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燕翎
人的一生從小到老不斷面臨選擇和轉折，前半段的選擇和遭遇多多少少決定了後半段的命運，例如，考大學、選科系、決定和誰結婚、進入那一個行業。只是年少輕狂懵懂，資訊不足，在大專聯考的年代，許多人的志願都按照過去的錄取排名填寫，分數決定了科系。「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在洪流中出國留學成了畢業後無法抗拒的選項，連自由戀愛的婚配對象都逃不出既定的標準框架。人生的轉折就在不知不覺中隨著前人的軌跡走了下去。
走上婦女研究之路
我的人生中第一個重大的自主性轉折應當是在婦女研究建制化之前便選擇走上婦女研究這條路。1970年代初期去美國唸研究所，適逢第二波世界婦運進入集結期，校園裡有一些蓄短髮、穿長褲的大學女生，經常比手畫腳高談濶論，對男女和兩性關係總有與眾不同的見解，被稱為婦解份子(women’s libbers)。當時我並不認同女性主義，後來讀到Robin Morgan主編的女性主義文選《姐妹情義力量大》（Sisterhood is Powerful 1970出版），深受震撼。其中有人類學家Margery Wolf在臺灣做的鄉村婦女研究，她特別提出「子宮家庭」的概念，女人在自己原生家庭中沒有地位，沒有歸屬，出嫁後仍是卑微的小媳婦，直到有了兒子，她才真正建立了屬於自己血緣關係的子宮家庭，在其中享受親密關係，受到尊重，在這屬於她的天地中，她會防範外來者侵入，把媳婦當做外人，子宮家庭因此一代一代複製下去。Wolf也在另一篇文章中討論中國歷史上婦女自殺率高的問題。我才發現即使沒有親身經歷，或是未曾聽聞，未必表示這樣的事情不存在或是沒有發生。女性主義給我戴上了新的鏡片來讀歷史、思考身為女人的意義，尋找新的認同。
回國後，正逢臺灣經濟起飛，政治轉型，戰後出生的嬰兒潮步入成年期，逐漸成為社會中堅；我們自稱新生代，很幸運沒有受戰亂洗禮，求學順利，充滿自信和改革動力，女性主義適時提供了既有理論又有行動的藍圖，我找到了自己的最愛。只是那時女性主義或婦女研究尚未正式進入學術殿堂，世界各地受到啟蒙的女性知識分子在暗夜中摸索、自學和互相討論，有了新的發現便興奮地互相通報，也傳遞著姐妹之情。
1970年代中期呂秀蓮因抨擊舊社會享有盛名，主持拓荒者出版社、在大報寫專欄。在台大學長鄧維楨鼓勵下，我到仁愛路二段的拓荒者主動求見。當時想見呂秀蓮的人不少，多半都是與我年齡相仿的年輕女性，得按著順序排隊。我坐在接待處，前一位正好是李元貞，我們攀談起來，自此成為好友。
加入拓荒者成為義工後，什麼都做，曾經為了出版《她們為什麼成名》，臨時被派去採訪著名的鋼琴家藤田梓和她的夫婿鄧昌國，當時他們已處於實質分居狀態，卻是媒體眼中的神仙眷侶；也曾經負責統計和分析「台北市家庭主婦問卷調查」，後來出版成冊，發現絕大多數女性都希望來生改換性別，寧為男人…。從行動當中發現了太多有趣的問題，卻在傳統的學說中遍尋不著答案，於是自然投入婦女研究，從中國歷史去找、從女性主義理論去找，最後發現應該做本土研究。
站穩女性主義立場
1976到1985年是聯合國的「婦女十年」（Decade for Women），帶動了全球婦運燎原之勢，婦女研究機構、婦運團體紛紛成立，臺灣婦運則更因1987年解嚴後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水漲船高。快速的崛起也帶來了新的問題和新的權力關係，研究者如何在父權文化內發出女性的聲音？婦運和婦研的關係？婦運、婦研與主流的政治、文化、學術如何連結、如何抗衡？在權力、意識型態的錯綜糾結中，個人選擇何種立場？何種行動？堅持何種信念？對我個人而言，女性主義在人生大大小小的事件中幫我做了許多重大決定，雖然從功利的眼光看全屬瘋狂、愚蠢，例如，在任教的學校為了幫助受傷的學生得罪校長，在婦研獲得學術認可之前便選擇做婦女研究，而且標榜女性主義。不過，事後看來，這樣的理論與行動一貫性讓我感到人生有意義，而且經常獲得意外的收穫和友誼。
