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MeToo運動為何遲到？ Why the #MeToo Movement Is Delayed in Taiwan?

顧燕翎

 有性平但沒有女性主義

       近年來不論在匿名的網路世界或者公開的大學學生會選舉，都充满了仇視或貶抑女性的言論，例如以「制裁台女，終結噁男」、「Ａ罩杯以下女生國防必修二學分」等等做為競選政見。今年五月底開始，執政的民進黨連續爆發多起嚴重的性騷擾事件，更是震驚社會，高潮疊起，知情人士聲稱，這只是氷山一角，實際的數量為已知的十倍或百倍，且涉及極高層。有學者稱這些仇女厭女行徑是「女性主義反挫勢力的逆襲」，我卻認為這反映的是女性主義的缺席，而非反撲，我們的社會仍處於前女性主義時期。

女性主義的逆襲應是以女性主義為對象，進行反駁或攻㩓，提出反對意見或不同主張。逆襲通常發生在婦運的高峰時期，例如二十世紀初期美國婦運大舉爭取投票權，旗鼓相當的反女性投票運動應運而生，形成反挫。仔細檢視當前台灣社會的厭女言論和行為，卻彷若回到女性主義尚未出現的年代。

 台灣呈現的現象令人困惑。2017年全球反性騷擾運動#MeToo進行得如火如荼，台灣卻相對沉寂，似乎置身事外。政府常常舉統計數字宣稱台灣是亞洲性別平等第一名，那麼我們已超越了父權統治嗎？

 公務員為何而戰？為誰而戰？

    的確，我們的性平政策是全球最積極、投入資源最多的，性平法律和規範在數量上超越世界各國，除了引進聯合國的消歧公約和性別主流化，並自訂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在法律部分，防治和處理性騷擾的就有三種，俗稱性騷三法（或性平三法），加上各種施行細則、防治準則，案件處理的操作手冊、處理流程等等，不可謂不完備，甚至疊床架屋。推動聯合國倡導的性別主流化也跑在全球前面：

一、從中央到地方政府皆設立婦權會，其下各級政府設性平專案小組、訂立各項工作指標、定期開會、定期填寫各種表格呈報成果、自訂執行性別主流化六大工具、接受中央和國際委員考核；

二、設立專責機構（中央性平處、地方性平辦），任用專職人員，數量全球最大；

三、全國所有公務員每年強制上性平課程。

可惜表格和會議雖多如牛毛、考核的分數精算到小數點，卻未能落實婦運精髓的女性主義及其基本原則平等、尊重、誠實。公務員焚膏繼晷，究竟為何而戰？更重要的是，為誰而戰？

       性平會曾設定了一個具體目標：「確保臺灣在國際性別評比中，居於亞洲各國領先地位。」各人參與婦運的動機和誘因不同，對某些人而言，推動性別主流化是爭取國際支持的重要手段。性別專家陳瑤華主張：「台灣必須努力使人權、性別主流化等關鍵的基本政策和法律，帶入國際的公約和協定，接受國際標準的檢視，那麼，就算受到其他國家無理的杯葛時，至少還可以塑造出民主與正義受到蔑視的無辜形象，尋求國際公民社會的支持。」政治學家石之瑜也指出，「台灣在國際上突破封鎖的利器之一，就是在性別議題上一馬當先。無知大眾未必理解，何以當年總統對於公投否決的同婚立法，仍然堅持推動，非完成立法不可，因為這足以讓台灣在國際上揚名立萬，又讓台灣與大陸從最根本身體文化上區隔。」性別政治在平時讓位給國際政治和兩岸政治，選舉時讓位給政黨政治，在黨內讓位給威權政治，永遠有大局要顧全，性別平等空洞化而淪為政治正確的口號。

台灣的性別主流化推動速度極快，在實施計畫通過之前即已全面展開，短期內創造了政府對外部性別專家的大量需求，然而政府並沒有能力（似乎也沒有意願）查核專家意見的良窳，只得任其擺布。不少專家对於被操作得越來越複雜的性別也不求甚解，而選擇了最直接的宣示個人專業权威的方法，就是緊握多元性別這把上方寶劍，在會議中只要聽見有人說出「兩性」或「男女」就当面喝止：「你沒有性別意識，不知道現在只能說性別或多元性別嗎？」 有如動物農莊裡動物們朗朗上口：「四條腿好，兩條腿壞。」

