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建構一個沒有性侵的世界？閱讀Disgrace

 顧燕翎

 　　作者柏爾克 (Joanne Bourke) 1963年出生於紐西蘭，成長於非洲、大洋洲及海地，在澳洲、英國求學，接觸多元文化，發展出後殖民主義的全球化視野。在#MeTo運動後討論性侵及其後遺症的諸多出版品中，本書因為從歷史和文化角度，將各地的實際案例與結構性的壓迫系統及理論連結，並且在西方的理論之外找尋解決問題的在地智慧，而特別受到矚目，對於亞洲讀者也應更具啟發性。

 無所不在的性侵害

　　本書大量使用1970年代以來女性主義觀點的歷史研究和統計資料，在不同的歷史、政治、經濟、文化建構之內，爬梳出性侵害的多種樣態和不同場景。有南亞、非洲等地以性侵做為武器的地方性事件和法律判例，也有澳洲女性遭受的家暴統計。戰爭中的性暴力則包括猶太人集中營的大規模性侵，波士尼亞、盧安達等內戰中的強姦，以及強迫敵方女性懷孕生產以達到種族清洗的目的等等。不幸的是，發生在當今世界的性侵害日益氾濫，手段和工具更為多樣化，這是人類社會的耻辱。因此作者急欲探討，一個沒有性侵的世界是否可能。

 不被正視的創傷

　　性傷害普遍存在於支配與屈從的權力體系和強調男性優越感的文化之內，雖然所有人在互動中都有其脆弱性，但受到內因（膚色、性別等個人因素）、外因（住在監獄或貧民窟等環境因素）交互作用，各人所面臨的風險不同。建構並維繫權力層級關係的是系統性的意識型態、經濟、政治和當下個人所處的空間，而非個人的特質或認同。例如，因為人們通常主觀認定男性才是性暴力的加害者，而使得少數男性受害者求助無門，難以啟齒，也使得人們看不見並且無法理解他們的傷痛。

 

　　各文化對於「什麼是性侵」或「誰會性侵誰」有不同的想像。秘魯自1980年爆發長達近四十年政府軍隊和反抗組織之間的內戰，平民死亡和失蹤數以萬計，事後政府組織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把男性遭受的性羞辱、生殖器傷殘等歸類在「刑虐」，而非「性暴力」，因為一般醫護人員對性暴力的想像是男性強姦女性，若男性未經陰莖插入，便無法歸類為性傷害。經過研究者重新審閱證詞，發現竟有超過五分之一的性暴力受害者是男性，而非原先認定的僅有百分之二。更脆弱的還有難以自我辯護的低社經地位男性和居少數的性別、種族，例如被私刑的美國黑男、被性虐的印度低種姓的間性人等。即便是女性，被性侵後也可能因為表現得不符合受害者的刻板印象，或日常舉止不夠莊重，而其證詞不被採信。

權力與恥辱

　　作者發現：雖然在統計上男性性犯罪者占絕大多數，但可能施展性暴力的人並不限單一性別，而更與權力相關。女性犯下的性罪行有一大部分從來不曾被報案，女性性犯罪也因不符合社會常情而經常遭受忽略。此外，支配者所灌輸的被侵犯的羞耻感往往左右了社會情緒，受害者因為在別人眼中不再「正常」，而感受耻辱。台灣在2000年以前刑法的強暴罪屬於告訴乃論，也是為了避免張揚，以「保護」受害者及其家人的名聲，若受害女性未婚，地方人士甚至會出面搓合她嫁給加害者，以遮掩醜聞。

 　　男性是戰爭中的主要性侵者，參戰的女性不只被同袍性侵（如侵越美軍中的女性軍人有近三分之一受到同僚性侵），也有人跟隨男性領導，參與和協助性侵，虐待敵人、攻擊他們的性器官、羞辱他們。盧安達內戰中，家庭婦女部長竟然主導自己家鄉的集體、公開強姦和屠殺女性，原因之一可能是她自己的曾祖父屬於敵對的種族，為了向統治者表達忠誠而表現得更殘暴、更義無反顧。此外，做為一位置身於精心策劃的滅族行動中的核心政治人物，她也必須採取和其他性別者一致的行動。作者稱之為性別認同的流動，權力而非生理結構決定了她的性別認同。

 戰爭、和平以及性虐待

　　戰時的性虐待並非軍人的個別行動，而有其文化與歷史的根源，以及與之配合的政治、經濟制度，同時還需要高度規劃、宣傳、管理和執行，日本的「慰安婦」制度就是最重要的事證。作者特別從修辭學角度分析日語的「從軍慰安婦」的詞意，意味是女性自願加入軍營服務，沒有被強迫。　

 

　　二戰後的和平軍和聯合國維和部隊也習以為常地性侵他們保護的對象，而未被阻止，例如二戰後進駐法國的美軍強姦法國女性。即使承平時期，因為權力落差太大，愈是脆弱和邊緣的人口愈會受到他們的保護者剥削或性侵，例如非法移民、難民在比利時、荷蘭的接待中心都曾經被員警、律師以及安全警衛性虐待。

 知識的翻轉和恥感的翻轉

　　早期美國女性主義者如蘇珊.布朗米勒在討論性侵時聚焦於女性受害者，本書在生理性別之外，加入了種族、階級、信仰以及政治、經濟、文化等交織因素，並且特別關注在地反抗策略，尋求西方心理治療之外的各地民俗療法。

關注到社會問題的多元、複雜，作者反對定於一尊的思考，質疑西方心理學將受害狀態疾病化的治療模式，重視邊緣社群的知識和他們處理不幸事件的民俗方法，如收驚等，去除知識的殖民化。

 　　她特別推崇韓國慰安婦的勇氣、行動力以及堅持到底的決心。戰後慰安婦倖存者從長期沉默到終於發聲，將沉沉壓在她們頭上的羞耻感翻轉到加害者身上。當日韓政府試圖移除首爾日本大使館門前的和平少女雕像時，她們聯合日本的女性主義者携手對抗。一九九六年聯合國特別報告員庫瑪拉斯瓦米（Radhika Coomaraswamy）有了回應，她在撰寫「慰安婦」制度報告，主張使用「軍事性奴役」一詞取代慰安婦，「慰安站」改稱「強暴中心」。將軍國主義者脅迫女性的暴行直接連接到「性奴役」以及「危害人類罪」的戰爭罪行。

 

　　如何建構一個沒有性侵的世界？作者呼籲有共同目標的人在各自的位置上努力，求同存異，協力改造崇尚暴力的文化，她稱之為縱橫主義式的團結。每位參與者珍惜在地的力量和知識，發展在地策略，學習換位思考，溝通和理解不同立場的主張，把握機會建立跨文化、跨國界的聯合陣線。韓國慰安婦的正面態度和積極行動值得借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