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上女性主義

 顧燕翎 2014

　　和朋友們聊談起各自成為女性主義者的過程，發現各有自己的因緣。有人從小敏感，在日常生活中察覺到各種不平等的人際關係，雖然自己未必是受害者，卻立志要去改變；有人成長後方使感受到為人妻、人媳、人母角色的壓力和挫折，無能為力之下才去探尋根源；我比較屬於後知後覺的類型，在第二波婦運興起後，從閱讀書籍受到啟發，好奇心趨使之下，又愛打抱不平，才投入婦女運動和婦女研究。幸運的是我生逢其時，女性主義成為我生命的養分，我也一路隨著婦運成長。

        1970年初期大學畢業，順著＂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的潮流去美國唸研究所，也同時在Pomona College工作，住在大學生宿舍。常聽到同學壓低聲音、用怪異的語氣談論一位婦解份子(women's libbers)。原來校園裡有一位活躍的女生，蓄短髮、穿長褲，常在餐廳中被同學圍著，爭辯男女平等的事。當時我覺得事不關己，也不覺得男女有什麼不平等。後來朋友借我一本磚頭般的厚書，Robin Morgan主編的女性主義文選《姐妹情義力量大》（Sisterhood is Powerful 1970出版），告訴我這書非常暢銷，非讀不可。書中收錄了全球各地的有關婦女的研究，一讀之下，深受震撼，特別是美國人類學家Margery Wolf 1950年代在臺灣做的鄉村研究。她觀察農村婦女，提出「子宮家庭」的概念：因為重男輕女，女人在自己原生家庭中沒有地位、沒有歸屬，出嫁後到了婆家仍是卑微的小媳婦，直到有了兒子，成為母親，她才終於建立了屬於自己血緣關係的子宮家庭，在其中享受親密關係，受到尊重。這是屬於她的天地，為了維護權力，她防範外來者侵入，把媳婦當做外人，子宮家庭的模式因此一代一代複製下去。Wolf在同書另一篇文章中討論中國歷史上婦女自殺率高的問題，＂一哭、二閙、三上吊＂原來是僅有的反抗 手段。我赫然發現：即使沒有親身感受或聽聞，未必表示這樣的事情沒有發生。女性主義讓我想要重讀歷史、重新思考身為女人的意義。後來在不同場合遇到和我年齡相仿的女性主義者，大部分都記得這第一本書。

  回台後，正逢經濟起飛、政治轉型，戰後出生的嬰兒潮逐漸成為社會中堅；我們自稱新生代，沒有經歷戰亂，求學順利。較較於上一輩的謹言慎行，我們顧慮少，改革動力強，女性主義適時提供了既有理論的養分又有行動的藍圖，我找到了自己的最愛。只是那時女性主義或婦女研究尚未正式進入學術殿堂，女性知識分子各自在自己的世界暗中摸索，有了新的發現便興奮地互相通報，也傳遞著相濡以沫的情誼。

1970年代中期臺灣發生的兩個事件成為婦女運動的導火線：一是女生考取大學的人數逐年增加，引發守舊人士不安，主張限制女生錄取名額，部分立法委員反對，成為新聞；二是「鍾肇滿殺妻案」，留美學生鍾肇滿懷疑妻子外遇，殺妻後返台投案，獲得廣大同情，輿論責備妻子不守婦道、未盡本分，惋惜國家折損了青年才俊。這些性別議題對社會衝擊很大。那時呂秀蓮已因抨擊舊社會享有盛名，在大報寫專欄，並主持拓荒者出版社。於是我主動求見，約好到仁愛路二段的拓荒者。當時想見呂秀蓮的人真是不少，多半都是年齡相仿的年輕女性，得按著順序排隊。我坐在接待處，前面一位正好是李元貞，我們自然而然攀談起來，一拍即合，後來從創辦婦女新知雜誌一路合作到婦女新知基金會。

      加入拓荒者成為義工後，我什麼活都做過。曾經為了出版《她們為什麼成名》，臨時被指派去採訪著名的鋼琴家藤田梓（日本籍）和她的夫婿小提琴家鄧昌國。二人都出生於世家，享有國際盛名，是媒體大肆吹捧的神仙眷侶，我卻發現他們早已處於分居狀態，卻苦於形象無法離婚，而我也基於各種原因報喜不報憂。此外，我還負責統計和分析「台北市家庭主婦問卷調查」，出版成冊，發現絕大多數女性都不滿意生活現狀，來生寧為男人…。從行動當中發現太多問題令人困惑，卻在暨有的學說中找不著答案，於是從中國歷史去找、從女性主義理論去找，自然而然走上了婦女研究這條前無古人的道路。

