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grace: Global Reflections on Sexual Violence 耻辱：性暴力的全球史

              Disgrace: Global Reflections on Sexual Violence  by Joanne Bourke 2022

    耻辱：性暴力的全球史　陳信宏譯　貓頭鷹出版社2025

顧燕翎

　　為什麼性暴力的受害者需要感到羞恥？沒有性暴力的社會是否可能？    

作者柏爾克 (Joanne Bourke) 1963年出生於紐西蘭，父母為從事醫療工作的傳教士，她從小隨著父母居住過非洲贊比亞、大洋洲所羅門群島及位於加勒比海的海地等國，也曾在在澳洲、英國就學，因而有機會深入接觸多元的非西方文化，也擁有專業歷史訓練，其視角得以跳脫歐美傳統，廣泛接觸跨文化資料，發展反殖民主義的全球化觀點。

#MeTo運動後有不少討論性侵及其後遺症的書籍問世，本書因為從歷史和文化角度切入，將世界各地發生的實際案例與結構性的壓迫系統及理論連結在一起，並且有意識地在西方的理論之外發掘解決問題的在地智慧，發人深醒，而特別受到矚目，對於非西方讀者更具有啟發性。

　　從日常到戰爭：性暴力無所不在

　1970年代以來婦女研究催生的歷史研究和統計資料有助於作者從女性主義角度進行分析，爬梳性暴力的樣態和場景。書中大量使用南亞、非洲等地日常生活中以性侵做為武器的地方性事件和法律判例；也納入澳洲女性遭受家暴的官方統計。戰爭中的性暴力則包括猶太人集中營的大規模性侵，波士尼亞、盧安達地等內戰中的強姦，特別是強迫敵方女性懷孕生產以達到種族清洗目的暴行。

 不幸，即便在婦女團體長年推動下，2008年聯合國安理會通過1820號決議，強調「強姦和其他形式的性暴力都可能構成戰爭罪、反人類罪…」，性暴力在當今世界仍十分氾濫，手段和工具也更多樣化。

 不過，柏爾克發現，性暴力並非男人的天性，而是歷史與文化的建構，因時因地而異。在內部紀律嚴格和價值觀強烈的武裝團體內，強暴發生率偏低；在男性的攻擊性得不到高度評價的社群內，也較少性暴力。忽略了這些可能性西方社會才會將暴力行為與經驗視為自然現象，這是人類的耻辱。

　　被忽視的創傷

性傷害普遍存在於支配與屈從的權力體系，以及強調男性優越感的文化之內。雖然所有人在互動中都有其脆弱性，但受到內因（膚色、性別等個人因素）、外因（住在監獄或貧民窟等環境因素）交互作用，各人所面臨的風險大不相同。不過，建構並維繫個人所面對的權力層級關係的，通常是系統性的意識型態、經濟、政治因素和個人所處的空間，而不必然是個人的特質或認同。例如，因為人們通常主觀認定男性是性暴力的加害者，而使得為數甚少的男性受害者往往求助無門，也難以啟齒尋求幫助；人們對他們的創傷視而不見，並且無法理解他們的痛苦。

 　　對性暴力的想像

各文化對於「什麼是性侵」，或者「誰會性侵誰」，有著不同的想像，並影響了不同的判決。秘魯自1980年爆發長達近40年政府軍隊和反抗組織之間的內戰，平民死亡和失蹤數以萬計。事後政府組織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把男性遭受的性羞辱、生殖器傷殘等歸類在「刑虐」，而非「性暴力」。

 因為一般醫護人員對性暴力的想像是男性強姦女性，若男性沒有被陰莖插入，便無法歸類為性傷害。後來經過研究者重新審閱證詞，竟發現超過五分之一的性暴力受害者是男性，而非原先認定的僅有百分之二。

 更脆弱、更難以求助的還有難以自我辯護的低社經地位男性和居於少數的性別、種族，例如曾經被處以私刑的美國黑人男性、被性虐待的印度低種姓的間性人等。

即使是女性，被性侵者仍可能因為表現得不符合對受害者的刻板印象，或日常舉止不夠莊重、不符合社會要求，而其證詞不被採信。另方面，因為相信男性才可能是加害者，女性犯下的性罪行有一大部分從來不曾被報案，女性性犯罪的事實也經常遭到忽略。