1985年，美國亞洲協會贊助我和鄭至慧、龍應台、李素秋去菲律賓參加亞洲婦女論壇，菲律賓和孟加拉婦女的左派論述讓我大開眼界。回台後積極促成亞協贊助成立台灣第一個婦女研究室，並借得臺大人口中心一間辦公室，本期望發展成全國性的組織，只是一旦進入主流建制以後，婦女研究的社會處境有了改變，更多人對婦研產生興趣，卻視女性主義為禁忌，研究室的宗旨屢經改寫，最後連名稱也改成了臺大婦女研究室。不過若細究台灣婦女研究發展的歷史，能保留住「婦女」之名已屬萬幸了。
1987年我離開了婦女研究室，之後其他各校也相繼成立了性別研究室，1990年婦女新知成立女性學研究中心，堅守女性主義研究立場，1991年引發了有關婦研方法論的爭辯，也導致婦研學者的對話和反思，在全球婦女運動的浪潮下，1995年婦女研究室成立十週年的慶祝活動中，女性主義終於獲得公開認可。
成為第一位女性主義政務官
鼓勵婦女參政是1990年代婦女新知基金會的重點工作之一，1998年我擔任董事長期間，正逢三合一選舉，女性立法委員當選者達到19.1%，超過上一屆的13.9%，台北市女議員則占32.7%，上一屆為23.5%。陳水扁總統提名監察委員時，新知推荐了三位人選：尤美女、馬以工、張富美，馬、張兩人最後都上榜。同年馬英九當選台北市長，邀請我進入市府工作，新知經過內部討論，認為這是一個影響行政體系的好機會，不應放棄，即使我不接受，也應推荐他人出任。我在擔任董事長期間，處理新知家變的善後，對女性主義的組織理論和組織治理發展出濃厚興趣，懷抱著改革的理想，加入了馬團隊。
Kathy Ferguson曾經從女性主義的角度分析官僚體制，在各種類型和各種層級的人際互動中總結出永不改變的宰制與附庸關係，她悲觀預測女性主義跟官僚體制難以並存。但是從十九世紀末期起，也一直有源源不絕的女性主義者想借助官僚體制去改變父權文化，她們曾經影響國際聯盟、聯合國和其他國際組織，形成由上而下的壓力，試圖將人類社會變得更平等、互相尊重、關愛，但是在1970年代之前，進入政府內部實際肩負行政工作的女性主義者卻極為少見。
因為我國的政府體制屬於責任首長制，首長握有很大的決策權，但同時也受制於組織文化、人事法規、行政法規、監督體系、上層指揮和無所不在的媒體，任何決策與執行都需要通過重重關卡，耗費時間與精力。我很慶幸有機會接受這樣的磨練，也完成了不少創新與改革，並且因工作而結交了許多政府內外的好朋友，至今仍保持連絡。其中最特殊的經驗是得到摩門教會總部的家庭價值獎，因為我發現他們懂得運用方法塑造家人之間的平等、親愛關係，而將這些方法介紹給台北市教育局。在得獎之前，我曾經應邀在教會紀念先知Joseph Smith 兩百年冥誕的國際研討會上致詞，我大膽要求在座的教友重新思考家庭的定義是否可擴大，是否可更為包容、多元? 若Joseph Smith生在今日，他是否會接受這些看法？沒有想到我的挑戰竟然得到熱烈回應，而且我也依然受到接納。
選擇自我療癒
在我即將離開公職前幾個月，因為健康檢查被懷疑得了肺癌，不同的醫院、不同的醫生都做了相同的判斷，而且都需要做進一步的檢查，但是我實在不甘願剛要脫離不見天日的公務生涯，就踏入病院，變成任人擺佈的病人。我告訴自己，在命運的判決來到之前，應該先給自己放個小假，去過兩天渴望已久的山林生活。即使被送進屠宰場，也要再看一眼藍天！剛好施寄青出版了《妖嬈美麗是阮的山》，講到苗栗南庄的山居生活和小木屋，於是我打電話給她，請她代為安排，結果在這兩、三天發生了一連串奇異的事，我住了兩、三個月。這時我面臨人生中的另一個重大選擇，自從讀了《我們的身體我們自己》(Our Bodies, Ourselves, 1973)這本書後，我就很在意身體自主權，也相當抗拒侵入性治療，之後接觸到各種氣功和傳統養生觀念，讓我相信人的自癒能力，那麼這次我要給自己一個這樣的機會，還是儘快接受西醫治療?真是最切身也最困難的決定。人生雖然不斷面臨抉擇和承擔後果，到了生死關頭，卻仍不免要問，怎樣才能做正確的決定，又從何知道所做的決定終究是正確的？
