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就全球、國家或地方性政策而言，消除各種形式的歧視和促進平等已經是普世價值和進步指標，我國憲法自1946年即以主張男女平等和婦女保障名額領先世界各國，1980年代之後性別平等的諸多修法、立法以及機制設立也足以與先進國家並駕齊驅，足證我國菁英婦女的思想與行動從不落於人後。然而立意再好，制度再佳，仍需要與之相融的文化和價值觀，方能生根結果，真正成為眾生的日常生活。當今世界，性別平等執行最落實的首推北歐諸國，以瑞典為例，其社會原有的平等與分享價值觀，民主統合主義的政治運作都與女性主義契合，以致性別權力結構改造工程進行順利。與瑞典等國相較，台灣的婦運面臨雙重挑戰／契機，不僅需要尋求最佳制度設計，尚需／得由性別角度切入，去做文化築基工作：建立平等與分享的價值觀。若不能真正轉換父權價值（金字塔型的構力結構、宰制與附庸的權力關係），創造再多的機關或單位都只是增加權位的角逐，增加公務員案牘勞形而已。
文化深耕需要時間、耐性和創意，不是全員調訓或表格填寫可一蹴而成的，建立新制度也絶非大就是美，人多就勝，必須考慮成本效益和可行性。我們在甲乙兩案中支持甲案，理由如下：
在政府走向精簡效能的此時，性平機制以處的形式設在行政院內部，一方面省卻了性平會所需不負責實際業務的輔助人力（人事、會計、政風等）；另一方面可採取矩陣管理模式，由專精性別議題的政務委員代表院長任專案經理人，以院長的高度協調監督各部會性別業務，將性別平等業務紮根於所有部會，比起設立一個獨立的性平會，綜理中央所有性平事務，應是更為節省成本，更易於分工協調，更能強化部會性別意識的作法。但前提是國家領導者必須展現充分政治決心，執行者必須有性別／婦女研究專業素養、國際視野、管理知能和溝通協商能力，更重要的是，能夠以無私無我的態度，真心誠意地從事文化深耕的志業，而非將權位置視為個人政治生涯的跳板。
性平處雖位於行政院內部，卻不宜自我封閉，僅做文件轉呈審核，而應在地方設點，深入城鄉，關注基層，與婦權會和婦基會配合，做好評估、監督工作，以獎勵的方式引導地方政府和民間自發性地發展性平方案，並開放申訴管道。同時性平處也要善用網路資源，參與國際會議，了解世界脈動，建構主動、預應社會潮流的全方位政策機制，做好院長的幕僚工作，積極領導全國公務人員打造平等、關愛的新文化。
本研究所涉及的五個國家在政府組織的調整上都配合政策走向，展現極大的彈性和效率，以瑞典為例，性別主流化支援委員會在兩年之內完成了研究、訓練和手冊編撰之後便解散，由各部會自訂執行計畫，進行後續工作。相形之下，我國的委員會一旦成立，只會擴編，很少隨任務而轉型、縮小、或解散，部分委員即使沒有實質貢獻，也不願放棄身份頭銜，造成議事品質低落，甚至劣幣逐良幣的局面。婦權會因婦運者的熱情而成立，時日一久，若缺乏反省、更新及監督，很可能僵化失去活力，因此行政院長於提名委員時必須審慎，不淪為酬庸，委員任期也應有一定限制。我們若期望婦權會真正反映民間需求，在制度和運作模式上應重新設計，避免由少數人長期把持，而應與性平處和婦基會合作，發展成為民意平台，提案更應事先經過婦權基金會研究評估，以確保品質和可行性，真正發揮民主統合的作用。
婦權基金會以半官方身份分享公部門資源有時會受到民間團體質疑，但因為非屬政府部門，不受預算、人事等法規限制，更靈活有效率，應加強其智庫及溝通平台的角色，與民間團體建立伙伴關係，協助政府從事政策分析、工作流程設計、教育訓練、督導評鑑等，此部分工作，若由政府部門來做，常因行政干擾因素而無法精緻規劃。再者此單位也較具彈性身份，方便代表政府參與國際交流合作。在搜集民意時，除了傳統公聽會形式，應採用更深耕民主的討論模式，如開放空間論壇（open space technology）(http://www.frontier.org.tw/ost/case.htm), 連接圈(circleconnection) (www.circleconnections.com)等，在制度設計上開放社區民眾參與，引導參與者自由發言和互動，逐漸在意見交流中形成共識，由下往上，讓更多民間聲音可以被聽到，而不必總是透過代理人發言。
平等和人權成為日常生活的空氣和水需要經過價值轉換，這是一個備受考驗的過程，必須讓執行政策的公務員感受到對他／她個人和對社會都有好處，才會自動自發去做，甚至展現創意和生命力，而非敷衍應付。我們有優秀的公務員，但是他／她們必須感受自己真正在參與打造一個更公平、合理、安全、和樂的社會，必須感受到領導者的誠意和方法的正確，才會願意全心付出。在政策形成和執行階段，各部會應以任務導向(task-oriented)的編組方式，讓有實務經驗、有專業素養、具國際觀的民間代表、專家學者與官員在特定目標下組成專案工作小組，密切合作，建立信任的伙伴關係，互相激盪啟發，假以時日，必然會產出驚艷世人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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