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培元
齊邦媛在她的史詩鉅作"巨流河" (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9年7月) 一書中, 歷數了她在過去八十年, 由抗戰到遷台期間的流亡, 教學生涯. 全書長達六百頁, 字字血淚, 感人至深. 其間也對她的幾段剛萌芽的愛情經歷, 略有著墨. 最感人的一段, 是她和張大飛的相處經過, 呈現了上一代隱晦的男女交往過程. 每讀後, 都讓人掩卷長嘆, 低迴不已!
張大飛原名張迺昌, 他的父親在"滿洲國"成立之前是瀋陽縣警察局長, 因接濟且放走了不少地下抗日同志, 被日本人在廣場上澆油漆燒死. 在日本人繼續追殺之前, 一家八口四散逃亡, 他和一個弟弟, 妹妹連夜逃往營口投奔姑姑, 進了一所教會中學, 並信奉了基督教, 他也改名張大非. 以後"滿洲國"成立, 推行皇民化教育, 他已十五歲, 一個人進關, 到北平投奔叔叔. 失學了一年後, 在極端困頓中, 偶爾在"報國寺"廟門上, 看到"國立中山中學"招收東北流亡學生的佈告. 他考取了初三, 入學後食宿一切公費, 暫時有了安身之所. 過了兩年後, 華北又岌岌可危, "中山中學"被迫由北平南遷到南京, 他被齊邦媛的哥哥齊振一找到後, 每個週末和其他五, 六個流亡學生, 一起到齊家吃晚飯.
1937年七七事變後, "中山中學"的一千多名師生, 在齊邦媛的父親齊世英安排下, 分批由南京搭乘江南鐵路的火車, 先到蕪湖, 再乘最後一批運兵船, 沿長江上溯到漢口, 張大非也沿途幫忙. 在漢口時, 他和一群年滿十八歲的年青人, 過江去"中央軍校"臨時招生處報名, 報考空軍, 並改名大飛, 在前往碼頭報到的前一刻, 送了一本"聖經"給邦媛. 自那一天起, 她一直將它帶在身邊, 已六十多年. 以後學校又由漢口徹往湖南湘鄉, 到湘鄉後兩個月, 張大飛由入伍訓練基地寫信到學校, 信是寄給振一和邦媛兩個人. 他當年才十九歲, 入伍訓練結束後, 以優異的成績, 考上"空軍官校"十二期. 次年邦媛隨著學校, 一路由湖南, 經廣西桂林, 貴州懷遠, 到四川重慶, 最終到沙坪壩的"南開中學"就讀. "南開中學"和大學係由張伯苓校長創立於天津, 在沙坪壩的"南開中學"則係在抗戰期間建立的分校. 邦媛在此唸完六年中學, 也和張大飛成了穩定的筆友, 誠摯, 純潔地分享彼此的成長經驗. 他因一直聯絡不上家人, 故每週以家書的形式和邦媛通信, 報平安. 以後他被選為第一批赴美受訓的中國空軍飛行員. 1942年夏天, 他由美國科羅拉多州受訓回國, 入選陳納德將軍的"飛虎隊". 多年來, 他一直陷於宗教與作戰間的心理衝突, 直到在雲南的基地, 遇到一位美國的隨軍牧師, 經過一番長談後得到舒解, 體認到保衛家鄉是正義之戰, 減少民間無辜的傷亡, 使他在殺伐和救贖間, 求取到一些心靈上的平衡. 他也因而決定, 在戰爭結束後, 要去當隨軍牧師. 這個願望也支撐著他, 不在醇酒美人之中消磨, 可以有一個活下去的盼望. 在這樣一個戰火燎燒, 命如蜉蝣的年代, 他代表的是那種在所有少女心目中憧憬而不敢用私情去褻瀆的英雄形象.
他們最後一次的見面是在1943年四月, 當時她正沉浸在畢業和聯考的日子裡. 一天黃昏時分, 大家正在樓上準備晚餐時, 一個初中女孩跑上樓找到她, 說有人在操場上等她. 她出來, 看到他由梅林走過來, 身上穿了一件大的軍雨衣. 他說因部隊調防, 在重慶換機, 七點半以前要趕回機場, 因而趕來看她一眼, 隊友開的吉普車在校門口不熄火地等他. 他們兩人一起往校門走, 走了一半, 驟雨落下, 他拉著她跑到門口的"範孫樓", 在一塊屋簷下站住, 把她攏進他掩蓋全身戎裝的大雨衣裡, 摟著她靠近他的胸膛. 隔著軍裝和皮帶, 她只聽到他的心跳如鼓聲. 只持續了片刻, 他即鬆手, 要她快回宿舍, 說他要走了, 在雨中她看著他半跑步地到了校門口, 坐上車疾馳而去. 此後, 兩人今生未再見一面.
