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舞故我在：與彩虹生命講堂的Selina 和 Tad 老師談跳舞

　　　
顧燕翎(序)女書出版

彩虹生命講堂

　　此文中的“我”是單數，也是複數；是第一人稱，也是第三人稱。）

　　“我”究竟是誰？我要如何認識自己？我的生命功課是什麼？

　　自呱呱墜地，我就無可逃遁地受到文化的、社會的種種制約，我早已不再是我，而變成社會習氣的累積。我自以為活著，自以為頭腦清明地做抉擇，但若缺乏自我觀照，我其實沒有一分一秒在做自己，或者明白自己在做什麼，一切做為或抉擇只是習氣的反應而已。在某些機緣之下，我於是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暫時逃離，透過各種歷練和方法來認識或釋放自己。對作者而言，認識自己最強烈的方法就是阿根廷探戈，尤其是擺脫在地的制約，到國外去跳舞，展現自己最真實、最柔軟、最有魅力的狀態。

　　作者覺知到，她受到阿根廷探戈音樂的勾引，被這份感覺所觸動，並不是被動的反應，而是一個內外共振的過程，若她內在不具有一份跳舞的渴望，就不會被跳舞的音樂所牽引。我可以藉由千百種方式來了解自己：種花、耕田、呼吸、算命、跳舞… ，無論那一種途徑，都是透過一個假借的觀點來回觀自己，經由折射的過程，增加自我覺知的深度與廣度。例如，種花讓我歷經了春夏秋冬的季節性變化，波段性的宇宙過程相應到自己的個性，而體會到自己的多重層面，延伸了當初對自己的單一認知。作者也在追尋阿根廷探戈的源起過程中去認識自己，並建構自己的詮釋系統。

　　然而，若缺乏往內觀省的能力，將焦點放在外在物件上，便也極易因為固著於某一種觀點或關係而忽略了其他所有同時存在的發生和關係。例如，當我的交通工具是摩托車的時候，我只注意到摩托車修理店，一旦我成為開車族，我的焦點便轉移到汽車維修廠。理性只是生命的一個小區塊，當我帶著腦袋做事，而不是用生命在做事，我永遠都設定了一個焦點，而錯失了認識不同的我的機會，也因而流失了大部分生命的能量。若在被探戈勾住的過程中，我開始反思自己，發現自己被單一焦點勾住的嚴重性，於是便有機會同時看到不同的東西，拉開理性的認知，去認識自己的情緒體，認識生命中的其他區塊：不同的我，柔軟的我…，因而讓我更具有覺知能力，於每一秒都清醒地活著。


　　從學習自發功的經驗可以窺知人的無限潛能，一旦完全放鬆，溶入當下，我隨時可以跳探戈，不必學習。是原有的制約和對探戈的想像阻礙了我與內在能量的聯結，而失去了行動的能力。探戈的原初本是一群人的隨興起舞，舞步和舞序不過是前人經驗的累積和後人制定的典範系統。然而詮釋方法越多，人就越偏離生命，花太多時間在講、在想。當音樂響起，我卻在想：要不要跳？對不對？丟不丟臉？音樂結束了，還沒有跳舞，時間也就過去了。理性詮釋往往將我們帶離了行動，其實思維只是帶我們去分辨生命過程的某一部分能量而已。人因行動而存在，然而現代人都在思維，被自己的思維框住，失去了行動力，也使得生命變得僵硬無趣。

　　生命與理性有時是互相衝突的，理性要的是結果，生命要的卻是過程，因為所有生命的結果都是相同的：死亡而已。因此我需要學習放掉理性，鍛鍊與內在力量的聯結，瞬間想到就去行動，就像練自發功一樣，一旦做了就能夠分辨。身體自會分辨什麼是探戈。放任身體去跳舞，讓理性一旁觀看和享受這當下。在放任自己的過程中，我逐漸學習信任自己，達到思考與行動的平衡。


　　由於害怕社會的失序或失控，所有的文化都在進行對個人的制約，對言行的規範。然而，生命有限，真正的智慧為了追求更大的目的──認識自己，與大我合一－─必然珍惜生命力，而不得不節省慾望，自然而然走向規範，所以無所謂壓抑，無所謂忍耐。人若想要認識自己，終究會問：我要如何在有限的生命中去探索自己無限的成長。生命苦短，為了追求生命最大的美好，留下珍貴的痕跡，我必然會自我珍惜，做我最想做的事，所以真正的智慧不在於如何追求，而在於如何節省生命力，因此不可能落入自我放縱的泥淖。
　
　　在雙人探戈中，我面對的不只是自己的規範和制約，還加上對方的。兩人在拉扯的過程中，漸漸體會到強弱的細膩互動，於是可退讓的部分增加，界線不再那麼清晰，身體的彈性出來了，達到更為和諧與忘我的境地。這種全然的放鬆不是靠大腦想的，而是身體的自然反應。共舞的雙方都需要放下理性和思考，信任身體的記憶功能比大腦好，信任自己，也信任對方，自然地被帶領，而感到全然安全和愉悅。越好的技巧，需要學會越大的放鬆。當雙方柔軟的狀況達到共同的和諧，理性與感性的能量臻於平衡時，大腦並未缺席，只是它不再是操控者，而是與一切的瞬間共同並存：音樂、你我的波動、牆壁桌椅的波頻…，享受當下全然共振的感受，所以在那一刻，腦袋是在跟一切存在共舞。非僅如此，在這全然的和諧以及快感的極致中，跳舞的已經不是個體的你我，而是整體的大我。

