貓頭鷹出版社出版
二十世紀以前人類歷史主要由男人在發聲、在行動、在記錄；女人默默地被觀看、被占用，鮮有主體性思考，更難以流傳後世。女性主義創造了改變的契機，一代接一代，個別的或集體的女人嘗試撥開父權和資本主義陰霾，在陽光裡照見自己，發掘問題，尋找答案，書寫出自己和其他女人的需要和感覺，連結理論，發展行動，終於改變自己和世界。
女性主義萌發於十八世紀後半的歐洲，少數女性受自由主義啟發，個人自主意識覺醒，開始以女人的身分發言，爭取自由、平等、獨立，被稱為自由主義女性主義；集結為團體時則傾向於推動體制內改革，史稱婦權運動或女權運動(women’s rights movement)。十九世紀末，社會主義興起，激發了社會主義女性以「合作的集體主義」取代「自私的個人主義」，試圖將女人從家務和個別的家庭生活中解放出來。二十世紀晚期，年輕知識女性反對階級、種族歧視，參與左派陣營，卻發現以民主和平等為號召的男性領導者歧視女性，乃脫離左派，開始深根性別議題、落實民主參與，自稱激進女性主義，或婦女解放運動（婦解，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女性主義因女性自覺而生，首度從女性觀點看世界，既需要新創理論分析，尤重實踐和成效檢驗。以上三種基本女性主義站在不同立場互相批判、各自反省、也彼此影響，並與外在變動不居的政治、經濟、社會環境互動，發展出更多元、複雜的論點，從追求女性個人主體性、男女平等的出發點，延伸到探究公平正義的社會、政治、經濟結構，乃至人與萬物的關聯、地球生態的永續存活。論述之間有不同立場的對立衝突，也有融合修正；從早期對純粹理想的堅持，對父權規範的敵視，逐漸接受人群之間以及人與萬物互相依存的現實，朝向既重視自由、理性，也珍惜情感和歸屬需求，而願意協商修訂社會規範，當然協商的基礎必須建立在女性群體累積了足夠的政治、經濟、文化實力之上。
兩百年來女性主義者持續的努力已經創造了可見的改變，也留下了思辨的紀錄和行動的履痕，本書試圖從多面向重現女性主義者的心路歷程和重要論述。 全書共分八章：一、女性意識覺醒、二、性別角色反思、三、父權管轄的女體、四、女性情欲和同女發聲、五、婦運初心、六、女性主義新世界、七、理論檢驗與重構、八、策略選擇與行動。與舊版相比，本書在理論方面搜集得更完整，多篇譯文也經主編一再校訂，以求更精確傳達作者原意。新增第五章﹤婦運初心﹥，著重在婦女運動的策略和行動，收納了一百多年來從歐美到非洲的婦運宣言，包括個人的、團體的和全球性的（聯合國）。其中非洲婦女的自我反省值得本地女性主義者引為借鑒。新增的第六章﹤女性主義新世界﹥則添加了生態女性主義和女性主義經濟學對當前資本主義經濟模式的檢討。作者們擔心地球資源有限，無限擴展生產和消費、將勞工「家庭主婦化」的結果，不僅剥削南半球人民、拉大貧富差距，更將帶來人類和生態浩劫，因此設法規劃永續生存以及分享與互助的新生活型態。在氣候極端化和病毒肆虐全球的今日，義意特別重大。第七章有關理論部分，增加了對（曾經十分政治正確）的社運的無結構組織型態的反省，也加入了對近期受到矚目的「新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剖析。整體而言，本書涵蓋了女性主義對父權和資本主義社會的分析、批判，婦運的軌跡、自省，也包括前瞻性的另類思考和方案。
一、女性意識覺醒女性意識的覺醒是婦女運動的必要條件，必先有思想上的啟蒙，才可能觸發日後波瀾壯闊的行動。當大多數女人尚在貧窮困厄中渾噩度日時，少數男女知識分子以其洞察力及人道情懷首先敲響警鐘。今天重讀十八世紀英國女權先驅吳爾史東(Mary Wollstonecraft)的《女權的辯護》(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1792)，和思想家約翰.米爾(John S. Mill)的《論婦女的附屬地位》（The Subjection of Women, 1868），可能會難以忍受原文冗長複雜的文句和拉丁文式的反覆辯說，但仍不免震懾於其犀利的辭锋和先知洞見。
兩位女性主義先驅對父權體制的敏銳感觸實不下於二十世紀後期的激進女性主義者。吳爾史東很早便指出，在不平等的兩性關係中婚姻有如性交易，女性淪為性玩物；婦女應該得到充分的自由，接受與男性相同的教育，鍛鍊強健體魄，培養獨立自主的能力，才能發揮所長，參與社會活動，不仰賴男性為生。米爾反對父權文化中個別女人臣屬於個別男人的社會機制；主張夫妻之間相互協商地位平等，有自由才有尊嚴，才可能感受到人的價值；在自由平等的社會裡，個人的社會地位可以憑藉自身的努力來改善，不由出身（包括膚色、性別）決定。由於米爾的思想深受其妻泰勒(Harriet Taylor)影響，本章加選了一小段泰勒文章﹤女性解放﹥(The Enfranchisement of Women, 1851)的摘譯，讓讀者品香其女性立場和激進意識。泰勒主張與婚姻相關的法律皆應廢除，子女屬於母親、生計由母親承擔，這樣不單在分手時少了財務爭執，女方也會謹慎決定生育次數，不致於以「增加子女人數為手段，來強化她和餵養她的男人之間的連結。」家務不足以滿足個人的成就感，所有公職和職業皆應全面對婦女開放，讓她們的所長直接貢獻社會；女性的生命力需要更大出路，不應限縮於家庭。
1929年吳爾芙(Virginia Woolf)以文學的筆觸刻劃女性受壓抑的苦悶，寫下了《自己的屋子》(A Room of One’s Own) ，1973年知名散文家兼翻譯家張秀亞譯為中文，由林海音主持的純文學出版社出版。在其中﹤莎士比亞的妹妹﹥(Shakespeare’s Sister)一文，吳爾芙創造了虛擬的莎翁妹妹，同樣才高八斗，同樣對文學滿懷熱忱，同樣隻身來到十六世紀的倫敦，卻很快成為性暴力的受害者而命喪異鄉，與莎士比亞成就的舉世文名成為鮮活對比。天壤之別的性別處境，在三個世紀之後吳爾芙的自身經驗中，仍沒有明顯改善。
1963年，美國二戰後經濟鼎盛年代的末期，傅利丹(Betty Friedan)出版了《女性迷思》，卻反映出受高等教育、白人、已婚女性受困於家中的苦惱，她接續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傳統，呼籲女同胞規劃人生、實現自我，政府也應補助主婦進修，協助重返職場。此書道出了多數女性心聲，暢銷多國，也開啟了全球第二波婦女運動。
傅利丹代表的婦運追求體制內變革和男女平等，通稱婦權運動(women’s rights movement)。同時期興起於美國、由年輕女性主導的婦女解放運動（婦解）則採取體制外抗爭路線，目標不在男女平等，而在根本改造社會。米列(Kate Millette)是其中一位既開創理論、又極富行動力的靈魂人物，《性政治》是她1970年的博士論文，其中理論部分以當時嶄新的女性主義視角分析和運用諸多概念和名詞，如性政治、父權、社會性別、內在殖民、女人附屬性的階級位置等，也首次將傳統政治的權力概念帶入性別及情慾關係的分析，啟發了日後大量激進女性主義論述。