但「性別」、「多元性別」、「性別平等」究竟代表什麼意思卻從未經法律或官方正式定義，檢視各項法律、公文中使用的「性別統計」、「性別圖像」、「任一性別」、「多元性別」、「所有性別」、「性別目標」，其指涉的性別內涵並不全然相同，令人費解，與聯合國、歐盟、或瑞典等國在訂立法規時必先定義重要名詞的作法截然不同。

處置性騷擾的（意外／不意外）經典案例

 台灣#MeToo最早從民進黨婦女部（今年二月改名為性平部）爆發。姑且不論民進黨成立之初以性別平等為號召，理應比其他政黨更尊重女性，婦女部的橫空出世無疑是婦運的重大成果，一方面宣示了政黨追求性別平等的決心，同時也為婦女開創了政治活動的空間和權力的管道，有重要的象徵及實質意義，而婦女部本身更是性別平等的主責單位。然而當婦女部同仁遇到了典型的職場權勢性騷擾，向主管申訴時，依法需負責防治性騷擾及糾正補救的主管竟反過來提醒她不要張揚，以免自己（受害者）名譽受損；事後向其他同仁打聽受害者有沒有「散布她（主任）的謠言」；甚至質問受害者在被騷擾時為何不當場跳車。離譜的言行不僅點燃了遲來的#MeToo怒火，也曝光了被掏空的性平：婦女部的存在更便於打壓女性，反成了危害女性身心的工作場所；主管事後加官晉爵，升任副祕書長，成為視性騷法為無物的經典案例。

另一經典是藉處理性騷擾為名行騷擾和霸凌之實。 1997年行政院在婦運團體敦促下，成立婦權會，推動體制內婦運。2012年起，在少數性別專家操作下，藉著與國際接軌為名，將各級婦權會陸續改為性平會（雖然聯合國在2011年成立婦女署而非性別署），同時也發明了「多元性別」一詞，取代二元的男女，成為性平指標。然而因為規避定義，導致認知紛歧，也助長了學術界的權力爭奪。原本應公開進行開放式討論的學術議題：性別平等如何定義和如何教學，都可以被玩弄得腥風血雨。

2020年教育部違背性平教育法29條：沒有具真實姓名的申請人或檢舉人、也沒有性騷之行為人和被行為人的案件應不予受理，仍要求某大學的性平會以性騷擾案審查一個性別教育課程，理由是其中一位教授在課堂上討論到生物多樣性(biological diversity)，無異於把同志(gender diversity)比喻為狗，因為都涉及多樣性，要求校方開啟性騷擾調查。這所聲望極高的大學不敢不受理，慎重其事召開性平會，而且要求每一堂課都必須提供逐字稿供審查，搞得人仰馬翻，人人自危，有如文字獄（我剛好也是授課者之一）。後來雖然確認性騷擾不成立，乃另立名目調查性霸凌未果，最後要求主辦單位提列改善作法，並且公文長期保密（猜猜多少年？），達到了威嚇阻卻的目的，也浪費了太多教育資源。只是教育部在何種壓力下不得不動手？為何保密？唯一值得慶幸的是該校性平會未在壓力下改變最初審查結果，沒有也變成被借刀殺人的劊子手，為教育的前景保留了一線希望。

底層的覺醒與性別主流化的洪流

       #MeToo最令人感動的是數十年婦運累積的能量終於釋放出些許長久以來被壓抑的聲音，揭開黑暗的布幕，觸動了大眾的心靈。大家再也不能忍受了，改變的時候到了，雖然遲了一點。

回想1984年婦女新知雜誌即已發現大台北地區的女性有近九成曾經遭受性騷擾，九成以上主張強暴應改為公訴罪。但當時社會普遍以保護婦女名節為理由，協助掩蓋犯罪事實，甚至安排強姦受害者（如鄧如雯）嫁給施暴者；工作場所男性吃女性豆腐更是家常便飯，是女性進入職場必須付出的代價。大家反而譴責女性主義者大驚小怪，興風作浪，破壞社會和諧。所以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直到1997年才通過，性騷擾防治法拖到2005年。