　　從生命未來學的觀點，西元0-1999年是人類歷經整體理性開發的過程，個人生命的成功在於能夠證明自己是強者。在權力導向的陽剛體系中，女性不是變成男性框架中，被男性文化定義和制約的一環，就是變得更像男性，才能獲得出路，所以女性汲汲於尋求男性認同。然而無論是強者或成功者，都不過是在一個理性的有限體系之下，表現出最大的生命力。2000年之後，人類歷經了前所未有的世代轉移，開始渴望認識自己的陰柔面、柔軟面。生命力變得柔軟的時候，可以呈現任何狀況，當我覺知自己的力量和潛力時，何需向任何人說明或證明？不需要證明仍能存在，才是真正存在。有幸生活於2000年後，今天的我不需要像《最後的十四堂課》中那位瀕死的社會學家，當他完全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回復到嬰兒期的柔弱依賴，不能再證明什麼，才終於學會真正享受生命，專注而投入地看花、欣賞風景。我幸而及早有所醒悟和選擇：成為理性有限體系中的佼佼者，抑或無限體系中的初學者？或者我已經不再需要時時記掛著我的腦袋？
　
　 請接受我的邀請，放下腦袋，把自己交給音樂，盡情舞動你的身體吧！

　

像對台灣人一樣對我們就好.外籍配偶

馬尼尼為（外籍內人讀者，目前就讀台灣藝大研究所）

　　你看過灰熊人嗎？那是一部電影，有一個人，他很愛熊，他想跟熊一起生活。他跟熊一起在野外過了八年。結果，最後他被熊撕裂，悲慘的死掉了。妳，就像他一樣，永遠沒有辨法變成台灣人（熊），台灣人像熊一樣永遠沒辨法接受人（外籍配偶）。

　　我想寫這樣的一篇文章很久了，自從和台灣人結婚以來，我覺得自己就像心裡殘障一樣，身處這樣的社會，我有太多的無力感與因為無力解決，而產生的逃離感，我結婚不到半年，腦子裡出現過太多次想要離婚的念頭，可是，我也才二十幾歲，我相信也沒有人會想要離婚，而離婚的原因不是因為我不愛我的男人，而是因為這個社會的排外，工作的限制，沒有身份證就不像個人，到處碰壁，永遠的二等公民，我呼吸不到新鮮的空氣，我很想吐。

　　我一直是《破報》的讀者，從大學到研究所，而這一期的封面大刺刺地寫著《無論來自哪一國，妳們都是台灣的內人，台灣未來的母親》，這樣的標題，實在是很無力的喊話，對外籍配偶也起不了什麼安慰作用，可能看了只有更加火大，因為這樣的問題在報章上喊一喊，沒有身份證的配偶，日子還是一樣難過，難過不是沒有東西吃，是無法被像人一樣對待，我是台灣人的母親又怎樣，我要的是起碼，像你們對待你們的人那樣的，講話的態度，我為什麼要因為我的身份，而不斷受到你們台灣人的中傷，我也是跟你們一樣是父母親的小孩。

　　工作的問題，雖然政府單位規定有配偶居留證便可以合法工作，但是，大部份的業者不會用你，因為他們也不了解相關雇用的程序或稅務問題等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公務員簡簡單單的跟我說一句，你是哪一國的？哦，可以工作。可是，我朋友的朋友，又說，要找兩個擔保人，很麻煩。其實，為什麼老板都不能先不去管國籍，給大家一個公平的競爭。被貼上「外籍」的標籤，實在有點生不如死，我自己曾以外國人的身份到新加坡工作，當然我也是沒有身份證，但是不會像在這裡，遇到如此強烈的排外意識，我變得有些不想開口，因為不想被人問，你是哪裡來的，面對這樣的問題，我也不想再回答，可能我會說一個在地球上己不存在的國家，因為我出生的國家，對我己失去了意義，我回去，己經不像當地的人，除了我可以說他們聽得懂的話。

　　大部份的國家，不會允許雙重國籍，那就是說，如果我入了台灣籍，就得放棄自己的國籍，我相信沒有一個外籍配偶願意這樣做，如果我們上班繳的稅不是那麼重，如果我們可以像台灣人一樣自由找工作。我連去銀行開戶都沒辨法，因為他說居留證會扣很多稅，你去找有身份證的人來開戶好了。從辨公證結婚手續開始，一切繁瑣冗長，我那時覺得這是全世界最難辨的結婚，結婚原來不是兩個人走去找律師／法官見證就好了。接下來，我的身體不知被檢查了多少次，只因為，我是外籍，還逼我當天一定要留下大便，還跟著我去廁所，怕我偷換檢體，要買保險，保險公司說台灣人不用體檢，你要，台灣人不用脫衣看身體，你要，因為怕你有皮膚病，衛生署還會突然出現到你家來，我到底是什麼，我是有寄生蟲有皮膚病有愛滋病是不是？

