居。

　　伊瑪的父母先在他們家招待我們午餐，舉起龍舌蘭酒慶祝兩大喜事：房子完工了，瓦哈卡的動亂看來也已經過去了。接著我們在濛濛細雨中開車去瓦亞旁帕。離開公路後，我們到了鄉間，轉入小路。兩旁的景色與2002年初次來訪時大不相同，處處可見新蓋的房子，很多都只造了一半，在墨西哥鄉間這是極為常見的景象，房子建了一半，錢用完了，只好等上幾年，存夠了錢，或者等遠赴美國工作的親戚寄錢來，再蓋下去。

　　我們轉到一條泥巴路，名為花香路，是伊瑪取的名字。因為她是頭一個在此建屋的屋主，所以有權為新路命名。我們一下車，就有一條瘦巴巴的狗衝了過來，伊瑪說這是鄰居的狗，整夜叫個不停，不過平時倒也不煩人。她鄰居的房子沒有窗戶──在原本該裝窗子的牆面上留下兩個大洞──等到有錢再裝。伊瑪則有如假包換的窗子，她打開鐵絲網圍籬的門，我們進入她家的前院。

　　樹就立在那兒，我差點擦身而過，沒看到它。就是這棵樹，我提醒自己。一棵又小又矮的樹，上面掛著幾片葉子，一朵花也沒有，立在尚未清除的建築廢料堆中。五年了，至少兩百桶水，長出了這棵樹。

　　我們進屋參觀──嚴格說，只能算屋子的殼。房子剛建好，沒有裝潢，也沒有家具。幾天前神父才來行過法事，她打算再過幾天冰箱和爐台裝好後就搬進來。灰色的水泥牆未經上石灰和粉刷，燈炮隨意垂掛著，看來暗淡而憂傷。一樓是起居室和與餐廳相連的廚房，樓上有兩個小房間，伊瑪和女兒的臥房，只是女兒已經長大，到外地去唸大學了。伊瑪臥室外面有一個頗大的陽台，當地所有新建的房子和瓦哈卡城都隱藏在房子背面，這裡，在伊瑪的陽台上，只看得見青綠的母親山脈。
　　
　　天色灰暗，飄著雨絲，厚厚的雲層低低壓在山上，空氣濕冷。真是遙遠又寂寥的所在。依瑪擔心工作不保也怕付不起每月房貸，但她還是盡心招待我們，感謝我們的關心，感謝我們在這麼壞的天氣來到她這麼簡陋的屋子。

　　我千里迢迢來到這裡。瓦哈卡，母親山脈，雲人。一條名叫花香路的泥徑，四處亂竄的野狗。後院一株老樹，前門邊立著一棵被寄予厚望的小樹。伊瑪穿著單薄的夏衫在冷雨中哆嗦著。


　　她笑了。

　　她終於有了家。

Road of Flor de Cacao: Oaxaca. the Sierra Madre mountains. cloud people

Yue-Kuang Ku

　　Irma invited us to see her new house when we went to Oaxaca in July of 2007. Under the current circumstances, this was a doubly happy event.　

　　We went to Oaxaca on vacation in 1987 and fell in love with it. Oaxaca 瓦哈卡 is a small colonial town in southern Mexico, some 200 miles southeast of Mexico City. It is, I learned later, much like Yuen-Nan 雲南 , with multiple indigenous groups, mountainous terrain, diversified culture and cuisine. In the old Aztec days, the Oaxacans were called the "cloud people" because they lived in the mountain terrain surrounded by clouds, and because they were beautiful and mysterious as clouds.

　　We vacationed in Oaxaca whenever we could, and visited the tourist office every time we were there. And there we met Irma. She worked for the state tourist office as a low rank clerk. She was always friendly and helpful, eventually we became friends with her.

　　Irma was in her mid-20's at that time. After we became friends she told us her story. She fell in love and married when she was 18. Her marriage failed shortly after and Irma, pregnant, moved back to her parents' home. It was a simple house in a modest neighborhood two blocks from the city cemetery. Irma gave birth to a daughter and the two of them shared a small bedroom for the next 18 years.

　　Irma worked hard at her job and pushed her daughter to get a good education. Even though she loved her parents dearly, her dream was to have a home of her own, like all her friends did. Eventually, in 2002, she saved up enough money for the down payment and earned enough social security points to apply for a housing project loan.

　　She had two options for the home loan. One is to purchase an existing public housing unit. They are usually row houses, simple and very small. The other is to buy a piece of land, have your own design (under a certain budget), then hire someone to build it for you. The second one certainly sounds better but, as any one who has dealt with contractors would know, this could be difficult. Irma chose the second one.

　　In the spring of 2002, Irma took us out to see her piece of land. It was really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It was outside of a small town called Huayapan, which is about 20 minutes by car from Oaxaca, or 40 minutes by bus. Huayapan is at the foot of the big mountains of Sierra Madre. Sadly to say, the farmlands in this area were poorly attended, as most of the young men left for big cities in northern Mexico or to the States, seeking better opportunities for their future.

