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０年代婦運中的鄭至慧
隨著七０年代留美潮負笈美國，至慧在新英格蘭地區待了六年，主修比較文學，廣泛涉獵音樂、藝術，也被當時正綻放的女性主義電到。她熱愛文字，渴望回到中文的寫作環境，七八年與唸數學的張海潮結婚後，一起回到台北，先後成為張任飛旗下《綜合月刋》及《婦女雜誌》的主編。《綜合月刋》很受知識份子重視，除了時論評析，也刊登報導文學，主編至慧更關懷弱勢，當時就報導了雛妓、亞美混血兒、城市中的貧民窟等社會邊緣人的議題。
至慧是台灣婦女運動界重要的領導人，可是她從來不爭台前風采，雲淡風輕；台下卻頭腦清析，常常一語中的。八０年代初期，朋友們聚會探討婦女議題，常以至慧家為據點，婦女新知雜誌決定成立的歷史性聚會也在她基隆路三段的家中。婦女新知雜誌結合社會運動與出版，引入西方女性主義思想，直接衝撞父權體制，解構宰制與附庸的權力關係。當時婦女新知深受激進女性主義影響，嘗試集體決策，去除個人色彩，例如《鳳凰群像》和《拒絕做第二性的女人》都是集體合作，以編輯小組的名義出版。
一九八五年鄭至慧與顧燕翎一起到菲律賓達沃參加亞洲婦女會議，那是亞洲各國婦女運動團體經驗交流和合作的開端。達沃是菲律賓南方大省民達那峨的主要城市，當時民達那峨為叛軍盤踞，會後一位曾在台灣工作多年的美國修女聽說有來自台灣的人，便自動來訪，問要不要去看她的教會，那也是叛軍占領的地方，兩人就跟去了。雖是白天，街道上空蕩蕩，所有的門窗都緊閉著，似乎後面就是監視的眼睛或槍桿，修女說如果不跟著她的話，也許就沒命了。鄭至慧一直有這種闖蕩異域無畏的勇氣。
《女書──世界唯一的女性文字》
一九九０年顧燕翎邀至慧一同去河南鄭州參加第一屆中國婦女研究學術研討會。中南民族學院副教授宮哲兵會後來找顧燕翎和至慧，他在尋找瑤族傳說中的聖地千家峒時，無意間在湖南江永山區發現只有女人之間才使用的特殊文字，當地稱為女書，以有別於男字。他的發現在大陸沒有引起太大注意，四處尋找出版機會，乏人問津，甚至婦女研究者也認為使用女書的都是未受教育的鄉下老婦，作品毫無文學價值。顧、鄭兩人卻發現了婦女文化的瑰寶！這是完全沒有受到男性文化污染的素樸、原始的女人心聲。會後，大家整裝歸去，至慧一人改變行程，跟宮哲兵到武漢，仔細檢視女書原始資料，帶回台灣由婦女新知出版。書中女書和男字翻譯並列，並有女書字編，引發了全球婦女研究者對女書的關注，而有後續的研究與出版品。
至慧親自到江永去學習女書文字，探訪碩果僅存的女書傳人，追查文字起源。一九九0年代初期，湖南山區尚屬管制區，從來沒有外人進去過，需要經過特別的申請，打通重重關節。一個單身女人，揹著背包，坐簡陋的長途客運車，輾轉到遙遠的山區，克服種種困難，只為了尋訪那即將失傳的女性文化。她說，曾經為了減少下車找廁所的問題而整天不喝水。也曾經於傍晚到了一個地圖上找不到的小鎮，在車站旁的小旅店落腳，全世界沒有一個人知道她在哪裡。她身上常帶著香煙，為了和客運司機搏感情，她上車時總會先敬煙。有一次，她說：“來根煙。”司機正在抽煙，沒有接受，她神來一筆地說：“留根煙。”司機接了插在耳後，也接受了她的情誼。
女書是一種菱形的音節文字，與方塊象形的漢字屬於截然不同的文字系統，因為無法排版，至慧訓練了一群志工，動手抄寫，然後以照相方式印刷。朋友們雖然興緻勃勃，終究缺乏練習，寫出來的女書在她這種行家看來大約是慘不忍睹，她只好自己重寫。