今年台灣爆發的#MeToo不像美國、韓國，有好萊塢的大明星、高階檢察官打頭陣，也沒有婦運團體介入或組織大規模的街頭遊行抗議，而是個別的、年輕的、基層的男女，一個接一個，面對加害者（和組織）的恐嚇以及不可知的未來，仍選擇訴說她／他們自己的遭遇，而獲得社會共鳴。希望這股勇敢的、正向的能量足以形成改變社會的力量。她／他們使我憶起婦運初期主動爭取工作權和反抗性騷擾的勇敢女性：台南第四信用合作社的曾麗蓉、台北十信楊麗君、新埔製衣廠彭菊英、竹東市府合作社陳瑞貞，她們以親身痛苦經歷的職場歧視和壓迫驗證了女性主義的父權理論，喚醒了更多婦女投入抗爭和修法的集體行動，而終於催生了性別工作平等法。然而徒法不足以自行，更不足以矯正文化偏差，法律的有效執行有賴立法精神的體現，不僅需要執法人員堅守原則，也需要社會建立共識、給予支持。 

性別主流化是國際婦運的果實，但各國的執政當局各有不同的理解和運用，也反映出各國婦運不同階段的進展。避談女性主義的性別主流化即便擁有再龐大的行政架構、再複雜的工具，若主事者缺少對議題和方向深刻的使命感、具同理心的關懷，只會落得徒具形式、徒喊口號，反而被主流淹沒或利用。性平機制為女性開了一扇門，有些人得以參與權力遊戲、晉升高位，卻未必保證她們一定為女性群體掃除工作和生存的障礙。當下婦運團體的目標，不應是加入主流，成為受歡迎的一分子，而是不畏困難，逆流而上，體現平等和尊重，改變主流。古典政治學家佩特曼(Carole Patema, 1940-)對有志從政的女性提出了挑戰：在女性主義帶來社會結構性巨變之前，世界仍是男人的天下，為女性謀求改變的女人有機會做領導人嗎？或者我們可以進一步問：有機會做領導人的女性如何推動社會結構性的改變？ 

以非洲女性主義憲章為師：個人倫理和組織倫理

 女性主義的出發點是批判父權，進而自我反省和自我修正，其目標從十八世紀末(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個人獨立自主演進到二十世紀末(生態女性主義)的與萬物共生，但不論何種流派，均以平等、尊重、包容為核心價值。在這樣的承傳之內，非洲女性主義者的自我反省、自我勵進值得我們注意和借鏡。

 一百多位非洲女性主義者在2006年簽署非洲女性主義憲章，主張自己的任務是在意識型態層面了解父權體系，在政治層面終結所有形式的父權壓迫和剝削。憲章一共只有五章，其中個人倫理和機構倫理就占了兩章，因為這是她們推動性別平等的基本信念和原則、珍貴的共同價值。這方面是當下台灣婦運有所不足的。由於不夠重視價值和倫理，雖然有法律、有制度、有訓練來防治性騷擾，到了執行層面卻可能被用來打壓異己、鞏固權勢或迫害無辜，而未能從根本上改造社會文化。

在個人倫理方面，除了基本的自由平等、人權、公平、主體性之外，非洲女性主義者看重互相的尊重、坦白、誠實，開放討論彼此差異，以及互相之間支持。機構倫理方面，她們要求公開透明、平等負責，重視專業、效率、紀律、承擔責任，以尊重和負責態度管理、領導，培養女性領導力，跨世代分享權力，不以公謀私，防止腐敗、詐欺、斂財，公平處理爭議和投訴，以理論分析為行動基礎，以實際行動連結理論，對批評保持開放態度，誠實主動。

 性別平等早已是我們重要的國家政策，政府為之投入了龐大的人力、物力，然而在性平機制的組織架構和行政工具之外，需要積極補強主責官員們女性主義的知識和倫理，方有足夠能力維護決策品質、驗證文獻真偽，而不致盲目聽從外部權威，被錯誤資訊引導，誤做判斷。台灣婦運累積了半世紀以來無數女性的血淚付出，好不容易鬆動了父權，應珍惜此次#MeToo難得的契機，相信並貫徹女性主義的個人倫理和機構倫理，克服障礙，落實平等、尊重、誠實、公平等基本價值，真正改造父權文化；對於不同的立場也能開放而坦誠地進行意見交換，避免藉政治權力進行打壓，這也是我對當前台灣婦運的殷切盼望。

 本文刪節版刋於7月份觀察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