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峽兩岸婦女研究姐妹情

顧燕翎

女人的自覺與成長

　　在父權社會中，女人做為第二性的基本處境相同，所不同的是個人或集體的自覺程度。女人在各自的時空掙扎求存，自覺為他者的歷程也是成長的過程。在過程中，「我」與其他女人相遇，看見彼此，得到印證，也因而獲得力量。

　   女人的成長在集體的、婦女運動的層次和個人的層次同時進行、互相增強。

　　婦女運動和地方性社會運動最大不同之處，就是女人之間跨文化、跨世紀的互相看見、互相傾訴。十九世紀末第一波婦運即呈現強烈的世界性，首次世界婦女會議於1888年在美國首府華盛頓舉行，成立了國際婦女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Women)，很難想像百多年前的場景，各地婦女如何舟車勞頓，才得見上一面，其中需要多大的勇氣和盼望！

　　第一波婦運在爭取到投票權之後，聲勢略衰，卻始終有少數女性主義者奮力堅持，維持著星星之火。到了1960年代，婦運再度集結，發展出婦女解放運動、婦女研究和女性主義理論。

女性文化的建構與挑戰

　　第二波婦運以美國為基地，1970年後許多女性主義書籍相繼問世，如《女性團結有力量》（Sisterhood is Powerful, ed. Robin Morgan, 1970)、《我們的身體我們自己》（Our Bodies Ourselves, the Boston Women's Health Book Collective，1971）等。二十年後，出版事業更盛，《我們的身體我們自己》經過數度再版，變成厚厚一大本的女性健康手冊；Morgan再出了一本《女性全球大團結》（Sisterhood is Global），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考古學教授Marija Gimbutas　揭露了考古的重大發現：《女神文明：古歐洲的世界》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goddess: the world of old Europe, 1991），探討新石器時代及之前的母系文明和女神崇拜，給予以非暴力為基礎的女性文化實證支持。1990年全美婦女研究學會登錄的婦女研究學程和學系達到了六百二十多個。

　　全球婦運的浪潮在1970年代沖到台灣，先有呂秀蓮成立拓荒者出版社，出版新女性叢書；後有1980年代婦女新知雜誌社和婦女新知基金會出版部，傳達女性心聲；1990年代任教北美的陳幼石也以個人之力，籌資出版了《女性人》雜誌，同時在台北和北京發行，介紹女性主義經典。

　　然而，初綻嫩芽的女性文化在父權土壤上生長不易，1985年台灣的婦運團體得到國外贊助，在台大設立婦女研究室，婦女研究獲得了某種程度的正當性，女性主義卻受到打壓，被排除於學術大門，直到1995年才稍獲緩解。美國的婦女研究也面臨相似的命運，才在大學校園裡有了立足之地，便受到性別研究的挑戰。從1993年開始，網路上的婦女研究討論群（成員多半是在大學教授婦研學者）就經常在爭議是否改名為性別研究、如何抗拒改名、或因何緣故敗下陣來。

從台北到鄭州

　　就在這樣的氛圍下，香港中文大學於1989年11月舉辦了首次「華人社會之性別研究研討會」。任教於華盛頓大學（華府）的周顏玲教授極力遊說我參加，當時我是婦女新知基金會女性學研究中心（後轉型為女性學學會）的召集人，這是會晤大陸學者的最好機會。兩岸三地的婦研學者初次共聚一堂，交換論文，但會後仍各自守著自己的小圏子。籌備單位因「失誤」，將我與鄭州大學的李小江安排住同一房間，不斷道歉，我們卻一見如故，形影不離，小江說她到香港最大的心願就是結識台灣學者。會後我們沒有去逛街，回到房間，她談她夢想的婦女博物館，我說我醉心的女性主義，時間似乎永遠不夠，於是相約下次再談。

　　很快到了1990年3月，鄭州大學婦女學研究中心舉辦「中國婦女社會參與和發展研討會」，小江主辦，是大陸首次的全國性婦女研究會議。我又轉邀女性學研究中心的副召集人成令方和出版部主任鄭至慧同行，台灣方面還有劉金純、吳娟瑜以個人身份參加。

　　那是六四後第一次全國性學術會議，政治氣氛有點緊張，教育、新聞出版、婦女幹校系統、婦聯系統、港台、歐美都有人參加，學術與實務並重。大部份參與者都是第一次接觸彼此，充滿期待，情緒高昂。每晚不設主題的「夜間沙龍」，總是聚了許多人，欲罷不能，比白天的正式會議還要熱烈。由於台灣方面第一次與會，特別受到注目。我們攜帶的出版品也很快被索取一空，鼓舞了年輕的與會者走上婦女研究一途。

　　當時台灣剛解除戒嚴，婦運聲勢正盛，女性主義漸成顯學，但也面臨反挫。大陸則是正要對外面世界開放、從社會主義走向資本主義，婦女運動尚未發端，婦女研究因而停留於前女性主義的問題意識與方法論，關心的焦點是大男、大女（廿八、九歲）未婚、女性的離婚與就業、經濟發展與農村貧窮等問題。雖然同樣關注女性和性別議題，雙方卻用不同的觀點和語言去詮釋女性意識，對許多大陸參與者而言，體現「自我意識覺醒」意味著揚棄過去文革年代壓抑的女人味，在服裝、美姿上追求時尚，在情感上尋找避風港，或做一個家庭事業兼顧的女超人。在追求性別結構解放的我們看來，這不就是從共產主義回歸傳統男性社會的價值觀嗎？吸引我們的反而是當地婦聯老幹部的樸實剛毅，以及根植於馬克斯理論的產育假。