女書店與女性文化地標
女書店的介紹中有六個字：“女有、女治、女享”。維吉尼亞吳爾夫說過，女人渴望擁有“自己的屋子”，發表自己的聲音和想法。如果依賴大書局，得處處受制於人，所以要自己擁有，自己經營，女人共享，希望讓女人像回家一樣，感到輕鬆、愉悅、豐富。為了生存必須要懂得經營管理，雖然困難重重，但還是得往前邁進。女書店的構思和決定成立都是在至慧家進行的。至慧去世前最惦記的也是她正在編寫的新書《好事記》。
女書店的諸多文化創意起始於至慧，在眾人腦力激盪下完成。例如范情曾參與寫作的《女人屐痕》，至慧覺得我們曾經重寫歷史，重新說女人的故事，現在也可以從橫切面著手，透過地點來說故事，加入地圖或者旅行的概念，找到地理和女人的關聯。她的創意，加上婦運界好朋友的執行，找來資源，才會產生這本書及女性文化地標這件事。
至慧是個突破常規，不落窠臼，不人云亦云的人，很多地方讓人覺得前衛，但有時卻出人意料地「傳統」。譬如在《女人屐痕》，她寫大甲的貞節牌坊，講到林春，一般以為由女性主義者來寫貞節牌坊，一定會主訴女人在父權社會中如何受壓迫，如何痛苦，痛陳貞節牌坊的不人道。但她不然，她透過貞節牌坊看到林春的有情有義，她寫林春和千萬女性一樣，她們的守寡「守」的不是一種「自閉」，她不以夫貴、不以子貴，而是百折不撓、積極求生，在艱苦的際遇中，用智慧、才幹與行動創造生存與綿延子孫的條件。她的寫作和思考往往超越當下流行思潮，撥開雜草，剷除藩籬，去發現女人的珍貴和價值，這個部份讓人驚豔和敬佩。
迷人的女性主義者
至慧是一個獨特而自足的人，像她的服裝一樣，總有自己的風格和搭配。她在任何場合都安閒自在，經常揹一個大背包，騎腳踏車穿梭市區。她喜歡旅行，但不是提著大皮箱，而是一個背包、一個水壺，水壺裡有時還灌一點酒，大街小巷，山林海邊，來去自如。她說自己是個雜食的閱讀者，愛書，什麼書都看，和她一起外出，花、草、樹、果子、鳥都叫得出名字。她家陽台上種滿了各種植物，隨手摘一點，都可以變成佳餚，廚房邊的小桌是她寫稿的工作檯，也在這裡和朋友聊天、分享巧思。她也喜歡音樂，彈得一手好琴，寫音樂文章，在家和朋友開音樂會。
朋友們都不忘至慧的灑脫自在，但她也是一個非常孝順和嚴謹的人。一九八二年她和先生海潮到美國進修，聽到父親生病立刻回台照顧。多年後她母親生病，住在美國，她又花了一兩年時間陪伴母親。當母親意識不清，住進護理之家後，她和哥哥輪流，一天十二小時，坐在床邊沙發上陪伴，情深義厚。她在學術研究和文字工作上嚴謹，力求正確，精準無誤。在《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中，她負責寫「存在主義女性主義」這一章，西蒙波娃和法國存在主義的大部頭著作，她讀得清楚，寫得詳實流暢。翻譯《合肥四姐妹》也是一絲不苟，歷盡艱辛查證，做到比原文還精確。
她住院做檢查，已經確知患了食道癌，范情和朋友去看她，她和平常一樣一派從容，在陽光下看報紙，正好起身，看到朋友，很高興的招呼。她非常的定，反而是朋友們擔心、驚慌。她談到還有很多事情想要做，計劃著出院後的復健，卻未料如此匆促離去，留給朋友們無限思念，只有從她已經做的和曾經寫的中間去尋找力量，接續她的努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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