　　寫這樣的文章，老實說很內傷，因為浮現的都是不太愉快的經歷，我曾經很好奇連語言都不太通的配偶的情況，於是去做了一些訪問，後來，跟我同行的台灣朋友說，她們很單純，就是結個婚，帶小孩，做家事．．．不像你，可能你受了太多教育。可是，我真的不相信她們不會想回去，我不相信她們沒有受到委屈，就像老公很疼她們，因為她們不可能24小時都跟老公在一起。

　　有一次，有個台灣人跟我說，哦，那裡有個賣越南菜的，我帶你去。那時候己經過了用餐時間，好像３點多吧．越南人很年輕，很漂亮，穿著合身，她不太招呼我們，不怎熱絡，台灣人只好自己去點菜。這是在房子外面搭起來簡易的餐飲「店」，後面有一些老人在喝茶，因為我那同行朋友喜歡跟人裝得很熟，他可能見過後面的其中一個老人吧，老人過來和我們聊天，老人是越南配偶的公公，從他壓低聲量的語談中：「要找越窮的越好，柬埔寨的更好。」、「她過來的時候十九歲」、「不要對她太好，不要給太多錢」，離開的時候，我突然發現，越南配偶是坐在一個透明的框子裡，上面寫著檳榔。這個畫面，一直在我腦海裡，逢人便要說一次。

　　面對台灣人的指指點點，政府政策無形的「逼害」，或者是我的朋友訝異地說「你變成外籍配偶了」，言下之意，我變成了弱勢族群，人家會問，你懂嗎？你聽得聽嗎？你懂我的意思嗎？這個，你不懂的啦。我真想揮拳出去，靠腰，你當我是白痴嗎？
　　　
　（很抱歉我口出惡言，因為經過跟台灣人結婚這一件事，我己經心裡殘障．我不知道我要痛恨什麼，到最後只能怪自己選擇錯誤，不應該跟台灣人談戀愛，那時應該狠下心來跟他分手，現在心裡殘缺，我覺得自己不再是結婚前的我，我對未來生活徬徨，不再跟我先生說話，動不動要流眼淚，我想離婚，想殺了我婆婆）

轉載自破週報

擺脫性暴力的陰影.台灣女性史

顧燕翎
(本文將發表於日本關西中國女性史研究會出版之<<台灣女性史>>)

　　身體自主權是婦運的重要議題，在運動發展的不同階段以不同的訴求出現。1990年代，女性的人身安全，特別是性別暴力的問題受到台灣婦運團體的關注，但性侵害犯罪防治草案卻遲遲未能通過。

「法不入家門」及「清官難斷家務事」的觀念使得傳統華人社會對私領域中的暴力一向不予聞問，而對女性貞操的片面要求以及女性身體的物化更使得輿論非但不同情，反而譴責性暴力事件中受害的女性。1993年發生的鄧如雯殺夫案和1996年的彭婉如命案有如暗夜中的閃電，瞬間照亮了每個幽暗的角落，迫使整個社會去面對那些被禁聲的哭泣，而於1996年底和1998年中相繼通過了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和家庭暴力防治法，各地方政府也成立家暴及性侵害防治中心，宣導防治性暴力以及救援受害婦女。

　　鄧如雯是生活於社會底層的女性，國中三年級就遭鄰居林阿棋不斷強暴和毆打，在地方人士調解下，嫁給加害者。林婚後仍經常虐待其妻與子，警局及法院卻都拒絕鄧的報案。1993年十月，在劇烈爭吵後，鄧如雯趁林熟睡之際，殺害了丈夫而震驚社會。受到殺夫案影響，臺北市社會局接獲婦女求助的電話明顯增加，案件審判也引起各報大篇幅報導和婦女團體的聲援。最後鄧如雯被判刑三年，開啟了司法界以人性的角度來思考家庭暴力案件的先例，家暴法的通過則進一步將家中的女性直接置於公權力保護之下，給予她們求援的合法管道

　　彭婉如曾擔任婦女新知基金會秘書長，並投入婦女救援基金會、主婦聯盟、晚晴協會的工作，後來到民進黨出任婦女部主任，積極推動婦女參政，催生黨內的四分之一婦女參政條款。

　　1996年底彭婉如在高雄獨自於夜間搭車時失蹤遇難，慘遭蹂躝。在男尊女卑的父權社會，遭受性暴力的婦女不計其數，可是致力提昇女性權益的彭婉如不幸受害，更深刻彰顯了男性暴力加諸女性的敵意，喚醒了無人倖免的恐懼。於是婦女團體串連組成「全國婦女連線」，發起「女權火，照夜路」大遊行，哀悼彭婉如，同時也要求政府重視治安與婦女人身安全，還女人夜行的權利。民氣的壓力使得立法院火速通過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內政部成立性侵害防治委員會，行政院成立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台北市政府設立24小時婦女保護中心，高雄市政府開設防暴專線。彭婉如文教基金會也在次年5 月立案，與台北市各社區陸續舉行社區治安會議，以社區人民與警察的合作來確保婦女與兒童的人身安全。
　　
　　兩位女性的慘痛遭遇換得了所有婦女的安全保障，代價何其沉重。