1943年八月底, 她溯江而上, 由重慶前往川西的樂山, 到"武漢大學"哲學系報到, 就讀一年後, 轉入外文系, 受教於朱光潛先生. 這一段時間, 她也一直和張大飛保持聯絡. 他由雲南各地的來信中, 盡是一種濃密又壓抑的牽掛, 不言相思, 卻盡是思愁. 他以一個身經百戰的二十五歲青年, 用一貫寫家書的心情, 安慰著一個十九歲的想家女孩. 淺藍的信紙上, 除了想念, 更多是鼓勵. 偶爾她也會收到他的一些照片, 全副武裝地和漆著鯊魚嘴的戰鬥機合照. 其時飛虎隊正全力協助滇緬公路的保衛戰, 保持盟軍對日戰爭補給的生命線.
1945年五月十八日, 張大飛在豫南會戰掩護友機時, 殉國於河南信陽上空. 五十年後的1998年, 河南"信陽日報"曾有報導, 追述他殉身之處: 在西雙河老街下面的河灘上, 有一架飛機降落, 飛機一個翅膀向上, 一個翅膀插在沙灘裡, 過了幾日後, 上層派人把飛機卸了, 用鹽排順河運到信陽. 在三千字的報導中, 沒有片語隻字提到飛行員的遺體, 他的安葬處所, 也將永遠成謎. 他生前飽受家破人亡, 顛沛流離之苦, 在信仰宗教之後的十年間, 由地面飛升至天空流浪, 尋求靈魂的安歇處, 如今終於停止漂泊, 回歸於塵土. 六月初, 邦媛收到她哥哥的來信通知及一封張大飛生前的訣別信, 信中歷數八年前和他一起考上航校的七個人都已走了後, 他有預感下一個就輪到他了. 他很感謝她母親歷年來對他的慈愛關懷, 使他在上不著天, 下不著地的漂泊生涯中, 有一個可以思念的家. 八年來, 她的來信也是他在軍旅生活中最大的安慰, 他以必死之身, 一直只敢以兄妹之情相待, 只有在"南開中學"那一次, 才脫口而出, 表達愛意. 只是兩人走著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他只會升空作戰, 全神貫注於天上地下的生死存亡, 而她則悠遊於詩書之間, 朝向光明之路走去. 從軍以來, 他一直保持身心潔淨, 一心想在戰後去當隨軍牧師. 先一年當部隊駐防桂林時, 他在禮拜堂認識一位同年的中學老師, 兩人已在聖誕節時, 在雲南駐地結婚, 信中並要邦媛忘了他, 他生前死後只盼望她一生幸福. 她在暑假期間, 回到重慶家中, 看到一個深綠色的軍郵袋, 是張大飛生前交待, 將她自1938年至1944年間所寫的一百多封信, 全部保留寄回.
1999年, 時年七十五歲的邦媛, 第二次回大陸探親, 由北京再到南京, 參訪過"中山陵"後, 前往"紫金山"南面的"抗日航空烈士紀念碑"憑弔. 半山坡上第一層, 是刻著七百多位美國烈士姓名的淺色碑群, 再上去的第二層, 是更大的一排排黑色大理石碑, 刻的是三千多位中國空軍烈士的名字. 她一個人上去找到那塊編號M的石碑, 碑上刻著二十個名字, 他的那一欄, 簡單地寫著: "張大飛 上尉 遼寧營口人 一九一八年生 一九四五年殉職". 一個立志"但使龍城飛將在, 不教胡馬度陰山"的男子, 以血肉之身殉國, 二十六歲的生命就濃縮到碑上這一行字裡, 成為此生靈魂的依歸 ...
後記: 本文內容摘錄自齊邦媛著作的"巨流河" (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9年7月) 一書. "巨流河"現稱"遼河", 與"松花江"同為中國東北的兩大水系. 齊邦媛生於1924年, 遼寧鐵嶺人, 國立武漢大學外文系畢業, 1947年來台灣, 1948年和服務於"台灣鐵路管理局"的羅裕昌 (1920 －2012) 結婚, 定居於台中17年, 育有三個兒子. 曾任教於"台中一中"和"中興大學", 後轉至"台大外文系", 而於1988年退休. 其間她也曾任職"國立編譯館"及擔任"Chinese PEN Quarterly"總編輯工作多年. 1967至1969年及1975年兩度到我的母校 Indiana University 訪問, 都和我失之交臂.