戴菲(Christine Delphy)是法國重要的女性主義理論家和行動者，和波娃齊名。其代表作《近看家庭》（Close to Home, 1984）從唯物主義觀點剖析家庭內的權力配置、女人共同的階級屬性及婦運策略。女人的勞務被視為沒有交換價值，是因為一向被男人無償占用，而非勞務本身不具價值，同樣的工作拿到市場上是可以換取工資的。在﹤我們的朋友與我們自己—各種偽女性主義的潛在基礎﹥（Our friends and ourselves: the hidden foundations of various anti-feminist accounts）文中，她指出，身為女性，女性主義者和反女性主義者實則身陷相同的性別處境，都受到父權剥削，只是兩者觀點不同而已，但處於連續狀態，因為女性意識的發展是一漫長而有點痛苦的過程。女人反對女性主義很正常，卻是違反她自身利益的。
二、性別角色反思
女性意識是女人對自我的認知和肯定，性別角色則反映社會對女人的指望和定位。在父權社會，女人居於附屬地位，不論女性意識或女性角色都深受文化制約、由男性作主。一旦歷史條件改變，女人有機會接受教育，有能力自主思考，必然有意檢視她在男權社會中的性別處境。最早也最常受到檢驗的是根深柢固的性別角色和性別分工，接下來是性別如何形成、如何分類、如何差異化、是固定的還是變動不居。至於在父權文化中備受頌歌的母職和母性，母親的功能如何受到社會機制控制，由女人單一性別育兒對個人的人格發展和社會價值觀有何影響也都陸續受到檢視。
早在1935年，米德（Margaret Mead）出版《性別與氣質》(Sex and Temperament )時，便根據她在新幾內亞田野調查所得的三個原始部落迥異的性別角色，從人類學觀點指出，兩性角色的區別完全是人為的、隨機的建構，反證了當時以生理差異合理化兩性分工的主流思潮，也為日後「女人非天生」論述提供了最早也最佳的註腳。她主張全面認識和接受人類的潛能，不以性別角色或其他人為分類限制個人發揮天賦。人人適才適用，才能創造更豐富的文化。
1949年波娃(Simone de Beauvoir)影響後世的經典巨著《第二性》（ Le Deuxième Sexe）出版，反覆闡述女人是社會和文化教養成的，不是天生的。她否認天生的女性氣質，女人應是自由的主體，可以定義、創造自己的內涵，拒絕由男人定義，不接受傳統角色，(她自己便拒絕做妻、母，)自由而獨立地生活。她在《第二性》結尾曾表明自己不是女性主義者，相信社會主義將解決所有婦女問題。然而，1970年代後，她體會到女性需要主動出擊，才可能改變命運，也需要集體行動，才能滙聚力量，乃積極投入婦運。
西蘇(Helene Cixous)是法國陰性書寫的代表人物，主張女人不必受限於陽性語法和邏輯，應當自由自在書寫自己，讓自己的身體被聽見、豐沛的潛意識資源湧現、生命的活力奔騰。她的＜美杜莎的笑聲＞(The Laugh of the Medusa, 1975)為重要的代表作品。朱崇儀曾指出，陰性書寫的任務在抗衡陽性想像空間，翻轉身心分離的西方傳統知識論和身下心上的偏見。女人需要書寫自己的身體，贏回話語權，贏回盲目託付出去的身體。
密勒(Jean Baker Miller)在1960年代屬於為數極少的女心理分析師，曾深受傅瑞丹啟發而參與婦運，1976出版《女性新心理學》（Toward a New Psychology of Women），反駁佛洛依德的立論：女人是發展不全的男人。密勒發現，女人其實比男人更有能力發展人際關係，也更富於生命的靭性。人際關係在個人成長中攸關重要，孤立會對個人造成傷害。所謂女人的問題，不在女人，而在於社會對她們的看法。本章摘取的關於支配（或譯為宰制）和附庸(dominance and subordination)的分析，不僅適用於性別，也適用於所有的不平等關係，經常受到引用。此書曾被批評以白人中產女性經驗為核心，忽略了其他族群，但今日仍有許多年輕讀者對於其中的女性經驗感同身受，也因而更認同和肯定自己的女性身分。
芮曲(Adrienne Rich)是妻子、母親，也是女同志，善用詩和散文來抒發心境。《女人所生》(Of Woman Born, 1976)是最早問世的從女性主義角度抒發母親心聲的散文集，也是第二波婦運反省母職和母性的經典之作。芮曲將社會用來控制女人生育與性慾的種種制度與女人做為母親愉悅有力的身心經驗並列互映，她發現，父權體系所建構的母職是男人掌控的社會規範，對女人的束縛並不亞於強暴或娼妓制度。她以日記和散文的形式剖析自身感受，為母親們發言，既憤怒又溫柔，動人心弦，歷久不衰。
丁思坦(Dorothy Dinnerstein)的《人面魚身及牛面人身：性階排置與人類病態》(The Mermaid and the Minotaur—Sexual Arrangements and Human Malaise, 1976)從心理學角度指出，由女性單一性別撫育嬰兒的文化會養成男性的依賴心和控制欲，像長不大的嬰兒，對女性既愛且恨，造成既渴求自由又盲從權威的自我毀滅心態。丁思坦主張應由男女共同育兒，迫使男人及早面對照顧自己以及保存自然的責任，以免日後任性壓榨女性、掠奪自然，而衍生毀滅性的災難。
秋多若(Nancy Chodorow)在《母性的複製：心理分析與性別社會學》(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 Psychoanalysis and the Sociology of Gender, 1978)中認為母性有雙重結構：兒童期經驗和親屬社會結構。嬰幼兒期的孩子若由母親撫育，孩子自然會認同母親和愛母親。男孩在成長過程中，因種種原因必須壓抑對母親的愛，轉而認同父親，成為獨立的自我個體，日後需要在異性身上重尋強烈的情感以為彌補，所以依附性強；女孩卻不需排除母親，可以持續保持親密關係，（並另與父親建立關係，）因此比較缺乏個體的獨立自主性，但對異性情感的依附需求也不若男性強烈，卻願意發展多重的人際關係（包括養育小孩），因而母性會代代複製。她和丁思坦同樣主張父母共同育兒，唯有男女一起教養子女，孩子從小和雙親保持平衡的關係，才能根本破解不平衡的兩性關係，避免母性的複製。
吉力根(Carol Gilligan)受到1970年代婦運衝擊，有感於當時心理學研究以男性為常模，忽視女性經驗，而寫下《不同的話音》(In a Different Voice, 1982)，提出男女從小教養方式不同，女人世界裡人與人互相連接，而男人世界則互相分離，以致女人看重現實生活的責任和關懷照顧，男人關注抽象的權利與公平正義。因為她正面說出了一向不受重視的女性經驗，洛陽紙貴，此書成為經典教科書，啟發了更多婦女研究，也促成了美國性別平等教育法(Gender Equity in Education Act, 1993)的通過。但也因資料出自少量訪談，無法以科學方法驗證，而受到質疑；此外，其他女性主義者也指出，關懷倫理(ethics of care)和正義倫理(ethics of justice)分屬不同的思考模式，未必男女有別。