   　正逢1976到1985年聯合國定為「婦女十年」（Decade for Women），全球婦運勢若燎原，婦女研究機構、婦運團體紛紛成立，臺灣婦運更因1987年解嚴後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水漲船高。快速的崛起也帶來了新的問題，如何在父權籠罩的文化中發出女性的聲音？婦運、婦研與主流的政治、文化、學術如何連結？

       1985年，美國亞洲協會贊助我和鄭至慧、龍應台、李素秋去菲律賓Davao參加亞洲婦女論壇，這是聯合國為了在奈羅比舉辦的第三屆世界婦女大會的預備會議，當時沒有大陸代表參加，菲律賓和孟加拉婦女的馬克斯論述讓我大開眼界。亞協代表謝孝同讀了我的報告後，把我找去，問我：「妳覺得臺灣婦女現在最需要的是什麼？」當時不論「婦運」或「婦研」的朋友都希望有一個婦女資料中心，搜集充分的資料，了解婦女的處境和需求，進而提出政策主張。我們得到了亞協三年的贊助，再借得臺大人口中心一間辦公室，成立了婦女研究室，期望發展成全國性的組織。選擇臺大是借重其聲望來提高婦女研究的社會接受度，同時也基於過去的合作經驗與信任。但是一旦進入主流建制以後，婦女研究的社會處境有了改變，情誼也受到了考驗，更多人對婦研產生興趣，但研究室的宗旨卻私下屢經改寫，和台大的關係也從暫借一室變成了長相廝守，最後連名稱也改成了臺大婦女研究室，值得慶幸的是「婦女」沒有被改名。

   　要不要採取女性主義觀點來做研究又是一番波瀾，婦女新知和婦女研究室分道揚鏢，自設研究中心。董監事會想取名「性別研究中心」，因為「性別」較為中性，包容度廣、社會接受度也較高。可是來自美國華盛頓大學的周顏玲教授質疑我們主動放棄「女性主體」，董監事們一再激辯，僵持難解，王瑞香適時引用陳幼石教授的一句話：「做狗的時候不要說人話。」點醒了眾人，終於拍板定案，幾年後這個組織轉型為女性學學會，簡稱女學會。

　　然而許多學者仍嫌女性主義過於激進，令人難堪，主張採取客觀、中立的立場和科學方法來做研究。經過一連串論辯，《婦女新知雜誌》在1991年做了一個專題：「到底是婦女研究還是研究婦女」？黃淑玲、李元貞和我分別表達女性主義是理論、婦女運動是行動和實踐，二者其實是相輔相成的，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關係應當是互為主體、互相看見。婦女研究除了理論之外，需要結合實踐和自我檢驗，才能夠改造社會。

      三篇文章經過報紙轉載，婦研界沒有公開反應，倒是清大社會學研究所所長徐正光在報上寫了〈從批判到反省──也談婦運與婦研的關係〉，有趣地反映了男性學術掌門人調和鼎鼐的態度和高度。他的主要觀點有二，第一：婦運和婦研的最終關懷應該是一致的；第二：臺灣婦研還沒有形成自己特有的研究領域。他說這些婦運人士太焦慮了，所以才會這樣發脾氣；其實她們並無惡意，只是很想做事但苦無經費，所以雙方最終應該要攜手合作。至於我們在文章中批評主流學者在移植婦女研究時丟掉了其中的精髓：女性主義理論，是掛羊頭賣狗肉，徐所長則辯解：「她們心中最感焦慮的與遺憾的恐怕還是未能提供美味可口的羊肉，只好暫時賣賣也許味道不美但絕不會有害於人的狗肉。」但是他也期許：「在柳暗花明疑無路的此刻，何妨讓心情靜下來沉思如何才能打開一條新路，以便有峰迴路轉的一日。」

　　過了數個年頭，終於等到了「峰迴路轉」，女性主義在世界潮流引領下，進入主流學術，女性主義少了污名，多了時尚感。可是當許多人都自稱女性主義者時，我雖然鬆了一口氣，卻又產生了新的焦慮：女性主義的核心價值是否真正得到理解和實踐，還是終究被主流淹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