按摩工作權. 台灣女性史

顧燕翎
(本文將發表於日本關西中國女性史研究會出版之<<台灣女性史>>)

　　
2003年九月，內政部長余政憲因為接受廠商招待找明眼人按摩，被媒體揭露，引發政治風暴，此案之所以引起軒然大波，除了政商關係涉及違法之外，內政部主管的“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為了保障視障者工作權，規定“非視覺障礙者不得從事按摩業”，並且對明眼按摩的行為施以處罰。如今主管業務的最高長官知法犯法，不僅視障按摩業者有話要說，也予政敵撻伐的機會。。

　　環顧全球，只有南韓和台灣禁止明眼人從事按摩工作。這個年產值數十億的產業，由於工作辛苦，工時又長，從事者以社會底層的女性和競爭力較弱的視障者為主。然而全國領有執照的盲人僅兩千多人，其他數十萬從業者皆為明眼人，其中不只女性多於男性，女性中又以單親媽媽占相當大比例。由於非法營業的方式非常普遍，造成政府在管理上的困難和業者對政府的不敢信任。

　　1997年身心障礙者保護法修法期間，為了是否增訂明眼人按摩的罰則，正反雙方攻防激烈。“遭遇坎坷的邊緣女子”和視障按摩業者為了工作權，互相比較誰比較辛酸，來爭取社會同情。婦運也因此分為兩派，婦女新知基金會常務董事王如玄支持按摩從業女性，因為她們六、七成都是婚姻暴力或不幸婚姻的受害者，為了保障盲胞，就要犧牲她們，十分不公平。政府缺乏整體福利政策，造成殘胞每隔一段時日就要靠抗議來爭取生存與尊嚴，也頗不合理。王如玄說，一味禁止明眼人從事按摩，只是將之地下化，反而造成更多社會問題。
　

　　殘障聯盟理事曹愛蘭亦曾為婦女新知成員，發表“敬告王如玄律師”公開信，她指出，單親的中年婦女與視障者比較，誰去轉行的可能性比較大？誰能從事的行業比較多？且視障者中也有一半是弱勢的婦女。曹愛蘭說，若要幫助按摩業中受剝削的婦女，應加強她們的正當職業訓練和就業輔導，不要讓她們在父權體系中、在色情邊緣的按摩業中再受到二次傷害。視障者寧可擁有法律保障的工作，而不願依賴按摩業者的善意施捨（指稅捐等措施）。婦女新知基金會內部也意見分歧，有人主張大家一起去立法院及國民黨部示威，保護盲人工作權，也有人主張維護邊緣弱勢婦女的工作權。大家陷入政治正確的零和爭辯之中，反而忽略了新選項的開創：例如，如何提升按摩業整體的專業性和國際競爭力；如何開拓工作機會，讓雙方都不受排斥；如何為視障者拓展按摩以外的就業空間，創造多贏。

　　最後，“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終究選擇了處罰明眼按摩者。但是在執行的時候，迫於現實及其他法律因素，卻常常是睜隻眼閉隻眼，難以真正落實。以致問題在政治敏感的時候才會爆發出來，但不久整個社會又陷入集體遺忘之中了。

為豬年劃下完美的句點

artichoke鄭至慧
　
　 昨天在寒風苦雨中，去兩百多公里外的兩個海邊小鎮，做完豬年最後兩個採訪，順利，但辛苦。穿得太多，又要打傘，身軀笨重，手指僵硬，外加不停拍照，結果是把手機和頗貴的相機各摔了一次，希望才用半年的相機不致因此夭折。

　　工作結束後，先去火車站看回家的車班。運氣真好，四十分鐘後就有車。“有座位嗎？”我悲觀地問道。窗裏的人面無表情地點點頭，啊，狂喜（早上來的時候無座，一路坐在最後一排椅子後面的金屬腳踏板上。還過得去，沒什麼好抱怨的，只是屁股有點涼）。

　　既然如此圓滿，便踅到車站邊上，小鎮最有名的餐廳去。心情大好的關係，一口氣把它的招牌菜幾乎買全了。計有：燜鴨（連湯帶料，約兩公斤）、鯊魚煎餅（三片）、鹵土黃魚（兩條）。加上採訪時向文物館借的縣誌等四大本八開巨著（沒秤，想來也有好幾斤重）、採訪途中買的特產：芋頭兩個芋莖一把（約兩公斤）──　啊，背包那個重呀。我背著全部行當蹲下去上廁所，差點爬不起來。

　　回到車站門口，得知晚點十七分鐘。利用時間打電話遍告諸親友，本人即將抵埠；買了好多好菜，共進小年夜的宵夜如何？

　“這麼冷，又這麼晚……”
　“所以才要互相取暖呀。”
　“好吧。八點半再聯絡，看你那時到哪兒了。”
　“嗯。記得晚飯少吃點。”