吉力根、密勒和西蘇因為強調女性的優越本能，都被標籤為本質論者。
三、父權管轄的女體
父權文化視女性身體為男人的私有財產，男性社會運用各種形式的暴力（肢體、語言、司法…），加上思想、情感的內在殖民，無條件占用女人的生產、生殖和性功能，習以為常。取回身體自主權是歷代女性主義者全力以赴的目標，內容起於二十世紀初爭取婚配自主、避孕、墮胎的決定權、反對纒足等，第二波婦運期間衍生至反對性騷擾、性侵害和販賣女體等，到二十一世紀成為連結全球婦運的新動力。2006年從美國展開的反性騷擾、性侵害的＃MeToo運動，因為好萊塢影視女星們加入，更貼近了群眾和市場，2017年之後燃成燎原大勢。
魯氷(Gayle Rubin) 1975年發表＜交易女人＞(The Traffic in Women: Note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ex)，從人類學觀點，指女性被性別化(engendered)和受到壓迫起因於父權社會把女人當做男人之間交換的禮品與貨物。文中探討形成社會性別及異性戀體制的歷史及社會因素，以及如何經由經濟機制、社會功能、心理因素不斷複製。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家賺取的剩餘價值有賴女性無償地在各別家庭發揮的勞動力再生產的功能。沒有女人在家庭中的後勤支援，資本體系便無法輕易取得穩定的勞動力。她理想中的社會，男女有生理差異，卻不應有社會性別和上下之分。「交易女人」一詞為魯冰首創，或稱女體販運(women trafficking)，數十年來被用來描述經濟劣勢的女人，特別是第三世界婦女身體被販賣的現象。
像許多人一樣，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原本以為強姦只是少數女人不幸遭遇的犯罪行為，不料在婦運團體討論中發現，強暴竟是如此普遍，而且所有男人都同意以此來恫嚇所有女人，讓她們心生恐懼，因而就範。她搜集資料，研究人類強姦史、相關法律、新聞報導、文學、電影，寫成《違背我們的意願》(Against Our Will: Men, Women and Rape, 1975)，改變了世界對強暴的認知和態度，也使得反對強暴和色情成為婦運的重要行動。不過少數婦運人士認為，許多人曾參與討論，這書應屬集體創作，不應由一人掛名；也有左派和黑人民權人士指責她種族主義，並且未能將男性納入反強姦的行動。葉璐對此書做了扼要的翻譯和整理，更有助於讀者閱讀。
朵金(Andrea Dworkin)是 1970年代激進女性主義運動者和作家，曾身受多重性暴力的嚴重傷害，特別擅長描繪西方父權文化中的男性暴力。在《性交》 (Intercourse, 1987)中，朵金以文學作品為分析素材，站在本質論的悲觀立場，將性交視為穿越女性身體疆界的性控制，男性經由穿刺女體伸張其階級統治。性交雖屈辱女性，但大多數女人卻主動配合，並因而無法認同少數女人的抗暴行動。朵金曾和憲法學者麥金儂(Catharine Mackinnon)共同推動反色情立法，將色情定義為侵犯女性的公民權，反對者則指責她們侵犯言論自由，引發廣泛論辯。
佩特曼(Carole Pateman)出生於英國工人家庭，精研古典自由主義，她從勞工階級和女性主義角度看性別、解析古典政治學文本，挑戰既有的政治理論。《性契約》(The Sexual Contract,1988)針對英、澳等英語系國家的習慣法 (common law，或譯普通法)傳統，精闢分析現代公民社會自栩自由平等，實則立基於性別不平等的父權秩序，婚姻契約和勞動契約的兩造仍受制於男主女從的社會結構。固然社會契約論的大師們，如洛克等人，堅持政治權威不應經由身份特權或暴力取得，必須得到自由、平等的個人同意，但是佩特曼指出，由於先已認定女人附屬於男人是天經地義的事，洛克等人心目中的社會契約只是男人之間的兄弟之約，女人不但無權參與，而且此約是建立在臣服女人的性別契約之上。此理論巨著出版後震撼人心，也成為佩特曼最具影響力的著作，卻未能動搖既成的社會秩序。
2004年佩特曼提出基本收入的主張，她說女性一向缺少自己的收入，不得不仰人鼻息。若每位公民都有一份可以活下去的收入，至少不必去屈就惡劣的工作，有機會逃離充滿暴力的關係。在2008年的訪談中，佩特曼說，在女性主義帶來社會結構性巨變之前，世界仍是男人的天下，儘管婦運掃除了不少從政障礙，讓更多女性晉升高位，掌握權力，卻未能為女性創造整體性改變。真心為女性謀求改變的女人也還沒有機會做領導人。
雷蒙(Janice G. Raymond)精研醫學倫理，長期活躍於美國和國際婦運，致力於終止性暴力、性剝削和醫療侵害。1993年出版《子宮女人》(Women as Wombs)，深入探討女體在先進生殖科技中的位置。其中﹤連結生殖自由主義與性自由主義﹥(Connecting Reproductive and Sexual Liberalism)一文批評性自由論者以文化女性主義稱呼激進女性主義，且將之本質化，一方面簡化了激進女性主義所致力的文化批判，也輕視其改造體制的決心和行動。正因為對無所不在的父權文化的警醒，雷蒙提出，所謂選擇並不意味自由，尤其是因為有選擇反而使得女性無法說不的時候。她曾在國際間反對性產業合法化、主張立法禁止購買女性及兒童來從事性活動。近年來因批判跨性別是根據父權迷思、以男性的想像製造女人，跨女不是女人，並反對用心理和手術治療將性別認同醫療化，而被指責為恐跨(transphobic)。
苗延威是政治大學社會系副教授，專長歷史社會學、社會運動、性別社會學等。發表過許多篇有關纒足的歷史社會學研究，不僅問題獨到、資料豐富嚴謹，且文字精準、引人入勝。原文<從「天然足會」到「解纏會」：日治初期台灣的女體政治(1900-1915) > ，2013年6月刋載於台灣社會研究季刊，感謝作者百忙中親自將論文濃縮改寫。苗延威從台灣「解纏足」的歷史過程看到，女性的身體不但淪為帝國規訓和懲罰的對象，同時又是證成帝國「教化」政績的從屬他者；同時，「洗刷污名」在反纏足論述中佔據的核心的位置也足以說明，解放纏足與其說是一項女性自覺的成就，毋寧是架構在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國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等「霸權式的現代性概念」之下的「父權利益」副產品。
四、女性情欲和同女發聲
