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徜徉在產業與農田之間

朱敬一      2012/06/02 聯合報

近四個月前，在我以經濟學者身分接下國家科學委員會主委之際，外界有些狹隘的科學專業論者，向我委婉表達其疑慮，擔心我專業不足。四個月下來，許多科研界的朋友都已對我的「異形入侵」表示釋懷，但是我卻又意外闖進了環保與稻田的新領域，賣力在中部科學園區二林園區的爭議中尋求突破。這是一個特殊的經驗，值得提出來與讀者分享。

尋找平衡 但執行艱阻

二林園區是民國九十七年行政院核定的園區開發案，當初審議時確實有若干爭議，三年來社會紛爭不斷。但我儘量不從「當初有誰犯了錯誤」這個角度去切入，而要從「今天環境有什麼變遷」這個方向，去思索可能的變革。基本上，我沒有從零開始規劃園區的自由度，只能在現有的基礎上做最大的改善。在友達光電進駐生變、長期水源沒有著落的環境背景下，國科會的首要任務，就是要調整產業、節約用水，試圖在經濟利益與環境永續之間，尋找平衡。

但是，這「平衡」二字看似稀鬆平常，執行上卻是艱阻難進。台灣社會運動的動能已經漸趨飽滿，各種NGO、媒體的動員發聲能力，都頗為可觀。以往，有不少社會運動者所著重的，都是己方立場的闡述與鋪陳，試圖讓社會大眾認同己方的理想及願景。但是我認為，從豐沛的社會力到理想「公民社會」之間最難跨越的鴻溝，就是對話的勇氣與歧見的尊重。台灣社會在這兩方面，都還有一些進步的空間。

兩種聲音 都讓我動容

在二林園區的協調過程中，有兩種真切的民意陳述，都令我動容。其一是環保護農者，他們的訴求皆與自己的利益無關；他們關心公益、真情流露。另一種聲音也是發自老農，他們希望家鄉附近能有適當的工商聚落，便於其子女就近就業，以免在經濟轉型過程中有子女離鄉背井之憾。這些期待也是真誠而感人，與環保護農者一樣，背後都有台灣人民的真誠企盼。

然而，如果台灣的社運邏輯太過沉溺於抗爭批判對方，就不容易尊重不同意見者的見解，更不容易坐下來與異見者溝通、聆聽、說理、反思。以中科案為例，國科會有許多次努力，希望安排前述產業派與環境派一起對話，但是都難以成事。台灣民間的意見領袖善於動員支持者、製作標語、呼喊口號、到特定媒體發聲，但是卻排斥任何我們安排的對話機制。其結果，當然就是公聽會場或則隔著拒馬遙遠對陣、或則「王不見王」，使異見對話退化成各自抒發。

安排對話 卻歷經羞辱

對於行政機關如國科會而言，我們的挫折倒不止是無法促成對話。由於沒有對話與溝通的收斂力，任一方意見要積蓄社會能量，就必然要壓迫行政公權力向自己傾斜。這樣的雙重壓力，使我們腹背受敵，裡外不是人。過去三個多月，本會正副首長因為安排對話所經歷的羞辱不知凡幾。這些，我們雖然能夠承受，但也不免會自問：若促成對話的唯一回報就是腹背受敵，值得嗎？以後，還有公務人員願意促成不同意見交流嗎？

國科會的賀陳副主委弘是非常優秀的溝通人才。他學術成就卓越卻平易近人、堅持原則卻永遠慈眉善目、在周遭羞辱式語言下卻永不失人本關懷。他是二林園區轉型背後最大的功臣。台灣要走向健康的公民社會，最需要的，就是像他這樣的節奏控制者（moderator），能夠在極端對立的氛圍下，緩慢地、耐心地促成交流。

極端對立 到折衷妥協

二林園區轉型，我們將用水量大幅降低八倍，這樣的改變規模，絕對是台灣甚至其他國家園區轉型所僅見。但我認為，這個案子的指標性並不是在方案實體內容的轉型，而在於「由極端對立到折衷妥協」的氛圍改變。若能藉此個案促成公民社會對話的開端，那才是對台灣社會最大的貢獻。

促中科轉型 歡喜甘為

我在五月卅一日記者會上對記者說，自己名義上的老闆是總統與行政院長，但實質上的老闆卻是台灣的土地人民，這是肺腑之言。能夠為中台灣人民促成中科轉型，做好產業與環境的永續，那既是積累功德、也是歡喜甘為。產業與農田一樣，都是植基在土地上。若問我現在的心情，我想哼East of Eden這首歌，歌詞中有種擁抱土地的喜悅：

I've dreamed of Eden all my life

I find it more and more each day

Now everywhere I go across the land

I stand so proudly in the sun and say

I am ho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