　　該回鄉的人可能已經走了大半，車廂裏竟然十分冷清，可閱讀，可小睡。只被不時打來詢問里程的手機吵醒，也是愉快的。

　　九點整，進門。一分鐘後，門鈴響起。把燜鴨放在電磁爐上燒開，房間整個暖了起來。烤箱把鯊魚煎餅烘到焦黃，散發海的香氣。洗一棵塌顆菜，入鴨湯中沈浮，帶來我最喜歡的綠色。調一杯橙汁加冰塊加伏特加，歎一口滿足的氣，如君王般坐下。

　　互相取暖至深夜。祝大家來年更好。

她是如此孤單---回憶陳妹阿嬤.台灣 慰安婦

婦女救援會慰安婦組Tr


新竹縣新埔鎮的客家阿嬷陳妹在2008年3月2日下午1時病逝於台北榮總加護病房。

2月23日當夜，陳妹阿嬤因腸胃穿孔、腹痛如絞被送到台北榮總急救；阿嬤的兒子轉述她當時僅痛苦地問：「今晚會回家嗎？」之後闔上眼，再也沒說話。隔日手術修補傷口後又出現腦中風，身體羸弱的她終於挺不過來，心肺衰竭急救無效後，平靜地走了，當然也沒機會返家。

圖說：陳妹阿嬤總是形單影隻，她說自己是隻孤鳥 /黃子明攝

陳妹從小和外婆相依為命，外婆十分疼愛她，即使生活困苦，仍極力讓她就學，愛讀書的她，唸書是她最大的精神慰藉，功課好、總是名列前茅，獲得學校不少嘉許的獎品、獎狀，雖考上高等科（中學），但因家窮，僅能抱憾地到私塾學習。阿嬤曾說：「記得每天上下學，總是獨自一人走田埂路回家。」

17歲那年，為了生計，阿嬤到湖口鎮上一家撞球間當「計分小姐」，每日工作長達15小時，給自己最大的犒賞就是每個月看一場電影，再去買幾本日文愛情小說，阿嬤說過：「常看到心滿意足後才獨自摸黑夜路回家。」

圖說：陳妹信手拈來之作（2003年）/黃子明攝

19歲時，阿嬤認識一名做生意年輕人，曾經歷一段刻骨銘心愛情，最後因故傷痛分離，她說：「從那以後，我的愛再也沒有打開過。」20歲那年，阿嬤被騙去海南島受迫成「慰安婦」，日日關在慰安所小屋裡，面對日軍無止盡蹂躪，身心受創。直到1945年日本戰敗，歷盡痛苦不堪遭遇後倖存下來，搭舢舨回台灣。

倖存的阿嬤直到中年時才和一名職業軍人退伍的榮民結婚，她提過，婚後猶如生活在一個嚴格軍紀的軍中，每天生活照表抄課，每餐還得整點準時做好飯菜上桌。對無幸福可言的婚姻，內心只有無奈的喟嘆。

圖說：1944年8月扵海南島口市，日軍為 陳妹在慰安所前拍照/陳妹阿嬤提供

1999年先生過世後，阿嬤自板橋搬回老家新埔，獨居隱身在租來的四合院老厝裡，只有撿來的流浪狗和貓陪伴著，記不得有多少日子是和貓狗坐在門檻邊，看日影漸移，渡過漫長的寂寥時光，我曾問是否她怕孤獨，她回答說：「這是沒有選擇的，我是一隻孤鳥啊！」要有多堅強的心，才能承受著這般孤獨的日子。

記得2000年，阿嬤應邀到日本廣島、姬路城、大阪等地參加倖存者證言集會，陳述自己受日軍迫害經歷，讓日本年輕一代了解這個鮮為日人所知的慰安婦歷史。在大阪市一個容納300多人諾大活動中心裡，阿嬤單薄、瞿瘦的身子，站在寬闊的大舞台上，顯得更是柔弱，微弱的聲音娓娓道出她生命中所遭受的傷痛，令人揪心不忍。在「阿嬤身心照顧工作坊」中，她常因血壓高或頭痛不適，而悄悄離開團體，遠坐在屋子的另一端，靜看其他阿嬤們在活動中的笑鬧而暗地失笑。

這回她又悄悄地離開了，彷彿看到她又是形單影隻，踽踽於途。

圖說：陳妹阿嬤在「戲劇工作坊」中 /黃子明攝

婦女救援會

網址：http://www.twrf.org.tw/

看見

顧燕翎


　　在學校教書的時候，我日常活動範圍大致不出家和學校，寒暑假亦不例外。暑假中的某一天，我獨自到教職員餐廳午餐，餐廳裝潢簡單，面積卻有四、五十坪大，錯落地放置著一些四人座的方桌。平日到了中午總是座無虛席但因為是假期，用餐的人不多，相當安靜，也沒看到熟人，我便找了一張空桌坐下來。沒有多久，走進來兩位三十多歲的男教授，帶著一個小男孩，看面貌像是其中一位的兒子。