婦女運動早期的重心放在爭取公領域中與男性平等地位和機會，例如女性的投票權、受教權、同工同酬、女性公廁等。在逐漸獲得成果後，察覺公私不可截然二分，個人的即政治的，政治的即個人的，轉而關注親密關係中的權力配置與身體政治。除了避免女性被男性暴力侵犯、生育力和生產力被男性占用以外，也致力於解析、逃離父權文化的內在殖民，開發女性動能，品嚐生命的愉悅。二十世紀後期，更多身體議題登上台面，異性戀、同志情、情欲、性愛、色情、代理孕母等在婦運內外都引發激烈爭辯，可惜在台灣這些議題雖然左右公共政策、尤其是教育政策，卻未獲深入、持續的公開討論。在這些私密的議題上，人人都可能是利害關係人，卻懾於政治正確或政治打壓而自動或被迫噤聲。
費爾史東(Shulamith Firestone)是美國婦女解放運動的主要成員，發起組織、出版刋物和策劃抗議行動，活動力強、充滿激情，目標不只要消除男性特權，而且根本消除性別差異(sex distinction)，被圈內人稱為「火把」、「火球」，可惜英年早逝，好友傅里曼(Jo Freeman)將她比喻為一顆閃亮的流星。《性的辯證》(The Dialectic of Sex, 1970)為其最為人知的代表作，書中預期的新社會：人工體外生殖、集體生活取代個別家庭、受虐兒童立即移出施暴家庭等，至今已有部分實現。＜異性戀愛情＞ (Love)是書中一章，分析西方父權文化中異性戀愛情的兩性權力關係、女性不自覺的內在殖民化，提供異女抗暴的理論基礎，也為異性戀愛情中受傷的女人提供一面自我療癒的明鏡。
羅德(Audre Lorde)永遠滿懷鬥志，自稱終生與種族歧視、性別歧視、階級歧視和恐同戰鬥。她最常被引用的名言是「用主人的工具拆除不了主人的房子。」羅德說，他們可能暫時讓步，卻絕不會幫妳促成改變，這種事只有那些處處仰人鼻息的女人才會害怕。在＜情欲之為用：情欲的力量＞(The Uses of the Erotic: The Erotic as Power, 1978)中，她建議邊緣人善用自己的差異性，將之轉換為奮鬥的力量。羅德從女性主義角度闡述情欲的用處，賦予其性欲望以外豐富而多元的生命動能、感染性和創造力，大異於陽具中心充滿占有欲的情欲觀，以此激勵處於邊緣的女性勇於挑戰、敢於享受生命。此文在1990年代本地的婦運中深受喜愛，一再被引用。
維蒂格(Monique Wittig)是法國女同志運動和女性主義運動核心人物之一， 1976年移民美國，同時以英、法文寫作，主張男女之分只存在於異性戀系統，在此系統中，女性常模由男性認定，為男性服務。她一再闡述，女同性戀社群的存在，以及「同女被認為不是真正的女人」，都證明了性別的劃分並非天然，而是人為的政治區分，是異性戀社會將女人「性化」，好為男人所用的一種手段。許維真在本章中綜合維蒂格1980年出版的《異性戀思維及其他文章》(The Straight Mind and Other Essays)中兩篇文章＜女人不是天生的＞(One is not born a woman)及＜性別＞(Category of sex)，得出兩個重點：
一、唯有廢除性別分類，個人認同和性欲解放才得以完成。
二、女同志運動的目標在消滅異性戀體制，女同志不接受男性規範，所以不是女人。維蒂格自己便曾公開宣稱：「我不是女人，我是女同性戀。」
＜強制異性戀與女同志存在＞(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and Lesbian Existence, 1980)為芮曲代表作之一。她分享身為女同志的體驗，指女人原初的性欲傾向應是同性的，父權社會強制的異性戀機制迫使女同性戀經驗隱入地下，形同「失常」。芮曲批評異性戀的強制性，並提出「女同志連續體」概念，主張同女、異女實為連續體，只要女人認同女人，合作破除異性戀霸權，所有女人都可稱為女同志。此定義因過於寬鬆模糊，且政治立場不夠明確，受到同女陣營批評。而她反色情的立場則被指妨礙女同志另類情欲的實踐。
魯氷(Gayle Rubin) 1976年讀大學期間協同創立激進女同志（Radicalesbians）社團，積極參與同運。＜論性：情欲政治的激進理論筆記＞(Thinking Sex: Notes for a Radical Theory of Sexual Politics, 1984)發表於美國女性主義陣營性論戰期間，她站在「擁性」(pro-sex)陣營，對抗激進女性主義「反色情」(anti-pornography)陣營的「保守的性道德」，並為Ｓ/M（玩虐／扮虐）辯護，奠定了性及酷兒研究的基礎。她主張人的性欲有差異，但無高下之別，性別與性欲屬於不同的理論範疇，應分開討論。女性主義是性別壓迫的理論，不必然是性壓迫的理論。2011年她發表＜反思論性＞(Rethinking Sex)，認為有關兒童和性欲的問題，需要更深入研討，釐清處罰和保護的界線。
五、婦運初心
婦女運動有別於其他社會運動，在於其源遠流長、延綿不斷的生命史，以及跨時空、跨文化的共同經驗、共同價值觀和全球性格。在人類歷史上，度過漫漫長夜的渾沌時期，女性意識方始萌芽，再經由無數前人的努力，才形成組織性的集體力量。到了二十世紀，婦女運動終能發揮改變人類社會的巨大影響力。這是一段艱辛、沒有止境的跋涉，但也一路姐妹相扶、柳暗花明。在過程中，女性主義者需時時迎戰來自內外的去除女性／女性主義的逆流，也在實踐中不斷自我檢討、修正理論。她們經常受到質疑：什麼是平等？男女相同所以平等？男女平等所以相同？男女角色應相同或互補？誰來為名詞定義？誰有發言權？甚至，我們還需要婦運嗎？本章所選各時期、不同地域、不同性質的宣言，為讀者揭示婦運的義意和目標，感受女性主義的熱情、溫度和多元性。
1848年在紐約北部召開的塞加福女權會議(Seneca Falls Convention)，是美國首次全國性的女權大會，會後由發起人之一史坦頓(Elizabeth Cady Stanton)主筆，發表字字血淚的《傷心宣言》(Declaration of Sentiments)，控訴人類歷史是一部男性對女性不斷傷害與掠奪的歷史，目的在建立男統治女的絕對暴政，宣言中一一列舉女性遭到貶抑、受到傷害的事證。與會女性根據憲法，要求享有與男性平等的公民權，雖在當世受到許多抵制，卻正式揭開了美國的婦女運動。
特魯斯(Sojourner Truth)直譯為真理旅人，特魯斯生為黑奴，受到聖召成為佈道家，也是反奴和婦女運動者，到全美各地演說，廣受歡迎，是黑人和婦女解放運動的代表人物，今天美國許多州和國會山莊都為她設立雕像。特魯斯沒有機會讀書識字，個人的生命故事經人代寫成《真理旅人的故事》( The Narrative of Sojourner Truth)。本書選錄她的兩場流傳後世的演講，最著名的﹤我不是女人嗎？﹥(Ain’t I a woman ? 1851)，以及﹤已經行動了，就繼續動吧！﹥（keeping the thing going while things are stirring, 1867）簡短風趣、鏗鏘有力地點出當時美國社會的種族、階級和性別盲點，是婦女研究課堂上的必讀。
