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舞故我在：與彩虹生命講堂的Selina 和 Tad 老師談跳舞

　　　
顧燕翎(序)女書出版

彩虹生命講堂

　　此文中的“我”是單數，也是複數；是第一人稱，也是第三人稱。）

　　“我”究竟是誰？我要如何認識自己？我的生命功課是什麼？

　　自呱呱墜地，我就無可逃遁地受到文化的、社會的種種制約，我早已不再是我，而變成社會習氣的累積。我自以為活著，自以為頭腦清明地做抉擇，但若缺乏自我觀照，我其實沒有一分一秒在做自己，或者明白自己在做什麼，一切做為或抉擇只是習氣的反應而已。在某些機緣之下，我於是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暫時逃離，透過各種歷練和方法來認識或釋放自己。對作者而言，認識自己最強烈的方法就是阿根廷探戈，尤其是擺脫在地的制約，到國外去跳舞，展現自己最真實、最柔軟、最有魅力的狀態。

　　作者覺知到，她受到阿根廷探戈音樂的勾引，被這份感覺所觸動，並不是被動的反應，而是一個內外共振的過程，若她內在不具有一份跳舞的渴望，就不會被跳舞的音樂所牽引。我可以藉由千百種方式來了解自己：種花、耕田、呼吸、算命、跳舞… ，無論那一種途徑，都是透過一個假借的觀點來回觀自己，經由折射的過程，增加自我覺知的深度與廣度。例如，種花讓我歷經了春夏秋冬的季節性變化，波段性的宇宙過程相應到自己的個性，而體會到自己的多重層面，延伸了當初對自己的單一認知。作者也在追尋阿根廷探戈的源起過程中去認識自己，並建構自己的詮釋系統。

　　然而，若缺乏往內觀省的能力，將焦點放在外在物件上，便也極易因為固著於某一種觀點或關係而忽略了其他所有同時存在的發生和關係。例如，當我的交通工具是摩托車的時候，我只注意到摩托車修理店，一旦我成為開車族，我的焦點便轉移到汽車維修廠。理性只是生命的一個小區塊，當我帶著腦袋做事，而不是用生命在做事，我永遠都設定了一個焦點，而錯失了認識不同的我的機會，也因而流失了大部分生命的能量。若在被探戈勾住的過程中，我開始反思自己，發現自己被單一焦點勾住的嚴重性，於是便有機會同時看到不同的東西，拉開理性的認知，去認識自己的情緒體，認識生命中的其他區塊：不同的我，柔軟的我…，因而讓我更具有覺知能力，於每一秒都清醒地活著。


　　從學習自發功的經驗可以窺知人的無限潛能，一旦完全放鬆，溶入當下，我隨時可以跳探戈，不必學習。是原有的制約和對探戈的想像阻礙了我與內在能量的聯結，而失去了行動的能力。探戈的原初本是一群人的隨興起舞，舞步和舞序不過是前人經驗的累積和後人制定的典範系統。然而詮釋方法越多，人就越偏離生命，花太多時間在講、在想。當音樂響起，我卻在想：要不要跳？對不對？丟不丟臉？音樂結束了，還沒有跳舞，時間也就過去了。理性詮釋往往將我們帶離了行動，其實思維只是帶我們去分辨生命過程的某一部分能量而已。人因行動而存在，然而現代人都在思維，被自己的思維框住，失去了行動力，也使得生命變得僵硬無趣。

　　生命與理性有時是互相衝突的，理性要的是結果，生命要的卻是過程，因為所有生命的結果都是相同的：死亡而已。因此我需要學習放掉理性，鍛鍊與內在力量的聯結，瞬間想到就去行動，就像練自發功一樣，一旦做了就能夠分辨。身體自會分辨什麼是探戈。放任身體去跳舞，讓理性一旁觀看和享受這當下。在放任自己的過程中，我逐漸學習信任自己，達到思考與行動的平衡。


　　由於害怕社會的失序或失控，所有的文化都在進行對個人的制約，對言行的規範。然而，生命有限，真正的智慧為了追求更大的目的──認識自己，與大我合一－─必然珍惜生命力，而不得不節省慾望，自然而然走向規範，所以無所謂壓抑，無所謂忍耐。人若想要認識自己，終究會問：我要如何在有限的生命中去探索自己無限的成長。生命苦短，為了追求生命最大的美好，留下珍貴的痕跡，我必然會自我珍惜，做我最想做的事，所以真正的智慧不在於如何追求，而在於如何節省生命力，因此不可能落入自我放縱的泥淖。
　
　　在雙人探戈中，我面對的不只是自己的規範和制約，還加上對方的。兩人在拉扯的過程中，漸漸體會到強弱的細膩互動，於是可退讓的部分增加，界線不再那麼清晰，身體的彈性出來了，達到更為和諧與忘我的境地。這種全然的放鬆不是靠大腦想的，而是身體的自然反應。共舞的雙方都需要放下理性和思考，信任身體的記憶功能比大腦好，信任自己，也信任對方，自然地被帶領，而感到全然安全和愉悅。越好的技巧，需要學會越大的放鬆。當雙方柔軟的狀況達到共同的和諧，理性與感性的能量臻於平衡時，大腦並未缺席，只是它不再是操控者，而是與一切的瞬間共同並存：音樂、你我的波動、牆壁桌椅的波頻…，享受當下全然共振的感受，所以在那一刻，腦袋是在跟一切存在共舞。非僅如此，在這全然的和諧以及快感的極致中，跳舞的已經不是個體的你我，而是整體的大我。

　　從生命未來學的觀點，西元0-1999年是人類歷經整體理性開發的過程，個人生命的成功在於能夠證明自己是強者。在權力導向的陽剛體系中，女性不是變成男性框架中，被男性文化定義和制約的一環，就是變得更像男性，才能獲得出路，所以女性汲汲於尋求男性認同。然而無論是強者或成功者，都不過是在一個理性的有限體系之下，表現出最大的生命力。2000年之後，人類歷經了前所未有的世代轉移，開始渴望認識自己的陰柔面、柔軟面。生命力變得柔軟的時候，可以呈現任何狀況，當我覺知自己的力量和潛力時，何需向任何人說明或證明？不需要證明仍能存在，才是真正存在。有幸生活於2000年後，今天的我不需要像《最後的十四堂課》中那位瀕死的社會學家，當他完全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回復到嬰兒期的柔弱依賴，不能再證明什麼，才終於學會真正享受生命，專注而投入地看花、欣賞風景。我幸而及早有所醒悟和選擇：成為理性有限體系中的佼佼者，抑或無限體系中的初學者？或者我已經不再需要時時記掛著我的腦袋？
　
　 請接受我的邀請，放下腦袋，把自己交給音樂，盡情舞動你的身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