　

他們兩人談興甚濃，直直走到我的桌邊，看也不看我一眼，便搬動座椅，安頓小孩，坐了下來，旁若無人地繼續高聲暢談如何裝潢公寓，彷彿我是無色無味、視線可以穿透的空氣，或者是多餘的一張椅子。我左右四顧，發現整間餐廳雖然已無空桌，但一個人使用的餐桌卻比比皆是，只是其他桌坐的都是男性。他們選擇與我共座，不大可能是異性相吸，因為他們根本視若無睹，但在無意識中他們還是可能因為我的性別而做了選擇：我的不具威脅性的性別，我的他們習於長久忽視的性別存在。

　　當然這麼說未免太過簡化了社會現象和心理動機，人的複合身份也非僅限於性別，若我是校長、院長或者有權有勢的校友，他們大概就不會看不到我了，非僅他們，餐廳中所有的眼光和笑容恐怕都會投向我，那樣一來我的性別只會增加我的特殊性，而更受人矚目吧。曾經在學校的百年校慶當日，老校友興沖沖回校祝賀，卻因受到冷落而大發雷霆，雖然心情不同，期待不同，情境不同，但我們的處境卻頗為相似：個人的物質存在雖然完整無缺，在現實的生活情境中卻從固體變成了氣體，被視覺穿透，因為透過某種主觀的衡量，我們的存在不具價值，因而沒有被看見。

　　物件或事件的存在可能有物理或歷史的元素，但是否被行動的主體看到，則經過意識的篩選和組合。在M的受傷事件中，校方之所以將我們幾個女老師視為寇讎，採取敵對的態度，部分原因不也是事實的沒有被看到？M住院數月，他的指導教授常到醫院探視，卻看不到M真正的傷勢，看不到他家境的困難，看不到母親寸步難離的辛苦，而依自己的願望繪製了一幅即將康復的美景，這樣的結局最符合學校當局的利益和期待，立刻受到採信，因此當我們即使私下以委婉的方式指出完全相反的事實，仍然觸犯了大忌。不過M事件的醫療層面畢竟相當單純，只要有心，就看得到，心到眼就會到。後來系主任親自至M家訪察後，他個人的立場立即有了顯著的轉變，從為難變成支持，讓我們看到了希望。

　　若人生是一趟學習之旅，學會看見應當是一門重要的功課吧，隨著境界的提升，我們學會看得更深、更遠、更敏銳、更包容，變成一個更好的人。台灣社會存在許多自發性的學習型組織，許多個人自動修行、追求進步，讓人感動。反倒是一些消耗政府預算的教育機構，激烈競爭之下，個人的視線只及於自己的研究領域和短期利害相關的人、事，即使不存心排斥異類，卻是看不到，甚至也不想看到他們，當然更談不上尊重和了解了。

　　一個不尊重個人、看不見差異的教育機構，無論它的設備多麼先進、研究多麼專精，有多少個五年五百億，都是危險的教育環境。如果抽離了人性的敏感，聰明的學生被訓練得只會熬夜、找資料、做實驗，將與機器何異？

　　每次看見年輕歡笑、充滿憧憬的大一新生在校園跑來跑去，便忍不住擔憂，我們將給他們什麼？他們四年以後還如此滿懷希望嗎？他們會不會像水泥 地上一排排站立整齊的樹一樣，種下去之後就被圈限住了，以致於永無枝繁葉茂的一天？一個更積極有意義的人生，可以如何讓新生們及早自己看見？

山在虛無縹渺間──懷念故人

　
顧燕翎

　　短暫和永恆或許只是相對的心理觀點。

　　
與甘平在交大總共同事六年，我們只有過數次短暫接觸，互相到對方研究室一次，但他卻是我數十年在交大教書的生涯中永遠懷念的友人之一。2002年春節過後，偶然在報上看到甘平的惡耗，年輕又傑出的交大機械系教授因重感冒住進醫院，昏迷三天，便病逝在急診室。震驚又痛心之下，第一個念頭就是打電話給庚玲，看看能為她做些什麼。我1998年底離開交大，借調到台北市政府，之後不久，和培元在週末去逛住家附近的建國花市，曾經遇到他們全家，甘平高興地為我們介紹他的妻子，台大心理系的教授。正巧我們手上提著相同顏色的雛菊小盆景，都準備種在陽台，一見如故地聊了起來。他們的兒子彥廷才三、四歲，不等介紹便叫我阿姨，拉著我的手，而且一口咬定我就住在他家樓上，大人們說不過他，只得相視而笑。

　　打了幾次電話，終於接上了線，電話那頭的庚玲毫不荒亂，也無抱怨，敏銳、理智地處理後事，令我既敬佩又心疼，如此優秀，和甘平真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庚玲告訴我他們的朋友正在趕編紀念集，她希望儘量收集甘平的總總，以便彥廷長大後能認識父親。不巧第二天下班時，我在黑暗的樓梯間踩空了一級，摔了下來，受了點傷，行動不便，來不及回新竹搜尋資料。告別式當天，翻開紀念集，看到朋友提供的甘平手繪的滑雪教材，那些似曾相識的機械圖形，再度讓我深深懷念甘平透過精準的科學所展現的人文關懷。