傅利丹和其他女性主義者於1966年組成「全國婦女組織」(簡稱全婦組；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 NOW)，重申百年前塞加福女權會議男女相同權利、相同責任的主張，目標設定在「與男性以完全平等的伙伴關係行使所有權利和責任」，是美國第一個公然挑戰性別歧視的全國性團體，也是當前美國最大的婦權(women’s rights)團體。1967年通過、次年發表「權利法案」（Bill of Rights），主張男女平等、政府支助家庭及育兒、消除貧窮女性化、尊重女性生育權等。法案重點放在個人權利和實質平等，遭致組織中保守派、激進派和女同志不滿。保守派反對避孕和墮胎合法化，激進派認為遺漏了家暴、性騷擾等重大議題，女同志不滿未提及性愛自主權。數十年來，不斷自我挑戰和修正，全婦組變得更為多元包容，2015年改寫組織目標為「以交叉的草根性行動提倡女性主義理想，帶動社會改變，消除歧視，爭取和保護所有年齡女性在社會、政治、經濟生活上的平等權利。」
激進同女(Radicalesbians)是1970-1971年間在紐約極為活躍的同女團體，主要成員在脫離以男性為主的同運後，自組同女團體，原名紫禍(Lavender Menace)，嘲諷婦運對同女的排斥，(傅利丹在全婦組成立初期，為避免女同性戀的形像污名化婦運，曾刻意與同女組織保持距離，稱之為紫禍，紫色為婦運代表色。)但後來全婦組採取多元包容策略，激進同女也選擇和婦運携手，受到接納。為實踐平等主張，激進同女採取去層級化的組織結構和共識決的決策模式，並堅守分離主義立場，拒絕和男性及認同男性的異女合作，疏離了太多潛在的結盟對象，而難以持久維持組織，只存在短短一年，但仍在北美婦運中發揮了相當影響力。
1970年由激進同女集體完成的宣言《認同女人的女人》（The Woman-Identified Woman）被公認為同女運動的歷史經典。她們在半個多世紀前提出的性別分析，例如，為什麼「做女人」和「做完整的人」有衝突；為什麼女人自我嫌惡，也嫌惡別的女人；為什麼女人需要學習把自我放在中心、需要全新的自我意識…不僅針針見血，至今仍足以發人深醒。
聯合國自1975至1995年連續在歐、美、非、亞各洲舉辦四屆世界婦女大會，規模一次比一次龐大。第四屆大會1995年在北京舉行，四萬人參加，包括6,000名各國政府代表。會中通過《北京宣言》及其《行動綱領》，以「為全世界各地的所有婦女促進平等、發展與和平」為目標，通過「性別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的手段，課責所有會員國政府由上往下落實性別平等。《北京宣言》成為以後數十年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領導全球婦運的重要指引。不過，基於以下原因，成效不若預期：
一、聯合國會員國眾多，為容納各種歧見，必須高度妥協，以致性別主流化的定義模糊，各自有不同解讀；
二、執行過程和結果受到各國既定的體制和政治、社會條件的限制；
三、因為執行者為各國政府，技術官僚化手段產生的文件、報表受到的重視甚於經濟、文化的實質改變，以致改革力道有限。
台灣在聯合國雖沒有官方代表，政府仍極為重視國際參與，自2003年起大力在體制內推動性別主流化，成為婦運新的權力中心，但也弔詭地發揮了去除女性、置換性別的作用。
非洲女性主義論壇（African Feminist Forum）是一個獨立的平台，由來自非洲，或在非洲工作／生活的女性主義者組成，反對父權以及與之相輔相成的壓迫及剝削體系。首次聚會2006年在迦納舉行，與會者超過百人，通過《非洲女性主義憲章》（Charter of Feminist Principles for African Feminists），決定共同的價值觀、促進改變的手段、運動中個人與集體的責任、彼此之間的責任等；並且承諾，要廢除非洲各種形式的父權，提醒彼此無條件保衛並尊重全體婦女的權利，以及維護女性主義先驅的遺澤。有了前人數不清的犧牲，後人才能夠更廣泛地行使自主權。憲章共分五章，其中個人倫理和機構倫理占了兩章，強調公開、透明、負責、效率、女性領導、不以公眾之名謀求私利、接受批評等等，非洲女性主義者的自省自律值得台灣婦運參考。
六、女性主義新世界
在盤點二十一世紀全球各國婦運成果時，有研究者發現，從政治、社會、經濟三個面向來分析，提升女性政治權的成果最為顯著，其次是社會權，經濟權則奠後。理由不難理解：政府用立法或修法的方式授予婦女政治權，例如婦女投票權或保障名額，在社會上遭受的抗拒相對較小。所以二十一世紀後，許多亞非國家女性民意代表短期內大幅增加，從不到5%上升到30%以上。社會權涉及消除性別歧視、普遍給予女性與男性相同的機會等，雖也可以採取立法手段，但改變人們日常的態度和行為耗日廢時，在執行階段不易像保障名額般立竿見影。經濟權則因為直接關係男性個人和集體的經濟利益與資源分配，改變的阻力最大，效果最不顯著，也是最不易突破之處。
女性主義的長遠目標，並不自限於加入男性權力集團分取權力和利益，而是謀求價值觀、決策模式、資源分配的根本改變，締造有別於現狀的、平等共享的新的生活型態，這個宏大的目標勢必同時牽動文化、政治、經濟的變革和社會制度的重建。從十九世紀末，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即開始繪製藍圖，也在社會主義國家做過局部的實施。其後生態女性主義者和女性主義經濟學家陸續帶入更具包容精神、同時觀照公平正義與個體需求的新視野，為女性主義者創造新的想像和目標。
紀爾曼(Charlotte P. Gilman)是十九世紀末美國社會主義女性主義代表人物，她相信社會應共生互助，以集體主義取代個人主義。她最早提出家務勞動的經濟價值的分析，認為家務有給制對女性不利、不可行也不公平。女性應從家庭佣工的位置解放，家庭界線應消除，不為追求個人經濟利益，而是為了更根本的社會變革。家務必須變成男女共同分擔的社會勞動，不由女性單方承擔，女人才能享有工作和經濟自由，天賦才能得到充分發展。具體地說，她主張集體共居、集體育兒、社會勞動、男女自小接受相同教育、在服裝上沒有區別。《女性與經濟》(Women and Economics, 1898)是紀爾曼的代表作，直陳育兒和家務由女性獨力承擔的不公不義，震撼了二十世紀初剛踏入男性職場的美國女性，助長了全球第一波婦女運動。
