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言

顧燕翎
　　曾經閱讀一篇女性在職場的論文，作者以自己「活生生」的體驗寫出「在血淋淋的職場的呼喚」，她以女性身份處於多年前還是純男性、極度陽剛的職場，位於邊緣、弱勢、少數，那處處自我檢查和設限，那不敢出聲的呼喚，令人窒息。

　　後來和一起讀論文的朋友談起自我噤聲、自我壓抑的經驗，兩人都嚇了一跳。即使在外表看來最自由、最平等、最能發揮創意的地方，也難逃權力作用，也可能有某種非正式、卻具體存在的壓制，而其運作方式可能因為在制度之外、缺乏結構，而更隱微、更難公開對抗，更難言說。

　　和學生討論論文寫作，發現除非保持旁觀、超然的立場，客觀、中立地記述表面現象，或者與問題保持相當距離，否則作者自我篩減的往往是最精彩、最發人省思、最接近問題核心的部份。作者在接近、深入、看見之後，反而不敢說了，因為怕自己受傷，或者怕傷害對方而傷害到自己。

　　我曾經參加過旁人眼中自由、平等、充滿創意、同質性高的團體的內部會議，事後反省，我最多提出局部的修正意見，卻不敢或不想碰觸真正核心問題，例如決策者的權責、決策模式、甚至組織模式本身的合法性與合理性。也有些意見我曾微弱地表達過，如我始終不同意某些「大老」的主張：成員們要走的就走，要留下的就「繼續奮鬥」（但並無任何實質意義），卻不去處理走與留之間的權利義務。但這個意見在會議上沒人認真聽，也未留下紀錄，而我也沒有追蹤下去。

　　我也參加過政府的委員會，發現委員雖大部份為民間代表，但與其他政府組織相似，領導人和成員的素質都至關重要，甚至更為重要，否則鷄兔同籠，各說各話，連溝通都困難，或者會議受到少數強勢卻未必專業者主導，做出一些浪費公共資源的決策，在這種情況下，表達反對意見有如螳臂擋車，說了也是白說，不如不說。

　　婦女團體通常以市長／首長是否親自主持女性權益促進會做為是否重視婦女的指標，我卻以為由有決策權、且了解相關議題的官員主持，如副市長，效果會遠高於不可能精通所有議題的市長。強要市長主持各種委員會，以表重視，並當下做出承諾，有如政治綁架，或許可遂少數人之意，卻是濫用眾信任。但形式比人強，除了無言，也只好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