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沒有權利保持沉默… 政府 議會 工作權

顧燕翎

　　有些事情大家都覺得對，但是你就是不能說，可是你也不能不說。我們的政治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2003年九月下旬，內政部長余政憲因為接受廠商招待按摩，被《壹週刊》揭發，各界矚目，他立刻公開鞠躬致歉。民生報記者鍾蓮芳、蘇秀慧報導：余政憲坦承，長期以來都有利用推拿、指壓來消除疲勞、紓解壓力的習慣，對於某周刊報導他違法找明眼人按摩，同時接受招待，余政憲表示，他與出錢的佳能老闆董先生及另一位友人李先生是擔任高雄縣長以來的好友，彼此常互相請客，不涉及內政部相關業務。

　　此案之所以引起軒然大波，至少牽涉到兩個面向，其一是政商關係，政府高官接受廠商招待，是否違法或違反行政倫理；內政部主管的業務龐大，牽扯到各種利益團體，瓜田李下，至少需要避嫌。其二則是主管機關的首長以身犯法，因為1980年公布的身心障礙者保護法規定，“非視覺障礙者不得從事按摩業”，並在其後數次修法中增加罰則，將按摩工作保留給視覺障礙者，除了醫護人員以按摩為病患治療外，其他明眼人不得從事按摩業，而內政部正是此法的主管機關，如今主管業務的最高長官觸犯了知法犯法的大忌，不僅視障按摩業者有話要說，也給予政敵大肆撻伐的機會。

　　但是，仔細探究，這條法律反映了法律和政策制定者無視社會現實、弱勢處境的偷懶心態，也正因為違背現實、難以執行，而在條文間巧妙地留下欲擒故縱的破綻：白紙黑字明白寫著非視覺障礙者不得從事按摩業，違法的業者、從業人員罰款新台幣一至三萬元，業者加倍處分，卻像罰娼不罰嫖一樣，沒有處分客人的規定。同時，衛生署將腳底按摩、指壓、推拿、頸部以上美容按摩等皆列為「民俗療法」，予以承認，卻不列為醫療行為、不以醫師法規範。既屬治療，社政單位將按摩視為醫療行為，不在管轄之列；而衛生單位卻將之視為民俗，也不在管轄之列，這個無人管轄的灰色地帶，遂給予明眼人以民俗療法為名從事按摩的最佳護身符。根據內政部的資料，2003年各地稽查告發的共有1166件，但開立處分書的僅七成（912件），翻閱台北市政府歷年的訴願決定書，許多業者即使當場被逮個正著，拿到罰單，也常以治療的名義，訴願成功，免繳罰款，而使得所有辛苦的執法化為泡沫。或許正因如此，坊間整脊、腳底按摩、推拿、指壓等新興行業方興未艾，也普遍由明眼人服務，對公權力形成莫大的嘲諷，甚至連主管業務的部長都忘了法律的存在。

　　身心障礙者的就業保障在地方屬勞工局管轄，但正好在那一年台北市稽查非法按摩的業務卻被勞工局推給了社會局。社會局沒有勞工局的勞動檢察權，也沒有警察局的搜索權，必須會同警察才能進入營業場所檢查，即使有人檢舉，也往往錯失時效，所以真正現場查獲，符合開罰單條件的個案很少，訴願後仍成立的個案更少。但即使法律有嚴重缺失，即使全國民眾都對這條法律視若無睹，主管官署的行政首長公然違法仍遺人口實，成為媒體焦點。余政憲案爆發後，按摩突然變成政治事件，台北市親民黨市議員立刻召集各大媒體，要求社會局主管科科長陪同，浩浩蕩蕩進軍部長曾光顧的凱旋門理容院，在數十台閃光燈下現場開罰單，處罰業者。科長按照一般案件處理，沒有當場開單，與議員僵持之下，成為新聞事件。

　　當時我正逢喪假，從小撫育我們的外婆卧床四年之後病逝，我是她的長孫女，也是在台唯一親屬，挑起所有喪葬的準備工作。幾天之內，家人陸續回國，我們選擇低調的葬禮，只通知了至親好友，舉行簡單的儀式。外婆雖然思想開通，仍無法接受火葬，我們將她送至林口的墓園，她的棺木剛放入土中，我就接到了長官的電話，責備我未親自上第一線處理凱旋門事件，要我“立即停止休假，回去上班。”在我回去之前，新聞處長就已經要求社會局的科長開出罰單了。為了沒有親自上第一線打擊敵人，失去了作戰立功的機會，我在市議會和市政會議都一再經承受重炮攻擊，聽說泛藍名嘴趙少康也在廣播節目中主張撤換社會局長。喪親期間，我深切體會到政治的無情，和一切作為泛政治化的無奈。而從國外回來的親友們也難以理解為什麼視障者和按摩必須劃上等號。

　　按摩事件並未就此落幕。議會的總質詢通常是議員的秀場，所有重大演出都選擇在總質詢的場合，例如喧騰一時的腳尾飯風波。委員會和業務報告則因人數較少，時間較長，議員們往往會收斂誇張的表演，平和地交換意見，有些認真的議員甚至願意做比較深入、誠懇的討論。按摩事件後一週正逢市議會民政委員會業務報告，在討論結束後，新黨市議員李慶元突然想到要問一下我對視障按摩的看法，他表示世界各地都是明眼按摩，他詢問列席官員有幾人到過泰國，結果有七人舉手，其中五人在泰國曾被明眼人按摩過。李議員認為應開放明眼人按摩，但同時保障盲人，可依明、盲比例，規定按摩師人數，或比照勞工殘障基金方式，業者如全雇用明眼人按摩，可以以繳代金方式，用來保障視障人士。