柯崙泰(Alexandra Milkhailovna Kollontai)早年參加俄國共產黨，1917年革命成功後，成為新政府中唯一、也是世界第一位女性政務官。她從事革命時極具煽動性的演説翻譯成多國語言，包括日文和中文，吸收了大量年輕共產黨員。她主張唯有在全體勞動者都獲得解放、廢除私有財產和以個別家庭為中心的生活方式之後，男女平等才有可能實現。在共產社會，性愛自由、家務公共化，政府廣設公共餐廳、咖啡館、洗衣、托兒所等，女性完全參與社會生產勞動。她說，廚房使女人變成奴隸，家務勞動不具生產性，應予消滅。女性有責任為集體社會生育健康的、新的勞動者；社會有義務保護母性，讓母愛擴展到所有無產階級子女。母親對子女的權利和義務僅止於哺餵母乳，其他都是集體責任，兒童則需要自幼過集體生活，培養公共化精神。
在共產黨統治蘇聯時期，柯崙泰幸而逃過黨內鬥爭，她的理想卻受到男性領導冷落，無人聞問。直到1970年代全球第二波婦運興起，才受到西方女性主義者重視，重新出版她的著作，本書所摘選的《新婦女論》最具有代表性。
米斯(Maria Mies)在〈經濟全球化與婦女在可持續社會中的工作〉(Globalization of the Economy and Women’s Work in a Sustainable Society, 1998) 中，重申生態女性主義的重要論點：地球資源有限，經不起揮霍，為拯救自然與婦女，我們必須拒絕資本主義無限制的經濟發展模式與商品邏輯，整合生產與消費，完成去工業化與去商品化的目標。
米斯觀察跨國企業利用印度婦女在家中從事加工業，雖為家庭增加收入，也為國家爭取外匯，酬勞卻被壓低，付出的勞力也未列入生產資本。跨國公司利用剝削第三世界婦女的勞務來累積全球資本，也透過勞動力的彈性化延伸到男性工人，最終男女勞工都被「家庭主婦化」，亦即低薪化了。追求經濟永續成長的全球化雖為少數人累積了大量財富，卻使更多人深陷貧窮。她主張以區域經濟取代全球化和自由貿易，人們為需求而生產，非為資本積累而生產，擺脫對工業先進國在經濟和文化上的依賴，為自身福祉更有效地利用自己的資源，邁向自力更生。
1970年代興起的婦女研究引領了學術理論、知識論、方法論上的改變，風潮始於文學，爾後及於社會科學，1990年代才衍生出女性主義經濟學。研究重心由女性個人獨立自主的理性選擇開始，移轉到人類和地球的整體生存策略。女性主義經濟學者發現，個人除了自由和獨立，也有情感及歸屬的需要，忽視人類對歸屬和情感需要的文化可能是導致經濟分配不平等，以及社會和環境遭到破壞的重要原因。她們關注個人的生命照顧需求，也對純粹、「客觀」、過於簡化的數學模式，以及忽略家庭、歸屬與情感需求的經濟發展模式，提出批判。崔紹忠2011年發表的﹤女性主義經濟學時研究的新進展----全球化與照護勞動、以自由和歸屬看待發展以及氣候變化﹥綜整當代女性主義經濟學家在全球化、照顧勞動、經濟發展和氣候變化等議題上的論述，主張經濟學應進行跨學科的研究和討論，正視世代之間、人與萬物之間的分配正義，以及看到真實世界的豐富性、精準性、複雜性，設法解決當下人類共同面對的生存問題。
出生於第二波婦運初期的梅琳達·蓋茲(Melinda F. Gates)受惠於女性主義創造的社會改變，自幼得到完整的養成教育，進入電腦科技新領域，在女主管提携下，有機會發揮潛能。她和創業家比爾蓋茲曾盡力維持平等的婚姻關係，共同創辦基金會，將貧窮地區的女性置於發展中心。她個人曾深入非洲、印度最貧窮的地區，體驗當地婦女的日常生活，公開為家庭計劃代言、組織女農自助團體、協助她們改變性別分工、建立平等人際關係等，身體力行女性主義價值。梅琳達相信我們需要給女人更多力量，她們有能力改變世界。
七、理論檢驗與重構
半世紀以來女性主義不斷更新，源自內外兩股力量，內部動力得自其內在的批判、反省精神，包括：
一、不同理念、階級、文化、地域、性傾向的女人陸續公開分享各自差異的性別經驗，以及對既有的論述提出質疑和批判；
二、婦運組織內部的自我檢討和反省。
三、實踐過程中對理論產生的反思和修正。
如同其他政治、社會運動，婦運一旦有成，必遭致各方勢力的反撲或收編，例如：
一、強調階級、族群等差異來淡化、模糊性別認同，將婦運收編入男性主控的政治、社會鬥爭。
二、 女性主義進入學院後，被男性學術理論和學術政治吞噬，激進女性主義甚至一度被宣稱已經死亡。
三、新自由主義吸納女性主義語言和生產力，為其所用，加大貧富落差。
各方壓力迫使女性主義者（特別是激進派）對反女性主義論述做出回應，重申言說權，闡述去除本質論之後，女人由社會建構的性別身分和社會處境仍有其共同性，不容忽視，對女性的壓迫也需要集眾人之力反抗才可能成功。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則以人類整體的平等共生為念，對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本質特別心存戒心。激進和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都相信，性別研究一旦脫離婦運、去女性或去女性主義化，將權力還原為個人的事，便失去了「個人的即政治的」集體奮戰的動能。
受到母親影響，傅里曼(Jo Freeman)自幼支持黑白平權，和保守的白人家族對立，她1960年代參與黑人民權運動，組織婦運團體，開啟以激進女性主義為基底的婦女解放婦運，至今七十多歲仍十分活躍。＜無架構之專制＞(The Tyranny of Structurelessness, 1970)分析她早年參與創造的婦解團體，為了落實民主參與的政治理想，建構人人平等、去層級化、尋求全員共識的非架構組織，結果並未能真正破除權力落差，只不過隱藏了權力的配置，落得由少數人掌控，反而更不公平、更不民主，而且沒有效能。她主張民主的組織應有清晰的架構、透明的分工，並對全體成員負責，才能網羅人才，有效運作，避免少數同質性強的個人壟斷決策，形成寡頭專制。此文流傳甚廣，影響不限婦運，已是社會運動經典。
哈特曼(Heidi Hartmann)是美國經濟學家，曾任教耶魯大學，1987年在華府創設婦女政策與研究所（Institute for Women’s Policy and Research），從事政策研究。她發現勞動市場的性別歧視導致女性薪資偏低，因而無力負擔托育支出，只好選擇離職回家照顧幼兒，結果造成就業市場更歧視女性。她主張在政策設計上應使男女都能兼顧家務，並且解決家庭內有關生產和重分配的衝突。所謂生產指的是家務如何分配、家務的水準以及誰出外賺錢；重分配指的是錢如何使用以及由誰決定。此外，她倡導同職同酬、每一行業就業人口的性別比都男女相當、重視女性就業且考量女性生育過程和經濟生產之間的關聯。
<馬克思主義和女性主義不快樂的婚姻>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發表於1979年，馬克思主義中包含有父權成分，無法對女性主義平等相待，男性也不會輕易放棄他們的性別特權，所以兩種主義註定無法圓滿結合。女性主義社會主義不僅需要站在社會主義立場對抗資本主義，也需要解構父權體制。