　　唯有討論到經濟改革中，婦女應否「回家」的議題時，河南婦女幹部學校的陶鐵柱以女性主義觀點指出了官方僅把女性當做調節勞力的工具，而非真正關注個體的成長，因此五０年代加強生產期間鼓吹婦女就業，八０年代又為了精簡勞動力而提倡婦女回家。當時陶先生獨力翻譯西蒙波娃的的巨作《第二性》，正交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後來他托朋友帶了一本到台灣送我，只是這本書由英文翻過來，經過兩次轉譯，未免有所失漏。多年後台灣譯者邱瑞鑾又花了六年時間從法文直接翻譯，於2013年由貓頭鷹出版社出版，終於有了更為接近原著的中文版。

《女書──世界唯一的女性文字》

　　因為對女性意識的理解不同，當來自武漢的宮哲兵教授在會議中展示他在湖南江永山區發現的女書作品時，大陸學者們認為，這些目不識丁、小腳村婦的作品毫無文學價值，不值一顧。台灣的婦運者卻如獲至寶，這素樸、原始的女人心聲正因為作者不識男字、未受父權文化洗腦，而更彌足珍貴。遠離中原的山區、漢瑤雜居的化外、女人之間的祕密書寫，有可能逃過父權文化的天羅地網嗎？世上可能存在我們夢寐以求的原生態女性文化嗎？

　　會後，大家整裝歸去，至慧一人改變行程，跟宮哲兵到武漢，仔細檢視女書原始資料，決定帶回台灣由婦女新知出版。期間她親訪江永做田野。然而，女書作者習慣於身後焚毀女書，文革期間大部份倖存的作品和女人相聚吟唱女書的花山廟都受到破壞，女書傳人也僅剩兩、三位老婦。不過，女書的曾經存在和保存下來的部份仍見證著女人堅毅的創造力和生命力，留給後人無限的想像和追思。

　　女書是一種菱形的音節文字，與方塊象形的漢字屬於截然不同的文字系統，因為無法排版，至慧訓練了一群志工，動手抄寫，然後以照相方式印刷。朋友們雖然興緻勃勃，認真學習，終究缺乏練習，畫出來的女書行家看來慘不忍睹，她只好自己重寫。

　　《女書──世界唯一的女性文字》，Ａ４大小、頁面四角飾以手繪圖案、布面精裝，女書和男字翻譯並列，於1991年在台北由婦女新知基金會出版，並做成英文簡介，向全球發行，成為世界名校圖書館的珍藏，也引發了全球婦女研究者對女書的注目，而陸續有研究與出版品。江永到台北千山萬水之遙，女書作者和台北年輕的婦女運動者又相差兩、三代，語言、文化隔閡，是什麼樣的動力讓都會的女性主義團體傾其所能、不計成本、精裝印行從未謀面的深山老嫗的私密話語？

　　女書不只打動了年輕的台灣女性，也成為女性共同的夢境，美國華裔小說家鄭麗莎寫成了《雪花與祕扇》，並拍成好萊塢電影；加拿大華裔詩人黃貞編寫了《(為你)隱藏文字》的舞台劇；台灣舞蹈家譚惠貞編了《女書》舞蹈；音樂家譚盾則創作了女書的微電影交響詩 …。

從台北到西安

　　1990年代以後，兩岸的婦研學者交往頻繁，林維紅擔任台大婦女研究室召集人期間，安排了多位大陸學者和研究生到台灣交流，參與研討會。2009年4月26日至5月6日的五一長假，香港樂施會在西安贊助了一個 「法律與政策社會性別理論與分析方法」工作坊，集結了大陸各地以及台灣的學者輪流、密集上課，互為講者與聽者，收穫豐碩。我讀到當年十七大報告中，「服務型政府、以人為本、男女平等」的三大政策方向時，贊賞不已，因為多年來為台灣政府缺乏明確的政策方向感到失落，未料對岸的朋友卻不為所動，認為只是口號。

　　在西安期間特地去參觀了陝西師範大學的婦女文化博物館。李小江離開鄭州大學後，曾短期任教陝西師大，將她辛勤搜集的四百件文物留此，由屈雅君繼續奔走，終於美夢成真。展區面積1000平方米，文物藏品1200餘件，分為「她的故事」、「江永女書」、「生育文化」、「女紅」和「中華嫁衣」五個專題。

　　中華女子學院兩位年輕的老師魏開瓊及馬亞萍會後邀我做了一個深度訪談，對照兩岸的婦女處境、婦女政策和婦女研究，刋登在該校的學報上。

從台北到江永

　　2009年9月至慧不幸過世，次年，我和維紅、范情、謝園等友人決定遠赴江永尋踏老友足跡。哲兵當時生病，他的兒子宮步坦一路陪著我們。舊友楊仁里還保存著至慧的親筆卡片;曾經接受培訓的新一代女書傳人何靜華即席做了女詩，當場吟唱：　

「一根紅線連向天，天下姊妹連攏來；瀟湘河水深千尺，不及天下姊妹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