　　認識甘平是在1996年底，當年八月底交大某研究所M同學在實驗室幫助學長做重力實驗，被突然倒下的水泥柱壓住，身受重傷，送到醫院時已無生命跡象(death on arrival)。經過急救，而且轉院治療，雖然恢復了意識，卻留下極為嚴重的後遺症，三個月後仍無法行動，在最初的荒亂和人潮過後，最後只剩下寡母獨自守在醫院日夜照顧著。但系方和校方卻對外宣稱他已經痊癒了。十二月初，交大基督教團契的一些老師聽到消息，擔心他往後的生活與醫療，也恐怕他的家庭無法負擔，來找我商量如何幫助他活下去。我在學校對許多事情總是有些意見，大概人們想有意見的人也得負責解決些問題吧。商量之後，我們不想旁生枝節，感到最實際的作法是先解決燃眉的醫療與生活問題，於是決定發起募款。因為之前也做過些事，考慮到體制內的層級本末，不宜越俎代庖，於是我們主動找校方及系上溝通，希望由他們出面善後，我們可以從旁協助。不料雙方認知大相逕庭，大人們竟然從根本上不願意承認學生傷重未癒，不只反對募款，而且反過來指責我們破壞校譽，迫害同事（M的指導教授），M做實驗取巧，甚至說，系上給他的五萬元醫療補助已經讓他賺到一輛機車了！雖然預料會有麻煩，這樣的反應卻是完全出乎我們意料之外，也讓我們突然體會到落在最底層的弱勢者無所依靠的絕望處境，反而更堅定了全力幫助他的決心，於是決定我們自己出面幫他募款。不久之後，交大BBS上出現了一些匿名信，對我們幾位帶頭的女老師大加抹黑，特別是我這個可疑的“女性主義者”。好在一開始我就堅持所有捐款直接入M賬戶，完全由他的家人管理，但仍然謠言滿天飛，一些原本好心的支持者也紛紛走避，劃清界線；有的朋友勸說何必淌這趟渾水；有的則告誡我們善門難開。原先一些校園政治中的“正義之士”在我們去求助時，竟然選擇站在另外一邊，拒絕伸出援手。好在我們幾個女人久處邊緣位置，不大受到主流同化，愈打壓愈堅定，努力運用媒體和當時剛剛興起的網路向校外尋求支援，終於仰賴社會普遍存在的愛心和善念，得到正面的回應。同時在校友們主動協助下，找到較好的醫療機會，讓M和他母親的生存條件得以大幅改善。整體情勢的轉變將M母子移向較為有利的發言位置，最後校務會議不得不面對事實，同意邀請M媽媽親自至大會說明M的處境。

　　接下來教育良心面臨大考驗，我們幾個老師奔走呼籲，只是為了一個卑微的願望：讓M可以尊嚴地活下來。但M除了身受重創，尚為流言所困，造成心靈的傷害。此事件在傳言中被渲染成完全是他個人投機取巧才導致的專業疏失。他活下來之後，最大的希望就是能還他清白，也就是鑑定失事原因。M媽媽只有最基本的學歷，在著名的高等學府的校務會議中，面對滿座專家學者，勇敢表達了這份願望，她說，還好M活了下來，否則不是死無對證嗎？結果當天的校務會議議決成立調查委員會。基於專業需求，工學院有三位委員，甘平是其中之一。由於是學校內部調查，委員們並不具備司法調查權，證人們也都拒絕作證，我們僅能訪問M和事發現場的同學。甘平不僅每次會議和訪談都準時出席，而且認真地就力學專業分析研判出事的可能原因，寫成詳細的書面報告，並以他所擅長的、那些手繪的可愛圖形做說明。他私下告訴我，若仔細閱讀訪談紀錄和他的報告，出事的原因不難理解。然而像許多校內曾經發生過的事件一樣，此事件拖到寒假，最後以不了了之結束，M也辦了休學，離開了傷心地。但是在過程中我一點一滴感受到甘平的朋友們對他大加推崇的情深義重。以他甚受學術主流重視的麻省理工學院博士身份，和在半導體製程循環控制方面的亮眼成績，大可以選擇置身事外，全力去衝刺他的學術成果；在教授治校如火如荼，校園的資源和權力分配部分取決於人際關係時，他也可以選擇不得罪同僚。然而他卻願意對一位從未謀面的學生，一個社會底層的家庭，以及抽象的公平正義如此毫不猶豫地付出時間和心力，而且居然不懂得和可惡的女性主義者劃清界線。

　　雖然基於愛護他的老師、同學和學校，M放棄了重傷害的法律訴訟，選擇了校內申訴，也因而他渴求的真相始終未能大白，他的犧牲和我們共同的努力卻並未完全白費。從第二年開始，國科會的研究計劃開始補助實驗室的保險費；而勞委會也將大專實驗室列入勞動檢查對象，必須符合勞工安全衛生法，受薪的學生、助教都視為勞工，一旦發生職業災害，雇主應負法律責任。這種種改變讓過去被忽略的實驗室安全受到重視，學生們也多了一重保障。