張大飛原名張迺昌, 他的父親在"滿洲國"成立之前是瀋陽縣警察局長, 因接濟且放走了不少地下抗日同志, 被日本人在廣場上澆油漆燒死. 在日本人繼續追殺之前, 一家八口四散逃亡, 他和一個弟弟, 妹妹連夜逃往營口投奔姑姑, 進了一所教會中學, 並信奉了基督教, 他也改名張大非. 以後"滿洲國"成立, 推行皇民化教育, 他已十五歲, 一個人進關, 到北平投奔叔叔. 失學了一年後, 在極端困頓中, 偶爾在"報國寺"廟門上, 看到"國立中山中學"招收東北流亡學生的佈告. 他考取了初三, 入學後食宿一切公費, 暫時有了安身之所. 過了兩年後, 華北又岌岌可危, "中山中學"被迫由北平南遷到南京, 他被齊邦媛的哥哥齊振一找到後, 每個週末和其他五, 六個流亡學生, 一起到齊家吃晚飯.
1937年七七事變後, "中山中學"的一千多名師生, 在齊邦媛的父親齊世英安排下, 分批由南京搭乘江南鐵路的火車, 先到蕪湖, 再乘最後一批運兵船, 沿長江上溯到漢口, 張大非也沿途幫忙. 在漢口時, 他和一群年滿十八歲的年青人, 過江去"中央軍校"臨時招生處報名, 報考空軍, 並改名大飛, 在前往碼頭報到的前一刻, 送了一本"聖經"給邦媛. 自那一天起, 她一直將它帶在身邊, 已六十多年. 以後學校又由漢口徹往湖南湘鄉, 到湘鄉後兩個月, 張大飛由入伍訓練基地寫信到學校, 信是寄給振一和邦媛兩個人. 他當年才十九歲, 入伍訓練結束後, 以優異的成績, 考上"空軍官校"十二期. 次年邦媛隨著學校, 一路由湖南, 經廣西桂林, 貴州懷遠, 到四川重慶, 最終到沙坪壩的"南開中學"就讀. "南開中學"和大學係由張伯苓校長創立於天津, 在沙坪壩的"南開中學"則係在抗戰期間建立的分校. 邦媛在此唸完六年中學, 也和張大飛成了穩定的筆友, 誠摯, 純潔地分享彼此的成長經驗. 他因一直聯絡不上家人, 故每週以家書的形式和邦媛通信, 報平安. 以後他被選為第一批赴美受訓的中國空軍飛行員. 1942年夏天, 他由美國科羅拉多州受訓回國, 入選陳納德將軍的"飛虎隊". 多年來, 他一直陷於宗教與作戰間的心理衝突, 直到在雲南的基地, 遇到一位美國的隨軍牧師, 經過一番長談後得到舒解, 體認到保衛家鄉是正義之戰, 減少民間無辜的傷亡, 使他在殺伐和救贖間, 求取到一些心靈上的平衡. 他也因而決定, 在戰爭結束後, 要去當隨軍牧師. 這個願望也支撐著他, 不在醇酒美人之中消磨, 可以有一個活下去的盼望. 在這樣一個戰火燎燒, 命如蜉蝣的年代, 他代表的是那種在所有少女心目中憧憬而不敢用私情去褻瀆的英雄形象.
他們最後一次的見面是在1943年四月, 當時她正沉浸在畢業和聯考的日子裡. 一天黃昏時分, 大家正在樓上準備晚餐時, 一個初中女孩跑上樓找到她, 說有人在操場上等她. 她出來, 看到他由梅林走過來, 身上穿了一件大的軍雨衣. 他說因部隊調防, 在重慶換機, 七點半以前要趕回機場, 因而趕來看她一眼, 隊友開的吉普車在校門口不熄火地等他. 他們兩人一起往校門走, 走了一半, 驟雨落下, 他拉著她跑到門口的"範孫樓", 在一塊屋簷下站住, 把她攏進他掩蓋全身戎裝的大雨衣裡, 摟著她靠近他的胸膛. 隔著軍裝和皮帶, 她只聽到他的心跳如鼓聲. 只持續了片刻, 他即鬆手, 要她快回宿舍, 說他要走了, 在雨中她看著他半跑步地到了校門口, 坐上車疾馳而去. 此後, 兩人今生未再見一面.