　　我同意他的基本看法，告訴他根據研究發現，全國領有證照的視障按摩師只有兩千多人，台北市不到一千人，市場需求則是此人數的數十倍，所以實際上從事廣泛的按摩業者大部分為明眼人，有些場所如上海浴池、spa池，地上濕滑，視障者前往容易滑倒，亦不適合視障者工作。目前世界上很少國家以法律禁止明眼人從事按摩業，或者將某一種行業保留給某一類人口，對視障者較好的照顧應是減少他們的生活、學習和就業障礙，讓他們在許多行業中都能得到與明眼人同樣的發展機會，不致因為只有視覺的不便就落得只有從事按摩一途。政府可以做的是一方面保障視障按摩者的工作，提升其專業競爭力和管理能力；另一方面以特別稅收的方式要求非視障業者付費，用於協助視障者在他們真正有興趣的領域學習和發展，據我的接觸，許多業者都願意以付費的方式來取得合法經營的權利，避免非法營業的困擾；而大多數從事按摩的工人本身亦是經濟弱勢者，他們也需要合法的工作。台灣按摩技術獨步全球，是珍貴的文化資產，若能結合中醫和民俗醫學，發揚光大，必可提升國際競爭力。不過，在我們能確實照顧好盲人之前，目前仍應執行現有的法律。

　　在我說完之後，有記者和議員走到我的座位，對於我就事論事，不官樣文章，表達敬佩之意。然而和媒體打交道，官員的處境實則不如警匪片中的匪類：你不可以保持沉默，你說的任何一句話都可以單獨挑出來變成對你不利的指控。記者的報導還算完整，但經過編輯加加減減的處理之後，就變成“北市社會局長：明眼人按摩 不應禁止”的大標題，而引起盲人按摩業者和反余陣線的不滿。我隨即召開視障團體和專家會議，有視障業者力主保留按摩專利，完全排斥明眼人；也有人願意接受輔導，提升競爭力。我問他們是否真的願意只從事這一種行業，排除其他職業選項？是否對人生還懷有夢想？是否想要更多？討論到最後，放下情緒性的攻擊，我們的答案其實是一致的。政府應該做的不是將盲人的天空永遠侷限在按摩室的狹窄空間，而是為他們開闢平坦寬廣的道路。　

　　這場討論會，在余政憲事件餘波盪漾之際，媒體當然是有興趣的。但我提出了採訪條件：記者若要採訪，必須從頭聽到尾，不可中途離席，以免報導不完整。因為我預料，一定會經過劇烈的衝突才可能達到共識，若媒體只參與前面的三十分鐘，報導一定聳動而偏頗。結果沒有記者出席。


　　然而，我的視障同仁仍然提醒我，雖然我的觀點沒錯，但是現在不是說的時候，也不符合社會局長的身分，換言之，就是政治不正確。政治自保術是永遠在對的時候才說對的話，但如果政治人物只等待對的時候到來，那麼他有機會說對的話嗎？或者說，如果他不說對的話，對的機會會自動到來嗎？

　　後來白秀雄副市長召集相關局處會議，我們發現台北啟明學校的畢業生在二十年前不論學什麼，最後的確只有從事按摩的出路。但近十年來己有明顯改變，在許多行業中盲人都有一席之地，也有人在普通大學做了教授。後來我有機會認識來自德國的盲人法官和英國的盲人歷史教授，了解他們的政府如何協助他們克服職場障礙，便要求同仁規劃在工作場所協助盲人閱讀文件的閱讀人(reader)制度，因為盲人除了眼睛看不見之外，其他部分都是正常的，若能以人為方式克服這部分障礙，他們的發展更可以海濶天空。此外，我也請同仁與台北電台合作，開闢一個由盲人主持的節目，因為我相信透過其他感官“看”到的世界必會與視覺為主的世界有所不同，若能分享盲人之所見，必會對明眼人有所啟發，也將有助於明盲之間的溝通。

　　在一場餐會中，我被安排坐在英國教授鄰座，他的另一邊坐著陪同他出國訪問的助理，協助他處理日常生活。教授樂觀風趣，讓人絲毫感覺不到他的“殘缺”，我們相談甚歡。當他說，他有特別助理，不必親自批改考卷、作業時，我開玩笑地問他：“你是假裝看不見嗎？”他聽了高興得大笑。離別時給了我一個我從未經歷過的熱烈、持久的擁抱，那一刻，我相信，他比更多明眼人都更清楚看到了我。

　　部長按摩風波在反對陣營斥責，部長道歉、保證聲中獨領媒體風騷兩週之久。之後就像所有的新聞一樣，逐漸落幕，世界又回到原有的秩序。議員和媒體不再追究明眼人按摩的事，甚至回去找自己熟識的明眼按摩師了，電視上公開誇耀日本觀光客獨鍾台北按摩，至於是否合法，早已被置之腦後。也沒有任何一個政黨再公開問，視障者真正的需要是什麼？誰在替他們發言？誰從中獲利？

　　下一個會期一結束，我調離社會局。過了三年，我還在想，我們可以有更公平合理的法律？更表裡如一的政治？更健康安全的社會嗎？

　　為什麼不可以？

保護乎？障礙乎？「非視障者不得從事按摩業」法律規定之研析 蔡明砡