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的政策——她是母親還是工具？

顧燕翎 

衛福部近年來努力進行兩個生育大法的修訂：人工生殖法和優生保健法，前者將代理孕母合法化，保障不孕夫妻在國內得到低廉的代孕服務，後者則是限縮女性的墮胎自由。兩項作為目的各異，卻同時剝奪了女性的身體自主權。然而，近年來，行政院為了推動性別平等，成立專責機構，動員所有公務員上課學習、填寫表格，並請了國外專家前來檢視成果，人力、物力花費極大，成本不可謂不高，卻產生如此退步的政策結果，顯然政策思考和制度設計出了重大問題。

代孕草案矛盾重重，表面上是在拯救無法生育的婦女，讓她們可以借助其他女人的身體，成為母親。但是代孕者也是女性，且絕大多數社經地位較低，要求她們基於愛心和利他的動機，無償為人懷孕、生產，卻僅能取得基本的損失補償，無異於階級剥削。然而介入代孕的醫事人員、醫療機構、仲介者、廣告商卻卻不必無償服務，他們依舊可以牟利，這是最大的矛盾和性別不正義。

　　草案禁用代理孕母的卵子，但委託者至少有一人提供精或卵，所以主張親權屬於委託夫妻，並稱之為血統真實主義。但若認真追究血統真實性，精卵的主人才是父母，並不必然是委託的夫和妻。大部分代孕合法化的國家，都視代孕者為生母及法律上的母親，委託者需通過收養或准收養手續，孕母有反悔權，以確保她是在自由意志下放棄親權。草案推翻了民法對生母的認定，代孕者不但沒有反悔權，探視權也只有兩年。為什麼只有代孕的女人需要付出愛心？誰來愛她？她是母親，還是工具？

　　現行優生保健法保障懷孕婦女可以依其自願人工流產，實施已近三十年。新的生育保健法草案卻加上強制諮詢及三天等待期之約束。以當今資訊之發達，女性教育程度之提升，懷孕婦女就診前可能已掌握充分資訊。醫院或許可以提供諮商服務做為選項，但強迫諮商和等待則無異於騷擾和侮辱。要不要生、生幾個、何時生，是女性最基本的生育權和人權，若連基本人權都不保，性平政策、性平法律、性平機制為何存在？

　　兩個生育大法的修正案於此時同時推出，共同的理由可能是為了提高生育率，但實際上可能增加的出生人數十分有限，卻犧牲了女性的基本人權和國家的性平政策。自相矛盾是行政最大的浪費和最讓人扼腕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