巴特勒(Judith Butler)影響酷兒理論至鉅，1990及1993年她在《性別麻煩》(Gender Trouble)和《至關重要的身體》(Bodies that Matter)中用「性別操演」(gender performativity) 來闡述個人性別如何形成，說明性別經由重複性的表演，隨時更新、修改、鞏固，在過程中受到社會規範制約，逐漸內化，以致表面看似天生自然。她主張的性別非本質化和性欲的流動性質成為酷兒理論的基礎。
2004年她再出版《消解性別》（Undoing Gender），重點放在跨性別、變性、雙性人的社會處境，以個人在社會生活中對承認的渴求為論述核心。在書中她不再堅持顛覆社會規範，而是如何與之共處，並指出人需要生活在與他人的互動和關係中，渴望得到承認。而個人應一方面務實考慮社會規範，為自己做理性選擇，同時也對規範保持批判，消解「正常」的刻板觀念，給予差異者生存空間。2015年她在受訪時主張，人人應自由定義和追求自己的人生，不應被疾病化、去真實化、騷擾、暴力威脅、暴力對待或犯罪化，但不再主張性別是流動的和可以改變的，她說自己的性別就確定從未改變過。
本章所選<承認與消解：朱迪斯.巴特勒的《消解性別》>對巴特勒的三部重要作品有深入的比較分析，作者郭劼撰寫此文時(2010)在美國南卡羅來那大學擔任助理教授。
1980年代後現代大師拉康、傅柯、德希達等人的理論被引入女性主義論述，在男女同志理論（lesbianandgay theory）社群中受到歡迎，卻遮閉了女同志理論的女性視角。性別變成無視於女性所受的壓迫，既好玩又前衛的表演，與女性主義最關切的性暴力、經濟壓迫、非法墮胎等議題脫鈎。戴菲一向反對性別本質論，也不同意美國人發明的「法國女性主義」一詞，＜法國女性主義：帝國主義的發明＞（French Feminism: An Imperialist Invention, 1996）這篇文章指出，美國後現代主義稱三位法國非女性主義者的言說為法國女性主義，將其本質論扭轉為非本質論，利用美國人感到陌生的異國「女性主義」做為稻草人，來質疑美國的女性主義，為反女性主義者在論辯中取得一席之地，再引入其背後的男性「大師」，占據女性主義的鎂光燈，其主要動機在推銷本質論，並宣稱女性主義已成過去式。
巴瑞(Kathleen Barry)曾獲柏克萊加州大學社會學與教育學博士，現為賓州州立大學榮譽教授，著有受國際重視的《女性性奴隸》(Female Sexual Slavery, 1979)，翻成多國語言，包括中文和韓文。她出生於紐約州工人家庭，關心社會底層的女性，積極奔走，救援被迫從事性工作的女人，也與性解放論者奮戰。＜解構解構主義(或，女性主義研究怎麼了？) ＞(Deconstructing Deconstructionism (or, Whatever Happened to Feminist Studies?1991)探討在美國學術界的婦女研究去除女性主義、強調差異和分裂女性的過程，結果造成性重新被自然化，她憂心年輕女性同時面對來自性解放和基本教義保守勢力的性注定論時，會喪失自主性，但也相信年輕世代仍會發現問題和尋求答案，這也是女性主義的起點。
東華大學賴淑娟教授特別為本書撰寫＜從西方凝視『之下』到『之內』＞，介紹後殖民女性主義者莫漢蒂(Chandra Talpade Mohanty) 被廣泛討論的<西方凝視之下：女性主義學術與殖民論述>( Under Western Eyes：feminist scholarship and colonial discourses, 1984)，以及她近20年後再寫的<再訪「西方凝視之下」：透過反資本主義的奮鬥建立女性主義連結>(“Under Western Eyes” Revisited: Feminist Solidarity through Anticapitalist Struggles, 2003) ，兩篇重要的理論文章。 莫漢蒂表示，任何關於第三世界女性主義知識或政治建構的討論，必須同時大破大立：一方面批判西方女性主義霸權；同時形塑以歷史及文化脈絡為基礎的自主性、區域性的女性主義論述。這兩篇論文，前一篇批判西方女性主義在論述第三世界女性時，知識霸權的盲點，忽略了女性群體所處社經位置的差異性；後一篇討論如何連結女性主義學術理論與社會實踐，以及透過看見地球南北女性之間的差異處境，更精準勾勒出同時存在的女性之間的共同性和相關性，女性主義者才能跨越地域、認同、階級、行業、信仰等等的差別，手牽手進行反帝國主義、反資本主義及反全球化經濟發展的政治鬥爭。
第二波婦運1960年代興起於美國，影響深遠，但正逢美蘇冷戰，以蘇聯為首的共產國家因婦女勞參率高、有更多女性專業人士、科學家、政治領袖，在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和第一、二屆世界婦女大會(1975、1980)占有優勢，批評西方婦運訴求男女平權格局太小，應從根本上消除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讓世界不再有剝削和壓迫，美國政府冷淡以應。1985年以後，雷根政府改變態度，以金錢支持美國婦運團體爭取第三、四屆世婦會主導權，1989年東歐集團解體後，美國復以經濟援助為手段，在其國內扶植親美團體，性別議題遂成全球婦運主流。
1980年代後期，英、美等國為減輕財務負擔、提升施政效能，開始削減集體制的社會福利，並轉向企業型政府發展：以績效為導向、服務外包、公營事業私有化、放鬆對民營企業、金融等的干預，被稱為新自由主義。影響所及，在政府產生了市場女性主義(market feminism)，與婦女／性平相關的業務轉包出去，由專業化、擅長資料分析、製作報表的性別專家以及以募款、管理能力見長的非政府組織承攬。在民間則是：
一、利潤導向的企業樂於大量進用女性，降低工資；增加管理階層女性，開發多元決策角度，擴充市場和人才庫；從商業觀點做性別分析，提升產值和創新、增加銷量。
二、婦女的非政府組織興起，憑藉競爭和生產力爭取政府補助和企業支持。相形之下，採取對抗立場的激進婦運團體失去生存空間。
三、個別女性憑藉才能和工作績效獲得發展機會，得以晉級高位，分享權力和資源。
在新自由主義助長下，已開發國家挾其經濟優勢，強化全球統治，加深貧富差距，掠奪自然，破壞生態。部分女性主義者（特別是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緬懷婦運初期的理想與熱情，反省為何到了本世紀初失去了大規模的集結和改變世界的決心，她們將矛頭指向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認為：
一、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維護個人權利，與資本主義的核心價值和先決條件不謀而合；