1943年八月底, 她溯江而上, 由重慶前往川西的樂山, 到"武漢大學"哲學系報到, 就讀一年後, 轉入外文系, 受教於朱光潛先生. 這一段時間, 她也一直和張大飛保持聯絡. 他由雲南各地的來信中, 盡是一種濃密又壓抑的牽掛, 不言相思, 卻盡是思愁. 他以一個身經百戰的二十五歲青年, 用一貫寫家書的心情, 安慰著一個十九歲的想家女孩. 淺藍的信紙上, 除了想念, 更多是鼓勵. 偶爾她也會收到他的一些照片, 全副武裝地和漆著鯊魚嘴的戰鬥機合照. 其時飛虎隊正全力協助滇緬公路的保衛戰, 保持盟軍對日戰爭補給的生命線.
1945年五月十八日, 張大飛在豫南會戰掩護友機時, 殉國於河南信陽上空. 五十年後的1998年, 河南"信陽日報"曾有報導, 追述他殉身之處: 在西雙河老街下面的河灘上, 有一架飛機降落, 飛機一個翅膀向上, 一個翅膀插在沙灘裡, 過了幾日後, 上層派人把飛機卸了, 用鹽排順河運到信陽. 在三千字的報導中, 沒有片語隻字提到飛行員的遺體, 他的安葬處所, 也將永遠成謎. 他生前飽受家破人亡, 顛沛流離之苦, 在信仰宗教之後的十年間, 由地面飛升至天空流浪, 尋求靈魂的安歇處, 如今終於停止漂泊, 回歸於塵土. 六月初, 邦媛收到她哥哥的來信通知及一封張大飛生前的訣別信, 信中歷數八年前和他一起考上航校的七個人都已走了後, 他有預感下一個就輪到他了. 他很感謝她母親歷年來對他的慈愛關懷, 使他在上不著天, 下不著地的漂泊生涯中, 有一個可以思念的家. 八年來, 她的來信也是他在軍旅生活中最大的安慰, 他以必死之身, 一直只敢以兄妹之情相待, 只有在"南開中學"那一次, 才脫口而出, 表達愛意. 只是兩人走著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他只會升空作戰, 全神貫注於天上地下的生死存亡, 而她則悠遊於詩書之間, 朝向光明之路走去. 從軍以來, 他一直保持身心潔淨, 一心想在戰後去當隨軍牧師. 先一年當部隊駐防桂林時, 他在禮拜堂認識一位同年的中學老師, 兩人已在聖誕節時, 在雲南駐地結婚, 信中並要邦媛忘了他, 他生前死後只盼望她一生幸福. 她在暑假期間, 回到重慶家中, 看到一個深綠色的軍郵袋, 是張大飛生前交待, 將她自1938年至1944年間所寫的一百多封信, 全部保留寄回.
1999年, 時年七十五歲的邦媛, 第二次回大陸探親, 由北京再到南京, 參訪過"中山陵"後, 前往"紫金山"南面的"抗日航空烈士紀念碑"憑弔. 半山坡上第一層, 是刻著七百多位美國烈士姓名的淺色碑群, 再上去的第二層, 是更大的一排排黑色大理石碑, 刻的是三千多位中國空軍烈士的名字. 她一個人上去找到那塊編號M的石碑, 碑上刻著二十個名字, 他的那一欄, 簡單地寫著: "張大飛 上尉 遼寧營口人 一九一八年生 一九四五年殉職". 一個立志"但使龍城飛將在, 不教胡馬度陰山"的男子, 以血肉之身殉國, 二十六歲的生命就濃縮到碑上這一行字裡, 成為此生靈魂的依歸 ...
後記: 本文內容摘錄自齊邦媛著作的"巨流河" (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9年7月) 一書. "巨流河"現稱"遼河", 與"松花江"同為中國東北的兩大水系. 齊邦媛生於1924年, 遼寧鐵嶺人, 國立武漢大學外文系畢業, 1947年來台灣, 1948年和服務於"台灣鐵路管理局"的羅裕昌 (1920 －2012) 結婚, 定居於台中17年, 育有三個兒子. 曾任教於"台中一中"和"中興大學", 後轉至"台大外文系", 而於1988年退休. 其間她也曾任職"國立編譯館"及擔任"Chinese PEN Quarterly"總編輯工作多年. 1967至1969年及1975年兩度到我的母校 Indiana University 訪問, 都和我失之交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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