到了關鍵時刻，生命的優先次序自然顯現，白天我閱讀討論生命和健康的書，幫主人做家事、拔草、一起在廚房煮食，追著陽光練功和走山路，唯恐太陽晒得不夠，收音機裡販賣美白的廣告聽起來顯得分外荒謬。冬天山中日照短，下午四點左右天色開始暗下來，到了晚上八、九點，除了一、兩聲虫鳴，天地漆黑靜寂，人與動物都早早安眠了。
山中歲月讓我感受到放下一切的輕鬆。風在吹拂，鳥在鳴叫，花草各展芳華，所有的生命都如此奮力活著，我的生命力也跟著綻放，生病這件事變得遙遠、無足輕重了。先生卻不放心，從新竹開車過來，勸我回台北就醫，他完全無法理解為什麼我寧願看樹林不看醫生！兩人各自擁抱自己的信念，卻無法說服對方，都流下了眼淚，他下山而去。
獨自面對青山，我清楚意識到，生命的品質與長短若必須二者擇一，我寧選前者，然而面對親情與友情的敦促，卻也不忍放棄合乎常識的努力，於是我到了第三家醫院接受穿刺，在手術之前，竟然發現原來的結節已經消失無踪了。
成立銀領協會
離開公職之後閒散了一陣子，遇到一群優秀的朋友，嘗試一起做些事，回饋社會，於是成立了銀領協會。會員沒有年齡限制，但主力仍放在資深公民，以及與年齡相關的公共議題。台灣社會運動發展蓬勃，對公共政策形成很大的影響，以婦女運動來說，不但左右了法律的制定和性別政策的走向，甚至干預政府的組織和決策型態。相形之下，以老年為名的組織，高齡人士卻往往不是主要的決策者，而被定位成服務或同情的對象，這樣只會複製社會上、特別是職場中普遍存在的年齡歧視，卻無法扭轉和改變歧視老年的情勢。我期望銀領以高齡者為主體，為資深公民打造一個發言平台，從高齡者的角度參與公共政策討論，與年輕世代建立良好的溝通與合作模式，甚至思考新的工作與生活方式，建構新的價值觀。
在人類歷史上，我們可能是前所未有的新世代：活過半百卻依然健康、受過很好的教育、有很好的資歷、沒有太大的經濟壓力，而且人數眾多，因此我們尚有數十年的未來可以為人類做些創新的實驗，重新定義老年，我也希望能重新想像工作、學習與生活。
為了引發興趣，我們找些大家共同關心的議題，成立討論和寫作小組，一方面建立共識，一方面磨練發言和寫作技巧，打造銀領的品牌和風格，以及建立社會知名度。我們曾經討論過其他國家的生命意願書（living will）、他國和我國的長照政策、健康政策、我國的中高齡就業、服貿爭議等，雖然有許多高品質的討論，但因為大家在退休生涯中各有其他優先事項，行動力較弱。
回到初戀
文學和寫作是我的初戀。小時候，跟著外婆讀古文觀止，媽媽床頭的雜誌《文壇》和《作品》被我翻了又翻，幾乎翻爛了，大約有字的東西都喜歡拿起來讀。高中時，班上幾位好友自許為文藝青年，喜歡讀《飲氷室文集》之類的大部頭書。當時流行交筆友，我沒有筆友，但好友和《台大青年》的社長、主編卻是經常魚雁往返，收到每期的《台大青年》，大家傳閱，滿懷憧憬，於是一個南部鄉下的高中生興起了有為者亦若是的壯志。
第一次從南台灣獨自負笈北上，未滿十七歲，參加救國團的暑期戰鬥文藝營，好像是第二期。營裡的風流人物，像季季、喻麗清、馬以南、鄧育昆等，都是已經得過全國性大獎的閃亮文藝青年。自己，一個憂時憂民的小書呆子，一點不起眼，也不文學，從來沒有被老師看到，連挑選女生上當時剛開播的電視台表演土風舞，都被漏掉。別人問我：你的志願是什麼？我想了想，放棄了我的文學大夢，輕輕說，學者。其實也不大清楚學者要做些什麼，或許覺得學者不像作家那麼遙不可及。
人生峯迴路轉，柳暗花明，只要一息尚存，期待下一季的楓紅遍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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