二、全球婦運在美國引導下強化了西方文化的優越性，幫助跨國公司拆解傳統社會的凝聚力，更有效殖民第三世界。
因懷疑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和資本主義有所勾連，乃塑造出具批判意涵的「新自由主義女性主義」一詞，但沒有個人或團體認同此分類, 自稱新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者。
自身的能力和特點屬於個人所有是自由主義的基本理念，每個人擁有自身資產的信念曾用來對抗階級和父權宰制，也觸動女性主義者改革婚姻法、爭取身體自主權、推動婦運。自由主義女性主義採用自由主義的語言（如自由、平等機會、相同權利、消除歧視），用來在體制內爭取漸進的變革，不能說沒有成效。固然這些論述也可以為資本主義用來收編女性、擴充市場，但女性主義建立在「性別身體」之上的社會分析和挑戰男性絕對權力（以及任何絕對權力）的基本立場，其物質基礎與自由主義大相逕庭，遑論資本主義化的新自由主義，所以「新自由主義女性主義」是一矛盾的概念，並無實質意義。
魏開瓊的<女性主義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與反省>，從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角度提出對新自由主義的分析與批判，並呼籲當代女性莫輕易受惑於「女性崛起的幻象」，莫被新自由主義收編。
八、策略選擇與行動
女性主義和婦女運動為女性的人生開啟了前所未有的選項，是機會，也是考驗。站在歷史的轉捩點，面對選擇和挑戰的時候，不同的女性主義者，各自以不同的位置、不同的生命階段、不同的問題分析，找到戰鬥和抵抗的縁由與奮戰的方向，也為女性主義留下寶貴的資產。
胡克斯(bell hooks)從小因身為黑人而受盡欺凌，但也因而培養出敏銳的觀察力。她進入史丹佛大學等名校，完成博士學位，成為教授，也出版了三十多本書及許多影音出版品，交織呈現黑女人的種族、階級、性別處境。她力主女人和男人平等對話，挑戰男性霸權；也鼓勵受壓迫者出聲，講自己的故事。她的第一本書取名《我不是女人嗎？》(Ain’t I a Woman?)，表達對十九世紀特魯斯的崇敬。其中＜選擇邊緣作為激進開放的空間＞(Choosing the Margin as a Space of Radical Openness, 1990)告訴讀者如何不背離自己的出身，集結集體的力量，打破沉默，從邊地發聲，將邊緣轉化為抵抗和創新的所在。
史坦能(Gloria Steinem)早年從事新聞工作，是1970年代美國婦運的領導人物之一。她從小貧困坎坷，很早便從單親母親的人生體會到性別不平等。從事新聞工作後，親見更多女性受困於環境，她四處宣揚女性主義，與朋友創辦Ｍｓ雜誌和多個有影響力的婦運組織，如女性媒體中心(Women’s Media Center)。內在革命(Revolution from Within: A Book of Self-Esteem, 1992)是她眾多暢銷作品中銷售時間最長久的，回溯個人的生命經驗，揭露當年表面光鮮亮麗、充滿戰力的自己心中如何軟弱和缺乏自信。從自己和別的女人的故事中，她讓讀者看到個人的也是政治的，探討如何破除內心的和外在的障礙，並且分享她在步入老年之際，如何從大自然、其他女人身上和自己的早年去尋求力量和自信。
巴瑞除了著書立說，也積極行動，奔走全球，於1988年成立國際組織「反對販賣女性聯盟」(Coalition Against Trafficking in Women)，拒絕區分自願和被迫賣淫，遊說各國政府立法，處罰嫖客、仲介、妓院、人口販子，但不處罰性工作者，頗有成效，被稱為瑞典模式或北歐模式。在＜色情媒介和全球性婦女性剥削＞(Pornography and the Global Sexual Exploitation of Women, 1996)中，她主張侵犯個人的基本人權時，不能以被壓迫者的「同意」為藉口，因為被壓迫者並沒有被賦予不同意權。她極力反對以美國為首的政經集團利用言論自由和資本主義市場販售色情和女體，因為性暴力和性剝削使女性淪為物品，也是男女不平等的根源。
十九世紀中葉英國婦運人士曾為了女性在公共場所出入的自由和安全，爭取獨立於男廁的女性專用公廁。過了一百多年，在男女平等的前提下，女性是否應保有自己專屬的空間再成為一個新的課題，牽涉到女校應否收男生、公共交通工具應否有女性專屬車廂、公廁和學校的體育課應否去性別化？美國部分州規定學生有權根據個人的性別認同選擇使用廁所和更衣室、選擇上男生或女生的體育課，點燃了新的有關性別的爭議。近年來行政院也在性別主流化的旗幟下，跟著推出不分性別的性別友善公廁，成為新的公共政策。
曾任教於墨爾本大學的傑芙瑞(Sheila Jeffreys)從激進女性主義立場反對將公廁去性別化，在<廁所政治：女性主義者對去性別化女性空間的回應(The Politics of the toilet: A feminist response to the campaign to ‘degender’a women’s space”>, 2014)中，她堅稱現今的女性仍需要數量足夠的、安全、符合需要的女性專用廁所。至於不分性別的公廁應另外按照跨性別者的需求規劃，與女廁有所區隔。
吳芷儀是台灣性別不明關懷協會創辦人，她曾另文指出，跨性別者不想挑戰性別界限，只是希望扮演好自己選擇的「性別角色」，藉由學習與互動，受到社會接納。她們守護社會制定的「性別框架」，不希望被打破。她鼓勵跨女與社會對話，增加彼此了解。在<從女廁來談跨性別運動，2016＞中，她從跨女角度主張保留女廁，認為為跨女設置不分性別的廁所只會將跨女邊緣化。
附錄三篇摘錄與女性主義討論家庭、私有財產、親子關係相關的文章，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財產與國家的起源＞和佛洛依德的＜性體系發展階段＞在本書中都多次被不同作者引用。王友琴則以中國孝道對比佛氏的伊底帕斯情結，說明中西文化處理戀母情節的文化差異，皆可供讀者參考。
女性主義十九世紀以後方才出世，從女性的視角歸納出新的概念（如「女人不是天生的」）、創造新的名詞（如性政治），也對舊名詞賦予新意義（如父權、情欲）。若讀者初次細讀女性主義，對某些名詞／概念感到不確定，可使用本書後面的「重要名詞索引」，參考其他章節對此名詞的闡釋或不同觀點，將有助於全方位的理解。本書內不同章節之間可對照或參考的段落也以頁碼註明，以便讀者查閱、比對。希望此書是一支鑰匙，幫助有興趣的讀者進入女性主義堂奧，享受閱讀和思考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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