　　權力與性別認同的流動　

固然在統計上男性性犯罪者占了絕大多數，但是可能施展性暴力的人並不限於單一性別，而更是與權力息息相關。

在戰爭中男性是主要的性侵者，參戰的女性不只是敵人性侵的對象，也很可能被同袍性侵，二十世紀侵越美軍中的女性軍人便有近三分之一受到同僚性侵。也有女性跟隨男性領導，參與和協助性侵，她們虐待敵人、攻擊他們的性器官、用各種方式羞辱他們。盧安達內戰中，家庭婦女部長竟然主導自己家鄉的集體、公開強姦和屠殺女性，原因之一可能是她自己的曾祖父屬於敵對的種族，為了向統治者表忠而表現得更為殘暴和義無反顧。此外，在精心策劃的滅族行動中，做為一位置身於核心的政治人物，她也必須採取和其他性別者一致的立場。作者稱這現象為性別認同的流動，權力決定了她的性別認同，而非生理結構。

　　受害者的羞耻感

另一方面，支配者灌輸被侵犯的羞耻感，左右了社會情緒。受害者因為在別人眼中不再「正常」，有所缺陷，而深感耻辱。

台灣在2000年以前刑法的強暴罪屬於告訴乃論，理由之一也是為了避免張揚，「保護」受害者及其家屬的名聲。若受害女性未婚，地方人士甚至會出面撮合她嫁給加害者，以遮掩醜聞。

 二戰期間，日本軍方在亞洲各地強徵的慰安婦，戰後返鄉，仍然長期生活在耻辱的陰影中。

 　　戰爭、和平以及被保護的代價

戰爭期間的性虐待並非軍人的個別行動，而有其文化與歷史根源，以及與之結合的政治、經濟制度，同時還需要高度縝密的規劃、宣傳、管理和執行。日本的「慰安婦」制度就是重要的證明。柏爾克特別分析日語「從軍慰安婦」的詞意，意味是女性自願加入軍營服務，沒有被強迫。

 二戰後的和平軍和聯合國維和部隊也經常性侵他們保護的對象，而沒有受到阻止，被性侵成了接受保護的代價。不僅戰勝國的軍隊強姦戰敗國德國女性，解放法國的美軍士兵也大量強姦同盟國法國女性。

 在承平時期，愈是脆弱的人口愈可能受到他們的保護者剥削或性侵，例如非法移民、難民在比利時、荷蘭的接待中心都曾經被員警、律師以及安全警衛性虐待。

　　翻轉知識和耻感

早期女性主義者開始關注性暴力時，是從女性受害者的經驗開始。半個多世紀之後，本書在生理性別之外，加入了種族、階級、信仰以及政治、經濟、文化等交織因素，並且特別著眼於在地的反抗策略。

 關注到社會問題的多元、複雜，作者反對定於一尊的思考模式，她質疑西方心理學將受害狀態疾病化的治療模式，尋求西式心理治療之外各地獨特的民俗療法，特別重視邊緣社群的知識以及他們處理不幸事件的民俗方法，如收驚等，去除知識的殖民化。

 她將眼光投向西方以外的世界，特別推崇韓國慰安婦的勇氣、行動力以及不屈不撓追求真相的決心。戰後韓國的慰安婦倖存者打破沉默、勇敢發聲、要求日本政府，將沉沉壓在她們頭上的羞耻感翻轉到日本加害者身上。當日韓政府試圖移除首爾日本大使館門口紀念慰安婦的和平少女雕像時，她們聯合日本的女性主義者携手對抗，保全了雕像，並且每週三舉行抗議活動。一九九六年聯合國特別報告員庫瑪拉斯瓦米（Radhika Coomaraswamy）在撰寫「慰安婦」制度報告時，主張使用「軍事性奴役」一詞取代慰安婦，「慰安站」改稱「強暴中心」。將軍國主義者脅迫女性的暴行直接連接到「性奴役」及「危害人類罪」的罪行，翻轉日本政府精心編造的女性主動獻身的概念。

　　沒有性暴力的世界？

因為相信性暴力是文化與制度的產物，作者念兹在兹於建構一個沒有性暴力的世界。她呼籲有此共同目標的人在各自的位置上、以各自的方式努力，協力改造當下崇尚暴力的文化，彼此求同存異，她稱之為縱橫主義式的團結。希望所有的參與者珍惜和善用在地的力量和知識，發展最適當的策略。同時要學習換位思考，溝通和理解不同立場的主張，把握機會建立跨文化、跨國界的聯合陣線，效法韓國慰安婦，以正面態度和積極行動追求改變，不輕言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