　　Irma's plot was on the top of a gentle slope. There was a tree on the back of the property, some 40 feet from the street that was to be. Irma said she would keep the tree and pla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house around it. And she wanted to plant another tree in front of the house-- A tree that would be covered with flowers throughout the year. Then, she would be greeted by the flowers when she returned home from work at the end of each day.

　　For the next five years, however, Irma had nothing but trouble. The state government misspelled her name and her loan application dragged on for a year and then was declined. After she fixed that problem, she had to go to the village and plead with the elders to allow her to apply for water and electricity, and she had to pay them to "consider her case". She waited and waited for the elders to approve her case so she could apply for water and electricity and then apply for construction permission and then apply for the loan to start building her house. The old men of the village treated her as an "outsider", even though she lived only 20 miles away. They just would not trust a young woman from the city.

　　During this entire time, Irma carried on her weekly visit to her future home on the weekend. When one of her friends could give her a ride in their car, she would go with them. Otherwise she would walk half a mile from her parents' house to the highway, get on the bus to Huayapan, and walk another 20 minutes to her property. She would get on the bus with people from villages from the Huayapan area. The village women returning home with their meager shopping from the city, and Irma with a bucket of water. She carried this bucket of water to water her young tree that someday, she hoped, would blossom. On a rainy weekend, she would still try to go visit her tree. She would not have to carry water with her, but she would have to walk through the mud. She laughed light heartedly, as she revered the scene of her struggling through the rain and mud.

　　In early 2006 several farmers in the village sold their land to developers. Construction was going on throughout the area, and the village elders finally OK'd her case and the government approved her loan application. The good news, however, was overshadowed by the "Riots of 2006" when Oaxaca went through a period of six months of social unrest. At one point the strikers set city buses on fire and occupied government buildings, including the one where the housing department was located. For six months there were no city police to be found throughout the entire downtown area. Often Irma could not get into the building of the loan office because the street was blocked or the building was taken over by the strikers. The situation continued from mid-June till early December when the new president of Mexico took firm actions to settle the chaos.

　　One good thing throughout all this was that Irma had a good friend who was an architect. He helped her with the design, supervised the construction, and kept everything within the tight budget.

　　In July of 2007, after 5 long and hard years, Irma's house was finally built and she invited us to see it.

　　We had lunch with her parents at their home, toasting mezcal 龍舌蘭酒 to this doubly happy event-- Irma's house was built, and the troubles of Oaxaca seemed to be over. Then we drove out in the misty rain to Huayapan. Turning off from the highway, we were in the country area. Then we turned onto a narrow road. I could hardly remember this from our first visit in 2002. There were so many new homes in the area now. Many of them were half finished-- a common sight in rural Mexico. People tried to build their homes but ran out of money, so they had to wait for a few more years to save enough money or wait for their relatives in the US to send money for them to finish the construction.

　　We turned on to a dirt road, named "Road of Flor de Cacao" by Irma -- She earned the officially right to name the street because she was the first owner of any plots in this neighborhood. We got out of the car and a skinny dog ran to us. She told us the dog belonged to her neighbors and it barked all night long but otherwise did not bother people. Her neighbor's house did not have windows-- just some big holes in the wall where the windows should be-- because they could not afford to put in windows yet. Irma had real windows. She opened the gate of a chain-link fence and we were in her front yard.

　　There, I almost missed it. So this is the tree, I said to myself. A short skinny tree with few leaves and no flowers, standing amongst the construction garbage that had not been cleared out yet. After five years and at least 200 buckets of water, here, the tree stood.

　　We toured the house-- or, the structure of the house. The construction was just finished but there was no decoration or furnishing. Irma's priest came out a few days ago to bless the house, and she would move in after the stove and refrigerator were installed in a few more days. The grey cement walls and a few hanging light bulbs made the rooms look dreary. The living room and dining room/kitchen were on the first floor. Two small bedrooms were on the second floor, one for Irma and one for her daughter who was in college in another city by now. Stepping out of Irma's bedroom, there was a rather large balcony. The new houses in this area and the city of Oaxaca were o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of this balcony. Here, from her balcony, she saw only the Sierra Madre mountains.

　　It was a grey day with soft drizzles; low clouds hugging the mountains. The air was cold and damp. The place seemed remote and lonely. Irma worried about her job in tourism and her ability to pay the monthly loan. But she was a kind and graceful host. She thanked us for our moral support and our coming out on a bad day like this to visit her barely finished home.

　　There I was. Oaxaca, mountains, cloud people. A muddy street named Flor de Cacao with strayed dogs wandering around. An old tree in the back yard and a young tree standing hopefully by the front gate. Irma in her thin summer dress shivered in the cold rain.

　　She smiled.

　　She was happily ho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