　　讀著甘平的學生紀念老師的文字，可以感受到他平日對待學生兼具嚴格與溫馨，顯然是一位備受敬愛的好老師，英年早逝格外讓人不捨。甘平的離去使我憶起1982年春天因登山而意外去世的交大應數系蕭正堂教授，同樣的年輕有為，同樣的充滿活力與熱情，同樣讓人無法釋懷。每當想起他們和其他提早離開人世的美麗靈魂，我總是難免懷疑天理何在，努力何用？直到2007年秋天，我已經離開交大，也從公職退休了，和朋友們一起去登黃山。

　　黃山因為地處鋒面交會，加以群峰疊翠，濕度大，終年雲雨多霧。我們在山上三天兩夜，每天穿著黃色塑膠雨衣登高爬低，回房後的第一件事就是烘烤衣服鞋襪，最多也只能近觀奇松異石，就是無緣一睹遠山。最後一天離去之前，登上光明頂，仍是雲霧迷漫，什麼也看不見。突然之間，霧漸漸散去，水墨畫般的山峰一筆一筆在我們的眼前勾勒成形，而就在眾人的驚呼聲中，又倏地消失無形了。然而，這短短的驚鴻一瞥不僅銘刻於心中，也似乎回答了我長久以來縈繞心頭的困惑：上天派遣他的使者來提醒我們這樣的美好是存在的，是可能的，是值得追尋與等待的。雖然長久生活在陰霾之中，雖然陽光稍縱即逝，也不必灰心喪氣，雖然天使暫時休假，努力把自己變成光明的源頭吧。只要心中的光不滅、火不熄，便有穿透重霧的可能。親愛的朋友並沒有真正離開，就像山峰從未真正消失。或許在生命的下一個轉角，他們會迎上前來，微笑著說：對吧，你也可以如此美麗！

　　

綴連台灣的人

顧燕翎

　　我和同事在下班以後，拿著朋友給的字條，到新竹一個傳統的老市場去找一位替人修改衣物的林女士。一切未出我們所料，黃昏的老市場空空蕩蕩，寂靜無聲，與早上的熙擾恍如兩個世界。林女士的地址是一個兩坪不到的小木棚，中間放置了兩台縫衣機，她正低頭趕工。

　　我們道明了來意，交大研究生M在實驗室中受了重傷，極需醫治，我們是黃太太介紹來收捐款的。林女士小心翼翼地取出摺疊得整整齊齊的兩萬八千元和一張名單，這是她和朋友們的捐款，她寬厚地笑著說：「聽朋友說，你們學校有需要，校長和老師的話我總是相信的。」

　　站在林女士低矮昏暗的工作室中，我的心情無比沉重，也無比欣慰。近兩個月來，我們為M的事奔走、憂慮，寫文章、打電話，看盡了人情冷暖，也受盡了委屈羞辱，所募得的金額僅是赴國外就醫費用的零頭。因為幫助M，站在M和他媽媽的立場想事情，看問題，真正體會到所謂弱勢的處境，也真正看到權勢者和攀附權勢者的嘴臉。看到一所國立大學由資源缺乏但充滿人情味的早年，隨著資源漸豐而愈來愈重功名、輕人文，我曾經徹底感到失望，不只對身處的環境，也對台灣的未來，不知如此功利取向會將我們導致何方。

　　然而在林女士誠樸的面龐上，我看到了一線希望，也恢復了一絲信心。這些年來政府的連連弊案、不斷災禍和反覆說辭使我不再相信高高在上的官員、長官和教授，也不再相信巧妙的辭令和優雅的外表。這些工於盤算的「上等人」只會給我們帶來災難，反倒是很多像林女士這樣憑著一針一線默默工作、真心關懷的人才真正綴連起台灣社會不致於崩盤。盼望見到更多林女士。
　　

　　本文於1997年1月披載於《自立晚報》，事後收到不少讀者熱情的電話、來信和捐款。M事件之前，我曾盼望大學做為社會良心和理想的最後據點，在投入救援M之後，反而在民眾之間，而非受人景仰的高級知識分子之間看到希望。之後半年，真相未明，證人不肯公開作證，校方對Ｍ的承諾逐一跳票，一位自稱"保皇黨"的同仁索性衝到一同協助M的Ｔ教授研究室拍桌怒罵。

　　但我們也得到不少校友、校友家長、台大醫師、密西根大學醫師的協助，搜集到國內外骨科的資料，最後發現，台灣因車禍多，骨科醫師比國外醫師經驗豐富，所以M最後決定在台灣進行手術和復健。
　　
　　再次遇到黃太太時，她說林女士和她的朋友們又籌集了一筆捐款給M，那時我們已停止募款活動了，於是請她送給更需要的人。M的身體雖然從來沒有完全康復，卻自此很熱心地投入助人的行列，散發愛心。T經此事之後，對大學失望，提早退休，我也離開了大學，進入政府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